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研究中的文献史料问题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史研究需要搜集、整理、考证和利用文献史料。搜集史料要求“全”，整理史料要求“实”，考证史料要求“真”，利用史料要求“准”，这些直接关系到所出研究成果的科学水平和学术质量。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类型多种，既包括有关的文件和档案、文集和文稿、报纸和新闻稿、定期刊物、纪实和回忆、资料汇编，又涉及地方史志、史学史料、国外资料、批判研究资料。就此文献史料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考察和具体分析，可加深对其真实性、政治性和现实性的认识。建国后，学术界十分重视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工作：搜集相当广泛，整理比较系统，考证多有创新，利用成效显著。倘能对此丰富实践继续给予理论上的总结，无论对于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学的学科建设，乃至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都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文献史料学　　1990年、1992年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相继成立，1994年又有我国第一个公开的国史研究专业学术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诞生。此后《当代中国史研究》发表了不少探讨有关当代中国史特别是涉及学科建设和研究方法的优秀论文，但其中对当代中国史研究有关文献史料的问题似少论及，这里拟从文献史料学的角度对此作一初步论述。[1]　　一、当代中国史研究为何要重视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和利用？　　在论及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之前，首先要解释一下什么是“当代中国史”。按照《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的论述，当代中国史就是中国历史的当代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新中国的土地上，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付诸实践、为实现社会主义纲领而奋斗的历史，是人民为了社会主义的建立、巩固、完善和发展而自觉地创造的历史”[2].可以说，当代中国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奋斗史和国家的发展史，而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则是这一奋斗征程和发展业绩的光辉记录。　　众所周知，文献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古代史研究如此，近代史研究如此，当代史研究同样如此。当代史离我们最近，我们生活在当代史中，似乎国内国外天下大事，通过亲历、亲见、亲闻可以一目了然，其实并不尽然。如果研究当代中国史，革命实践和经验固然可贵和重要，但再丰富的个人阅历都恐难涵盖和通晓国史的方方面面，因此需要从认真掌握史料入手。所谓掌握史料，就是要掌握历史情况，要对过去的历史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曾经指出：“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3]只要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研究当代中国史，就要不间断地调查研究，进行搜集、整理、考证和利用文献史料的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成功的历史、辉煌的历史，其间虽然有曲折，也有挫折，但可从中吸取教训。我们做好文献史料工作，可以更好地总结实践经验，探讨历史发展规律，使国史成为资政育人的宝贵教材。　　（一）重视搜集文献史料，可以“从既有的事实出发”[4]，“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5]　　这是进行研究不可缺少的第一步。如研究建国以来我国经济改革和建设的进程，就必须收集大量具体的史料，就需要“实证”，包括以数量统计作为立论的基本依据，尽可能发掘和核实当时的数据；原有的统计不准，有时还要重新做起。对于研究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思想的发展和变化同样如此，要下扎实的史料搜集功夫。史料不丰富不详尽，就很难有所创新。而要全面、系统地收集到史料，就必须从既有的研究基础出发，借助有效的查找手段，按照门类、年代、地区、人物多方搜集；并熟悉今人的“网上功夫”，国内、海外网上史料尽收眼底，力求尽可能穷尽史料。　　（二）重视整理文献史料，对文献史料可以按内容进行分类整理，也可以进行编辑加工，以更有利于研究者采用　　例如有的同志整理编辑了各种形式的当代中国史的综合和专题的史料“汇编”、“选编”，还有的同志根据史料整理为“长编”或者编成“实录”，甚至将建国以来1949～1999年的历史按日整理为“日志”，以日为经，以事为纬。这些在一定理论指导下按一定体系整理的文献史料，汇编史逐篇核实，编年时实事详录，具有颇高的使用价值。　　（三）重视考证文献史料，通过书证、物证、理证、人证（当代史可找到更多的人证）的方法考查、订正、鉴别有关事实，归纳有关证据，运用科学方法得出真实的结论　　历史文献上记录的东西不一定都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当时的文献从现在看来未必非常全面，因此需要进行系统的考证，诸如对建国以来重要会议文件、人物著述、事件原委、人物经历、思想源流、话语演变的考证，务求“真实”，就可使我们对当代中国史的逻辑发展、历史主干、总体评价的认识和理解有个更加坚实的基础。　　（四）重视利用文献史料，汇集、引用文献史料说明一定的问题，使文献史料更好地为研究服务，为现实服务　　这里往往有两种情况：或是根据已有文献说明新的问题，如1956年人民出版社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运用农村合作化的新闻报道和调查来说明全国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为多篇报道写有按语，指出文献的思想价值和社会价值；或是就未解决的问题搜集新的史料阐明历史真相，如最近有的学者利用原始档案对“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机事件进行考订[6]，论证事件的原委和经过，都力求做到依据准确调查或借助准确档案说明问题。　　