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国将逃脱穷国“宿命”？

场景一：上海外滩曼哈顿酒店。
一日，我在酒店餐厅吃早餐，忽闻隔桌诸人高谈阔论，争辩起“中产阶级”话题来。我心中窃喜。良顷，趁他们埋头用餐，我转过身去，问其中一人：“你们是什么地方来的？”
此人从盘子中抬起脸来，满腹狐疑地望着我。
我急忙自报家门。他卸下狐疑的表情，用餐巾擦了擦嘴：“我们都是来自浙江的乡镇企业家，来上海参加一个订货会。”
“饭后，我能不能到您房间坐坐，聊聊你们刚才谈论的中产阶级话题？”
他又换上了警惕的眼神：“我们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

事后，我猜想，他的警惕大概源自我的境外记者身份。）
尽管采访未遂，但我至少知道，在中国，热衷于谈论中产阶级话题的人，并不限于大城市的学术界、传媒圈或白领阶层。
如今，在中国的搜索网站百度上，你搜索“中产阶级”这个词，你能搜出158万个网页来；走在中国大、中城市的大街上，你也常常会看到针对“中产阶级”的房地产广告。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中产者”呢？
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办公楼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对我说，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占总就业人口的20%，如果按照目前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产阶层可以达到总就业人口的40%；
中国政府官员似乎更为乐观。早在2001年，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位官员就对记者说，他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群；同一年，原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也在新加坡预测，未来10年中，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之多；

某些西方商业机构也加入了这种预测“大合唱”。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预测，到2010年，中国中产阶级家庭总数将达到1亿户；美国美林公司预测，未来十年内，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将达到3.5亿人；
最新加入这个“合唱团”的是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该公司最近预测说，中国中产阶级将经历两波发展潮：第一波是下层中产阶级的壮大，到2011年，下层中产阶级人数将增至2.9亿人，并在2015年增至峰顶；第二波是上层中产阶级的扩张，包括吸收部分收入攀升的原下层中产阶级的成员，到2025年，上层中产阶级阵容将高达5.2亿人，超过那时中国城市人口的一半……
（场景二：北京，一个典型的“中产”小区。
作家王刚为我沏上一杯茶。
听到我找他要谈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的“中产”生活，王刚一愣：“什么叫‘中产’？”
他给自己也倒了一杯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还是十多年前。当时，文学评论家李陀曾对我说，刘索拉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一批中产阶级，如果你继续努力，也有可能像刘索拉一样，成为中产阶级。我当时听了很新鲜，想问刘索拉，中产阶级将会怎么生活，但最后没敢问。”
刘索拉，女，当时尚在中国中央音乐学院上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以一篇现代派小说《你别无选择》在中国红火过一阵。

“那时，中产阶级在中国好像是一件大事，” 王刚呷了一口茶，“不像我在加拿大的一个亲戚，那么穷酸，来中国还舍不得住酒店，跑到我们家住，但也敢自称中产阶级。”）
在中国，同样是中产阶级话题，不同的人谈论的，却并不是同一件东西：不仅人们对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莫衷一是，而且对如何划定中产阶级也在使用着不同的标准。
引起争议最大的，大概要算是划分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了，因为收入标准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这个阶层规模的大小。2005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提出了一个标准：“6万元至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年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3人计算）的标准。” 按照这个标准推算，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2005年的5.04%扩大到45%。
很多中国人对此标准不以为然。一个署名“山鬼”的网友在网上嘲弄说：“昨天我们还是小康家庭，今天一出门，脑门上就叭的贴上‘中产阶级’标签了。”

