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所谓杨红樱等作家200万地震捐款的说明

昨天下午接到<燕赵都市报>记者侯艳宁的电话,告诉我在新浪博客上有一篇文章,对麦家,杨红樱和我三个四川作家在5.12地震后发起为重建灾区乡村学校的捐款行动的真伪提出了强烈质疑,希望采访一下,我当即给予了尽可能详尽的说明.同时将阿坝州教育基金会负责人和阿坝州教育局长的电话给了记者,请她第一时间向对方求证,她采访的结果,我想大家应该能够从<燕赵都市报>上看到.

当时正在参加四川作家的四本有关抗震救灾纪实文学首发和研讨的会议,没有太多考虑这件事情,会后回到家中,才上网看到这篇博文.更看到网友们几乎一面倒的,似乎已经作了定论的众多跟帖,群情汹汹之下,不禁内心悲凉.最后,还是觉得有必要对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一个交待.而不是出具一张基金会的发票那么简单------因为至少有一个网友已经预设了结论,说如果杨红樱出示了收据,也可能是跟某些方面串通了提供的伪证,是事后补上的.如此一来,便远远超过了正常的质疑,而成了一种预设的构陷.但无论如何,还是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件事情前后的经过写出来,公之于众.澄清吗?我想不止是澄清.证明吗?也只能向未曾预设结论,只是质疑着什么的人来证明.

前些日子,我曾私下对朋友说,什么时候写篇募捐记可能很有意思,因为在这件事情的操作过程中,发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结构中,民间的,自发的社会公益行动如果要按照发起者的意愿正常施行,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个中原因,并不是有谁在有意阻碍,更多还是体制性的问题,仔细探究一番,有很多东西既值得将来还要从事此类活动的民间人士或机构深思,在政府方面,如何顺应这种潮流也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并且,民间的意愿与行动如何与政府相互协调也还有是一个巨大的空白地带.我说,写一篇募捐记或捐建记就是想探讨这样一些问题.没有想到,这样一篇博文让我的这个写作提前了,并且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想法,而是一个真诚的说明.

地震发生时,正在写作长篇小说<格萨尔王>,然后,写作就中断了.成都这个城市,短暂的慌乱结束后,人们已经行动起来,当下就有朋友打电话来约去献血,也有朋友相约开始筹集食品饮水之类自己开着车去往灾区,因为都江郾,什邡,绵竹等灾区道路能通,距成都市区也就几十公里到百多公里的距离.没有什么崇高的想法,只不过是当此大难,每个人不做点什么,自己的心中无法平静.所以,我在媒体上说过,我们不是去帮助灾区蒙难的人们,是在帮助我们自己的心灵.这些天里,私下还和朋友们谈论,看还能做点更有意义的什么事情.

这时,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希望有灾区的作家去参加他们在北京举行的图书义卖活动,而我和麦家一方面人在四川,算是灾区作家,同时,我们两个人都有书在他们出版社出版,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出席.于是,就约了麦家一起去北京.当时,成都双流机场客机已不能正常起飞,主要供运送救灾物资和人员的飞机起降.我便开了自家的车(不是公车)到重庆,再从重庆转飞北京.重庆<课堂内外>杂志的朋友不但代我们买了机票,还亲自开车到高速路口迎接,给我们带路,当天晚上飞到北京.

在开车去重庆的路上,麦家告诉我,后座上的包里有二十万现金.他说,出发前他带着这笔钱去红十字会(也许我记忆有误,总之是国家的大型的基金会,从国家民政部就查得到的那种)捐款,后来没捐,因为他想知道捐款的投向.但对于一个大型的基金会来说,这笔钱是笔小钱,马上要定向,不可能.于是,他就把钱带到了车上.他说,要么,我们自己干吧.

有了这个想法,在成都去重庆三个多小时的路上,我俩一边轮换开车,空出来的人就轮换给一些朋友打电话,看看朋友中多少有些经济实力的,愿意参加进来,也就是看看这件事情有多大的可能性.应该说,当时那种情境之下,得到的都是比较积极的回应.所以,就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

第二天,参加完在北京的义卖,我俩又在住处(社科院的招待所)讨论这件事情,觉得灾后乡村学校的重建可能会有困难,希望除了我们自己出一点钱,也动员朋友们来参与此事,希望在这方面能有所贡献.这时,成都商报的一个记者给我们一个消息,说正在韩国访问的我们四川作家杨红樱也有意捐款,当时我们俩就说应该把她也拉进来,由我们四川三个作家共同来发起这个行动.打她电话却不通,后来很曲折地跟她联系上了,她说确实要捐,并表示非常高兴能共同发起这个活动.记得她说:”很高兴你们俩做这件事情没有忘记我.”

