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捐款，民间和市井的道理

刘松萝
汶川大灾难之前，我正准备写《无名商法》和《关于财富的常识》，后一篇的内容在座谈中讲过。眼下关于捐款的争论所涉及的问题，在上述文章中有所涉及。
对于捐款争论中有关的人和事，不值得花费太多的精力。写这篇文章的理由有4个：第一，可以作为《关于财富的常识》的初稿；第二，讨论知识分子怎样与大众对话；第三，讨论存在于大众之中的公理和真理；第四，这是一个典型事件中的典型问题，一个先哲也常常面对的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有助于回顾他们的教诲，说得大一些是像作八股文那样代圣立言。
1.捐款与随份子
捐款过程中出现的强制倾向有时是让人恼火的。因此，韩寒先生说，捐款“就像喝喜酒送红包一样。这样真的让人----包括好心捐款者觉得很不舒服和变味。而且一些标杆以后，其他少于这个标杆的人很容易被人觉得小气或者道德出现问题。”最近，我们常常看到语境这个词，而韩寒这样说在语境上就有问题。汶川地震是巨大的灾难，与喝喜酒送红包真的不能同日而语。退一步讲，即使是处理在丧事之中随份子的问题，韩寒这样说也略显小气，略显算计，是不恰当的。
有人说，我们就是不能向俗人让步。问题是，我们就生活在俗人之中，我们不免也是俗人。当然，既然写文章，就应该提高一些。我不理解的是，面对另一种庸俗甚至粗俗，比如追星，就少有人提出异议了。如今造星已经低龄化，小小年纪就开始浓妆艳抹；追星已经高龄化，已经知天命的教授业也混迹其中。我知道，反对追星不但不会得到特立独行的虚名，只能招来骂声。
真正不是俗人的人，并不蔑视随份子之类的事情。比如在《红楼梦》里，贾府的人吃饭的时候就学过“小家子样的人那样随份子”。他们的态度，只是轻视而已。自以为高人的人，暂且把捐款当作郊游和吃农家饭吧。
当然，随份子不值得提倡。
2.关于社会角色的扮演
即使是特立独行者，也不要忘记社会角色的问题。即使是名人，也要掌握好合理的角色定位。在有的场合有些人是主角，有的场合则是配角。还有，在有的场合轮不到有些人说话，甚至有的场合他们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所有的场合都要充当主角的人，一定会自讨其辱。
做人，如果不时地不做主角，缺席一次，消极一次，放空一轮，不要处处抓住机遇，安静几天，对于提高个人的修养、见识、风度乃至品德都是有帮助的。
以捐款为例。我的朋友立春先生在《可以不捐少捐，不要胡说八道》后面做出了这样的批注：“什么捐与不捐都可以，正因为没捐，而极大地削弱了其话语权，贴主和楼下们可以耳提面命地教育一番这个韩寒了；什么多捐少捐都可以，正因为少捐，王石的话语也只能‘与自身的实力不相匹配’地被人斥责一番了。”立春的眼光敏锐，常常能够看到文章中间庸俗的一面。
不过如果想抬杠的话，那么富人和名人日常的影响力无疑也是与他们的实力分不开的。有那么多人去浏览他们的搏客，那么多人在洗耳恭听，也与他们的实力有关。有人说，他们有影响是因为特立独行。那么，到底是特立独行者就拥有了实力，还是有实力的人被认为是特立独行，就只能各自表述了。
在捐款问题上，不捐或者少捐的人的影响力自然就要小一些了。如果刻薄一些，教训别人的人就像没有会员证的人还要冒充VIP一样。
我不反对这样的观点，金钱崇拜可以促使人们创造财富。同样正确的是，捐款中的攀比有助于善款的筹集。肯定前者的效果，贬低后者的动机，是典型的双重标准。有些质疑捐款者动机的人，以前为什么认为炒房不但有理，而且还对社会有贡献呢？
同样，捐款中的攀比也是不应该提倡的。
3. 也谈“道德绑架”
谈到“道德绑架”问题，我认为不要把话说得那么极端。道德规范虽然不具备强制性，社会舆论仍然要对违反道德的行为形成一定的压力。
在一个合理的社会里，对于上层的社会成员，舆论的压力一直是存在的。如果成功者只要不违法就可以随心所欲，这个社会就失败了。在募捐问题上有没有道德绑架不好说，不过对上层人物来说，在有些事情上可选择的余地并不多。比如，发生重大灾难和事故时，宪法和法律并没有规定高级领导人必须亲临现场，而他们通常就这样做了。在很多国家和地区，灾难发生以后商界领袖们很快就会捐钱捐物。在平时，捐赠的行动也经常出现。再比如，诸如学者教授一类的人物不可以举止粗俗，不可以说谎。按照绑架论，他们是不是被媒体绑架了，或者是患了绑架之后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呢？
