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童世骏:同胞情谊的哲学反思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5:42:53
———童世骏研究员在东方讲坛的演讲———
5月12日的四川大地震已经夺去了69019人的生命，373573人受伤，18627人失踪（注：此为演讲时的数据）。统计数据精确到个位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我们，震灾中受苦受难的每一个人，每一条生命，都是我们的骨肉同胞，都与我们血脉相连。
确实，大地震一下子让我们意识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五十六个民族、十三亿人民，是那么情同手足。用血肉之躯守护孩子的不仅有他们的母亲，还有他们的老师；在余震声中冒着生命危险奔赴现场的不仅有我们的领导人和子弟兵，还有无数的志愿者、普通人。企业家、文艺明星、80后青年，平时招议颇多的这些人群，短短几天内就以自己忘我的奉献赢得了万众赞誉。不在地震现场的人们，那些在取款机和献血站前排起长队的人们，那些在电视机或电脑屏幕前眼泪汪汪长久守望的人们，心中也回荡着同一个呼唤：“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
大灾之后的同胞情谊，确凿地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道德情感是一种无比伟大的力量。大灾激起的刻骨铭心之痛，与我们有时因耳闻目睹有些罪恶而自动产生的恐惧感一样，超越了我们头脑的冷静推理和仔细计算。正因为这种超越，道德情感既使我们因为同胞遭受苦难泪如泉涌，也使我们不顾环境险恶挺身而出。套用十七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话来说，人不仅是一棵有思想的苇草，而且是一棵有情义的苇草。暴戾的大自然面前如此柔弱的这棵苇草，不仅因为有思想，而且因为有情谊，才显得那么挺拔和高贵。山崩地裂、房倾楼摧之下，人的血肉之身是如此不堪一击，但只要一息尚存，平时普普通通的人们，却会义无反顾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这样伟大的道德情感，如此崇高的同胞情谊，有什么好反思的呢？要知道，“反思”这个词现在往往与“反省”甚至“思过”连在一起。但我今天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对同胞情谊，我要用一些哲学的概念和知识，来做一番辩护、扩展和提升。
对同胞情谊的普遍主义辩护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果每个人都被认为应该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灾难、饥荒提供同样的帮助，那么这种帮助的投入一定很乱，效率一定很低，效果一定很差。因此，就有必要在不同国家之间建立一种道德分工。
有人问：同胞情谊有什么好辩护的呢？确实，我们一般不会、也不应该对同胞情谊的正当性进行怀疑。但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凡事都只有问了一个“为什么”，人们心里才感到踏实。即使你不来问，别人早晚也会来问。果然，5月21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涉及了这样一个“为什么”。
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他写道：汶川大地震以后，他在课堂上讲到这样一种理论，认为政府有责任优先考虑共同体当中境遇最差的人们的利益。问题是，这里所说的“共同体”的范围有多大？根据一种理解，这里所说的“共同体”是指国家；根据另一种理解，这里所说的“共同体”是指全世界。根据前一种理解，当然应首先帮助四川灾区。但如果根据后一种理解，情况就不同了。在四川大地震之前不久，缅甸因飓风引发巨大洪灾，死亡人数更多，在十万以上。这位美国老师问：“中国是否应该帮助缅甸飓风的受害者，哪怕这意味着对本国救灾少一些帮助？”听到这个问题，全班出乎意料地鸦雀无声。下课铃响后，原本很有礼貌的学生，这次却没有为老师鼓掌。显然，同学们对老师在这种时刻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不满，同时也有些郁闷：心里觉得当然要优先帮助自己同胞，但理论上却发现不那么理直气壮。根据他们学到的有些理论，似乎该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才对……
据报道，为支援缅甸灾民，中国政府前后几次共捐助了一亿多人民币。网上有人说政府在这种时候不应该给别人捐那么多，有人却说中国还应该捐得更多一些。因此，如何理解同胞情谊，同胞情谊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正当的，并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不做一番解释和辩护，我们很难完全心安理得。
