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聪：画漫画有个屁用！

丁聪：画漫画有个屁用！王寅 2009-05-27


   小丁走了
   漫画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我就一个儿子还叫他画漫画啊？这是性命攸关的啊！
   我这个人有个好处，不讲假话。我宁可吃苦头，但我晚上睡得着。
   叫小丁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爸爸叫老丁，小丁是我笔名；第二个我一直是个小百姓，普通人，没有做过官。
   “我的家乡是我的出生地。我生在上海南市高昌庙，在老西门菜市路附近，是老的石库门房子。我的小学是在西区小学，以前美专也在那里。”
   跟丁聪的访问是在2003年盛夏，连续两个下午，丁聪在北京的寓所里，用夹杂着普通话的老式上海话讲述着自己的生平。那时他还在给《读书》画着插画，大家无法想象没有丁聪的《读书》会是怎样。
   “画漫画有个屁用！”讲到兴起，老人仰面朝天，放松地跷起双脚搁在茶几上，边说边摇晃起身体，丁聪对自己的一生更加“刻薄”。
   面对几万字的录音整理，丁聪家人订正了很多“不合时宜”的内容。
   这份采访一放就是6年。

   丁聪在庆祝90岁生日时收到一个礼物，他一直保持着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下午吃一根为糖尿病人特制的无糖冰棍，冬天也不间断　
   今年4月中旬，丁聪被送进304医院，住院期间大部分时间处于昏迷状态，乐观坚强的老人再也没有从病床上起来。5月26日中午，这个自称“小丁”、他称“漫画大师”的人辞世，结束了为漫画的一生。
   1916年，丁聪出生在一个漫画世家，他的父亲丁悚是著名漫画家，当年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自任校长，教务长就是丁悚。丁悚给英美烟草公司画广告，也给《礼拜六》等杂志画封面，在当年的上海滩红极一时。
   丁聪小时候住在恒庆里九号，第一届漫画会就是在他家客堂里举办的。丁聪清楚地记得，门口有一块黄底白字的牌子，上书“漫画会”，图案是一个龙头，这块牌子挂了很多时候。
   丁悚经常星期天在家里画画，在外国纸上画无量寿佛，装个框子送礼。和丁悚同时代的漫画家都是这样，因为白天很忙，晚上又常常宴请宾客。丁悚好交际，每个星期六家里热闹非凡，来的都是艺术界和演艺界的名流，“晚上吃饭总要两桌，一般客厅里两桌，摆不下就摆到二楼，天井里摆满了绍兴老酒的酒坛子”。
   “我爸爸从来没教过我画画。”丁聪中学毕业时，丁悚要他去学生意。丁聪不干，要去学画画。丁悚说，你画画养不活我家里人，画一张画一两元的稿费，你能登出几张啊？
   丁聪一面在学校里读书，一面在画报投稿拿稿费。中学毕业以后，他就到丁家后面的上海美专画室画石膏像，因为他父亲是老美专的，也没人赶他走。丁聪一般上午有空就去美专画画。然后去《良友》画报做半天兼职。丁聪编画报，一个月可挣到15元。慢慢画得多了，渐渐地，丁悚也就不反对了。
   丁聪最早的漫画发表在《新闻报》的“本埠副刊”，那时他十五六岁。丁聪的小名叫“一怡”，他就用这个来为处女作署名。“第一次发表作品很开心，一两元的稿费，能用一个月呢。”
   丁聪一画就是七十年。只有1957年，丁聪被打成右派时，被迫停止创作过一段时间。
