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在老中宣部

2007-5-6 22:26:07
马懋如
秦川同志是我上世纪50年代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时的老领导，2003年1月29日去世了。他走得那样匆忙，没留下一句遗言，却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怀念和崇敬。我想不起他对我有什么说教，在我心目中都是他的身教。
2002年10月13日我和秦川同志最后一次见面。“文革”前在中宣部工作的人，都称那个时期的中宣部为老中宣部。那天，老中宣部的一些同志和他们的子女，两代人相约在中宣部旧址沙滩大院聚会。很多人闻讯而来，有的老同志坐着轮椅，有的拄着拐棍，有的由子女搀扶，二百多人欢聚一处。秦川同志也来了，他已是83岁的高龄老人，还是那样的健谈、健步，很多人围上来和他握手、打招呼。他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被罢官后就离开了中宣部，40多年过去了，很多人的名字他还记得，很多人也没有忘记他。
如今的沙滩大院，小桥流水，风景如画，不懂过去的人还以为这里原本就是一处供休闲游乐的场地，昔日的“五·四民主广场”已不复存在。故地重游，我陪秦川同志走到老中宣部的办公大楼前，他兴致勃勃地指着楼前的两棵树告诉我，这是用他的稿费买的。1957年中宣部从中南海搬到沙滩办公，有一次秦川同志收到二百多元的稿酬，这是一笔数目不小的钱，当时基层干部月薪仅四五十元。为大院绿化，他把这笔钱交给了人称方老头的花匠处理。方老头购得花木若干种在院内，大楼前栽了两棵小树。如今小树已成大树，枝叶繁茂，郁郁葱葱，为大院增色不少。此事鲜为人知，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秦川不重钱财，他热心公益事业，办好事从不张扬。我提议在树下合影，没有想到这张照片竟成了最后的纪念。
秦川同志这一走，引起我想起了很多的人和事，不仅想起了秦川本人，还想起了老中宣部，想起了上世纪的那个50年代。一位青年朋友帮我找到了秦川同志1998年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我眼中的“阎王殿”——回忆文革前的中宣部》一文。重读此文，老中宣部再现眼前，一位位老部长、老处长栩栩如生，秦川同志也在其中。我看到了他的为人，看到了他那宽广的胸怀。建议老中宣部的同志们读一读这篇好文。
1954年，各大行政区撤销，各地干部云集京城。这时，可以说是中宣部人丁兴旺的时期，有延安来的老红军、老八路，有北京解放后新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有来自全国各地富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同志……真是五湖四海。秦川同志1936年参加革命，他来自西北，原任中共西北局宣传部秘书长，是行政九级的高级干部，调中宣部后先任科学卫生处副处长，后任宣传处处长。
老中宣部除部、处两级领导人有职称外，其他同志均无职称和头衔，一律是“干事”。有大“干事”、小“干事”，有人干大事、有人干小事，有分工不同，无贵贱之差，大家一律平等，各尽所能为人民干事情。不少同志是抗日战争中的老革命，曾任过要职，在部里都是普通一兵，住在沙滩老北京大学七八平米一间的学生宿舍里，大家叫这种小屋“鸽子笼”。我们宣传处资历深、级别高、经验丰富的前辈，有二十来位，他们不重名位，工作兢兢业业。我是处里最小的“干事”，是解放战争时期在学生运动中入党的中学生，年龄小，资历浅，是革命队伍里的晚辈，大家叫我“小马”。“小马”已成我的别名，如今我也年过古稀，老同志还是叫我“小马”，倍感亲切。
部、处两级领导人虽有职称，却无人称他们“长”，上至部长陆定一，下至炊事员、清洁工，一律以“同志”相称。定一同志、周扬同志、立群同志……如今老中宣部的人相见，依然互称“同志”，党的老传统没变。对秦川同志无人称“长”，他也没有“长”的架子。记得有一次他带几个同志到外地调查，随行中有一位，年龄不大，已是一头银发，说话有板有眼，颇有首长之风，被当地干部误认为是带队人秦处长，当上宾相迎，真的秦处长被冷落一旁。秦川毫不在意，拎着一个小皮箱走在人们之中。我曾随他出差天津，无送往迎来，无接风洗尘，住市委机关招待所，在食堂吃饭。一经到达，立即着手工作，不游山玩水，不吃请受礼。工作结束，他请我们吃“狗不理”包子，逛了逛劝业场，坐火车回京，一路上谈笑风生。
在秦川同志手下工作，感到舒畅，没有顾虑。他让人说话，同意的意见他倾听，不同意的他笑一笑，或扭头走人，他的身影如今还在记忆中。我这个小“干事”在他面前也可以没大没小，说三道四。他“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他不当面训人，更不“秋后算账”。他平易近人、平等对人、宽以待人。
秦川领导宣传处工作时，不多开会，不开长会，他不说官话，不说套话。我给处务会议记录，这工作很好做。开会之始，无冗长的开场白，会议结束，无重复的总结报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他经常有事就把有关同志叫到一起，碰碰头，磋商一下，大家分头去干。那时，同志之间、上下之间都很默契，画龙点睛，一说就明白。