我要为同胞情谊做的第一个辩护，是我们在四川震灾之后所看到的同胞情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义，而不只是一种私情了。现代社会最有影响的道德理论是普遍主义理论，它主张普天之下人人平等，人人具有同等的权利和同样的尊严。根据这种理论，我们必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而不能把特殊的私情置于公义之上。我们在前面说过，震灾发生时，用血肉之躯守护孩子的不仅有他们的母亲，而且有他们的老师；在余震声中冒着生命危险奔赴现场的不仅有我们的领导人和子弟兵，而且有无数的普通人、志愿者。那些在5月12日以后高呼“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的人们，大多数原先并不知道中国有一个叫做汶川的地方。这样一种同胞情谊，已经是一种符合普遍主义原则的道德情感了。
我想为同胞情谊做的第二个辩护，依据的是一种伦理学上叫做“道德分工论”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种角色，一个是公的角色，一个是私的角色。作为公民，我们要关心他人、关心社会；但作为父母我们要爱护孩子，作为子女我们要关心父母。为了让我们能同时履行好这两种角色，我们成立政府，通过纳税、服兵役等来支持政府，让政府代我们去关心别人，而我们自己则心安理得、专心致志地管自己家的事情。邻居失业了我很遗憾，但却不必因为无法把自己的岗位和福利让给他而深感内疚，因为我知道政府会管他的事情。这样，在个人与政府之间就有一种“道德分工”。
除了个人与政府之间的这种“道德分工”之外，还有一种道德分工是不同的共同体之间的。共同体的大小是相对的。最大的共同体是全人类；在这个最大共同体之中，有地区、国家、省份、区县、单位、甚至家庭等等范围较小的共同体。当今世界，对人们生活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国家。尽管全球经济很大程度上已经一体化，信息交流也早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国界了，但国家作为“主权者”，作为一种在它之上没有更高权威的政治力量，它所代表的文化和人民仍然是界定我们的归属感的最重要参照系。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每个国家内部有一种个人与政府之间的道德分工，而且在不同国家之间也有一种道德分工，根据这种分工，各国人民及其政府对自己同胞负有优先照顾的特殊义务。重要的是，这种分工是一种对于全世界所有人都更加有利的制度安排。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果每个人都被认为应该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灾难、饥荒提供同样的帮助，那么这种帮助的投入一定很乱，效率一定很低，效果一定很差。因此，就有必要在不同国家之间建立一种道德分工：有了这种分工，假如我们不得不在“帮助自己同胞”还是“帮助其他国家人民”之间进行选择，我们是可以比较心安理得地选择帮助自己同胞的。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最要紧的是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对自己同胞所负的特殊责任不仅责任明确，而且发自肺腑；如果每个国家的人们都首先尽心尽力地帮助自己的同胞，我们的世界就会比现在美好得多。
我要为同胞情谊所做的第三个辩护，是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同胞情谊中包含的上述那种普遍主义因素，是可以作进一步发挥的。同胞情谊之所以值得辩护，是因为蕴藏于其中的普遍主义成分，包含着让我们做进一步扩展和提升的广阔空间和重要潜力。下面对这一点作比较深入的讨论。
对同胞情谊的范围扩展
大自然的肆虐激起了我们对灾区同胞的强烈认同，也应该提醒我们注意，我们身边许多平时熟视无睹的人们，其实一直是需要我们伸手帮助的兄弟，是值得我们笑脸相视的姐妹。
对同胞情谊，我们可以在内、外两个方向上进行范围扩展。
“向外”扩展同胞情谊，是指我们可以把自己所认同的那个共同体的边界向外扩展，一直扩展到全人类。前面提到，当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说“同胞情谊”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共同体”的边界扩展到许多较小共同体之外了。这个扩展并不是我们单纯的想象，而是以几千年的集体记忆作为基础的。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是各地区各民族交流和融合的结果。这次遭受震灾最严重的北川，是我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在饱经风霜、屡遭磨难的中华民族历史上，包括汉族和羌族在内的56个民族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终于形成了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我们”。