   从1979年8月第五期《读书》开始，因为画漫画吃尽了苦头的丁聪再次披挂上阵。年轻读者就是通过《读书》上一幅幅个性鲜明的漫画认识了老顽童丁聪的。丁聪的漫画是《读书》不可或缺的品牌，2007年9月丁聪在《读书》最后一次发表漫画，在名为“感谢”的短文中，丁聪写道：“我自去年连摔两跤，不但摔坏了腿，也摔坏了脑子，影响了手和腿的功能。因此自2006年3月份起，在《读书》连载了27年的漫画也中断了。”此时的丁聪已经无力操刀作画，在《读书》上发表的最后几幅作品也是以前没有发表过的旧作。
   热心肠的丁聪还为《读书》做版式设计，直到2007年1月才告停止。进入晚年的丁聪曾经多次做过大手术，但都挺了过来。乐观的老人一直保持着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天下午吃一根为糖尿病人特制的无糖冰棍，即使冬天也不间断。
   “现在我不应该再画了，我都八十多岁了。”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丁聪喃喃地说。雷雨将至，房间里的光线已经逐渐暗去，老人背光的脸沉浸在昏暗之中，看不清他的表情。
   短暂的沉默被隆隆的雷声打断，窗外，豪雨如注。

   我这个人就是坏

   南方周末：你北大荒回来最早的漫画是不是在《读书》上面？
   丁聪：1979年，他们办《读书》，第一期我在上海，陈鲤庭让我当《大风歌》的美术顾问，因为《城市画报》要我回去。我想辛辛苦苦搞十几年，最后将我打成这副样子……
   南方周末：伤心。
   丁聪：伤心，真伤心。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区总要遮遮掩掩，不能画蒋介石，到了香港才可以画。以为要画漫画得到解放以后，结果……所以我说我也活该：国民党的时候打你，共产党的时候也打你，可见你这个人就是坏。
   那时候1947年，叫我改名，我说用不着改，改了我反而心虚啊。要捉我，我说郭老、茅公还在，我算啥，照样坐不改名。后来紧张的时候，冯至每天早晨给我打个电话，看我在不在。我接电话就没事情，他就挂了；如果没人接电话，他就要寻我了。
   南方周末：你在《读书》上的漫画影响了很多人，很多人都是看你的漫画长大的。
   丁聪：我第一次去厦门开漫画展览会，结果很多福建的领导干部都说看我漫画长大的。《读书》的时候，我在上海，都没有杂志，统统搞光了。他们在北京就决定要我帮忙搞设计画漫画。因为我在上海。我从第一期开始，一期也没落下，到底是第一期还是第二期忘了。
   南方周末：当时的画是命题作文的，还是随便画的？
   丁聪：随便画的。一期一幅，后来是陈四益和我合作，封二图文并茂。我说自己仍旧留个阵地，每期画一张，先是一张，每期都有的，后来几期以后有封二了，到后面封三也有了，还叫我上颜色。有一次一期三张，到后来颜色什么的也不必去搞它。我到时候还是两张。人家都看不起我们，说我们80岁了，都退下来了。
   《读书》后来换了两个主编，原来的风格全部变了，没有过去这么活了。那时候我也考虑画不画，后来想人家也没有提出叫我不画，杂志里面版样也是我弄的，我昨天刚刚发出下一期稿子，每个版样、题头都是我设计的，从开始到现在，24年了啊，你想想24年。
   南方周末：如果你生病了呢？
   丁聪：我不生病，我这个人可逗了，我从来不请病假的。我有事情的话，提早给他们打好招呼，早点做好。我吃苦头是真的，但真是身体好。我画了套鲁迅小说插图，一个星期没画完，第二个星期我使使劲不吃药，又开了一个星期，我画完了一套鲁迅小说，蛮开心。后来被招到办公室去，挂挂画写写标签，写完的标签背后，写错了自己要改的，吃完饭，画个草稿。这样一天画一张，画两张，一共33篇插图，我全部画出来了。给人家看看说很好啊，那时候还不好发表作品呢。开展览会的时候，我只好挂挂画，扫扫场。