但麦肯锡公司的标准更低。麦肯锡“2006年中国新消费者特别报告”把年收入在25000元（约合3100美元）至4万元人民币之间的中国家庭定义为下层中产阶级，把年收入在4万元至10万元人民币之间的家庭界定为上层中产阶级家庭。该报告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年收入10万元人民币的家庭和美国年收入4万美元的家庭生活水平相当。
（场景三：重庆希尔顿酒店。
在上海，那位浙江乡镇企业家婉拒我去他酒店房间，探讨中产阶级话题；在重庆，却有一批人主动来到我的酒店房间，讨论同一话题。这批人包括都市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公司白领职员、大学管理人员和新闻从业人员。
“从事色情行业的小姐收入的确很高，但她们肯定不属于中产阶级。”重庆天域园林艺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灵灵笑着说。
她用一种玩笑的口吻，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能够仅仅用收入来界定“中产阶级”吗？
“我认为，中产阶级应该是社会的调节器，它能调节一个国家前进道路上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真正的中产阶级，应该是富、贵、雅三个标准的一个平衡。”重庆团队培训公司总经理王又勇如是说。）
也许王又勇的“富、贵、雅”三标准过于抽象，而专门研究中产阶级的学者周晓虹则给出了更为具体、严谨的三标准：收入、职业和教育。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在接受我采访时，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三项标准：（1）经济上月收入5000元人民币；（2）职业为事业单位管理或技术专业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3）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
周晓虹领导的课题组根据这三项标准，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武汉五大城市的3038户家庭进行了调查，得出了五大城市中产阶级占人口11.9%的结论。
学者张宛丽则提出了更为细密的标准。张宛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在接受我采访时，她特意强调说，她在自己的学术文章中不用“中产阶级”这个词，而用“中间阶层”这个词。
“人们通常认为，只要有车有房，就属于中产了，”张宛丽笑着说，“其实，这是对中间阶层的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和误读。”

张宛丽提出了研究“中间阶层”的七项指标：1、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2、职业的工作、劳动方式：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3、职业权力：对其授权管辖的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调度、支配、控制权，对其上司及其业务安排，有一定的建议权、发言权；4、收入及财富水平；5、就业能力：主要指具有中等以上国民教育学历水平、具有专业技术培训资历及掌握相应的职业专业技能；6、消费及生活方式：有能力支付其中等水平的家庭消费；7、对社会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场景四：还是重庆希尔顿酒店。
李潇潇最后一个走进我的房间，她自报家门：“我不是中产。” 但张灵灵补充说：“她是中产的后代。”
整个一个晚上的讨论过程中，20岁左右的李潇潇一言未发。待众人欲起身告辞时，我忽然想到她：“你能不能也说几句？”
李潇潇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你们讨论这标准、那标准的，有什么意义嘛？为什么要在人群中划分阶级呢？”
我们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是啊，中国走出那个“亲不亲，阶级分”的时代，已经30年了，难怪文革结束后出生的李潇潇、张潇潇们听到这个词，感到这么刺耳。）
不过，张宛丽认为，今天划分“阶层”（她坚持不用“阶级”这个词），与30年前划分“阶级”，目的、功用和标准完全不同；今天在中国研究“中间阶层”，意义更是特别重大。

“中间阶层之所以在西方有关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研究中引起特别的关注，之所以在今天的中国也成为热门话题，就是因为，这个阶层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 同样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社科院大楼内，张宛丽对我说。
在张宛丽看来，中间阶层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它对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出现的贫富分化具有一种缓冲的作用。在现阶段的中国来说，这种功能尤显重要：“在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中间阶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均居于中间状态，其一旦获得合法性地位及其社会认同，便有可能发挥该阶层的‘中间价值’──预留社会政策调整空间，以缓解上、下两层的矛盾冲突。”
回到英国后，我又采访了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伟博士。他认为，中产阶级不仅具有缓冲贫富分化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拉动消费、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功能。在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但内需不足的中国，这种功能尤为珍贵。
张伟说，中国当前出现的为了投资而进行的投资，是很危险的，而靠出卖廉价劳动力的海外倾销，也会引起国际反弹，都不是可持续性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只有培育强大的中产阶级，才能摆脱这种恶性发展的怪圈，才能真正扩大内需。

张伟指出，凡是中产阶级弱小、穷人众多的国家，如拉美、非洲，不仅社会不稳定，经济也不稳定。
但麦肯锡“2006年中国新消费者特别报告”认为，中国能够逃脱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宿命” ──
“迅速的经济增长将继续把一度贫穷但相对平等的中国社会改造成为具有不同收入阶层的社会。这一演变过程已经在不断加剧贫富分化，解决由此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紧张关系已成为中国政府政策的核心。然而，我们的预测表明，中国将避免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的‘哑铃经济’：庞大的穷人阶层、人数不多的富豪阶层和人数同样稀少的中产阶层。甚至就在极贫与极富之间的绝对差距继续扩大之际，中国城市所有阶层的收入仍将全线上升。”
这种预测究竟是麦肯锡公司的一厢情愿呢，还是最终会变为中国的现实？
我们……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 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