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评论 pdf - 学术研究 - 中国NGO互动网 社会组织，非政府组...

3^#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9-5-19 14:15  只看该作者 对国际时政感兴趣的朋友可能都知道，近几年间，在美国等西方势力的支持之下，几个原苏
联国家相继发生了各种被称为“颜色革命”的政治运动，这些国家的政府也纷纷“城头变换大王
旗”，政权易手于原来的反对派。但最近白俄罗斯反对派策划的“颜色革命”却以惨败而收场。
此外，一直以来在国际政坛上风头劲健的委内瑞拉总统查维斯也曾经多次挫败针对其政权的“颜
色革命”。那么，“颜色革命”为什么在某些国家得逞，却在另外一些国家失败了呢？对此，最
近出版的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赵鼎新教授撰写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一书或许会给大
家提供一个专业性的观察方法和理解思路。实际上，赵鼎新教授的这本新作所具有的意义还远不
止于此。下面不妨略陈端由以备有心之人参窥其详。

长期以来国内外关于社会与政治运动的研究状况用“国内寥寥落落，国外沸沸扬扬”来形容
当不为过。依笔者之见，这种局面的形成可能与下列三种因素有着或大或小的关联：第一，近几
十年来，国内外社会与政治运动的发展态势出现了巨大差异。上世纪70 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
家的社会运动在日益制度化、专业化、小型化的同时，其数量以及涉及人员的范围却有增无减，
形成了所谓的“社会运动社会”（见《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292 页，以下引用只注明页码）。
而中国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之后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国家建设工作与
人们日常生活的重心至少在表面上逐步转到了经济领域，较大规模的社会或政治运动也随之基本
上销声匿迹了。第二，上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发生的几次重大事件对学界构成了巨大影响，社会
与政治运动成为讳莫如深的研究领域。第三，社会与政治运动研究本来是社会学的主要领域之一，
但是，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过程中在知识资源引介和教研队伍建设方面却存在着对美国社会学研
究动态的片面性“路径依赖”，研究重点长期锁定在社会分层与组织问题上，致使社会与政治运
动研究一直未能在学科发展布局中获得相应的地位和重视（第2-3 页）。

然而，社会与政治运动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而又历史久远的社会现象，并不因人们的有意回
避或无意淡忘而消失。时至今日，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种集体性事件也愈趋频繁地发
生，已成为各级政府和学界高度关注的社会稳定问题，但国人对于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相关理论
的理解和研究均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此处分别举例试作说明。上世纪80 年代以来虽然国内陆续
译介了一些有关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的著述，比如《乌合之众》（法：古斯塔夫·勒庞著）、《变
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美：塞缪尔·亨廷顿著）、《集体行动的逻辑》（美：曼瑟尔·奥尔森
著）、《群氓的时代》（法：塞奇·莫斯科维奇著）以及《运动中的力量》（美：西德尼·塔罗
著）等等。但这些译著要么讨论的仅仅是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的某一种机制和某一个方面的内容，
要么就是写作的时间太早。因此，国人对于集体行动或社会运动的理解必然也就失于片面和陈旧。
再来看最近国内已有的研究。这些零星的研究全部沿循“变迁—冲突—行动”的思路展开，即认
为改革开放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尤其是社会利益关系结构的明显分化，但由于利益分配
不公，贫富差距拉大，引发了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于是，各种集体性事件频繁发生。
对此，这些研究者纷纷开出大同小异的政策建议，比如公平分配利益、缩小贫富差距、加强信访
制度、依法行政等等。这些研究多少都触及到部分实质性的问题，但是下列问题依然没有得到严
谨的分析（第82 页）：为什么在同样处于社会利益结构急剧分化的情况下，有些地区的集体性
事件要比其它地区多得多？为什么在同一地区，有的集体性事件的规模和破坏程度会远远大于其
它的集体性事件？各种集体性事件必须在什么样的资源机会和组织动员条件下才能形成？加强
信访制度会不会破坏和架空法律的权威，从而长远来看更不利于在法治的框架之内预防和化解集
体性事件？

赵鼎新教授的这本书不仅对西方社会与政治运动的发展源流、理论脉络和研究方法给出了系
统全面的介绍，而且还详细分析了不同国家和社会体制下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差异，并从
中微观的层面具体阐述了社会运动得以发生形成的资源机会条件和组织动员机制。因此，这本书
不仅在增进国人对社会运动理论的了解方面不失为一本具有先导意义的上乘“补课”教材，同时
在深化国内学界对集体性事件的研究方面也是一本非常及时的助推之作。

当然，正如赵教授在该书中所言：“在社会学中很少有没有问题的概念”（第200 页），
也正如他在书中所一再强调的，对于社会运动的解释不能停留在科学的层面，还要努力达致科学
艺术的层次（序言、第106、307 页）。在这一点上，笔者想就该书的基本解释框架提出商榷。
赵教授的核心思想是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其基本内涵包括某一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性质以及国
家与社会之间的联系等三个相互联系但却不可通约的维度（第306 页）。比如在民主国家中，
由于国家对社会的压制比较弱，社会组织发育比较充分，组织程度也较高，因此社会运动发生的
频次也一般比较高，但由于民主国家对社会运动的制度化或控制能力比较强，因此，大量的社会
运动对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的破坏程度也就比较微弱。而在威权或寡头性质的国家，情况则相反。
应该说，这种观点确实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但从科学艺术的层面观之，则有着不小的缺憾。以
本书所多次引述的“法国大革命”为例，托克维尔（Tocqueville）、康豪瑟（Kornhauser）
等人将法国大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当时法国贵族势力的败落以至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层组
织在国家和农民之间发挥居间调停的功能，这种理解当然完全可以纳入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的视
角（实质上还是后者的重要思想渊源）。可是，倘若不将当时英、法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情势和
国家之间的竞争因素考虑进来（当时英国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其工业产品向法国的大量出口严
重破坏了法国的农业经济和政府的财政税收基础，法国大革命实质上是对这一危机的反应，可参
《拿破仑文选》），这种理解便不但损失了它的解释力，也会因其缺乏历史深度而大为逊色，就
如赵教授在书中比较摩尔（Barrington Moore）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和佩杰（Jeffrey
Paige）的《农业革命》时所指出的那样：佩杰因缺少摩尔所具有的历史眼光而带来的艺术灵气，
不可能对社会学产生长远的影响（第106 页）。因此，如何将国家-社会关系理论这一着眼于国
家内部因素的理论与注重国家外部因素的地缘政治视角有机地连接融合起来，当是我们在阅读赵
教授这本著作的过程中时时要加以深思的问题。我们不要忘记，很多社会运动都有各种各样的国
外因素在背后发挥着影响。公益基金不够的话，http://www.ingo.org.cn/member.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