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的用人模式

　　“举贤任能”是千古不易的用人之道，即使在封建王朝中，朝廷也想方设法网罗人才，以利国用，出现“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三顾茅庐”等诸多选才求贤的佳话。

　　然而，贪官们却弃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标准于不顾，阳奉阴违地“使用”政策，他们选人用人的最高准则是“利己、能贪”。从皖北地区垮台县委书记的犯罪事实来分析，他们用人无非是四种模式。

　　一是任人唯钱  从本质上讲，贪官不再是官，而是“政治商人”。

　　在阜阳一批贪官锒铛入狱的背后，一群商人的名字在检察机关的起诉书中时时闪现。王怀忠一案中，杨晓明等在阜阳名噪一时的“大老板”，频频出现在公诉机关的指控材料上；在提拔干部名单中，无一不是“度金而用”的，由颍东区委书记升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韩希鹏所收受的32人贿赂中，有23人是为升官或调动，行贿钱物近50万元，占韩希鹏涉案受贿总额的一半多。颍东区交通局原党组书记李少军是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利索的个体户和文盲，又曾被司法机关处理过，但因前后“孝敬”了韩希鹏8万元钱，在短短几年时间，竟坐上颍东区交通局的“第一把交椅”。张华琪在颍上县任县委书记期间，疯狂卖官，收受100多名县直部委办局及乡镇主要领导的钱物。

　　在皖北民间，因一些县委书记疯狂卖官，老百姓早就用“顺口溜”来表达他们的愤懑：“十万买个镇长干，二十万赊个局长当；如果肯出大血本，百万县长兜里装。”在定远县，有老百姓编出挖苦到县委书记陈兆丰家送礼者的口头禅：“千儿八百门不开，两千三千脸难看；四千五千请进堂，过了一万喝杯茶。”“晚上摇得银子响，早上就能戴乌纱。”

　　二是任人唯亲 贪官们都有一帮关系“见不得光”的所谓“铁哥们儿”，提拔就在这个小圈子里选来选去。

　　私营企业主黄某自从攀上王怀忠这棵大树后，忽然财运亨通起来。1996年，在王怀忠的安排下，阜阳市有关部门从外资农业项目收回的贷款中拿出300万元，借给黄某，让他以“泰商”名义成立了从事黄牛养殖开发的广兴开发公司，由此，围绕这家公司的经营出现了一系列怪事：用于黄牛配种的冻精管，市场上只需几元钱一支，他要卖100元钱。钱不好收，王怀忠就给市财政局打招呼，直接扣有关县、市的财政资金，有的县一次就被划款100多万元。一年之后，广兴公司账面上出现严重亏损，黄某又以800万元的高价把公司卖给阜阳市政府。粗略统计，广兴公司从成立到卖给市政府，本就勒着裤带过“紧日子”的阜阳市财政损失资金2000万元。房地产开发商苏某借黄牛开发套取资金的经历更让人感到荒唐。1997年，苏某开发的阜阳古商城项目因缺少资金几乎陷入停顿。找到王怀忠后，王怀忠亲自出马，让苏某成立了一个假的农工商高科技开发公司，以黄牛开发为名，由阜阳市财政担保，在合肥发行了2000万元的国债。钱到手后，苏某将钱悉数投入古商城项目，最后国债竟未偿付一分一文。2001年，负有担保责任的阜阳市财政，在为苏某付出了300万元利息之后，被安徽省财政一次划减本属转移支付给该市财政的款项1900万元。

　　陈兆丰、张华琪、韩希鹏等人提拔任用干部被讥为：最懂得使用“四老型干部”，喻指百元人民币的“老人头”、老朋友、老关系、老下属。陈兆丰更是“力排众议”，重用他的秘书、民怨极大的曹太时。这个得了“主子”真传的贪官一度被喻为“定远县的李真”，与“贪名”震全国的河北省原主要领导的秘书李真相“媲美”。虽然这些贪官们任人唯亲，那也是建立在任人唯钱的基础上的，有时，如果没有“孝敬”，他们完全可以做到“六亲不认”。

　　三是任人唯上 大凡贪官，他们权力欲畸形强烈，只有做更大的官、才能贪更多的财；另外，他们慑于党和政府痛击腐败的声势，总是要在“上面”找到靠山，“上面有人”是他们精神上的“救命稻草”。基于这两点，贪官们选拔任用干部时，“上面”有人打招呼的，不管自身条件如何，总能捷足先登。