历史上，那些为了如此多娇的江山而折腰的英雄们，拿到天下之后也是要忍耐的，也要屈从于某种道德的绑架。那些敢想敢干，不怕道德的要挟的英雄，比如秦始皇隋炀帝，都促成了朝代的灭亡。我一直认为，领袖人物，不论政界还是商界的，都不可以特立独行，不可以随心所欲，要有所不能，有所畏惧。
4. 关于去道德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上道德的压力越来越小了，很难说这是进步还是退步。具体来说，中国在这一进程中伴随着社会规范和社会公德的松动。腐败的加剧固然有制度上的原因，精神上的滑坡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很多年以来，不少居于主导地位的学者不断地进行着去道德化的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仍然是文革思维的表现。文革在一方面实行泛政治化和泛道德化，一方面系统性地破坏传统的道德规范。
在去道德化的过程中，最有害的就是对暴君的颂扬和痞子文化的泛滥。在一部分人的观念里，想做大事就应该心狠手辣，想做小事就应该不讲信义。这些年来，造假和背信已经成为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了。
我理解精英人物对重新出现泛道德化的担心，理解他们公民权利第一的主张。我想指出的是，在国人的责任感和正义感下降的前提下，继续贬低道德的重要性，讥讽主张道德回归的人，应该是不合时宜的。另外，在国人的自律性很差的情况下，反对外在的压力，甚至反对行业和阶层内部应有的自律，是没有说服力的。
5. 保持适度的场合感
我的观点是明确的：反对泛道德化，反对抨击不捐款或者少捐款的个人和公司。同时，别人的批评也是一种权利，是无法阻止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确实是有难度的。我想，合理的事情，在有些时候还应该合情。美国在911以后出现的情况，可以作为参考。如果有人想扮演纯粹的反对者，自然也有其价值，可以阻止事态向极端化发展。但是，既然是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意见，就不要再指望得到喝彩了。
在操作的意义上，处理问题的时候，增加一些场合感是必要的。有些话似乎没有必要在举国震惊和哀痛的时候说，如果要说最好也应该斟字酌句。
关键的问题，在于你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想说服对方而不是对抗的话，就不要完全怀疑对方的动机，就要承认对方也有一部分道理。
缺乏场合感的人，就只能作为抗议者而存在。当然，抗议者也是需要的。
6. 避免受迫害的妄想
在社会割裂日甚的今天，人们的不安全感在上升。同时，不安全感也来自对以往政治运动的记忆。
面对有关捐款的批评和压力，不少论者把批评者称为爱国暴民。不过在我看来，网上一些斥责暴民的文章和跟帖，风格也有些像暴民。指认对方是暴民已经成为时尚，这是一种受迫害的妄想。
我在写《可以不捐少捐，不要胡说八道》的时候，也陷入到这样的心境之中。我这样说：“有人说，韩寒和王石有说话的自由。现在的问题是，不但他们的自由已经充分体现了，而且批评他们的人还要承担很大的压力。写作本文的时候，我犹豫再三。最后的想法是，如果连韩寒和王石都不能批评，干脆无病呻吟好了。”在结尾，我说：“不一定正确，仅仅行使一次面对商业的言论自由。不回答任何指责。”而结果是，读者的反应是温和的，中性的。在博客上面，支持和反对的比例是70比1。应该说，防范的意识过分了。
防范暴民的出现也许是必要的。但是，为此假定激烈一些的批评者就是暴民，甚至否定他们批评的权利，是一种专制思维。如果说，社会上存在捐款的压力就是道德杀人，就是要进一步侵犯私有财产，甚至从此会出现吃大户运动，无疑是防范之心过当了。
苏联的大清洗和中国的政治运动的出现，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次要一些而又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过度的防范心理。处于有利地位的人缺乏自信和安全感，总想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排除可能出现的险情。
7. 精英人物的责任
