是谁阉割了中国的男根？

是谁阉割了中国的男根？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家与墨家同为“显学”，后世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家开始成为中国历代王朝所标榜的正统。东汉到西晋儒家演变为“名教”，宋朱熹阐发儒学为“理学”，明朝朱元璋行八股取士，把程朱理学发扬光大学说，更有王阳明创立“心学”完全陷入主观唯心。西晋、赵宋、朱明是中国历史上儒学最盛的时期，但是西晋亡于匈奴，北宋亡于女真，南宋亡于蒙古，明朝亡于满州。于是人们很简单的就得出了“儒家祸国”的结论。
渴望通过推翻所谓“儒教”，实现中华复兴的人们开始怀念法家的秦朝，怀念那个充满血性，锐意进取的王朝，他们高呼打倒孔孟，期盼着新的秦始皇横空出世，在他们眼里，儒家阉割了中国的男根，法家才是强国之道。
五四运动的风云砸烂了孔家店，随后中国迎来了新秦皇，到了七十年代，臭老九和孔老二终于被彻底打倒了，而且还被“踏上千万只脚”后“永世不得翻身。”但是中国依然是贫穷的中国，没有像人们理想中的那样超英赶美，一步腾飞。七十年代的中国和五四前的国一样死气沉沉，只不过病人的症状由抑郁转为癫狂。
看来打倒儒家并没有治愈中国的痼疾，那中国的病到底何在呢？一言以蔽之，集权专制制度也。
集权专制是一把双刃剑，用的好可以凝聚力量，提高效率，用的不好则适得其反，中国的集权专制自春秋战国便开始被不断强化，到了清朝可谓被发挥的淋漓尽致，使用到了最高极限。这样近于畸形的专制体制才真正是阉割中国男根的那把刀。
您可能会说我的判断太武断。的确，我不是权威，没有资格武断，但是我们可以静下心来，用事实说话——说儒家阉割了中国的男根，那么和我们一样被讥为“病夫”的土耳其的男根也是被儒教阉割的吗？印度、埃及、巴比伦等一干古文明的衰落是不是也要儒教负责？一个文明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失去了最初的活力是常见现象,并不一定是什么学说作怪的结果.而且古代中国真的想我们想象的那样是儒家世界吗？
古人云“乱世需用重典”战国之世，秦以法家统一天下，以严刑峻法约束百姓，后秦二世而亡，法家声名狼藉，于是黄老、孔孟之学说复起，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成为思想界的钦定正统，直到“五四”前皆然，从这个角度上说儒家理所当然要为中国文明的逐渐衰落负责。
但是这种理论有两个漏洞。
首先，汉随秦制，说破天去儒家也只是一种被提倡的思潮，外儒内法，汉朝骨子里还是法家，后世历朝历代，历位君王，虽然嘴上大唱儒学高调，行的终究是法家。比如洪武皇帝朱元璋，一方面开科举，捧朱熹，另一方面大杀儒臣文士，建立特务机关，滥施严刑酷法，这是哪门子儒家呢？
其次，中华文明有过没落，但是也有过辉煌，汉强、唐盛、宋富，一直到明朝中国依然是不可一世的泱泱大国，是世界的中心，外国人学习的榜样。如果把这些辉煌都算到法家那边，那么中华文明中衰的罪责的确大可以全扣在儒家的头上，呵呵，表儒实法呀，儒家还真是一件遮风挡雨的好外衣。
儒家思想其实有很多的可取之处，比如“仁”、“义”的观念，民贵君轻的思想，“中庸”的理论，等等。而法家思想的精髓在于积极进取，相信历史是不断前进的，勇于改革创新，并且强调纪律，能够通过对“法”的严格执行来提高效率。
设想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法律的制定能出于“仁”的目的，能够兼顾"公平"和"效率"，能够严而不苛，法律的执行又能够一丝不苟，那将是多么的完美。法家的手段，儒家的精神，这种理想状态我们姑且叫他“内儒外法”吧。
可惜专制集权制度下“内儒外法”势必会滑向“表儒实法”，因为“家天下”的制度需要的不是人才而是奴才，表面上高奏的儒家高调只是安抚民众的麻醉剂，鼓吹的无非是顽固、保守、故步自封，哪里还有半点“仁”的影子？
在这种“儒家”幌子之下，大行其道的是法家的性恶论，人被等同于禽兽，尊严完全剥夺，“惟力是从”、“惟利是图”的观念深入人心。
“外儒”磨灭了法家的进取，“内法”摧毁了儒家的道德，中国人的劣根性由此铸成，中国的男根也应声落地，畸形的专制体制利用“外儒内法”成功的阉割了中国的男根。
儒家有道德，但是缺少手段，法家有手段，但是藐视道德，所谓“内儒外法”就是基于儒家的道德而使用法家的手段，而“表儒实法”则恰恰相反。
《吕氏春秋》上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一些儒家、法家的辨证关系。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
“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这条法律毫无疑问是良法，是一种基于“仁”的社会救助。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的行为在儒家看来是高尚的，但是孔子却批评他“失之矣”因为他的这种“高尚”的行为破坏了法律的执行。相反，“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这种行为树立了一种鼓励见义勇为的规范，孔子便大加赞赏说“鲁人必拯溺者矣。”
还有一个小孩分蛋糕的故事也很有趣，两个小孩子分一块蛋糕，谁也不放心让对方分，因为他们都怕对方利用这个权利多占多吃，于是聪明人想了一个办法，让一个小孩分，另外一个小孩选，这样问题解决了，公平也实现了。
这个方法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思想上能基于儒家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公平，手段上能又能建立有效的制度加以执行。这就是“内儒外法”
当然，其他的办法也有，腐儒的方法是进行教化，让两个孩子都变成孔融，主动谦让；法家的办法是，建立奖励机制，把分蛋糕的权利作为奖品，奖赏给成绩好的孩子，至于分得蛋糕少甚至没有分到蛋糕的孩子的反对大可以用巴掌镇压；外儒内法的方法是把大块蛋糕给自己喜欢的孩子，对另一个孩子说：“你应该谦让，谦让才是好孩子，如果你不听话那就是坏孩子，就要挨打！”
显然，第一种方法不切实际，第三种方法是混蛋，第二种方法看来是好方法但是对成绩差的孩子的处理有偏颇。有的孩子可能会奋发赶上争取拿到分配权，有的孩子可能就滋生逆反心理，成为不稳定因素。而且这种机制构建的是一种纯粹的竞争环境，实行完全的优胜劣汰，给人过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有时候会磨灭人性中美好的东西。
单纯的法家有明显的缺点，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法家利用人“趋利避害”的本性，用奖赏引诱人们效力，用严刑峻法驱使民众，让百姓不敢反抗，所谓有功则赏，有过必罚。这种体制下的人民没有人格的尊严，也没有高尚的情操，只知道追求利益，服从强者，一旦有更加强大的力量战胜原来的统治者，法家制度下的民众就会顺从的成为新力量的奴隶。这种奴隶的民族，势必是没有长久活力的。
曾经不可一世的商鞅被车裂时没有人为他说话，强悍的秦人，面对入关的刘邦，很开心的奉其为主，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家下的人民没有原则，只知道服从胜利者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