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FT中文网《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系列之二：中国将逃脱穷国“宿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2:07:29
（场景一：上海外滩曼哈顿酒店。
一日，我在酒店餐厅吃早餐，忽闻隔桌诸人高谈阔论，争辩起“中产阶级”话题来。我心中窃喜。良顷，趁他们埋头用餐，我转过身去，问其中一人： “你们是什么地方来的？ ”此人从盘子中抬起脸来，满腹狐疑地望着我。
我急忙自报家门。他卸下狐疑的表情，用餐巾擦了擦嘴：“我们都是来自浙江的乡镇企业家，来上海参加一个订货会。”
“饭后，我能不能到您房间坐坐，聊聊你们刚才谈论的中产阶级话题？ ”
他又换上了警惕的眼神：“ 我们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 ”
事后，我猜想，他的警惕大概源自我的境外记者身份。）
尽管采访未遂，但我至少知道，在中国，热衷于谈论中产阶级话题的人，并不限于大城市的学术界、传媒圈或白领阶层。
如今，在中国的搜索网站百度上，你搜索 “中产阶级”这个词，你能搜出 158万个网页来；走在中国大、中城市的大街上，你也常常会看到针对“中产阶级 ”的房地产广告。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中产者”呢？
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办公楼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对我说，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占总就业人口的20%，如果按照目前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产阶层可以达到总就业人口的40%；
中国政府官员似乎更为乐观。早在2001 年，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位官员就对记者说，他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群；同一年，原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也在新加坡预测，未来10年中，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之多；
某些西方商业机构也加入了这种预测 “大合唱”。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预测，到2010年，中国中产阶级家庭总数将达到1亿户；美国美林公司预测，未来十年内，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将达到3.5亿人；
最新加入这个“合唱团”的是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该公司最近预测说，中国中产阶级将经历两波发展潮：第一波是下层中产阶级的壮大，到2011年，下层中产阶级人数将增至2.9亿人，并在2015年增至峰顶；第二波是上层中产阶级的扩张，包括吸收部分收入攀升的原下层中产阶级的成员，到2025年，上层中产阶级阵容将高达5.2亿人，超过那时中国城市人口的一半……
（场景二：北京，一个典型的 “中产”小区。
作家王刚为我沏上一杯茶。
听到我找他要谈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的“中产”生活，王刚一愣：“什么叫‘中产’？ ”
他给自己也倒了一杯茶：“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还是十多年前。当时，文学评论家李陀曾对我说，刘索拉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一批中产阶级，如果你继续努力，也有可能像刘索拉一样，成为中产阶级。我当时听了很新鲜，想问刘索拉，中产阶级将会怎么生活，但最后没敢问。”刘索拉，女，当时尚在中国中央音乐学院上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以一篇现代派小说《你别无选择》在中国红火过一阵。
“那时，中产阶级在中国好像是一件大事，” 王刚呷了一口茶， “不像我在加拿大的一个亲戚，那么穷酸，来中国还舍不得住酒店，跑到我们家住，但也敢自称中产阶级。”）
在中国，同样是中产阶级话题，不同的人谈论的，却并不是同一件东西：不仅人们对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莫衷一是，而且对如何划定中产阶级也在使用着不同的标准。引起争议最大的，大概要算是划分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了，因为收入标准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这个阶层规模的大小。2005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提出了一个标准：“6万元至 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年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3人计算）的标准。 ” 按照这个标准推算，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2005年的5.04%扩大到 45%。
很多中国人对此标准不以为然。一个署名 “山鬼”的网友在网上嘲弄说： “昨天我们还是小康家庭，今天一出门，脑门上就叭的贴上‘中产阶级 ’标签了。”