这时,我们三个人的捐款一共就有了四十五万.他们各二十万,我父母兄弟都在农村,负担较多,量力而行,出五万.按照过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的经验,这笔钱已经够建一所希望小学了.当时就想,何不多建几所,所以,就给这个行动想了一个很大的名字”灾后乡村学校重建计划”.并且不止是想到了建学校,还想到了这一所或几所学校建成后,我们还要继续为这些乡村学校多做些事情,比如师资培训,贫困学生资助,学校图书馆的充实,组织较高水准的人(包括我们自己)去学校支教等等.

后来突然发现一个问题,这个钱没有出去.也就是说,如果把钱捐到政府名下一些大的基金会,我们会失去对钱的支配权,我们的想法就无从实现.而我们一开始就很明白地知道,我们不能经手哪怕是一分钱的现金,但给钱找一个恰当的地方,确实就产生了困难.这时,我想起一件过去很久的事,就是我老婆现在在老家供职的单位阿坝州教育局,我记得曾听她们单位的一个人,对我说过,说我们搞了一个基金会,希望我能帮助介绍一些有意在少数民族地区做点捐做的企业.这时,我从中午开始打电话,就想问问这个基金会的情况,但电话一直不通,教育局的领导大多都去了重灾区汶川,直到晚上应该是九点多了,我打通了教育局长的电话,他非常疲倦,说他刚刚从震中映秀把那里幸存的数百学生转移到成都的安置点.我问他基金会的情况,他说的确有这样一个基金会,在是省民政厅注册的合法的基金会,并赞同我们的想法,这样,算是钱有了一个令人放心的合法的去处,当即.,我和麦家就起草了一个倡议书.当夜电邮给阿坝州教育局局长.希望他明确对我们提出的监督学校修建监督资金流向等事项表示明确同意.当时已经很夜深了,局长从灾区出来,急需休息,但他还是一直等到收到邮件,表示”完全同意”.这让我很是内疚,但又不得不如此.

杨红樱这时也从韩国回到北京,第一时间便来与我们会面,,倡议书经她同意后,便同时在<北京晚报>和”新浪网”刊出.倡议书后公布了我们三人的电子邮箱.意思是有捐款意愿的朋友在邮箱里告诉我们后,我们再把阿坝州教育局管理的阿坝州教育基金会的帐户告诉于他.

很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位编辑脚印和杨新兰就往这个帐户各捐出了两万元,另一个朋友,作家出版社编辑王淑丽也捐出了一万元,随后,外经贸大学的教授,作家冯晓虎也捐出了两万元.

当时,我们所以在媒体上发出倡议,是因为一个一个去发动朋友的过程中发现,震灾发生以后,所有单位,团体都在组织捐款,就是再有捐款意向的人,也都有过至少一次的捐款行为了,更多能力的,还有自己的意愿与打算,这时,一个一个去问,有道德绑架之嫌.所以,觉得还是通过媒体发布为好,捐于不捐,捐不捐给我们完全出于自愿.具体考虑,可以从当时新浪对我和麦家作的一个访谈,和北京晚报全国哀悼日那一天,记者孙小宁对我的访谈<灾区需要持续关怀>中看到,算是对我们倡议的一个具体说明.记得那天在北京,举国哀悼的那一时刻,我多少有些安慰,觉得总算是开始在做一件多少有些意义的事情.这件事情不大,对于灾区所遭受的巨大的上万亿的经济损失来说,我们这点钱比九牛一笔还少.更不要说那些殒灭与伤残的生命了.我也没有什么崇高感,只是觉得在做一件能使自己内心平安的事情.所以,我在采访中说,这不是在帮助别人,是在帮助我们自己.帮助自己的内心.为了自己内心的安心与温暖.仅此而已.当时,我们还公开承诺,如果学校得以建成,绝对不以我们个人或某个团体来命名,要用一个地震中牺牲的老师的名字来命名可能会有的学校.

北京活动结束后,上海<文学报>也刊发了这个倡议.,我接到上海朋友的邀请,正好又接到德国驻上海领事馆的邀请,参加一个以我的作品为原本的汉译德的翻译比赛活动.那次小型的集会上,还见到了远从德国来到上海的我的小说德文本的翻译家卡琳.领事馆的德国朋友马克还在这次文学活动中摆上了一只募捐箱,为汶川地震,募得的几千元人民币,也汇到了阿坝州教育基金会,具体数额可以从基金会查到.会后,和上海一些朋友见面,他们也自发表达了捐款的意愿.甚至,朋友们还张罗着要我去某大学作一次演讲,后来,我思考再三,拒绝了这个安排.因为有一个隐隐的担心,害怕声势很大,后来却没有一个圆满的结果.当时,意向性的捐款数字很快就到了两百多万(博文说捐款有两百万,不知道这个数字是不是从此而来,但我不记得我没向外界透露过具体信息),这时,我的思想上却有了一个巨大的负担,担心因为种种原因,这些捐款未必可以尽数到位.后来,还有广东的朋友也来相邀去募捐,我也取消了行程.