再强调一下精英人物的责任。这里，精英人物是指经济实力强大或者具有较大舆论影响力的人。
在维护自身权益的时候，抱怨社会压力过大的时候，精英人物也要考虑到危难时刻的责任。不少人平时在实际上是拥有特权的，现在应该考虑付出了。媒体有压力，不过媒体也有另一面：不少名人的名和利与媒体的持续报道，与大众的盲目是分不开的。在演艺界，不少没有什么才能的人就这样成为明星。
以后还要不要公布个人捐款的数额，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就事论事，按照市井的标准，有些人好像有些吝啬了。市井的标准有不讲理的一面，也有讲理的一面。让人看得过得去的捐款数目一般不会让捐助者伤筋动骨，甚至不会擦伤皮肤。
如果对有人假借救灾的名义，站在道德的高点强制别人感到不快，不妨这样想：我们不是屈从他们的要挟，而是顺应社会的需要。对于捐款过程中的问题，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顺势而为，事情就会做好，心情也会愉快。
还要指出的是，如果总是感到别人站在道德的高度，那么也许我们真的是处在道德的洼地里面了。我在前面提到了场合感，错误的场合感也许真的说明我们缺少人文情怀。社会气氛实在互动中形成的，不要忽视社会的反响。
8. 有些文章无法说服大众
在反对逼捐的文章中，有一些在题目和内容上是欠考虑的。比如：《财富排行榜与道德暴民》，《莫拿“社会责任”强制他人》，《财富排行榜与道德暴民——善心不是任务，也没有价格》，《善款变做攀比离奇的让人愤怒！！！！》，《合法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即使天塌下来》，等等。
关于《莫拿“社会责任”强制他人》：作者反对强制是正确的，但在通篇没有主张社会责任。
关于《善款变做攀比离奇的让人愤怒！！！！》：面对数目巨大的死难者，因为捐款变做攀比就离奇地愤怒，至少分寸感有问题。
关于《合法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即使天塌下来》：如果真的是天塌下来了，一些小的权益暂时是可以限制的。
至于鄢烈山先生的《我不为暴政下的缅甸灾民捐款》，尤其不适当。在军政府的野蛮统治之下，缅甸国民实际上正处在被绑架的状态。尽管如此，国际社会仍然向缅甸提供了援助。怎样帮助和营救被绑架的人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鄢烈山的态度无疑是政治第一，听任人质自生自灭，或者被撕票。
面对灾难，有关捐与不捐的讨论有些没完没了。相关的文章加起来恐怕会有几十万字，可以编成一本书了。这些文章可以强化观点相同者的信念，却无法说服大众。公众可能会这样想，书生们太重视这几个钱了。有人说，公众谈论富人捐款的多少很没有意思。我想，有实力的人以及读了很多书的人不断地解释就更没意思了。
文字是高雅之物。把捐与不捐，捐多捐少落实在白纸黑字当中，不但让人不佩服，还会让子孙后代笑话。当然，前提是以后还有人看这些文字。
9. 学者要面对问题
学者一定有比大众高明的地方。同时，学者也要关注大众提出的问题，面对直接的结果。这样做，不但更有利于说服大众，而且可以避免走上歧路。
在有些问题上，学者表现偏执：
比如，在中国成为发达国家以前，就不要关心劳工的权益。
比如，只要土地还没有私有化，房价就不可能被控制，因此什么措施也不要采取。还有人跟着鼓吹房价会只涨不跌，强调炒房的合理性。
再比如，只要捐款过程不够高尚，只要善款的使用还存在问题，就不要捐款。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可以一面捐款，一面促使善款的使用透明化呢？
如果学者心目中只有伟大的目标，没有公众的切身利益，最终会失去社会影响力。应该这样说，任何人都不是最终和最后的评判者。不论根据任何理论，都不应该形成与众不同的是非观和善恶观。
10.  捐款与孔子语录
最近的辩论中，有人引用了与孔子有关的一个故事：
那是春秋时期，鲁国制定了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外国看见同胞被卖为奴婢，只要他们肯出钱把人赎回来，那么回到鲁国后，国家就会给他们以赔偿和奖励。这道法律执行了很多年，很多流落他乡的鲁国人因此得救，因此得以重返故国。
后来孔子有一个弟子叫子贡，他是一个很有钱的商人，他从国外赎回来了很多鲁国人，但却拒绝了国家的赔偿，因为他自认为不需要这笔钱，情愿为国分担赎人地负累。