但麦肯锡公司的标准更低。麦肯锡 “2006年中国新消费者特别报告” 把年收入在25000元（约合3100美元）至4万元人民币之间的中国家庭定义为下层中产阶级，把年收入在4万元至10万元人民币之间的家庭界定为上层中产阶级家庭。该报告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年收入10万元人民币的家庭和美国年收入4万美元的家庭生活水平相当。
（场景三：重庆希尔顿酒店。
在上海，那位浙江乡镇企业家婉拒我去他酒店房间，探讨中产阶级话题；在重庆，却有一批人主动来到我的酒店房间，讨论同一话题。这批人包括都市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公司白领职员、大学管理人员和新闻从业人员。
“从事色情行业的小姐收入的确很高，但她们肯定不属于中产阶级。 ”重庆天域园林艺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灵灵笑着说。
她用一种玩笑的口吻，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能够仅仅用收入来界定 “中产阶级”吗？
“我认为，中产阶级应该是社会的调节器，它能调节一个国家前进道路上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真正的中产阶级，应该是富、贵、雅三个标准的一个平衡。” 重庆团队培训公司总经理王又勇如是说。）
也许王又勇的“富、贵、雅” 三标准过于抽象，而专门研究中产阶级的学者周晓虹则给出了更为具体、严谨的三标准：收入、职业和教育。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在接受我采访时，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三项标准：（1）经济上月收入5000元人民币；（2）职业为事业单位管理或技术专业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3）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
周晓虹领导的课题组根据这三项标准，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武汉五大城市的 3038户家庭进行了调查，得出了五大城市中产阶级占人口11.9%的结论。学者张宛丽则提出了更为细密的标准。张宛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在接受我采访时，她特意强调说，她在自己的学术文章中不用“中产阶级”这个词，而用 “中间阶层”这个词。
“人们通常认为，只要有车有房，就属于中产了，”张宛丽笑着说，“ 其实，这是对中间阶层的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和误读。”
张宛丽提出了研究“中间阶层 ”的七项指标：1、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2、职业的工作、劳动方式：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3、职业权力：对其授权管辖的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调度、支配、控制权，对其上司及其业务安排，有一定的建议权、发言权；4、收入及财富水平；5、就业能力：主要指具有中等以上国民教育学历水平、具有专业技术培训资历及掌握相应的职业专业技能；6、消费及生活方式：有能力支付其中等水平的家庭消费；7、对社会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场景四：还是重庆希尔顿酒店。
李潇潇最后一个走进我的房间，她自报家门：“我不是中产。” 但张灵灵补充说：“她是中产的后代。 ”
整个一个晚上的讨论过程中，20 岁左右的李潇潇一言未发。待众人欲起身告辞时，我忽然想到她：“你能不能也说几句？”
李潇潇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你们讨论这标准、那标准的，有什么意义嘛？为什么要在人群中划分阶级呢？ ”
我们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是啊，中国走出那个“亲不亲，阶级分”的时代，已经30年了，难怪文革结束后出生的李潇潇、张潇潇们听到这个词，感到这么刺耳。）
不过，张宛丽认为，今天划分“阶层 ”（她坚持不用“阶级”这个词），与30年前划分“阶级”，目的、功用和标准完全不同；今天在中国研究 “中间阶层”，意义更是特别重大。
“中间阶层之所以在西方有关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研究中引起特别的关注，之所以在今天的中国也成为热门话题，就是因为，这个阶层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 同样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社科院大楼内，张宛丽对我说。
在张宛丽看来，中间阶层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它对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出现的贫富分化具有一种缓冲的作用。在现阶段的中国来说，这种功能尤显重要：“在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中间阶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均居于中间状态，其一旦获得合法性地位及其社会认同，便有可能发挥该阶层的‘中间价值 ’──预留社会政策调整空间，以缓解上、下两层的矛盾冲突。”