   南方周末：你在《读书》上的漫画已经像是一个商标一样，如果你的画拿掉，《读书》也就不叫《读书》了。
   丁聪：这也很好说，快90岁了，画不动总可以吧。人家会体谅我：这老头子，画得差一点，就差一点吧。他们发表东西态度不一样了，这样可以了，不要什么了。
   《炎黄春秋》一期登一张，有时也会登不出来。他会说有些东西不好，《读书》总归说可以的。当然我也口卡口的（按：沪语：正好的意思），非常难弄的。什么时候也让《南方周末》吃点警告，不好意思。
   南方周末：你画一幅画大概要多少时间？
   丁聪：我出手很慢的，最近画不出来了，实在难画。你总归要画一点让某些人不舒服的。喊好，喊不出来，肉麻啊！
   南方周末：《读书》上发一张画给你多少钱？
   丁聪：《读书》每个月给我一千多吧。
   南方周末：卖过画吗？
   丁聪：有人要买，我也不卖，他给你几千元了不起了，你卖上万，就帮他们赚钱了，也没有意思。
   你去汇报好了
   南方周末：小丁这个名字最早什么时候开始用？
   丁聪：最早好像1930年代后期了，你问我数字年代什么的，口袋里面有多少钱，这种数字的东西我都说不出的。那时候画一张画那么小，签个名，丁聪两个字太大。缩小的话，名字都看不清。后来张光宇跟我说：你就写小丁好了，圈子里都知道，你爸爸叫老丁，都知道的，你也画漫画的，你就叫小丁。
   后来用用也用惯了。我70岁的时候，有人叫我老丁，我就不知道他叫谁。因为我用惯小丁了。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我爸爸叫老丁，小丁是我笔名；第二个我一直是个小百姓，普通人，没有做过官。
   南方周末：你也从来没想过漫画之外，去画一些其他的东西？
   丁聪：漫画之外的事情，第一我不会做，不是你买一张中国纸、中国笔，就可以画画了。政协我参加过5届，至少当过20年委员，集体作画我不参加，大家跑过去噼里啪啦画，我去干什么啊。他们胸有成竹，把竹子拿出来就行了，我画漫画，画一张要想一张意思，我画的是讽刺画，怎么画啊？
   我画一套鲁迅插图，33张包括前面装帧，连出版装帧全弄好，就弄点稿费。1978年复查说我没问题了，美术出版社就拿去，一看就给我出版，一两年就出了7万本。我拿过文化部规定最高的稿费，按插图最高标准付的，7元一张。210多元，一套画，三十几幅画，包括装帧、包括设计。这个时候能给我出版已经很好了。
   南方周末：那时候是署了名字的？
   丁聪：署了。那是21年后我的名字重新又出现在印刷品上了。
   南方周末：人生最黑暗的时候你也在画？
   丁聪：照样画，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北京小事》，这是“三年困难”的时候，1966年，我在香港《文汇报》和一个记者配合，一个星期发一两张。
   南方周末：那时你是右派，还能发表作品？
   丁聪：这时是摘帽右派。也没人讲我不好，社会主义学院我学了一年。那时候从北大荒回来以后是到社会主义学院，就是溥仪也在的那个，星期天听大报告。新房子，玻璃窗都不用我擦，烧菜都不用我做，伙食至少给我留了个一级工人的标准，就是有鸡蛋吃。粮食不多，还可以买凤凰牌香烟抽，有一张供应证，每个月一到先把烟买好。
   南方周末：现在还抽烟吗？
   丁聪：很早就不抽烟了。那个时候困难时期，但有张供应证，可以买肉。
   南方周末：那时候你是怎么从容地对付过去的呢？
   丁聪：那时候应该降我三级，我那个时候是文艺干部四级，在管编辑，等到打成右派，改成了编辑干部，结果降了我四级。那时候我还是政协委员。后来一直到林彪出事情，我才想通。我和江丰、倪国三个人，还在隔离。林彪出事情，其实干部都在我们这里，但不相信我们，我们是和革命干部分开。所以，我还对军队干部说：林副主席永远健康！