这种对文献史料的调查研究，收集史料要求“全”，整理史料要求“实”，考证史料要求“真”，利用史料要求“准”，也可说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又是科学的研究原则和研究方法。当代中国史研究中诸多有价值的论述，无一不是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文献史料进行了这种深入的调查研究才写出的。　　二、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的类型及其特点　　（一）文件和档案　　文件档案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文件入档形成档案，有些文件没有经过档案保存便直接公布了，这种材料只能叫文件或文献，不能称为档案。可见档案和文件从本身内容看并无重大区别，只是由于保存手段和方法的差异而产生的不同。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府机构、军事机构和工会、青年团、妇女等群众团体，在各种政治活动和社会主义实践中，为了上传下达、相互交往或记录事务的需要，形成了大量公布的公文材料。这些文件是当代中国历史的珍贵记录，又是研究历史的可靠依据。　　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共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文件：就党的代表大会而言，从1956年的八大至今的十六大都有文件集出版。特别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篇系统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的纲领性文献，是进行国史研究应该遵守的最重要的科学依据。地方党组织的文件集也多有出版。如果研究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史，还应参阅各民主党派的文件。　　政府方面的文件：从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至今各届大会，各次会议都有重要文件汇刊。另外，还有中央人民政府的法令汇编、历届政协文件集。　　军事方面的文件：主要指中国人民解放军领导机关的命令、指示、报告、汇报、公函等，未见全部汇编成书，但可以从报刊上查到。　　工会文件：中国工会第7次代表大会以来，均有文件集出版。以工会七大、八大的纪念刊（1953年、1958年）最为详尽。　　青年团文件：也屡有汇集出版，但内容比较单薄。　　对外关系文件：出版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数年或每年出版一集不等。　　以上仅系公开发表的部分文件，不少文件还未公开发表，未公开的文件有的可到档案机构查找。近年外交部已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档案逐步公布，可凭证件前往阅览。在使用文献史料时，应将公开与未公开的、可作正式依据与可作了解情况参考的分别对待。　　（二）文集和文稿　　在人物文集文稿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集、第二和第三代领导集体成员以及当前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的著作，他们的论述是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著作有《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外交文选》等。周恩来著作有《周恩来选集》、《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周恩来书信选集》等。刘少奇著作有《刘少奇选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等。朱德著作有《朱德文选》等。邓小平著作有《邓小平文选》等。最近还有《江泽民文选》出版。胡锦涛的论著主要见于《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文集。　　此外，《陈云文集》、《李先念文选》、《张闻天选集》、《董必武选集》、《李维汉选集》、《彭德怀军事文选》以及叶剑英、王稼祥、彭真、董必武、邓颖超、习仲勋等人的文集，亦均编人许多有关建国后历史的论述，值得我们认真研读。　　这些文集，只是就政治、军事人物而言，其他经济人物、文化人物的文集亦应注意。　　以上所述文集中所反映的思想和提供的有关史实，对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是当代中国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三）报纸和新闻稿　　报纸一般每日出版，种类数量繁多，所载信息量大。党的报纸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起了“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7]从中可以感受到共和国的脉搏并体察到奋进的轨迹。它是仅次于档案的可利用的详细资料。研究当代中国史可利用的报纸有：　　全国性的报纸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人民政协报》等；此外，面向侨胞的《侨声报》、文化部的《中国文化报》、教育部的《中国教育报》等，亦各有特点。出版多年的《参考消息》、《今日新闻》、《新华社每日电讯》，也是可以利用的重要史料。　　这些报纸留下了党和国家以及有关方面活动的大量记载，此中有凯歌，有艰难，有觉醒，有奋进，更有辉煌，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并在曲折中发展的光辉历史。　　（四）定期刊物　　建国后，定期刊物日益增多。其中，有指导实践的理论刊物，有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现状的刊物，有与当代中国史研究有关的史学刊物，也有大量内部刊物等。　　关于党、政、工、团中央以及妇联创办的机关刊物：中共中央宣传部最早办有《学习》杂志，指导全国人民的政治理论学习。1958年6月，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半月刊（间为月刊或不定期刊）创刊，1988年6月停刊，7月由中共中央委托中央党校继续主办全党理论刊物《求是》，1989年9月改由中共中央直接主办。政府机构出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和《国务院公报》，属公布文件性质。工会有《中国工人》半月刊，青年团有《中国青年》，全国妇联有《中国妇女》。　　关于汇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现状的综合刊物：此中内容丰富、资料价值较高的为《新华月报》，1949年建国时创刊，1956年改为半月刊，1961年又改为“月报”，1966年1月停刊，1970年8月复刊。