同时，各地区各大洲之间的交往也贯穿着人类文明历史；进入近代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民族国家的壁垒，现代技术超越各种文化的界限，全球经济和全球风险又使各国人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只有一个地球”，各国人民越来越融合进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之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要关心自己的国家和同胞，也要关心别国人民的困难和全球范围的问题。我们一方面仍要把对自己国内同胞的特殊义务放在首位，另一方面则要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就像这些天来那么多国际友人赶来援助我们一样。其实，其他国家的人们，从全球共同体的角度来说，与中国人民也同属一个“我们”。尤其是在目前的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的“道德分工”还不完善，有些国家内部的特殊义务关系还没有完全落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为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秩序而努力，另一方面要向那些孤立无助的别国人民伸出援助之手。邓小平同志曾在1981年说过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其实，在这句话之前还有一句值得我们深思的话：“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向外”扩展同胞情谊，就是要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尽一个“世界公民”的责任。在国内发扬我们的同胞情谊，是学会做一个好的国家公民；而成为一个好的国家公民，既是学会做一个好的世界公民的重要途径，也是真正做好一个世界公民的必要条件（把自己的事情办得越好，帮助别人的能力也就越强）。
“向内”扩展同胞情谊，是说我们在为千里之外的四川同胞、羌族弟兄奉献爱心的同时，也要把同样的精神体现在关爱我们身边的同事、邻居、市民等之上。大自然的肆虐激起了我们对灾区同胞的强烈认同，也应该提醒我们注意，我们身边许多平时熟视无睹的人们，其实一直是需要我们伸手帮助的兄弟，是值得我们笑脸相视的姐妹。作家铁凝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叫《谁能让我害羞》，讲了一个在城里打工的农村少年与一位城市少妇之间发生的故事。送水的打工少年渴望得到尊重，但那位家境不错的少妇却非常冷漠，以至于有一次，打工少年因为电梯坏了中途休息了三次才把水桶扛到八楼，当他累得猫着腰捂住肚子要求喝点水的时候，那女主人却像往常一样把手指向洗碗池上的水龙头。但这次，少年不愿意了。在坚持要喝送来的矿泉水而得不到同意的情况下，他打开了随身带来的一把折刀……那少妇用一把手枪式点火器吓住了少年。少年被抓住后，警察问他“你是否感到害羞？”他回答说是的，他为自己被一支假枪吓倒感到害羞，为自己没有一支真枪而感到害羞。其实，我想，真正应该害羞的是那少妇，是我们当中同她一样对身边同胞不关心不尊重的许多人。
对同胞情谊的境界提升
真正要让大灾之中体现出来的同胞情谊升华我们的生活意义，提高我们的人生境界，我们还需要把这种情谊落实到我们的平常实践之中。
这里的“境界”两个字我们平时经常用，它同时也是一个哲学术语，已故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有一个著名的“人生境界说”，我想在这里借用一下。
冯友兰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做某事的时候，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地在做。他把这叫做“觉解”，就是“自觉”和“理解”的意思。人生意义就是从觉解而来的。人做各种事情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构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在冯友兰看来，人生从低到高有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天地境界”。在这个境界里，一个人既不像“自然境界”中那样浑浑噩噩，也不像“功利境界”中那样斤斤计较，也不像“道德境界”中的人那样只是为尽社会义务而兢兢业业，而是在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组织的公民的同时，还意识到自己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在履行“人道”的同时也遵守着“天理”。天地境界中的人，因此是人生意义最丰富、最崇高的人。
在这四个境界中，我们今天所讲的同胞情谊当然属于“道德境界”的层次。但同时我也要说，同胞情谊还可以向上提高到“天地境界”，使它不仅告诉我们什么是行为规范，而且告诉我们什么是生活意义。