但孔子却大骂子贡不止，说子贡此举伤天害理。祸害了无数落难的鲁国同胞。
据枯瘤先生引证，典故出自《吕氏春秋》《察微》卷：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
还有《淮南子》 《齐俗训》：
子路拯溺而受牛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子赣赎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赣让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远，通于论者也。
在先秦诸子书中，以寓言的形式借孔子或者其他古人之口，讲述自己的道理是很平常的事情。虽然是百家争鸣，各学派对孔子都是尊敬的，也许杨朱和公孙龙派除外，因为记载很少。
在《庄子》中，有推崇孔子的段落，也有把孔子作为人物来讥讽的地方。放肆地贬低孔子的段落很少，而且在杂篇之中。
法家也没有反对孔子。《商君书》没有提到孔子，因此谈不上赞成和反对。在《韩非子》中，孔子还是圣人。
尽管如此，既然以前有人这样引用，也可以当作孔子的言论。
故事里的观点很精辟，只是不知道与捐款有什么关系。难道是有人捐款了，或者参加救灾不领取报酬，以后便没有人救灾了？
关于慈善和慷慨，孔子发表过言论。
在《论语•泰伯》中，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一个人即使有周公那样美好的才能，只要他骄傲而吝啬，那其他方面也就不值一提了。）可见，孔子反对吝啬。
据《论语•雍也》记载：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 （原思给孔子家当总管，孔子给他俸米九百，原思推辞不要。孔子说：“不要推辞。给你的乡亲们吧。”） 可见，孔子不反对捐赠。
也是《论语•雍也》，记载了孔子对慈善的态度：“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济富。”（我听说过，君子只是周济急需救济的人，而不是周济富人的人。）孔子的标准，比我们现在常说的“救急不救贫”慷慨多了。
顺便说一下，现在不少论者是济富而不周急。
很多事情可以反映精神的贫乏。民粹主义和暴民的概念一用再用，现在又争先恐后地讲“那是春秋时期，鲁国制定了一道法律”了。
11. 应该怎样为富人说话
去年，茅于轼先生提出了“为富人说话”的问题。从道理上讲，为富人说话没有错。在这次万科捐款问题上，王石先生有为自己解释的权利，论者也尽可以阐述自己的观点。
万科是企业，王石是企业家，最初的捐款安排考虑到企业的利益。不过，这样的决定以及王石后来的解释引起的社会反响很不好，对企业也是不利的。应该说，此事反映出王石的身边缺少得力的谋士，或者王石没有听取谋士的意见。
在万科还没有采取补救措施之前，庞照先生写下了《王石首捐200万源于错误判断》。这样的分析，才是企业家所需要的，以后的事态也证明了庞照的远见。
需要有人出来维护企业家的权益，包括不捐款的权利。也需要有人指出企业家的局限，告诉企业家暂时还没有看到和想到的事情。这才是企业家的朋友，是诤友，否则不过是酒肉朋友而已。
有些论者的逻辑有问题。既然认为王石是一位商人，就应该认识到王石及其万科后来的道歉和追加投入是符合企业利益的。在这个时刻，继续宣称王石是反对强制捐款的英雄，万科是被迫的，实际上对万科是不利的。这样做，是要王石去做战士，为你们的捐款观赴汤蹈火。
如果真的想做企业家的朋友，做王石的朋友，论者最好去找别的事例。
有人说，万科是在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受到了不应该受的压力。反过来说，万科也得利于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为什么没有人提到这一点呢？
草根看浮世绘先生的看法很中肯，他说：
公民、自然人、法人其在社会中的言论本就是让他人听，也让他人辨析和评论的。正所谓：你有你说话的自由，他人有评议的权利。作为社会公众人物的王石其言论掀起的网言“地震”以及由此引发目前对他负面评价多于正面肯定的网帖，应是其言论反馈的当下结果。
挺王和贬王者，应心平气和参加议论。才有可能触及更多的灵魂，提升人性和大爱。
12. 企业家与明星