后来,我们却从广州方面得到了最大一笔捐款,一共二十多万.这全承批评家谢有顺兄张罗,都是动员身边的朋友凑集起来的.友顺自己捐了三万.他的三万还带了个三千的尾巴.是他一个朋友捐的,但坚不要名字出现,就挂在谢的名下了,友顺在博客中对此有专门的说明.从有顺处得来的捐款中还有诗人舒婷,福建女作家林那北(北北),青年作家张悦然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朋友.

此外不认识看了倡议损款的共有三位,有两个朋友各捐了五千,可能并不是文化界中人士,另外,上海一个IT界的朋友叫陶峰,一次来成都,我们还见了一次面,我请他吃了一顿很随便的饭,感谢他也很慷慨的捐给这个帐户五万元.

也就是说,捐款主要是四个来源,一是我们发起的那一笔,再是友顺舒婷他们那边集中的二十多万,再就是北京那几个朋友的捐款和社会朋友的慷慨.今天,<燕赵都市报>的记者从阿坝州教育基金会拿到一个具体的数字,七十七万.

每一个捐款者都拿到了基金会出具的正式发票.有两个看到倡议自动捐款的朋友,没有地址与联络方式,他们的发票至今还在我手里.,总额一万块钱.

地震发生后,阿坝州除汶川外,还有茂县,黑水,小金,松潘,理县等多县受灾.阿坝州级各机关干部大部抽调到受灾县下到乡村一级参与抗震救灾.,留守机关的人员事务繁巨,教育局面临灾区学校损毁严重,大量学生需要异地安置等任务,更是人手紧缺,加上交通阻断,我们一时间不能拿到捐款发票,后来,是我驾自家车绕道一千多公里,两次专程去阿坝州首府马尔康,从基金会开出发票,带回成都,再分寄给各地支持了我们的朋友们.所以如此,因为我和阿坝的关系,理所当然由我在其中穿针引线,我只认为这是做成一件事情的因缘,是我天然的义务,而不认为是一个沽取名利的机会.

这是捐款募集与到位的情形.

使我比较有心理负担的事情是在后面.前面说过,开始这个活动时,是凭以往的经验,这笔钱大致可以盖两所希望小学式的乡村小学校了.但震后,灾区重建规划中,学校建设已经有了新的方式,质量的提高等等不讲,重要的是教育布局的调整,过去那种村小基本没有了.都以乡镇为单位相对集中,建中心小学.这种学校的规模一般有十几个班,小的也有三四百学生,其中将近半数的学生在学校寄宿,几十个教师,运动场,宿舍,食堂等等设施配套齐全,投资起码在千万以上.这种规模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想.原来的想法几乎没有了实现的可能.

去年的八月份吧,一个志愿者团队,在成都附近的建川博物馆搞了一个针对灾区小学生的公益活动.邀请了四川一些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参加,和学生共同完成不同的文学艺术活动,比如写诗,比如做雕塑,等等.博物馆主樊建川是我和麦家的朋友,也向我们发出了邀请,一方面参观他草创并开展的地震博物馆(正式的地震博物馆已在一周年祭日开馆),一边和学生一起参加这种游戏性的艺术创作活动.除我和麦家,工作并生活在成都的建筑师刘家锟,雕塑家朱成,诗人翟永明,画家何多苓等都参加了这次活动.

其间休息时,和家锟谈到了我们进退两难的捐建事宜,他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广州有一家地产公司,这个公司有一个基金会,找到他也想在灾区做点什么事情.他说,看看大家合力能不能建成一所学校.承他费心,和广州地产公司方面沟通,不几日,那边就来了人,来商量这件事情的可行性.那时,去汶川的道路还非常艰难,是一个大雨天,我们一共开了三辆越野车去实地考察.汶川县教育局还派了一个副局级调研员陪我们一同前往(那时该局有部分工作人员在四川财大异地办公,主要负责安排接洽灾区学生异地安置就读等事项).除我之外,还有广州公司基金会的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家锟和他建筑师事务所的人员,另外还有几个学建筑的志愿者,他们的意愿是如果我们建校的事情能够实行,他们将做义工在工地负责技术临督等工作.那天是从震中映秀旁边的水磨镇到一个叫三江的乡.考虑是距震中近,乡小一点所需资金规模相应也会小一点,,第二是,距成都不到一百公里,如果学校可以建成,将来再要帮助做什么事情来去方便.实地考察之后,还跟乡政府分管教育的副乡长和学校校长见了面,并了解了三江重建的整个规划情况,因为学校的规模位置等也在这个规划中间.经初步测算,要建成规划中的这所乡中心完全小学,资金量应在一千二百万到一千四百万之间.