“生活意义”这个词哲学色彩很浓，但震灾之后，这个词在网络、报纸上却频频出现。大灾之下，生命的脆弱提示了生命的珍贵；拯救他人生命的紧迫性展现出自己生命的新意义。许多哲学家都说过，最重要的哲学问题莫过于对于生死的态度问题。5月12日以后，无数人一下子都成了哲学家，很快都更加清楚地持有了或反省着对生命和死亡的态度。短短几秒钟的山崩地裂，充实了多少人苦恼于无法用灯红酒绿、轻歌曼舞来填补的内心世界。记得电视剧《士兵突击》热播期间，许多年轻人说自己的心灵被主人公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深深打动，说由此窥见了生活的真谛。这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无数个劫后余生、舍己救人的真实场面。同胞情谊使我们分担着同胞骨肉的苦难，也使我们体验到人生意义的升华。那么多男女老少为素不相识的人们的苦难而悲痛、而奉献、而牺牲，中华文化和人类天性中原来有着如此美好的一面，凡俗的生活因此而闪耀出灵性的光芒。
现代传媒技术让我们几乎亲眼目睹同胞们在废墟下的死亡和挣扎，让我们不在现场的人也几乎亲身经历了生死关头的大悲与大喜。但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非常时刻激发出来的同情，尤其是面对他人苦难而体现出的爱心，强度虽高，持久却难。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有哪一个人看见别人遭受苦难而不同情的呢？如果从心愿上说，谁不想把他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呢？”因此，真正要让大灾激起的大爱升华我们的生活意义，提高我们的人生境界，我们还需要把这种情谊落实到我们的平常实践之中。也就是说，同胞情谊不仅要向上提升为“天地境界”，而且要向下落实于日常生活。
5月12日以后经历了刻骨铭心的同胞之爱的我们，要提醒自己，受灾同胞的困难并不限于我们感同身受的这几天、这几月甚至这几年；而且，需要我们帮助的不只是那些在媒体上得到生动报道的地区和人们。据报道，根据我国目前的贫困线，我国目前有4000万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国务院扶贫办最近公布了扶贫标准调整方案，准备把贫困线从现在的年收入1067元提高到1300元。如果这个方案得到国务院认可，全国贫困人口的统计数将增加到8000万。这8000万人没有出现在电视画面上，没有以血淋淋的画面搅得我们良心不安。但我们如果真有同胞情谊，就不该忽略这个抽象数字背后的一个个母亲，一个个孩子。
这次救灾活动当中，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同时我们也看到，救灾的主力毕竟是国家，是国家统帅的人民军队和各级政府。除了人员伤亡以外，地震造成了数千亿人民币的经济损失，但规模空前的社会捐款，也只募集到相当于治理地质灾害所需要的400多亿。那么大的缺口，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国家救灾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在特定时刻的动员能力，这是我们在这些日子里亲眼目睹的。决定国家救灾能力的另一个因素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尤其是国家的税收能力。因此，对于收入较高的公民来说，体现同胞情谊的不仅是救灾期间的捐款，而且是今后长时期的工作业绩和税款缴纳。这几天我们都捐了一些钱，同时我们也要提醒自己，我们在平常时刻每一次有意无意的漏缴税款，实际上都是在削弱国家的救灾能力。
抗震救灾期间，许多人都感慨自己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在同胞的苦难和死亡面前，我们平时看重的许多东西如金钱、地位都微不足道了，而平时淡忘的许多东西如亲情、平安，却显得那么珍贵。大灾之后继续发扬同胞情谊，我们要把我们在这几天所获得的有关价值之大小、事体之轻重的体会，落实到日常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中。公交乘客为了比别人早上车一分钟甚至一秒钟，就不遵守排队上车的规则，就不顾对人要有礼貌的要求；一些很好、很重要的制度安排，往往因为当事人感觉不方便、不舒服而形同虚设、束之高阁……所有这些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现象，都是为了一时的痛快、虚荣等微不足道的好处，却可以说在个人尊严、集体荣誉甚至民族前途方面付出了沉重代价。5月12日以后，我们应该经常自我提醒和相互提醒，不要再这样轻重颠倒、因小失大了。
四川震灾像一个课堂，同胞情谊像一册书本。在这个悲壮的课堂中，我们阅读的是一本用自己的热血写成的大书。仔细阅读这本大书，真正读懂这本大书，我们每个人就会更加成熟，我们的国家和世界也会变得更有温情。
（演讲时间：2008年6月3日）
思想者小传
童世骏 祖籍浙江萧山，1958年9月生于上海。1982年和1984年分别在华东师大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94年在挪威卑尔根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编委。发表著作《批判与实践》、Dialectics of Modernization和《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合著）等，译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理性真理与历史》（合译）等。