1979年改为《新华月报》（初称“文献”版，后改为“纪录”版）和《新华文摘》两种，按月出版至今。　　关于研究当代中国史的史学刊物：专门研究的刊物首推《当代中国史研究》，内容丰富，特点突出，做到党性和科学性相结合，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阵地、集中展现当代中国史研究成果的重要窗口。另外创刊较早的党史刊物《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中共党史资料》近年日益增重刊发国史论文和资料的分量，论述创新，史料翔实。至于一般史学刊物《历史研究》、《史学月刊》、《文史哲》、《历史教学》等也都发表了一些有关当代中国史的重要文章。　　不论是理论刊物，反映现状的刊物，抑或史学刊物，只要涉及当代史，都与当代中国史研究有关，研究者可以充分有效地利用它所提供的观点和材料。　　（五）纪实和回忆　　当代中国史料长期以来纪实多于回忆，近些年口述回忆史料始大量问世。今就不同类型的纪实和口述回忆史料，略举几种。如：石光树编《迎来曙光的盛会——新政协会议亲历记》（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中、下三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至1977年纪实》共3卷（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纪实》（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国家教委社会科学研究与艺术教育司等编《五十天的回顾与反思》（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另外，个人回忆还有《彭德怀自述》、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朱元石主编的《共和国要事口述史》等。1957～1993年连续出版多年的《红旗飘飘》丛刊（1～32），亦有涉及共和国史的回忆材料。　　纪实材料，报刊书籍中俯拾皆是，使用时需要加以分析。口述回忆材料所见不少，个别质量不高，利用时要注意鉴别并与文献史料相印证。　　（六）文献资料汇编　　当代中国史文献资料汇编，最重要的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外，有些高等院校为适应教学需要亦编有多种。主要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编辑的《中共党史社会主义时期参考资料》（1949年10月至1985年9月），共14册。　　除了综合资料外，目前出版的多为专题资料。　　一种是当时汇编的资料集，如：关于土地改革的有《土地改革重要文献资料汇集》（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新区土改前的农村》（人民出版社1951版）；关于抗美援朝的有《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从鸭绿江到板门店——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关于“三反”、“五反”的有《三反五反文辑》（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有《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史料》（三联书店1959年版）；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有《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选辑》（未公开发行）；关于改革开放的有《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研究报告集》（经济管理出版社1987年版）等。这些资料多在事件刚发生后不久编成，收录未尽完整。　　一种是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文章的汇集，凡逢五周年、逢十周年纪念都有出版，分量亦较大。　　另外，近年还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等资料汇编。　　以上所述资料，或是事件发生当时、或是事件稍后所编，难免有某些局限性。使用时均须秉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重新认识和衡量。　　（七）地方史志　　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地方史研究主要着眼于解放前，出版史料亦限于解放前；而近20年地方史研究则开始重视当代史，也积累了建国后的史料。例如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汇编的《四川省情》、《四川省情续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1987年版）两书。前书根据各个方面的资料，全面系统地介绍了1949～1981年32年来四川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内容包括总述、农业、工业、商业、财政、金融、劳动、工资、物价、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部分；后者以较为丰富的内容和翔实的资料弥补了前者的不足，提供了今日巴蜀更多更新的信息。其他如山西、云南、贵州、河南、湖南、新疆等省市自治区也出版有年鉴等类记载该地区情况的资料。另外，各省市方志办公室领导下进行的编修方志的工作大有开展，20年来出版的地方志书达5万余部。近几年出版的《当代中国丛书》的地方卷，每省一卷，行业卷也出有20卷，内容全面、丰富、新颖、准确，对研究国史将有更大的用处。　　地方史的材料，是当代中国史资料的基础。在研究当代中国史时利用若干地区的典型材料，有助于对整个历史问题的深刻说明。　　（八）史学史资料　　当代中国史学史及当代中国史学科本身的发展史，是以有关史学著述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尽管史学著述一般情况下并非史料，但开展史学史研究，它却是无可代替的“史料”。　　当代中国史的通史著作：最早者当推20世纪50年代河北北京师院历史系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唯该书错误颇多，出版后史学界曾有专文批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始再有此类著述问世。常见的有陈明显、张恒等编著的《新中国四十年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郭彬蔚、谭宗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靳德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刘国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此类著述涉及时段长短不一，不少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史的特点。　　