秦川心里总是装着工农大众，他经常口不离“五亿”(指工农兵)。他极重调查研究，常带处内同志深入工厂、农村，了解民情，反映民意。记得他曾去四川、福建、江西、江苏、湖北、河北、陕西、内蒙、上海、天津等地调查。每到一地都直接下到基层，和工人、农民对话。和他同去的同志还记得，他在四川桂湖公社一呆就是40多天，整整劳动了二十多天，农民视他为知心朋友，同他无话不说，取得了大量的第—手材料。他在上海江南造船厂和工人促膝谈心，一户户调查，了解到三十多个工人的家史。他很受工人爱戴，“文革”中不少老工人站出来保他。他给部里上送了不少有分量的调查报告，给领导及时提供了信息。
1958年，“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很盛，难得听到基层真实的声音，为了解农村实情，秦川不仅亲自下乡调查，还派处里的同志到一些冒尖的地区或回自己家乡去调查。当时秦川同志和机关党委副书记袁靳同志等去了四川农村，发现“五风”严重，农民缺粮等问题，写了《新都调查》和《四川来信》如实向部领导反映。他在《四川来信》中还提出立“公社法”的建议。20世纪50年代他就有了“依法治国”的思想，难能可贵。副处长张军带人去了安徽、湖北等地农村，行政十二级的大干事马子明同志奉命回河南老家探亲、访友。他们都汇报了农村的实情，反“右倾”时都受到批判。
秦川同志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表里如一，实事求是。1959年6月，他参加内蒙古自治区宣传工作会议，会上，他从农村实际出发，直言批评“五风”，批评“大跃进”，反映了群众的意见。不料就此遭到灭顶之灾，在反“右倾”运动中，被重点批判。他的《内蒙讲话》、《四川来信》以及他和袁靳联合写的《新都调查》成了批判的靶子，上纲上线为“革命失败论”、“和彭德怀相呼应”……他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受到撤职、下放劳动、调离中宣部等不公正的对待。当时受到批判的共九位同志，被称为“九条大鲨鱼”(这一提法出自批判会和大字报)。“鲨鱼”是要吃人的，顾名思义，好不吓人!秦川同志是为首的一条最大的“鲨鱼”，我们宣传处张军、马子明、戴临风也成了“大鲨鱼”。九位同志都是因为说了真话，反映了民意。(九位同志以后都得到了平反)
反“右倾”运动结束，1960年初，九位同志下放安徽来安县农村劳动。此去共28人，分赴两个公社，我也去了。秦川等13人到半塔公社，张军和我们共14人到雷官公社，王里带队，他在县里。我们青年人主要是劳动锻炼，与九位同志处境不同，他们是带“罪”之人，属惩罚性质。九位同志不怕苦，不怕累，毫无怨言，处处是我们的表率。不久，发现“五风”的恶果在雷官公社很突出，农民吃不饱、浮肿病、讨饭、外逃、饿死人等等；半塔是老区，比较好。在半塔的老同志听到消息，和雷官的老同志一样，对此极为关怀，秦川同志更是心直口快，态度鲜明。在老同志们的提议、指导和带领下，冲破重重封锁，挨户调查，取得了可靠的数据。当时反“右倾”刚过，人们心有余悸。秦川、张军等老同志心中全无自己，只有人民，他们不顾头上“右倾”帽子的重压，不考虑个人得失，坚决主张向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如实汇报，张军同志激动地说，豁出去开除党籍也要上报。他们急农民之所急，提议立即和当地党政领导摊牌，要求开仓放粮，救济饥民。当时雷官公社有的村已断炊，形势逼人，救济粮尚未下达，为了应急，张军等同志大胆提议，并亲自参加说服当地干部杀了公有经济中集体喂养的鹅。农民扶老携幼、热泪盈眶领鹅肉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耳闻、目睹了老一辈的果断、无私、智慧，由衷地敬佩。他们是真共产党人，真马列主义者。
在“文革”的风口浪尖上，秦川同志不畏艰险。记得“八大”前有一年，中宣部代中央起草的国庆节宣传口号中，没有写进“毛主席万岁”这一口号(中央签发时加上了)，当时中央和部没有追究，“文革”中成了中宣部反毛主席的一大罪状。听外调来人说，追查时，秦川承认是他干的；批斗时，他向毛主席像鞠躬请“罪”，当时我为他捏了一把汗。
我认为，此事不应由秦川同志或其他任何个人承担，这件事的出现是有背景的，中央和部未追究是有原因的，毛主席对不要搞个人崇拜、不要突出个人有过明确批示。据我所知，历年国庆节口号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起草，经部领导审核，部长办公会议集体讨论通过后报送中央。处内此项工作由副处长王宗一同志主管，他派处内同志执笔初稿。宗一同志来部早，他办事严谨，很受部领导器重，他主管的工作秦川同志一般不大过问。“文革”初，几位部领导已蒙冤坐牢，宗一同志已被迫害致死。秦川同志高风亮节，他不上推下卸，一人承担，自己受难，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一大案未殃及他人。若干年后，我问他，为什么要一人承担？……他笑一笑说，这件事早已过去。一次一位熟人告诉我，秦川同志对她说，小马这个同志不“落井下石”。感谢老领导对我的了解和信任，实话实说，秦川同志是不“落井下石”的典范。
秦川同志晚年，不改初衷。他实事求是，不看风、不跟风、不人云亦云；他头脑清醒，远见卓识，无私无畏。一次，闲谈中他对我说，他这一生经历了“五不怕”(即不怕杀头、坐牢、开除、罢官、离婚)。我意识到，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总结，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秦川同志永在，“五不怕”精神永存!
来源：《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