王石先生是成功的企业家，又见多识广，在网友中间人缘不错。他与网友的交流，表现出为人坦荡的一面。明星人物与网友的交流，存在着一些问题。多么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有真知灼见。而网友的称赞，加上社会上的赞誉，有可能让明星人物感到举手投足都充满了魅力。这样的错觉，将会导致错误的判断。另外，还应该与网友保持距离，不要过于推心置腹。关系到个人声誉和企业利益的问题，一定要想好以后再说。记得去年有一位公众人物的麻烦，也是来自与网友的交流。
明星人物有时会对社会产生夸张的影响。就万科捐款事件来说，很多人不相信王石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很多人坚信他一定有我们难以理解的更高明的打算。这种穿凿附会，很像文革当中对伟大舵手的迷信。在与网友的交流中，通常是学问高深的人和好学的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么伟大的人物，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一定是你理解错了。如果有时间，以上的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每个人都有平凡和不平凡的地方，只是比例不同而已。巨大的错误，只能由伟大的人物来犯，我们是没有资格的。不断地做出重大的决定，错一次就是大错。我们想过没有，不少头戴光环的人物，会不会已经徒有其表了？
再回到明星问题。各种事业，不论是政治、经济、学术甚至演艺，如果过于公众化、媒体化和娱乐化都是不好的。娱乐化的后果是，开始首先降低受众的智商，接着演员的智商也下降了。
看到王石先生身着红衣站在废墟上做出“V”字手势，我感到他最近的行为方式有些卡通了。
13. 关于贫富问题
去年，在“为富人说话”的争论中，以及更早的关于房价问题的讨论中，有心人表现出恶狠狠的态度。比如，有人说，穷人买不起房活该。还可以看到这样的题目，《穷人穷死，活该！》，《穷人活该受穷！》等等。看到这些表演，我们就可以知道茅于轼先生引发“为富人说话”的讨论并不明智。
在万科捐款事件中，有些人的态度就是对于企业和企业家不可以质疑。比如，有人说，“个人觉得王石可能在人性和良知有缺陷。”。接下来的反应是：“你个S13，你了解多少王石啊？你知不知道王石是中国最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你这买不起房就会破口大骂的底层草根大概是对企业界毫无所知的。知道宁高宁吗？中粮集团的董事长，也是国内顶尖的企业家，他对王石的评价是‘他经营企业达到了人性和人心的高度’。”在网上，这样的句式经常出现。事实上，这就是对主流经济思想的极端诠释。
我以前说过，极端情绪的高涨说明了社会气氛的紧张。敌视穷人的言论，反应出中等收入人群的生活状况和心态也不怎么好。只有蔑视穷人，才能够凸显自己的身份。王石先生道歉以后，有些人坚决地认为他没有错。这就告诉我们，他们的信念就是，如果以后成为富人，一定要吝啬，一定要刻薄。还没有称为富人，首先就预习为富不仁了。这是社会舆论的失败。
以上种种，让人对中产阶层感到失望。至少，事情远不像书上说的，让中产阶级如何如何，中国就进步了。
如果乐观一些，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希望上进，希望进入上层社会是好事，是值得鼓励的。我知道，他们实际上是把金钱至上作为奋斗的动力，作为心灵鸡汤。观念上的偏颇，舆论界的领袖人物应该负主要责任。随着阅历的增加与荷尔蒙的减少，他们会消停的。
14. 财富应该带来快乐
获得财富的过程不仅艰难，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追求财富的过程，会让很多人忘记了自己的初衷。
财富，应该给拥有者带来快乐，带来安宁。拥有较多的财富以后，最值得珍惜的事情就是不用再为日常生活而忧虑。而希望成为上等人，为找不到上等人的感觉而焦虑，为得不到公众的尊敬或者受到蔑视而愤怒，是很多富人做出的怪异举动的原因。
拥有财富的人们应该学会原谅和宽容。在奋斗的历程中，很多人曾经面对世态炎凉，面对背信弃义。完全忘记是困难的，但不要让心灵笼罩着过去的阴影。不一定要原谅，但成功已经说明了背信者的失败。有了这样的心态，就不会处处防范和敌视别人。主动伸出手来与人和解，我们就会体会宽容所带来高尚；原谅别人，我们就会走出过去的阴影。
