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引发“中国文明”内部冲突

9·11引发“中国文明”内部冲突
　　911及国内大众对此的反应，对我是个巨大震撼。这是从我一篇长文中摘录的，写于2002年7月。

“9·11”引发“中国文明”内部冲突

　　 “恐怖主义的挑战超越了国界，恐怖灾难的考验也超越了国界。灾难考验着美国，同时考验着‘事外人’的人性和理性。”“9·11”事件发生后几天，我写下的这段话中带着引号的“事外人”表明这种观点：在一起影响世界历史的转折性事件面前，所谓的“事外人”并不存在。

　　 突如其来的“9·11”，对未接受事前“导向”的中国人做了一次“心理测验”和“文化测验”，以往的教育及“教育背景”的潜移默化作用也得到了某种验证。这种无法复制的“情景模拟”所得到的现实素材，无论是条件反射、道德直觉还是利害评估、理论分析，都反映中国社会价值观、世界观、生命观、文化观、历史观之存在状态与实质特征。“9·11”所引发的民众议论兴趣是近年来罕见的，虽然出版物和荧屏上鲜有民间视点的评论与争鸣，但在网络和世俗生活空间，国民间思想交锋的激烈程度却是多年来 绝无仅有的。有些同胞在无辜死难者亲友无比悲恸时产生了莫名的快感，伴随各国政要和国际组织谴责恐怖分子的声音，为恐怖灾难喝彩的声浪自大陆哗然而出。处于“战斗前沿”，受到阿拉伯世界敬重的“圣战英雄”阿拉法特挽起袖管为美国人献血，电视播出这一场景的同时，也播放着中东地区一些群众“庆祝”的画面。感到快感的那些中国人不像那个灾难地区的“胜利者”们那么自由散漫，他们知道自发上街属“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所采取的表达欢快的方式，是窝在家里喝两盅、哼两声，或在办公室和餐桌上侃一侃“大快人心事”。网上发言热火朝天，持理性话语的发言者一出现即遭群起围攻，“汉奸”、“卖国贼”的帽子和骂娘丢祖宗的脏话充斥于网络世界，一种现代先进技术一度在丢人现眼的功能上显示了无可比拟的优越性。继而，网络也证明它对理性的修复具有超技术的意义，相对宽松的思想表达场所，带来较全面、客观的信息，帮助了公理的传播，启发了人们独立思考。网上“叫好派”由事发初的绝大多数转为少数(也有人认为“叫好派”一直占有多数优势)，显然，有部分国民修正了原有观点或调整了原来的心态，最终倾向了公理与常识。由此可见，个体与个性化意见及其生存空间的初步形成，使中国社会生成了一定的意识上的自动的校正与调节能力。

　　 当局对所辖媒体和文化人会自发产生何种反应心中有数。政府表态与“不准幸灾乐祸”的指令，在维护民族根本利益和国际公理底线的同时，使得媒体和文人没能在正式场合出太大的丑。但政策的及格不等于文化的及格。装备精良、实力强劲的中央电视台与处在弹丸之地的香港同行相比大为逊色。凤凰卫视上虽有那位对中国政治六窍皆通的政治评论员阮次山在那里嗑嗑巴巴，而设立热线电话为同胞联系在美亲友和跟踪直播报道，显然比CCTV表现出更多的人道关怀和更高的职业水准。尽管有政令节制，个别媒体及公众场合仍有忍不住逞一时之快者，平时“高度一致”的传媒竟出现了新奇而耐人寻味的“不一致”。肖南先生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连基本的是非观都没有”感到“惊讶和失望”，指出“对‘9·11’事件感到快乐是一种罪恶”，发表在2002年10月14日《羊城晚报》的《文明的重创》一文，引用了“在报上看到的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中的句子：“我们看见世贸中心大楼冲天燃烧，晴朗的曼哈顿上空浓烟飘荡，这是2001年9月11日--世界和平日。我们像在观看一部高科技制作的好莱坞大片……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无法抑制的快感”。针对不少人抱持的这种“快感”，迎着“讨美颂袭”的喧嚣，几家刊物上也出现了客观分析“9·11”及国内反应的少量文章，其中有三篇观点鲜明的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沈敏特的《一个地球村村民的探秘》；二是鄢烈山的《民主的力量》；三是在下的《为恐怖叫好很恐怖》。（三篇文章刊于《同舟共进》和《书屋》杂志）这里，我不必回避自夸的嫌疑，三篇文章的质量与反响自有读者、编者为证。我需“进一步指出”的是：随着时间推移与反思的深入，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到，若当时没有这三篇文章，将是中国知识界长久的遗憾。