专题著述：近年来陆续出版的《当代中国丛书》中，不少专题都是有价值的重要著述。以《当代中国外交》为例，实为一本论证中国外交发展历程的当代外交史。作者深刻地指出党对重大国际事件的正确判断，又指出各种错误倾向对外交工作的干扰。此外，许涤新的《中国过渡时期经济的分析（1949～1957）》（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薛暮桥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等专著均有相当的分量。近年来，还出版有李德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赵德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两书均为河南人民出版社版）、石仲泉的《中共八大史》（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李正华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石志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北大出版社1994年版）、陆学艺的《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等专著。　　论文专集：重要的有李文主编的《当代中国史研究》十年文选——《国史论丛》（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选文多为近年国史研究的精品，覆盖面亦广，代表了目前当代中国史研究达到的水平。　　认真阅读此类史学著作，并把它放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总结论述得失，对于开展当代中国史学科发展进程的研究、促进当代中国史学科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　　（九）国外史料和史学史资料　　国外对新中国的研究非常重视，各类出版物和资料数量颇大。有些文献选编、调查访问乃至专题研究、人物传记以及中外关系等方面的著述不同程度地保存了若干史料。　　此中值得重视的是第一手材料即已刊和未刊的档案文件，俄、美、日、英等国外交文件和档案均可利用。沈志华主持翻译的《苏联史和中苏关系档案》（34卷36本）很有价值，译者据此写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过程》、《苏联专家在中国》等书。　　另外，国外出版的有关当代中国史的采访和专著也值得重视。仅就访问、考源、传记、专题几方面分别举例：如斯诺著《大河彼岸》（美国出版公司1962年出版）；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主编《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1、2卷（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9年、1983年联合出版）；斯图尔特。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企鹅公司1967年版）；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哈佛大学1980年版）等。　　至于日、美、英出版的关于毛泽东等的著作，反映了他们对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的看法和研究方法，也可供参考。　　对待国外资料，除要注意了解史料的来源、背景、作者，确定其真实性和价值外，尤要对其内容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　　（十）批判研究资料　　建国50多年来，中国国内的阶级斗争曾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至今仍不能说已经完全停息。“我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长期面对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活动，敌对势力也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与我们进行激烈较量。”[8]敌对势力往往发表言论，歪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诋毁人民群众的奋斗精神。对于此类言行，我们均须研究，给予揭露和批判。以往国内出版有《外国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现代史的看法》、《“四人帮”反革命言论选编》，以及报端还公布过某些顽固坚持反华反共的人完全否定我国建国后50年历史的种种言行，我们也出版过类似《历史的真实》（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等书对攻击性言论予以回击。诸如此类的材料均有助于人们对敌对势力的攻击性言论的识别、揭露、抵制和批判。　　三、当代中国史研究对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和利用的成绩与不足　　（一）对文献史料的搜集　　1.中央档案、文史、图书机构收集全国性的当代史料。以档案馆而言，档案事业解放后有了很大的发展（迄今全国档案馆3816所，档案15838万卷[9]，多为建国以后档案）。1985年、1992年国家先后颁布《收集档案规定》和《档案法》，确定了县、市档案馆收藏所属立档单位形成的已满10年和20年的档案应分别送交国家档案馆和有关档案馆的规定，收集工作大有进展。中央档案馆以及政府各部门即收集大量建国后重要档案文件。　　2.地方档案、文史、图书机构收集地区性的当代史料。北京档案馆收集建国后的档案较为完整，据1996年统计共有179全宗、236391卷，还有录音、录像、影片、照片，率先编出建国以来《北京市重要文献选编》12册，堪称此项工作典范；各省市档案馆亦编有建国后文献选编。　　3.个人收集的当代史料亦极为丰富。许多老同志或从事党史、国史研究的学者都进行当代史料的保存和收集。以胡乔木为例，即保存和收集有不少与共和国史和国家领导人有关的档案文件，他逝世后经有关方面整理出版了多本文集和书信集，供研究参考。有些参加编写重要领导人物文集和传记的个人也收集不少有关国史的文献史料。此类搜集文献史料也有不足，即对政治方面史料比较重视，而对反映地方基层、人民生活、文化、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史料重视不够。《国际友人丛书》出版了五六十部，多是涉及建国前的，涉及建国后的则较少。　　（二）对文献史料的整理　　1.整理和编辑了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基本文献史料。