   南方周末：你是故意的？
   丁聪：当然是故意的。那个时候不许我动笔画画。后来出墙报没办法，还是要我画。女同胞剪泡沫塑料，剪一个什么动物米老鼠。我说剪东西我可以，我也去买泡沫塑料，拿把剪刀，我不是负责挑粪、养猪、割猪草吗？我养猪我就剪猪，看到人家养鸡，我就剪鸡。剪到后来我就剪鲁迅、高尔基，你去汇报好了，我又没有用笔画。
   南方周末：你虽然能化解这些东西，但心里还是很难过的？
   丁聪：人家都可以回家过星期天啊什么的，我是不许的，吴祖光也不许的，包括华君武也不许。说别人不要我，叫我好好劳动，没得商量。后来周总理死了，“天安门事件”之后，把我退到美术馆，但是我去美术馆连出入证都没有，出入证上我也没有职务，只能写我是干部。还要整我。
   南方周末：为什么他们这么恨你呢？
   丁聪：因为他们打不倒我什么，实际上是江青他们在搞。
   南方周末：当时的文化部长是袁水拍吗？
   丁聪：他更加笑话了，拼命去做什么副部长。我们在干校，他也来劳动，我和他是老朋友。我就说你去帮我搞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啊？连隔壁的劳改犯都有出路，我们什么时候解决问题？我这个人有个好处，不讲假话。我宁可吃苦头，但我晚上睡得着。反右实际上就是逼供信，我不承认是我觉得没什么好讲的。到最后打你，骂你，怎么都用上了，你讲什么我都认罪，但你要让我咬别人，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你打我也没有。
   南方周末：你自己吃了苦，也连累家人，觉得有压力吗？
   丁聪：没办法，我刚刚结婚，生了小孩。我回来，他们把我老婆放下去，我老婆回来把我下放，多少年了。怎么可以这样？到现在也不让说。所以我有个好处，打右派这样的苦，我都过来了，吃得下，睡得着，放得下，我反正没有对不起人。从打了右派以后，我每个月拿四十块钱，包括抽烟什么的都在，我自己用和家用，家里没粮票，一共没多少钱。
   共产党对我特别好，都是朋友啊
   南方周末：你年轻的时候一直在漂泊？
   丁聪：我一直在漂泊，从上海中学毕业，谋生，搞学校，在晏母氏，光是香港，我前后去了三趟，从香港到重庆跑进去跑出来，昆明、桂林没有停过，后来打完仗，从昆明跑到上海，这下才到家，出出杂志什么。
   南方周末：这时候也可以安定下来？
   丁聪：安定不下来，忙得不得了，打内战了。抗战胜利，我说上海离开八年了，要回来。和他们结清，什么都不要了，穿着一套衣服，只要坐飞机回去就行了，从昆明回到上海。
到上海以后，八年不在，上海的工作没有了，毕业以后搞的《良友》这些都没有了。我去找华安，美国盟军打完仗，我是中国雇员，做完事合同取消。夏衍说不要跟他们搞，我就不搞了。后来美国有个头头到上海，要我去做本画报，我的本事在合作的半年时间里，他们也看出来了，我和马国良，只要两个人什么事都帮他们解决了。美国人本来要出画报，要我开条件，买机器什么的，他们要我和马国良两个人做老板，他们做后台，结果我拒绝了，拒绝以后我没生意了。我能做什么呢？编《清明》杂志，画画嘛，凡是进步的革命的都是没钱的。
   南方周末：当时没想过去赚点钱？
   丁聪：做什么赚钱？给文华公司画海报？电影公司海报也没有几张，固定收入，这个工资加上画漫画。1944年我在成都参加了民主同盟，帮助共产党反国民党，抓住也照样杀头。在上海也是，情况很乱，特务抓人。秦会和欧阳红英，欧阳红英就是一个老革命的女儿，他们搞地下活动。在他环龙路沿马路的家，噼哩叭啦打麻将掩护，在卫生间里油印传单，反正买纸要到各种店里去买。信封也是各种各样的。扔邮筒也是东一个西一个，紧张的时候，这个油印机放在我那里。