5月12日的四川大地震已经夺去了69019人的生命，373573人受伤，18627人失踪（注：此为演讲时的数据）。统计数据精确到个位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我们，震灾中受苦受难的每一个人，每一条生命，都是我们的骨肉同胞，都与我们血脉相连。
确实，大地震一下子让我们意识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五十六个民族、十三亿人民，是那么情同手足。用血肉之躯守护孩子的不仅有他们的母亲，还有他们的老师；在余震声中冒着生命危险奔赴现场的不仅有我们的领导人和子弟兵，还有无数的志愿者、普通人。企业家、文艺明星、80后青年，平时招议颇多的这些人群，短短几天内就以自己忘我的奉献赢得了万众赞誉。不在地震现场的人们，那些在取款机和献血站前排起长队的人们，那些在电视机或电脑屏幕前眼泪汪汪长久守望的人们，心中也回荡着同一个呼唤：“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
大灾之后的同胞情谊，确凿地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道德情感是一种无比伟大的力量。大灾激起的刻骨铭心之痛，与我们有时因耳闻目睹有些罪恶而自动产生的恐惧感一样，超越了我们头脑的冷静推理和仔细计算。正因为这种超越，道德情感既使我们因为同胞遭受苦难泪如泉涌，也使我们不顾环境险恶挺身而出。套用十七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话来说，人不仅是一棵有思想的苇草，而且是一棵有情义的苇草。暴戾的大自然面前如此柔弱的这棵苇草，不仅因为有思想，而且因为有情谊，才显得那么挺拔和高贵。山崩地裂、房倾楼摧之下，人的血肉之身是如此不堪一击，但只要一息尚存，平时普普通通的人们，却会义无反顾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
这样伟大的道德情感，如此崇高的同胞情谊，有什么好反思的呢？要知道，“反思”这个词现在往往与“反省”甚至“思过”连在一起。但我今天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对同胞情谊，我要用一些哲学的概念和知识，来做一番辩护、扩展和提升。
对同胞情谊的普遍主义辩护
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果每个人都被认为应该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灾难、饥荒提供同样的帮助，那么这种帮助的投入一定很乱，效率一定很低，效果一定很差。因此，就有必要在不同国家之间建立一种道德分工。
有人问：同胞情谊有什么好辩护的呢？确实，我们一般不会、也不应该对同胞情谊的正当性进行怀疑。但是，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凡事都只有问了一个“为什么”，人们心里才感到踏实。即使你不来问，别人早晚也会来问。果然，5月21日《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涉及了这样一个“为什么”。
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他写道：汶川大地震以后，他在课堂上讲到这样一种理论，认为政府有责任优先考虑共同体当中境遇最差的人们的利益。问题是，这里所说的“共同体”的范围有多大？根据一种理解，这里所说的“共同体”是指国家；根据另一种理解，这里所说的“共同体”是指全世界。根据前一种理解，当然应首先帮助四川灾区。但如果根据后一种理解，情况就不同了。在四川大地震之前不久，缅甸因飓风引发巨大洪灾，死亡人数更多，在十万以上。这位美国老师问：“中国是否应该帮助缅甸飓风的受害者，哪怕这意味着对本国救灾少一些帮助？”听到这个问题，全班出乎意料地鸦雀无声。下课铃响后，原本很有礼貌的学生，这次却没有为老师鼓掌。显然，同学们对老师在这种时刻提出这样的问题感到不满，同时也有些郁闷：心里觉得当然要优先帮助自己同胞，但理论上却发现不那么理直气壮。根据他们学到的有些理论，似乎该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才对……
据报道，为支援缅甸灾民，中国政府前后几次共捐助了一亿多人民币。网上有人说政府在这种时候不应该给别人捐那么多，有人却说中国还应该捐得更多一些。因此，如何理解同胞情谊，同胞情谊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正当的，并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不做一番解释和辩护，我们很难完全心安理得。
