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普通人滥用权力的根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9:53:53
普通人滥用权力的根源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网联合进行的一项有11219人参与的调查显示，根据个人观察与自身生活体验，94.8%的受访者确认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滥用权力的现象普遍存在，68.3%的人认为日常生活中权力滥用现象“非常多”，88.2%的人表示曾有因他人权力滥用而受害的经历。
如调查报告描述的那样，本来很简单的事非得塞红包才能解决，自己排着长队却看见有人被工作人员径直领进门去，权力滥用不只是某些官员的“特权”，教师、医生、门卫、接线员等等拥有一点权力的普通人，都可能成为权力的滥用者。一般说来，普通人滥用权力有三个目的，一是为了谋私（有直接的利益追求，比如收红包、好处费），二是为了徇私（没有直接的利益追求，比如对自己的家人、亲朋给予特殊关照，但这种关照往往能给被关照者带来实际利益），三是故意苛求、刁难他人，甚或利用权力对他人进行打击报复。这三个目的，与官员滥用公权力的目的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就个案而言，一个官员滥用公权力，比一个普通人滥用权力，在这三个方面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对他人造成更大的伤害，对社会道德和公平正义造成更严重的破坏。
官员滥用公权力是典型的官场腐败，普通人滥用权力则是更为泛化的社会腐败。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认为，普通人权力滥用的根源在于公权力的滥用，因为某些公权力时常侵犯个人利益，个人难以与公权力抗衡，就会过度利用自己所能获得的任何一点权力，甚至不惜损害其他人的权益。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普通人滥用权力缘于官员滥用公权力的示范，社会腐败缘于官场腐败的示范。相信很多普通人会认同这个结论——这个结论意味着，先有官场腐败的“诱因”，才有社会腐败的“结果”，官场腐败要为社会腐败承担责任，参与官场腐败的官员，要为参与社会腐败的普通人承担责任。这样一来，那些参与了社会腐败的普通人，轻而易举就得到了解脱，他们当然要乐于承认官场腐败的“示范效应”了。
从直观情形看，官场腐败的确对社会腐败具有“示范效应”，但是，从深层次的内在机制看，更多的时候反而是，社会腐败构成了官场腐败的基础，对官场腐败形成了某种“储备效应”。因为绝大多数官员最初都是从民间社会成长起来的，受社会腐败的熏陶，他们的体内已经埋下了腐败的种子，进入官场之后，腐败土壤更加丰厚，腐败种子迅速开花结果，于是一发而不可遏抑。即便有少数官员实际上由“世袭”而来，他的生活和成长也与社会不无关系，他或多或少也会受到社会腐败的影响。社会腐败与官场腐败的某种“同构关系”，来源于普通人与官员在人性上的某种“同构关系”，一些普通人虽然也痛恨官场腐败，但对参与腐败的官员却往往充满了理解甚至羡慕之情，一旦自己有可能也腐败一回，无论是作为普通人只能参与社会腐败，还是登堂入室成为官员参与官场腐败，他们都是不惮于抓住机会并把机会用满用足的。
当年，鲁迅目睹北京胡同的市民把煤灰从家里搬出来，直接堆积在大街上，致使街道每日增高，街边的房子每日降低，他不无悲凉地写道：“见了这些人家，就像看见了中国人的历史”，“大约国民如此，是绝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基于对国民、议员、政府三者之“同构关系”的认识，鲁迅对以制度建设改良政府、以反腐败手段澄清吏治不抱多大希望，而认为“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华盖集·通讯》）鲁迅说的这个办法，就是通过“思想革命”逐步改造普通人的思想、改造国民性，进而改造官员的思想、改造“官性”，通过治理普通人腐败和社会腐败，以更有效地治理官员腐败和官场腐败。
以上分析并非要为官员滥用公权力做辩护，也并非主张对官场腐败予以赦免，而是要探究普通人滥用权力与官员滥用公权力之间，以及社会腐败与官场腐败之间的“同构关系”。当务之急，仍然需要大力推进包括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在内的政治体制改革，强化社会权利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防止和惩治公权力滥用；从长远看，则需要走一条“以‘思想革命’促进社会改造，以治理社会腐败促进治理官场腐败”的道路，鲁迅先生念兹在兹的“改造国民性”，在今天仍然是一项至为沉重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