   南方周末：印传单你是不做的？
   丁聪：没做，但大家是朋友，开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纪念鲁迅，纪念高尔基，美协的图章都在我这里，敲个图章代表一个协会。募捐什么的，我都张罗得很好。最后待不下去了，就溜走了。
   一直到解放以后我才发现，什么也没有，工钱也没有，供给制，大灶、中灶、小灶，我们吃中灶，吃大灶就吃粗粮。我是一个人，怎么租房子啊？上海留不住了，这个时候香港好办，就过去了，自由港，跑进跑出的。皖南事变的时候，从重庆逃出来，一个人跑到香港，住在人家家里，在客厅角落里搭个帆布床。
   南方周末：你没有这些朋友，生活方式会不会改变呢？
   丁聪：差不多，我从来没有职业，抗战八年，除了到中国电影制片厂。国民党的钱，走了就不给了。共产党对我特别好，都是朋友啊，周总理看到我，也喊我老朋友，我怎么敢，跟他差一大辈啊。重庆的时候，上海的时候，国共谈判，他们在思南路办事处开新闻发布会，我总是去的，乔冠华和陈家康，周总理一高一矮的两个秘书，我和他们都熟。解放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就出国。开文代会、青代会我都没开完，我到外国去了，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到10月中才回来，回来以后工作都给我安排好，让我画画报。
   南方周末：他们也是考虑到你的特长？
   丁聪：因为他们没人编过画报，我在北京住下来，根本还没怎么画，就派我到上海，筹备《人民画报》。买机器、请工人、招干部，1949年12月到上海，到1950年2月上海轰炸，再回去。
   南方周末：文艺最高是几级？
   丁聪：最高是一级。一级没有的，曹禺两级就了不起了。文艺级工钱高，这是专家什么的，行政级工钱低，但官大，很复杂。这就是搞政治，但我这个人从来就搞不清楚，我开始不要钱，后来讲薪级制，随便。他利用你原来懂的人，让人学你，学完了就搞运动，三反五反，一点一点都搞。1957年的时候真是卖命的啊，其实我是党外人士。
   南方周末：你说苏联专家左到什么程度？
   丁聪：左到就是要给你写明这是政治性的画报，要印外文版，开始是俄文版、英文版、法文版，慢慢搞，到后来有十五六个版。我没办法，因为读者不一样，苏联专家是个老头子，老革命，跟列宁一起的，他样样都要管，我发的稿子要他通过。这个怎么行啊？全请苏联专家，拍电影也是的，他们又不懂。我对他们敷衍得蛮好。
   南方周末：你原来不是不愿意讲？后来又怎么会讲？
   丁聪：我不讲，包括团中央胡耀邦，我以为是青联，青联也要开会。这个时候我给他做很多事情，搞展览会，搞细菌战布置，我都做的，除了没有去土改，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也到过前线，和廖承志一起去的，就是1950年，我得知这个消息，我给廖承志打个电话，我也要去。我都是廖承志照顾我的，他说，你要去？那你就跟我吧。
   南方周末：这个时候是政治热情，还是就是想去看一下？
   丁聪：完全是政治热情。后来我到《人民画报》工作，这时候觉得应该入党了，申请一下子就通过了，但是问题就在我有美军的那段历史，要审查清楚，入党就不可能了。
   南方周末：你抗战的时候为什么不入党呢？
   丁聪：我是民主人士，做起事情更加方便。是党员和不是党员完全两样，党员要被抓了怎么办？不是党员，你打死我也说不出什么啊。抗美援朝时候我到前线，金日成的地方我也去过，彭德怀司令部我也去过，我就住在那个司令部里面，他们都当我党员。我拼命申明我不是党员，我入党又不能写个欠条，说我还欠个历史问题没有交代清楚。