最重要的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此中除收入已公布的党和国家的决议政策文献，还有些是初次公布的文献史料。　　2.整理和出版了重要人物的文集、选集、选编、文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选集、文集都陆续出版，有的还出版了建国以来文稿，选材、注释均称精当。　　3.整理和出版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军队领导人、地方领导人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忆以及新闻出版界负责人、文化名人、国际友人和重要历史人物本人及家属的口述回忆史料。以上文献、史料整体价值很高，但也有不足。文献汇编中偏重政治多，涉及经济、文化少；宏观资料多，具体细化者少。个人文集中重要人物多，普通人物少。重要人物中建国初史料多，中后期史料少。口述回忆史料中反映高层活动多，反映基层社会生活变化少。在已出版的史料集中还存在个别质量不高甚至辗转抄袭的现象。　　（三）对文献史料的考证　　1.考证出处：如龚育之等论及多种报刊和电视广播讲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讲“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无此话，9月21日在政协开幕式讲的是“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10]　　2.考证话语：如鲁振祥论证了共和国史上“大跃进”一词的应用与演变[11].　　3.考证源流：如逄先知等考证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献从酝酿到发表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反复思考的过程。[12]　　4.考证作者：如彭珮云论证，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并非某些人所说，是北大少数教师的自发行动，而是康生及其妻子策划和指使下抛出的。[13]　　5.考证内容：如程中原解读了1975年整顿中的三个著名文件，认为给新时期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做了更直接的准备。[14]　　6.考证论点：如于光远对毛泽东晚年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情的态度至死不变”，并非有的传记所说“感到深深的忧虑与不安”。[15]　　7.考证史实：如阎长贵考证了林彪成为接班人不是好几年才形成而是1966年9月25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明确的。[16]　　8.考证记事：如孔东梅考证了斯诺最后一次访华的报道对美国政策的影响[17].这些考证均采取历史、辩证、阶级分析、比较研究的方法进行论述，有颇高质量。不足之处，个别考证则显得论证不够充分，缺少学术性、科学性；有的是根据第一手材料，却未注明出处，使人感到可信度不够。　　（四）对文献史料的利用　　1.当代文献史料直接为研究服务，发挥了应有的社会效益。有了这些文献史料，研究者写出的著述、教材仅建国初至20世纪90年代即有500多本、论文2000多篇；特别是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年谱大量出版，为研究国史提供了理论和文献上的依据。　　2.当代文献史料还被广泛利用于电视纪录片并提供影视广播素材，起到形象教科书的作用。通过电影、电视、广播渠道以及图片展览开展当代中国历史宣传，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生动的国史教育。　　3.当代文献资料因有档案馆、图书馆等保存单位的帮助，使文献史料能得到及时的利用。有关方面还整理编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大事记、年鉴、实录、百科全书以及目录索引等工具书，供查找者参考。凡此对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的研究和利用，都提供了方便的条件。不足之处：一是有的史料保管部门不大注意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将应该公布的档案及时整理提供利用；二是有的研究者不大重视已公布文献档案的充分利用，还有的利用文献史料不太重视文献质量或是否赝品，个别作者引用别人成果不遵守学术规范。　　四、加强对当代中国史研究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证和利用，以推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和深入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展对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的研究　　当代中国史研究，和其他史学研究一样，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衡量判断是非功过的标准，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纷繁事物中理清历史的主线。过去“当代人不写当代史”，但当代人写当代史的也不是绝对没有。司马迁写到他所处时代的西汉史实，源于他又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鸦片战争后魏源等写过本朝史，因为他详知清代史实。李剑农写过《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因为他对当时政局变化亲身经历。当然魏源、李剑农写的当代史，还不能说非常科学。1852年马克思也写过当代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情况则完全不同，他不仅“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而且他还掌握了“历史运动规律”，因而写出了完全符合客观的当代史。正如恩格斯说：“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精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却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这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18]由此可见，当代人研究当代史要掌握和运用史料，绝不是简单地堆砌史料，而是要如马克思那样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　　（二）总结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研究的经验，形成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学　　如前所述，我们已经有了在当代中国史研究中搜集、整理、考证、利用文献史料的丰富经验。