有人认为，穷人没有天然的道德优势。从理论上讲，这样说没有错。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穷人确实具备这样的道德优势。那些在艰难之中还奉公守法，恪守本分的人，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敬。他们的行为，理应成为上层社会的镜子。不贬低和攻击穷人不仅是美德，而且对全社会，特别是上层社会是有利的。图一时之快，打碎普通人在道德上的满足感，只能给富人带来噩梦。对那些以道德的化身自居，无原则地攻击成功者的人，我们不用过于计较，因为失败就是对他们的报答。
如果把要求再提高一些，财富，还应该给他人带来快乐。伸出手来帮助别人的人，会感受到与成功不同的另一种快乐。
15.捐款实例
有两位网友，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轻松地把事情办好了。这件事情没有张扬，大家也都不在网站以外谈论。他们在行动中表现的从容和低调，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些作家参加过在美国爱荷华州举办的“中国作家写作计划”，有人还写过观感。这个计划，是一位老妇人赞助的。她不愿意接受感谢，也不和作家见面。
在上述事例中，捐助者表现出很高的境界，是值得提倡的。我想，这种境界首先是潜在的捐助者需要学习的。
16.随感一
讲一些不着边际的话。
对于追求飘逸的成功者，不妨读一读《老子》和《庄子》。在《庄子》开篇的《逍遥游》中，鲲化为鹏，乘着海风飞翔。没有见过大世面的庄子，为我们描绘了在飞行时才能得到的感受：
野马也，尘埃也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原野上蒸腾浮动犹如奔马的雾气，低空里沸沸扬扬的尘埃，都是大自然里各种生物的气息吹拂所致。天空是那么湛蓝湛蓝的，难道这就是它真正的颜色吗？抑或是高旷辽远没法看到它的尽头呢？鹏鸟在高空往下看，不过也就像这个样子罢了。）
虽然我们现在可以乘飞机旅行，却离开境界二字越来越远了。究其原因，是我们无法像古人那样享受时间和空间。去过再多的地方，也是匆匆忙忙，要按照日程的安排，还要完成预定的事项。因此，对于成功者来说，比周游世界更重要的，是有充裕的时间来体验和感受。不要以完成任务的心态，不要热衷于表演和展示，不要把精力用在比较各国的贫富上面。
此外，接近庄子的境界，靠读书和考据也是做不到的。近来对捐款问题的斤斤计较，让人感到有些论者像庄子所描绘的蝉和斑鸠。
17.随感二
以往，听到过成功者的教诲：要肯定别人的成功，不要刻意地批评成功者，做好自己的努力。虽然社会现实并不能完全支持这样的说法，但仍然不失为忠言。听从了他们的忠告，用心做自己的事情，心情果然轻松了许多。在评论的时候尽量就事论事；在文章里面，只要称一人为先生，就称所有的人为先生，即使是不喜欢的人；写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就休息一下，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即使是攻击过的人，以后如果有可称道之处，也要加以称赞。当然，不是刻意这样做。
因此，我要感谢成功者的教诲。作为回应，我认为成功者也应该有更广阔的胸怀，愿意看到后来者的成就，认识到不断努力的重要性。
不论对任何人，美德虽然是内心的事情，但其形成的过程是由外而内的。对凡人来说，适当地强制自己去做不愿意做或者做不到，而又对个人和社会有利的事情，就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
追究道德的真伪没有积极的意义。坚持去做，成为习惯，就是真实的。
我想，在捐款问题上也是这样吧。
18.结论
在今天的中国，公民权利和慈善文化的建设都处在历史性的时刻。与大多数论者一样，我认为，公民权利是实现人的价值的关键，也是慈善文化的基石。而在面对严重人道危机的时候，又必须回应社会和大众的要求，在主张上面有所克制。
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民权利和慈善文化的价值是重合的。现在，如果采取不灵活的态度，把二者对立起来，将会损害公民权利观念的传播。
因此，学者应该面向大众，学会平等对话和理性辩论，以谦逊和诚恳的态度推广自己信奉的理念。
2008.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