   南方周末：你去《人民画报》是什么职务？
   丁聪：他们给我位置很好了，也很信任我，后来当政协委员。本来文联的陈立文，我也是美术家协会，《美术》第一期就约我的文章，访问参观苏联博物馆，我从来没写过文章。我在美术家协会的时候，华君武还没到北京。那时，成立美协漫画组，华君武组长，我副组长。后来米谷在上海搞漫画，加了米谷，也是副组长。一反右，把我打成右派，副组长从此以后就没有了。以后所谓摘帽，还不让我恢复，因为有人要上去。本来我也不在乎。后来要成立艺术委员会，国画、油画、版画，各个画种分别有艺委会，漫画也有艺委会。艺委会头是华君武，那还要找副的。寻谁呢？丁聪。结果来找我，这又没办法的。华君武是副主席，不能再兼，我就当主任。廖冰兄、汪之梅一直摆不平，而且原来和他们也不好。我这个人从来无所谓的，与世无争。担任职务之后，我就多了点会开，评什么奖，当了评委，自己的画总归不好再评，所以我没得什么奖。我年纪大了，前年退下来以后，现在他们还来请我，我说不想做。过去是华君武来接我。现在出去打车就行，回去给我报销。
过去我在成都教书，是吴作人他们将我弄过去的。那时候在成都我也没什么事情做，一个星期教两个下午的素描。我只要会画画就行了。后来廖静文写书写到青城山，写到我和吴祖光，徐悲鸿非常喜欢我。我有张画是徐悲鸿送给我的，上面题字：“小丁吾兄，方甲之交”。
   南方周末：画的是什么？
   丁聪：画的是马。这张画还在。是傅抱石送给我的，这个名字写在上面，是1946年到上海，反国民党的时候，白色恐怖，我逃到南京去，住黄苗子那里。傅抱石在夫子庙请客吃饭，他送我这张画裱好的。傅抱石看中我那套《阿Q正传》，很多人都喜欢那套，到现在还在出版，戴敦邦把它重新印过，带到日本去送人。我那时不把它当一回事情。我怎么会画《阿Q正传》的呢？我看见丰子恺画《阿Q正传》，我生气。《阿Q正传》怎么能这么样画呢？好像十天就画出来一套。胆子也大，我没到过绍兴，那时在成都，当然江南我去过。我画得跟木刻一样，刻字先生给我刻出来的。
   南方周末：二流堂是怎么回事？
   丁聪：那个时候我们在重庆工作，怎么能给国民党工作呢？包括金山、张瑞芳、吴祖光都住在一起，这个唐愉是华侨，小开，有钱人。他原来是做过共青团、坐过监牢，一直和潘汉年有关系。他原来搞电影，香港沦陷了，太平洋战争后，他也来了重庆，到重庆后造了幢房子，很多人住在他那里，为党工作，他烧饭给人家吃。延安的人到重庆表演，有一个改造二流子的秧歌《兄妹开荒》，他们到我们那里一看：你们这些人也不上班，好像二流子，就叫二流堂。其实我到成都没有回去，原来我和唐愉一直住在一起，后来人家讲我靠小开朋友，其实我一直在编画报。后来我教书，日子也不错。所以“二流堂”我一天也没住过，但我是老二流堂。他们也不管你住没住过，没办法，造谣说香港有支部、美国也有支部。
   南方周末：你到什么时候觉悟过来，觉得不是我错了，是他们错了？
   丁聪：后来刘少奇、林彪、陈毅他们都是反革命，这个怎么办啊？在自己寝室里，我和美协主席江丰在一起，他从左派被打成右派，当年从延安出来的时候，去自首过一次。最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被发现了。
   南方周末：到底是谁在打你们？
   丁聪：实际上是打夏衍，我们都是夏衍喜欢的人。
   过几天换一个，我怎么吃得消啊
   南方周末：夏衍是个什么样的人？
