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妍：小学生卖淫案惊天逆转或藏权力滥用链条

　　作者：李妍

　　从最初“警方判定小学处女卖淫”引发公众愤怒的震惊，到中途“要求再次处女鉴定”的避重就轻，直到近日正式宣布调查结果“重新认定小学女生卖淫”的惊天逆转，没有走向公众预期的“处女卖淫案”似乎正用越来越多的间接证据，将矛头指向了前期颇得公众同情的刘仕华一家人。

　　且看警方列举的证据：在警方实施抓捕时，故意让另一女儿刘某某冒充实际卖淫者“陈艳”，使警方抓错人；为获高额补偿，以冒名顶替的方法获取虚假处女证明材料，误导媒体；特别指出“唆使女儿卖淫”的刘仕华的前科——曾因抢劫、盗窃罪判刑9年。据此，警方将此案定性为：是由刘仕华等人有意策划、弄虚作假、暴力抗法、欺骗媒体的一起影响恶劣的事件，并认定“女生”存在卖淫行为。

　　的确，刘仕华的犯罪前科，冒名获取虚假证明的案情，足够让人们将信任的天平倾向警方。甚至，连“女生”卖淫可能也确有其事。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尽管刘某造假等行为有着确凿的证明，但事关“女孩是否卖淫”这一案件核心点的证据却始终处于缺失状态——警方始终没有抓住现场卖淫的证据。也因此，仅凭以上间接证据就认定“女生存在卖淫行为”，无异于前期警方紧盯的那张处女膜认定，就和不是处女就是妓女一样可笑。放在此处则可解读为，将刘仕华的犯罪前科、伪造处女鉴定作为认定“女生存在卖淫行为”的必要证据。这两个悖论的共通点是，都想通过一些无关核心的间接证据，避重就轻地断定当事人有罪。

　　从此似乎可看出，身陷“处女卖淫案”舆论漩涡的当地警方，比当事人更急于自证清白。这也或可解释，为何警方在通报中一再强调刘仕华涉嫌处女鉴定造假，甚至将其犯罪前科也醒目标示出来。为何一桩以是否卖淫为核心的案件，最后却定性成刘某有意策划的恶劣事件？从中，我们或可窥见一条暗藏的公权滥用链条——前期仅凭道听途说，在没有抓住现场证据的情境下，就滥用权力抓人；中途要求再次鉴定处女膜，试图以处女膜作为是否卖淫的证据混淆视听；最后急不可耐地拿出一串间接证据，认定卖淫罪成立。

　　引起舆论关注的“云南小学女生卖淫案”突然“峰回路转”。公安机关的新闻发言人称警方在抓嫖时遭遇掉包，并严厉指称：3·16事件是“由刘仕华等人有意策划、弄虚作假、暴力抗法、欺骗媒体、误导群众造成的一起影响恶劣的事件”。

　　此“结论”一出，警方无须“费劲”地去通过鉴定女孩的处女膜而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就直接以“打击犯罪”的外衣，置换了公众和媒体对其滥用警察权力、侵害公民隐私的质疑。但不容改变的一个事实，仍是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 “滥权”。换言之，此案中，法律并没有扮演一个高贵的形象，抓获罪犯也并没有大快人心，反而让人产生联想，怀疑是警察粗暴执法后的又一次报复性执法以及 “自我解套”。与此同时，事件本身仍有多处疑点。

　　其一，整个事件中公安机关有罪推定的执法思路，始终未得到清理与反思。警方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即对公民作出有罪推定，“不是处女就意味着是妓女”，这样的“自证清白”思路便是清晰的写照。

　　其二，在现实中，于抓嫖问题，警方一贯不吝于投入大量警力，以 “扫黄打非”之名义，罚款“创收”，这在许多地方也不是秘密。然而，“卧底”也罢，跟踪也好，总不应该挑着地方来抓吧。众所周知，在相当多的大宾馆、高档场所，“性工作者”也一直存在着，如果警力不是公平地分配，就有这样的嫌疑：本应实现社会正义的法律，反而成为欺凌弱者的武器。法律绝不只是法律条规，更是一种高贵的精神，这种精神关乎公平与正义，关乎限制公权力粗暴地践踏个人权利。此事件中，警方虽然证明了自己的“清白”，但法律的正义仍模糊不清。被“抓获”的女孩父母，无论有怎样恶劣的人性，即使触犯了法律，也应该在一个公平的法律程序下进行追查。

　　其三，警方指斥媒体“作假”，但事实是媒体在当时信息披露并不充分的情况下，基于公众的知情权、媒体的监督权，对事件进行报道。如果报道和警方最后的调查不符，最多只是新闻报道中平衡性的问题。警方对媒体的指责有公权力指责公众监督的嫌疑。

　　其四，此事件中警方已成为舆论焦点，因此对事件的结论应有第三方独立的调查。检察院的积极介入本是法治的表现，是行使对警察权的监督，但通过已有信息的披露，我们未见检察机关的“检察权”在其中的作为。检察院的调查权是否独立运行?警方是否存在刑讯逼供?均未见检察院对此作出说服公众的证据披露。因缺乏“第三者”的“在场证明”，警方的调查无论如何自说“确凿”，总少了几分说服力，无法制止公众对警方 “自我解套”的怀疑。

　　其五，无论成人世界如何荒诞浑浊，无可否认的是两个孩子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已经受到严重的影响。警察的不当执法对她们的具体伤害已然形成，而这一事实至今也没有得到纠正和道歉。在“查清事实，打击犯罪”的旗号下，有谁注意到了公权力的不当使用对未成年人身心的严重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