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胡适为什么“毁诺”谈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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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为什么“毁诺”谈政治
1917年胡适从美国取道太平洋回国，船到日本横滨时，先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船到上海时，又看到出版界、教育界的孤陋与沉寂，于是便认为作为政治事件的张勋复辟并不奇怪，根子却在思想文化和出版教育上。自此便下决心不谈政治，而是“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于是，作为白话文学的创始人，胡适同时投入了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若干年下来，胡适写了八九十万字的文章，只有一篇与政治有关（自云）。
但是，思想启蒙的任务并没有完成，那个替政治建筑的基础也没有竣工，胡适便忍不住“毁诺”谈政治了，以至他自己都不得不以“歧路”自谓。1922年，胡适主办了一份以政论为主的周报《努力》，当时便有人为他惋惜，也有人对他批评，认为他不该丢下思想文化而取向政治。针对别人的批评，胡适还特地写了篇《我的歧路》以自辩。面对（一）有人劝他谈思想文化而反对他谈政治，（二）又有人不赞成他谈思想文化却支持他谈政治，（三）还有人只希望他全幅精力都用在政治上而不谈其他，胡适禁不住慨叹：“这真是我的歧路了”，“我在这三岔路口，也曾迟回了三年；我现在忍着心肠来谈政治，一只脚已踏上东街，一只脚还踏在西街，我的头忍不住还是回望着原来的老路上！”所谓老路，就是思想文化的路，在回望老路的同时，胡适分明也踏上了政治努力的新路。
胡适的谈论政治，如其所言，是被“激”出来的，也是被“逼”出来的。
“逼”：“以前我们是不谈政治的，结果政治逼人来谈”，“正如穆罕默德不朝山，山朝穆罕默德一样”——这是胡适并不多见的幽默。另外，胡适筹备《努力》时，向北京警察厅递交申请，却被驳回，理由是房东不同意，这显然是借口。本来，自陈独秀的《每周评论》被当局封禁后，胡适就希望有人出来重办一份公开的、正谊的好报，但等了两年多，没人出头，失望之下，自己担纲。谁知出师不利，当局不许，这也是一种“逼”。因此，当他的朋友王云五们劝他别办了，只专心著述和做教授时，胡适的态度反倒很坚决：“我实在忍不住了”，“现在政府不准我办报，我更不能不办了”。于是，“逼”出来的胡适在1922年2月4日的日记中记道：“今天另立一呈子，再请立案，措辞颇严厉”。结果呢？查胡适同年3月31日的日记，最末一条是：“我们要办的《努力》周刊，今日批准了；批上还要我们‘慎重将事，勿宣传偏激之言论’！”
“激”：“我现在出来谈政治，……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在胡适看来，那些“主义”论者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大谈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于是胡适从实验主义介入，这便有了那场 “问题与主义”的讨论。胡适的基本观点是“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尽管胡适自己奉行的也是一种主义：实验主义。但实验主义并不像其他主义提供一种意识形态性质的社会远景，也不提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教条，它只提供一种方法，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在这场讨论中，胡适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洋洋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胡适的话今天听来依然中肯。“根本解决”则必然导致独断论，持论者把它所奉行的“主义”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不二法门。胡适敏感于此，紧紧踩住问题而力反“一揽子”解决的各种主义。回顾刚刚过去的20世纪，我们是不是吃够了各种“主义”的苦，那种冠冕堂皇的“主义”是不是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值得一提的是，面对这一刚刚萌蘖但又非常危险的思想倾向，胡适见微知著，其识见之深、揭发之早，预料之准，远为时人所不及。因此，这样的声音虽然过去了八十多年，但听起来，即使对今天，还是那么发人深省：“我们是不承认政治上有什么根本解决的。世界上两个大革命，一个法国革命，一个俄国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决了，然而骨子里总逃不了那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虽然快意一时，震动百世，而法国与俄国终不能不应付那一点一滴的问题。我们因为不相信根本改造的话，只信那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只存一个‘得尺进尺，得寸进寸’的希望，然后可以冷静地估量那现实的政治上的变迁”。
真没想到，胡适一开始谈政治，就那么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