   丁聪：夏衍待人非常好。我后来为什么跟杜宣不要好，后来赵丹在新疆关起来，叶露茜到重庆，杜宣跟叶露茜搞上。我也在这个剧团里，舞台方面我管的，我后来到昆明去，赵丹出来，到昆明寻老婆，结果叶露茜已跟杜宣了。蒋君超在昆明开个寄卖行，我一到星期六晚上跑出来，住在他那里，用美金换一些国币。赵丹他们本来儿女都有的，结果老婆肚子里有杜宣的种，赵丹也就算了。
   南方周末：你应该和张光宇接触最多了？
   丁聪：对，几个人租了一层楼，我和张光宇两张帆布床头对头的。先住在马国良家，马国良在香港的房子，一间统间，外面一扇铁门，中间加块玻璃屏，他和老婆睡里面，我睡客厅。后来张光宇来了，我就住张光宇家，张光宇的太太，我叫他张家姆妈，从小吃饭也吃他家的。后来他们到了重庆，就是我陪他去的。
   南方周末：张光宇是不是也是待人很热情的人？
   丁聪：非常好！张是个艺术家，只想画画。张光宇到重庆去，我带了他的儿子一起去，一看重庆不对了，皖南事变我和他一起出来。我回到香港以后，有个亲戚在香港，我又在人家的客堂间里放一张铺，吃饭就吃在亲戚家里。
   南方周末：你这个时候画画也是和张光宇什么的一起？
   丁聪：我没请人教过，我画画就和他们一起，我没有受父亲画画的影响，受影响最大的是张光宇。叶浅予到香港去了，我就到他那里，他和戴爱莲谈恋爱，我就当电灯泡。他们回重庆，我也回重庆。我没有过过安定的租了房子住着、自己做饭的日子，从来没有。
   南方周末：你也习惯于这样的生活？
   丁聪：流浪。那时在电影话剧圈里女人多少啊，我怕的。过几天换一个我怎么吃得消啊。
南方周末：是不是感到演艺圈里的女人太不稳定？
   丁聪：太不稳定了！有一次碰到白杨了，我说，君超来了吗？其实她已经换了张骏祥，我常常还是问原来的那个。她们常常换，我吃不消，我认真得很。我谈恋爱后来我离开，到昆明，解放以后寻到我的女朋友，跟黎澍结婚了。
   南方周末：那你自己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跑掉呢？
   丁聪：我没跑掉呀，我到昆明去，不通音信了。我去参加部队，怎么带女的去啊？那时她还没毕业。那时我跟她很好，她说要死的话，抚恤费都给我，已经到这个程度了。但从昆明回到上海，消息就断了，一直到1949年初，他们跑到北京来找我，说他们结婚没请我。我说不要请我了。
   南方周末：很多文章说你和沈老师是夏衍逼你的？
   丁聪：我再不结婚就天怒人怨了，我一直到1956年，40岁结婚。夏衍给我介绍过女朋友，我不敢去追，一听别人和她好，我就退出了。戈宝权也在追，俄文翻译，他也是老光棍。后来到香港，我一听，艾青在追，我就退出。
   南方周末：你有什么标准吗？
   丁聪：差不多就行。那时我是政协委员，又是美术家协会的成员，又是副总编辑，有人追我，但我不踏实啊。我爸爸以前也说，你人大了，总归有生理要求，要结婚，不要乱搞，乱搞的话，债还不清。
   南方周末：你是子承父业，但你的孩子没继承你，这是什么原因呢？
   丁聪：我当然有意识不让孩子画画，我爸爸不让我画，就是说画画养不活，做国画家可以，油画家也可以，画漫画基本工钱给你，要赚钱肯定不行。漫画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我就一个儿子还叫他画漫画啊？这是性命攸关的啊。他刚生出来我看一眼我就去北大荒了，我北大荒1973年回来之前，他都是娘管的。娘下放，他送托儿所，星期六接一趟星期一又送。所以我没怎么管他。后来“文化大革命”过了，计算机学热了，他就学计算机。
   南方周末：你有没有想过哪天画够了，不画了？
   丁聪：我本来画不够，总觉得要画一辈子漫画。现在是画不出，什么都不好画。画漫画有个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