回到英国后，我又采访了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伟博士。他认为，中产阶级不仅具有缓冲贫富分化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拉动消费、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功能。在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但内需不足的中国，这种功能尤为珍贵。张伟说，中国当前出现的为了投资而进行的投资，是很危险的，而靠出卖廉价劳动力的海外倾销，也会引起国际反弹，都不是可持续性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只有培育强大的中产阶级，才能摆脱这种恶性发展的怪圈，才能真正扩大内需。
张伟指出，凡是中产阶级弱小、穷人众多的国家，如拉美、非洲，不仅社会不稳定，经济也不稳定。
但麦肯锡“2006年中国新消费者特别报告”认为，中国能够逃脱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宿命” ──“迅速的经济增长将继续把一度贫穷但相对平等的中国社会改造成为具有不同收入阶层的社会。这一演变过程已经在不断加剧贫富分化，解决由此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紧张关系已成为中国政府政策的核心。然而，我们的预测表明，中国将避免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的‘哑铃经济’：庞大的穷人阶层、人数不多的富豪阶层和人数同样稀少的中产阶层。甚至就在极贫与极富之间的绝对差距继续扩大之际，中国城市所有阶层的收入仍将全线上升。”
这种预测究竟是麦肯锡公司的一厢情愿呢，还是最终会变为中国的现实？
我们……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 魏城 2006-07-11上一期《远观中国》专栏，我一不小心，间接地把“收入一般的人”与 “中产阶级” 划了等号。很快，我就收到了一位读者的质疑：“收入一般的人怎么能算中产呢？”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想搞清的问题：在中国，什么样的人才能算“中产” 呢？
今年5月，我去中国跑了一个月，去了北京、上海、重庆、青岛、济南等几个大中城市，专门调查中国的中产阶级问题。但一个月下来，在与50多位至少在我看来属于“ 中产” 的白领、杂领或金领人士交谈之后，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反而越来越糊涂了。我甚至发现，这次调查的隐含前提──中国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似乎都成了疑问。
“中产”是个伪命题？
重庆希尔顿酒店。王孟龙敲开我房间的门之后，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中国中产阶级？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王孟龙学医，毕业后却从业传媒，现为《中国商业评论》资深编辑，言谈之中常常甩出一些艰深名词，但我后来终于搞明白了，他甩给我的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中国并不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
王孟龙的意思是，中国一直是一个“ 中层缺失”的社会，现今亦然，即使完全从经济层面来讲也是如此，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中等收入者随时面临跌入下层的可能。
他的这种观点，在网上同道者颇众。例如，一位署名“一条菜”的网友也认为，“中产”在中国是个伪命题，因为中国“只有财富的一极和贫困的一极，他们直接面对面，中间没有中产阶级。”
另外，也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一个国家只有达到某些宏观社会经济条件之后才会出现中产阶级，例如，城市化程度超过50%，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超过一半等。他们指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比率低于 40%，而第一和第二产业还在主导整个经济。
当然，我这次中国之行接触到的大多数采访对象都不像王孟龙那么极端，他们似乎都接受了我调查的隐含前提：中国的确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但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阶级的人数极少，少到了几乎无法构成一个阶级，至少他们自己不在其内。
“别开玩笑了，我怎么能算中产？ ” ──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一个年薪几十万元人民币的外企中层管理人员满脸疑惑地望着我，厚厚的镜片反射着强光。
在这次采访过程中，这样的反问我听得太多了。我还记得，临行前，一位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者，热心为我推荐采访对象，他推荐了一对在北京工作的夫妻，并告诉我说：这对夫妇中，先生在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工作，太太在中国名所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工作，高职高薪，有房有车，绝对属于“ 中产”。
但对方仍然很不自信，来信问：“我能算中产吗？”
推荐者马上回信，给对方打气：“厉以宁说过，有两套房子的就属于中产阶级。 ”
重庆天域园林艺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灵灵也不认为自己是“中产”。她的 “中产”标准，在中国人中也许很有代表性：“城里有公寓，郊区有别墅，开车要开奔驰、宝马，旅游要去北美、西欧。”“中层意识”占主流？