考察回来后,我们这边也有较长时间的磋商,因为这个公司的基金会,当年的经费在与我们接上头时,已经在灾区作了几百万捐助了.马上要安排资金一时有些困难.但最后经我们,和家锟的事务所,和基金会,甚至和拟议中要为我们做义工的志愿者方面几经商讨,电话电邮往返,拿出了方案,除我们原来所捐资金外,不足部份由广州那家公司的基金会出,设计由刘家锟的事务所免费做,并反复磋商出一个各司其职的方案.

但这个计划最后也流产了.原因就是,我们这个方案有自己的节奏跟方式,既包括工程进度,也包括资金投入到位的阶段,但在灾区情况又有变化,原来的三年重建计划要提前两年完成.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我们所做的方案并不能与政府的时间表吻合.而公司的资金投入也是分时分段的.其实,这时灾区的情况并不如我们所预想的那样资金缺乏,特别是学校这样的重建项目,有实力的捐助者很多,政府的投入也很充足,加上汶川县是由广东省援建,资金投入力度更大.所以,后来这个计划流产,跟我个人也不无关系,就是在还有可能进一步努力争取的时候没有更加努力去做.原因就是担心这件事情不能在政府要求的两年重建时限内完成.因此,到去年年底时,就正式结束掉了.为此,至今对刘家锟兄,对广州的朋友深怀歉疚,他们是热心要做成这件事情的,是我的沟通协调能力太差,以至于这件事情没有做成.顺便说一句,所以没有公开广州这家公司的名称,也是基于一个顾虑:那就是如今的社会风气下,很少有人能以善意揣度人的活动,所以,一旦公开名字,怕把别人特别是一个机构牵扯进一个莫须名的漩涡之中.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至今那七十多万还放在阿坝州教育基金会帐上,初步的想法是用于那些重建后的学校的软体建设,比如图书馆(室),多媒体设备等.但作这种装备,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些时间.当然也还有重灾区之外的一些地方主动来联系,他们也受到地震的影响,只是程度较轻,未被列入灾区,所以资金稀缺,希望把这笔钱投到他们那里,但这又有一个当初的捐款者意愿的问题.好像也不太恰当.所以,在这件事情的操作上,我还觉得也对不起麦家,杨红樱和所有捐款的朋友.

在这个过程中,好多事情是出乎我们意料的,也推翻了过去的经验.

首先就是灾区学校的重建的方式,规模,教育布局更合理的调整,政府与社会各界投入的巨大的资金,都远远超乎于我们的预想.从大的方面讲,这是一件我们所有人应该为之高兴的事情.最近,又把差不多所有灾区重走了一遍,普遍反应就是,灾区重建后,基础设施的建设比之于过去起码提升了十多年.也就是说,重建后的灾区,按过去的发展速度,可能要十多年后才会达到今天的现状.我自己在八十年代作过多年的乡村教师,想想当年我执教的学校,看看今天正在平地而起的那些崭新的学校,我的这种感受更为深刻.

其次,民间与志愿者的种种行为与意愿有自身的运行规律与方式,如何与政府的运作协调对接,不是单方面的问题,中国的民间力量要充分动员起来,并产生最大最优的效果,无论是民间,还是政府,都需要学习,都需要积累经验.一句话,仅有意愿是不够的,还需要行动能力,仅有行动能力也许还不够,还有有一种机制保障不同力量的汇聚与对接.

本来,我的募捐记就想写写这方面的一些感受,想来,这样的思考对于将来想到做此类事情的人或机构,对我自己,至少是有一点建设性意义的.因为,我和我的朋友并不是第一次参与公益性的活动,但这些活动怎么产生最优的结果,是每一次参与后都会引起思考的问题.完全出乎意料的是,如今却要以这么一种辩白的方式来完成了这段文字.但是,毕竟向社会向公众作出说明,也是自己应尽的义务.特别是因为我与阿坝这么一种特殊的关系.好像更应该作些说明.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不能说我心中悲凉,我也不会说觉得受了多么大的冤屈,我想说的是,我希望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把别人的任何行为都想像得蝇营苟且,不是每一个人都怀疑别人每时每刻都在作私利的盘算,不是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身处某个假想的道德高地而觉得有天然的权力随时随地对别人进行审判.这种审判有一个风险,那就是这种行为弄不好也是一种自我审判.是的,我们所做事情并不完美,但我想,至少是对这个社会贡献了一点善意,至少证明这个社会,世道人心并不完全是一团黑暗.

2009年6月17日零点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