　　 学者们不约而同想起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这正好是个大的没边没沿的文化之筐，各类学者正乐意在大话题里作各自的文章。“籍此机会”，中国知识界的思想机器似乎注入了一点带有血腥与硝烟味的“润滑油”，在懈哩咣铛扯扯绊绊的运转中，就全球化、民族与宗教、文明冲突与对话、生命与人权、反恐、贫困与发展、“全球伦理”等题目做了一些“填空题”。“9·11”事件及国内反应对许多知识分子的情感与思维的冲击是巨大的，其中那些素怀忧患意识的人，对国民精神有较深了解的人，也因遍地“叫好”声而大受触动。“精神文明”大曝光，是非观念大混淆，道德教化大破产，促使他们以更谨慎的态度审视世界，审视“中国文明”和其他文明。“9·11”之后的美国已不是原来的美国，中国思想界也不是原来的思想界了。一批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目光在“生命价值与人权尊严”问题上聚焦，切中了每个文明系统、文化体系的核心。关于生命与人权的言论悄然润物，关注伤亡、灾难、赔偿、劳工保障、人文教育等问题的报道大量出现。“大学生伤熊事件”发生后，全国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一些学者由此指出“尊重生命的人文教育缺席”。中国学者讲文明，欲说人命借狗熊，几头熊的“生命尊严”似乎远远超出了许多人命，乍看不由人产生“错位”的感觉。细想一下，论客之意不在熊，在于“补课”之见也。说着“大学生与狗熊”的话题，评论者的脑海中定然浮现着大洋两岸千万个“死者那弯曲的倒影”（北岛语）。

　　 新老观点、新旧思维在犬牙交错的战线遭遇交火，一个“中国文明”系统中形形色色真真假假的“文明因子”卷入内部的“文明冲突”。冲突各方有的放矢，惯用的“某些”、“有的”等模糊词语也模糊不了剑锋所向。也许有人觉得老是“虚指”不过瘾，指名道姓的论战终于爆发了。石天河先生写出《话语恐怖与文明冲突--读黎明〈为恐怖叫好很恐怖〉有感》，发表在2002年第6期《书屋》的“读编往来”栏目。这篇散发着“阴谋思维”的万言长文，给我扣上近年文坛鲜见的政治大帽，以文风阴毒、文理如麻为两大特色。但我仍视此为“文明冲突”中的文明之举。一因无权力运作背景，仍属“学术活动”则未臻下流；二因辩论话题或可有助于澄清一些糊涂认识。“9·11”使我和石天河先生有了“掐起来”的缘分，亦可让看客收“旁观者清”之效。所以，虽然石文蛮臭，《书屋》发此臭文蛮好。

　　 我重视这场论战，也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它。历史必会时时回首审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非常变故发生时、发生后的反应，“9·11”事件后的社会心理、社会现象将屡屡被用于解释今后所发生的重要事件。灾难是文明和民族的“老师”，这个“老师”最好不从自己的文明和民族中产生。当本土的“老师”有足够的教学能力却被“驱逐”时，外来“老师”则更显宝贵。已进入历史的，仍在进行中，看似结束的，其实并未结束，外部、内部的“冲突”有它“继往开来”的逻辑。我们这个民族，不在内部的“文明冲突”中提升，就在“野蛮冲突”中堕落；我们现有的“文明因子”，不在“文明冲突”中振兴，就会因经不起“冲突”而自消自亡--我有我不同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我所说的“文明冲突”因不瞎搅和而简单明了：它是文明的，不包括暴力冲突和所有不人道的冲突。它是理性与宽容的能力，对话与交流的资格，自砺自新的必经之途。“冲突”比沉默好，不在“冲突”中觉醒，就在沉默中愚化、蛮化--“冲突”是金。

　　 让“文明冲突”来得更猛烈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