符合张灵灵标准的中国“中产 ”当然少得可怜。但颇为矛盾的是，据中国传媒报道，一项大型调查发现，85.5%的中国城市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
我找到了主持这项调查的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他领导的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进行了这次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大型调查。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周晓虹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矛盾现象。周晓虹认为，传媒在报道此事时所使用的 “中产阶级”一词并不严谨，他们那项有关自我认同的调查结果，也许更多地反映出，当前中国的“中层意识”占据了社会主流，也就是说，多数中国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结构的中层，但在中国人心目中， “中层” 与“中产” 这两个词并不相同。
“中国的白领可以自称‘小资 ’，但并不认同‘中产’， ” 周晓虹笑着对我说，“你要说他是 ‘中产’，他就跟你急！ ”
据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早在1940 年，《财富》杂志在美国作过一项调查，就有 8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但《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一书作者理查德·隆沃思指出：“这些声称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不一定拥有相当的财富……餐厅服务员、工厂工人、企业主管、股票经纪人等都坦然以中产阶级自居。”
周晓虹说，大部分美国人将自己定位为中产阶级，部分上与美国对“中产阶级 ”的文化定义有关。在美国，“中产阶级”一词就是“普通族 ”的同义词，相当于中国人说的“ 老百姓”或“收入一般的人 ”，是富豪和穷人之间的一个庞大的 “中间阶层”。
可中国人心目中的“中产阶级 ”，却绝对不是“收入一般的人 ”，而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阶层，几乎是“大款”、“富人” 的同义词。尽管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曾把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到50万元人民币之间定为中产阶级家庭的标准，但仍有许多中国人，包括收入在这个标准之内的中国人，并不认同这个标准。
“家庭年收入6万？如果是双职工，那才人均月薪2500，那算什么中产？！ ”这是许多采访对象听完我引述这个标准后的“标准” 反应。
网友“曾是知青”索性在网上开出了他自己的标准：“如果你有一套房子，但你仍然有银行贷款，我看不能算作是中产阶级。如果你月入8000，但租房住，我看也不能算是中产阶级。真正的中产阶级应该是：有自己的产权房，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相当于自己月收入6倍的存款。按这个标准你去衡量吧。”
其他中国人也许有着各自不同的标准，但不论如何不同，他们心目中的“中产 ”家庭年收入起点，大概都远远超过中国国家统计局说的6万。
周晓虹告诉我，巧得很，美国衡量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的起点也是6万。但那是美元。
也许中国人眼界高，自己主动乘了8，与美国的标准看齐了？但在这个世界上，完全以美国标准来定义本国“中产”的发展中国家，似乎并不多。
周晓虹给我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去年11月，他去印度开会，讨论中印中产阶级的对比。赴印度的飞机上，他看到一份新加坡的报纸，称印度中产阶级阵容庞大，成员有7 亿之众，他吃了一惊。会议结束后，他去孟买，在一家三星酒店的酒吧中饮酒，大概出于职业好奇，随口询问一位酒吧侍者： “ 你是中产阶级吗？”
那位侍者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当然！”随后，这位侍者又颇为自豪地说：“ 我们印度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
“印度是一个使用英语的国家， ” 周晓虹后来对我说，“这位侍者说的也是英文。英文的middle class，照字面翻译，就是‘中间阶层’，没有 ‘产’ 字，但我们现在沿用的译法，却加了一个 ‘产’字。问题就出在这个‘产’字上，造成了种种混乱。”
“提低，扩中，调高 ”
但“中产” 与“中间 ”这两个词的区别，真有那么重要吗？
至少，在中国高层决策者看来，这个区别很重要。
又是一个“巧得很”：5月26 日，也就是在我结束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
这次会议的核心精神后来被媒体总结为六个字： “提低，扩中，调高”，其中的“扩中”，就是扩大 “中间阶层”。
这次会议有关 “提低，扩中，调高 ”的具体表述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
当然，如果85.5%的具有强烈“中间意识”的中国城市居民，都把“中产阶级”这个词完全甩给了少数的富豪，那不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吗？
看来，中国决策者非常担心、并力图避免的东西，恰恰就是网友“一条菜” 所说的现象──财富一极和贫困一极直接面对面，中间没有中产阶级。 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