现在需要对它从理论和方法上做出系统的总结，以便形成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学。早在10年前就有学者在总结当代中国史研究成果时遗憾地指出，现在我们缺少当代中国史史料学的研究专著[19].此情况至今仍未改变。什么是文献史料学？一般地说，是指搜集、整理、考证和利用文献史料的理论和方法。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学也就是研究有关文献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证和利用的理论和方法的一门学科；它是为当代史研究服务的，但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可以自成体系。1984年来华访问的美国口述学者布鲁斯。M.斯蒂文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口述史学》[20]，也可说是属于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学范围的记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还译载了此篇论述，说明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三）加强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学的研究，完善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学科体系，进一步推动当代中国史学科研究的发展　　当代中国史研究经过半个世纪特别是近20多年的发展，已开始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这就是说，当代中国史研究在其学科构成，诸如学科理论、整个当代通史、各时期史、专史、地区史、行业史、人物志、研究性回忆录和口述史诸方面，已有研究基础和成果，有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学科建设关键在于正确的理论指导。就学科理论言，指导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但在实际研究进程中仍需要有一个“中介理论”，即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当代中国史研究实际结合起来的理论。具体地说，它应该包括当代中国史关于研究的对象、任务和方法的理论，关于掌握和运用文献史料的文献史料学的理论，关于总结研究经验教训的史学史的理论以及关于本学科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理论等。据此可考虑构筑当代中国史研究的理论框架。由此可见，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学是当代中国史学科理论不可或缺的重要分支。加强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学的研究，包括对其理论（学科性质、范围和任务）、学术史（学科形成和学术渊源）、分类（史料类型和各自特点）、应用（史料搜集、整理、考证和利用）等的研究，将有助于丰富当代中国史文献史料学乃至完善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学科建设，从而不断推动当代中国史学科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收稿日期］2006—05—23　　「参考文献」　　[1]参见张注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文献史籍举要》，《历史教学》1990年第1期；《中共党史史料学的属性、源流和形成》，《北京党史》1999年第3期；《毛泽东生平、思想文献史料学研究初探》，《党的文献》2004年第5期。　　[2]张启华：《研究国史的几个方法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亦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明显的区别。前者的研究范围较为宽广，后者更侧重上层政治层面。　　[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87页。　　[5]《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4页。　　[6]蒋本良：《也谈“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机事件》，《百年潮》2006年第5期。　　[7]《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533页。　　[8]《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01页。　　[9]http://www.gov.cn/test/2005—09/07/content_30007.htm.　　[10]吴志菲：《龚育之的家国情怀》，《人物》2005年第2期、徐邦治：《毛泽东宣布“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不是在开国大典上》，《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1]鲁振祥：《共和国史上“大跃进”一词的应用与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12]逄先知、李捷：《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诞生》，《党的文献》2002年第5～6期。　　[13]彭珮云：《也谈“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出笼经过》，《百年潮》2006年第2期。　　[14]程中原：《1975年整顿中的三个著名文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　　[15]于光远：《我所知道的江青》，《炎黄春秋》2006年第2期。　　[16]阎长贵：《林彪何时成为接班人》，《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2期。　　[17]孔东梅：《斯诺中国报道对美国政要的影响》，《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5页。　　[19]《中国历史学年鉴（1996）》，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88页。　　[20]［美］《国际口述史学杂志》第6卷，198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