　　皖北这批腐败县委书记在位时，合肥市民曾流行“顺口溜”说：“站在街头两边看，不是皖A就皖K。”皖A是合肥本地车牌序号，自属正常，为何省城的大街小巷穿行着阜阳车牌序号的皖K呢？不言自明的是阜阳干部到省里“跑官要官”成风。而省级领导甚至省里部门领导，给皖北县委书记们“写条子”、“打电话”，自是有着极大的效力。

　　原亳州市委书记李兴民在提拔送钱买官的人遭遇阻力时，习惯性地"搬出上级的指示来统一常委会的思想"，他一祭起“王怀忠有推荐信”的尚方宝剑，会场立即就安静了，什么党性、原则、提拔任用干部的标准全都在“唯上”的压力下失效了。张华琪在颍上县委常委会上要提拔争议较大的亲信时，也常暗示其他领导“重用该同志，是按某某领导的推荐意见办的”。他们说这些话时往往无凭无据，但谁也不敢索看所谓的凭据，更不会有人会傻到违逆领导的“旨意”而为自已的仕途添险。

　　王昭耀到省里任职后，一旦阜阳市或宿州市等皖北地区准备重要人事调整前夕，总要到那里“调研”。据说是因为皖北干部来求他的太多，行贿的太多，如其一个一个地批条子，还不如当面“批量”交办来得利索。

　　定远县有位年龄已经57岁的副局长，按说已经该退居“二线”了，但正在研究他退二线的事时，县委书记陈兆丰听说他跟省里某位领导是大学“睡上下铺的”同学。当天晚上，陈兆丰就“破天荒地”把那位副局长请到家里。陈兆丰说：“你有这种关系，怎么不早说？我马上把你们局长挪挪位子，让你干一届！”陈兆丰说到做到。不到一个星期，那人就当上了局长。这恐怕是陈兆丰主政定远县时唯一一个没有花钱就升了官的人。

　　四是任人唯奴 贪官们喜欢以“主子的心态”提拔重用那些鞍前马后为自己无微不至服务的、“奴性十足”的干部。记者跟皖北这批垮台的多数县委书记打过交道，深感到他们身边围绕的一些干部，别说已经丧失了同志式的关系、正常的上下级关系，甚至连做人的尊严往往也荡然无存。阜阳的许多干部说，王怀忠有时训下级时不是在批评，而是像训“一条狗”。张华琪训颍上县的一些乡镇干部，有时像在训“孙子”。

　　这些腐败县委书记考察提拔干部时，什么德才表现、什么综合素质、什么工作实绩，只不过是随他们拿捏的“面团”而已，而“听不听话”是衡量干部是否值得提拔的首要标准，皖北地区的干部喜欢“背后排队”，喜欢划分“你究竟是谁的人，跟谁走？”这在干部队伍的培养上形成了一种非常恶劣的循环：当张华琪主政时，会一心“栽培”听自已话的干部，没几年后，徐波当县委书记了，“本能又习惯性地”要逐一把“张华琪的人”清理出重要岗位，重新布上属于“徐波嫡系的人”。这种恶性反复逼迫基层干部们把很大一部分精力不得不耗在“重新排队”上。除了给新任书记行贿、向新“主子”竭力表忠心外，还得小心地提防“异己”，使干部队伍一遍遍地轮换而陷入一轮轮的无序和不稳定。某些县委书记的“个人喜好”超越组织原则，实在是皖北干部队伍中的一大公害。

　　皖北地区的腐败书记们还喜欢找一些商人做自已的“家奴”来随便使唤。这些多行非法勾当、企图用政治手段谋取商业利益的商人们，常常显得“极其谦恭”，贪官们豪吃宴请，公款不好结账的就由他们来“买单”；贪官们需要大笔钱向上行贿时，他们扮演“提款机”的角色；甚至贪官们饱暖思淫欲时，他们还兼任“皮条客”；而当贪官们需要向社会展示“发展形象”时，这些“假外商”们又扮演“活道具”，拼命渲染贪官们善于招商引资。而这些商人们无非是看中了这些书记们手中随时可为他们豁免税费、胡乱批地、随时可转化为滚滚财源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