我要为同胞情谊做的第一个辩护，是我们在四川震灾之后所看到的同胞情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公义，而不只是一种私情了。现代社会最有影响的道德理论是普遍主义理论，它主张普天之下人人平等，人人具有同等的权利和同样的尊严。根据这种理论，我们必须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而不能把特殊的私情置于公义之上。我们在前面说过，震灾发生时，用血肉之躯守护孩子的不仅有他们的母亲，而且有他们的老师；在余震声中冒着生命危险奔赴现场的不仅有我们的领导人和子弟兵，而且有无数的普通人、志愿者。那些在5月12日以后高呼“今天我们都是汶川人！”的人们，大多数原先并不知道中国有一个叫做汶川的地方。这样一种同胞情谊，已经是一种符合普遍主义原则的道德情感了。
我想为同胞情谊做的第二个辩护，依据的是一种伦理学上叫做“道德分工论”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种角色，一个是公的角色，一个是私的角色。作为公民，我们要关心他人、关心社会；但作为父母我们要爱护孩子，作为子女我们要关心父母。为了让我们能同时履行好这两种角色，我们成立政府，通过纳税、服兵役等来支持政府，让政府代我们去关心别人，而我们自己则心安理得、专心致志地管自己家的事情。邻居失业了我很遗憾，但却不必因为无法把自己的岗位和福利让给他而深感内疚，因为我知道政府会管他的事情。这样，在个人与政府之间就有一种“道德分工”。
除了个人与政府之间的这种“道德分工”之外，还有一种道德分工是不同的共同体之间的。共同体的大小是相对的。最大的共同体是全人类；在这个最大共同体之中，有地区、国家、省份、区县、单位、甚至家庭等等范围较小的共同体。当今世界，对人们生活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国家。尽管全球经济很大程度上已经一体化，信息交流也早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国界了，但国家作为“主权者”，作为一种在它之上没有更高权威的政治力量，它所代表的文化和人民仍然是界定我们的归属感的最重要参照系。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每个国家内部有一种个人与政府之间的道德分工，而且在不同国家之间也有一种道德分工，根据这种分工，各国人民及其政府对自己同胞负有优先照顾的特殊义务。重要的是，这种分工是一种对于全世界所有人都更加有利的制度安排。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果每个人都被认为应该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灾难、饥荒提供同样的帮助，那么这种帮助的投入一定很乱，效率一定很低，效果一定很差。因此，就有必要在不同国家之间建立一种道德分工：有了这种分工，假如我们不得不在“帮助自己同胞”还是“帮助其他国家人民”之间进行选择，我们是可以比较心安理得地选择帮助自己同胞的。用小平同志的话来说，“最要紧的是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对自己同胞所负的特殊责任不仅责任明确，而且发自肺腑；如果每个国家的人们都首先尽心尽力地帮助自己的同胞，我们的世界就会比现在美好得多。
我要为同胞情谊所做的第三个辩护，是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同胞情谊中包含的上述那种普遍主义因素，是可以作进一步发挥的。同胞情谊之所以值得辩护，是因为蕴藏于其中的普遍主义成分，包含着让我们做进一步扩展和提升的广阔空间和重要潜力。下面对这一点作比较深入的讨论。
对同胞情谊的范围扩展
大自然的肆虐激起了我们对灾区同胞的强烈认同，也应该提醒我们注意，我们身边许多平时熟视无睹的人们，其实一直是需要我们伸手帮助的兄弟，是值得我们笑脸相视的姐妹。
对同胞情谊，我们可以在内、外两个方向上进行范围扩展。
“向外”扩展同胞情谊，是指我们可以把自己所认同的那个共同体的边界向外扩展，一直扩展到全人类。前面提到，当我们在全国范围内说“同胞情谊”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共同体”的边界扩展到许多较小共同体之外了。这个扩展并不是我们单纯的想象，而是以几千年的集体记忆作为基础的。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是各地区各民族交流和融合的结果。这次遭受震灾最严重的北川，是我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在饱经风霜、屡遭磨难的中华民族历史上，包括汉族和羌族在内的56个民族命运与共、休戚相关，终于形成了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我们”。同时，各地区各大洲之间的交往也贯穿着人类文明历史；进入近代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打破民族国家的壁垒，现代技术超越各种文化的界限，全球经济和全球风险又使各国人民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只有一个地球”，各国人民越来越融合进同一个“命运共同体”之中。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要关心自己的国家和同胞，也要关心别国人民的困难和全球范围的问题。我们一方面仍要把对自己国内同胞的特殊义务放在首位，另一方面则要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就像这些天来那么多国际友人赶来援助我们一样。其实，其他国家的人们，从全球共同体的角度来说，与中国人民也同属一个“我们”。尤其是在目前的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的“道德分工”还不完善，有些国家内部的特殊义务关系还没有完全落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为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秩序而努力，另一方面要向那些孤立无助的别国人民伸出援助之手。邓小平同志曾在1981年说过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其实，在这句话之前还有一句值得我们深思的话：“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公民。”“向外”扩展同胞情谊，就是要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尽一个“世界公民”的责任。在国内发扬我们的同胞情谊，是学会做一个好的国家公民；而成为一个好的国家公民，既是学会做一个好的世界公民的重要途径，也是真正做好一个世界公民的必要条件（把自己的事情办得越好，帮助别人的能力也就越强）。
“向内”扩展同胞情谊，是说我们在为千里之外的四川同胞、羌族弟兄奉献爱心的同时，也要把同样的精神体现在关爱我们身边的同事、邻居、市民等之上。大自然的肆虐激起了我们对灾区同胞的强烈认同，也应该提醒我们注意，我们身边许多平时熟视无睹的人们，其实一直是需要我们伸手帮助的兄弟，是值得我们笑脸相视的姐妹。作家铁凝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叫《谁能让我害羞》，讲了一个在城里打工的农村少年与一位城市少妇之间发生的故事。送水的打工少年渴望得到尊重，但那位家境不错的少妇却非常冷漠，以至于有一次，打工少年因为电梯坏了中途休息了三次才把水桶扛到八楼，当他累得猫着腰捂住肚子要求喝点水的时候，那女主人却像往常一样把手指向洗碗池上的水龙头。但这次，少年不愿意了。在坚持要喝送来的矿泉水而得不到同意的情况下，他打开了随身带来的一把折刀……那少妇用一把手枪式点火器吓住了少年。少年被抓住后，警察问他“你是否感到害羞？”他回答说是的，他为自己被一支假枪吓倒感到害羞，为自己没有一支真枪而感到害羞。其实，我想，真正应该害羞的是那少妇，是我们当中同她一样对身边同胞不关心不尊重的许多人。
对同胞情谊的境界提升
真正要让大灾之中体现出来的同胞情谊升华我们的生活意义，提高我们的人生境界，我们还需要把这种情谊落实到我们的平常实践之中。
这里的“境界”两个字我们平时经常用，它同时也是一个哲学术语，已故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有一个著名的“人生境界说”，我想在这里借用一下。
冯友兰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做某事的时候，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地在做。他把这叫做“觉解”，就是“自觉”和“理解”的意思。人生意义就是从觉解而来的。人做各种事情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构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在冯友兰看来，人生从低到高有四个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天地境界”。在这个境界里，一个人既不像“自然境界”中那样浑浑噩噩，也不像“功利境界”中那样斤斤计较，也不像“道德境界”中的人那样只是为尽社会义务而兢兢业业，而是在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组织的公民的同时，还意识到自己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在履行“人道”的同时也遵守着“天理”。天地境界中的人，因此是人生意义最丰富、最崇高的人。
在这四个境界中，我们今天所讲的同胞情谊当然属于“道德境界”的层次。但同时我也要说，同胞情谊还可以向上提高到“天地境界”，使它不仅告诉我们什么是行为规范，而且告诉我们什么是生活意义。
“生活意义”这个词哲学色彩很浓，但震灾之后，这个词在网络、报纸上却频频出现。大灾之下，生命的脆弱提示了生命的珍贵；拯救他人生命的紧迫性展现出自己生命的新意义。许多哲学家都说过，最重要的哲学问题莫过于对于生死的态度问题。5月12日以后，无数人一下子都成了哲学家，很快都更加清楚地持有了或反省着对生命和死亡的态度。短短几秒钟的山崩地裂，充实了多少人苦恼于无法用灯红酒绿、轻歌曼舞来填补的内心世界。记得电视剧《士兵突击》热播期间，许多年轻人说自己的心灵被主人公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深深打动，说由此窥见了生活的真谛。这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无数个劫后余生、舍己救人的真实场面。同胞情谊使我们分担着同胞骨肉的苦难，也使我们体验到人生意义的升华。那么多男女老少为素不相识的人们的苦难而悲痛、而奉献、而牺牲，中华文化和人类天性中原来有着如此美好的一面，凡俗的生活因此而闪耀出灵性的光芒。
现代传媒技术让我们几乎亲眼目睹同胞们在废墟下的死亡和挣扎，让我们不在现场的人也几乎亲身经历了生死关头的大悲与大喜。但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非常时刻激发出来的同情，尤其是面对他人苦难而体现出的爱心，强度虽高，持久却难。十八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有哪一个人看见别人遭受苦难而不同情的呢？如果从心愿上说，谁不想把他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呢？”因此，真正要让大灾激起的大爱升华我们的生活意义，提高我们的人生境界，我们还需要把这种情谊落实到我们的平常实践之中。也就是说，同胞情谊不仅要向上提升为“天地境界”，而且要向下落实于日常生活。
5月12日以后经历了刻骨铭心的同胞之爱的我们，要提醒自己，受灾同胞的困难并不限于我们感同身受的这几天、这几月甚至这几年；而且，需要我们帮助的不只是那些在媒体上得到生动报道的地区和人们。据报道，根据我国目前的贫困线，我国目前有4000万人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国务院扶贫办最近公布了扶贫标准调整方案，准备把贫困线从现在的年收入1067元提高到1300元。如果这个方案得到国务院认可，全国贫困人口的统计数将增加到8000万。这8000万人没有出现在电视画面上，没有以血淋淋的画面搅得我们良心不安。但我们如果真有同胞情谊，就不该忽略这个抽象数字背后的一个个母亲，一个个孩子。
这次救灾活动当中，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全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同时我们也看到，救灾的主力毕竟是国家，是国家统帅的人民军队和各级政府。除了人员伤亡以外，地震造成了数千亿人民币的经济损失，但规模空前的社会捐款，也只募集到相当于治理地质灾害所需要的400多亿。那么大的缺口，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国家救灾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在特定时刻的动员能力，这是我们在这些日子里亲眼目睹的。决定国家救灾能力的另一个因素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尤其是国家的税收能力。因此，对于收入较高的公民来说，体现同胞情谊的不仅是救灾期间的捐款，而且是今后长时期的工作业绩和税款缴纳。这几天我们都捐了一些钱，同时我们也要提醒自己，我们在平常时刻每一次有意无意的漏缴税款，实际上都是在削弱国家的救灾能力。
抗震救灾期间，许多人都感慨自己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在同胞的苦难和死亡面前，我们平时看重的许多东西如金钱、地位都微不足道了，而平时淡忘的许多东西如亲情、平安，却显得那么珍贵。大灾之后继续发扬同胞情谊，我们要把我们在这几天所获得的有关价值之大小、事体之轻重的体会，落实到日常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中。公交乘客为了比别人早上车一分钟甚至一秒钟，就不遵守排队上车的规则，就不顾对人要有礼貌的要求；一些很好、很重要的制度安排，往往因为当事人感觉不方便、不舒服而形同虚设、束之高阁……所有这些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现象，都是为了一时的痛快、虚荣等微不足道的好处，却可以说在个人尊严、集体荣誉甚至民族前途方面付出了沉重代价。5月12日以后，我们应该经常自我提醒和相互提醒，不要再这样轻重颠倒、因小失大了。
四川震灾像一个课堂，同胞情谊像一册书本。在这个悲壮的课堂中，我们阅读的是一本用自己的热血写成的大书。仔细阅读这本大书，真正读懂这本大书，我们每个人就会更加成熟，我们的国家和世界也会变得更有温情。
（演讲时间：2008年6月3日）
思想者小传
童世骏 祖籍浙江萧山，1958年9月生于上海。1982年和1984年分别在华东师大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94年在挪威卑尔根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编委。发表著作《批判与实践》、Dialectics of Modernization和《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合著）等，译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理性真理与历史》（合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