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FT中文网《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系列之四：避不开的八十年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11:14:03
采访完他，我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想了想说：“文章中凡是涉及我的地方，就不要用我的真名吧。”
他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北京生，北京长，八十年代中，他在北京上大学，读的是计算机；八十年代末，他毕业后留在北京，换了很多工作，后来又下海经商，现在是一个小型网络公司的老板，但一直没离开过北京。谈起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区别，他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八十年代，我，其实不光是我，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现在想想，是那么的不实际。”
回顾过去，他口气淡淡的，好像说的不是自己：“八十年代，至少是我们这些在北京上大学的人吧，关心政治：北京发生的几次学潮，我们都积极参与了；热衷文化：虽然我和我的多数朋友都是学理工的，但我们课余却读诗，读历史，读哲学，听文化讲座，吼崔健的歌……但随着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结束，我们却陷入了深深的幻灭，有的人一走了之，漂洋留学或出国定居了，我也动过这个念头，也做过准备，但申请美国拒签，使我只好继续留在中国消沉。然后是92年邓小平南巡，原先消沉的人纷纷投入席卷中国的致富大潮，很多人发了起来，包括我。不少早先出国的人，新世纪开始后，又成为海龟，回国淘金来了，但他们很羡慕我们这些土鳖，赶上了九十年代最初的几波致富浪潮，淘到了第一桶金。”
他燃起一根烟：“现在，我觉得，能够真正让中国发生深刻转变的东西，除了钱、钱、钱，还是钱、钱、钱。”
他深深地吸了几口烟，又把还剩一大半的中华牌香烟使劲地捻灭：“不过，如今我每天累个臭死，偶尔闲下来回顾自己一生时，又觉得，最值得留恋的还是那个并不追求钱、钱、钱的八十年代。”
我觉得，中国中产阶级其实挺关心政治的。对政治冷漠与否，与其说与收入有关，不如说与地域有关，有些城市，像上海，它就是小资，就是不愿意管“闲事”，但在北京，就是出租车司机都要和你讨论政治局应该谁在那儿，谁不在那儿。
──中国互动媒体集团CEO洪晃
“朦胧诗”、“皮包公司 ”、“霹雳舞”、“托福考试”、“走穴”、 “大哥大”……
坐在北京《乐》杂志“厂房” 的会客沙发上，我信手翻着最新一期北京版《TIME OUT》的内容。这本杂志把上述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词语“散珠”，用 “八十年代的接头暗号”这根线串了起来。
说“厂房”，不说编辑部，是因为《乐》杂志编辑部位于北京东郊一个废弃的工厂──798工厂的厂区内，所有的采编人员，包括主编洪晃，都在一个原来的大厂房之内办公。
终于，洪晃让一位年轻的秘书，把闲翻杂志的我传到了她的“隔间”。
说“隔间”，不说办公室，是因为洪晃办公的地方并非自成一体的全封闭房间，也在厂房之内，仅仅比手下采编人员办公的地方高半层，用半封闭的玻璃挡板相隔，估计是由过去的厂房调度室改建的。用洪晃本人的话说，如此设计，一是“容易与年轻人打成一片”，二是“便于沟通和管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识过的另类编辑部。不过，据说这个原798工厂的厂区，如今已经被画家、诗人、作家、记者等“艺术流浪汉”、“精神贵族 ”、“文化无产者”和 “文化中产人士”开发成了一个不分阶级的工作、生活两用混居小区。
最近，北京忽然流行起“八十年代热 ”来：一本名为《八十年代访谈录》的书，卖得挺火；学术界或朋友圈聚会，也离不开“八十年代”这个话题；网上也开始盛行传贴八十年代的老照片 ……不知是不是与这种基本上属于民间的怀旧热相呼应，《乐》杂志也在今年五月号的北京版推出了“回首八十年代 ”专辑。
谈到推出这一专辑的构想，身穿深蓝蜡染旗袍的洪晃说：“其实，《乐》杂志是以中产阶级为主要读者对象的，而谈到中国新一代中产阶级的崛起，谈到他们的梦想、抱负，就不能不涉及与他们青春时代或少年时代如影相随的八十年代。”洪晃本人的八十年代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穿插度过的，所以她特别爱谈中西对比： “中国中产阶级这个群体，与西方相比的一大区别是，它是一个新的阶层，偏于年轻，你往下看，还能找到，但往上看，你很难在50岁以上的人群中找到中产阶级，所以说，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波中产阶级。具体来说，他们大多是在六、七十年代出生、在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他们受到八十年代文化的很大影响。”
不过，我注意到，《乐》杂志同一期的上海版并没有“回首八十年代”专辑，问到如此安排的原因，洪晃回答说： “八十年代是与政治很有关系的一个话题，《八十年代访谈录》那本书采访的八十年代风云人物，包括田壮壮、崔健，都是北京人，他们在上海没有什么影响，陈丹青虽然是上海人，但他很早就离开了上海，上海人也认为他是远离家乡的浪子。所以，我们觉得：上海就别八十年代了，因为他们对八十年代没有那么多回忆。”
“老中产阶级”指私营企业家、乡镇企业家和小业主，“新中产阶级” 指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阶层。中国改革开放后，这两个中产阶级群体几乎是接踵而至，时间间隔非常短，而“新中产阶级”的标准之一就是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的教育。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
但我的一些上海同学，显然不同意洪晃的说法。
“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个岁数，特别爱怀旧。过去，大学同学很少聚会，但过了40岁，老同学之间的聚会就越来越多：校庆大聚会、80级年级聚会、班级聚会、甚至还有寝室室友聚会……当然，聚在一起就是怀旧，怀念大学时光，怀念八十年代。”当年我们班级中的一位老大哥显然是喝多了，眼圈红红的。
老同学们听说我从英国来上海采访，又找到了一个聚会的借口：一位事业还算成功的同学作东，在上海市中心一家高档餐馆包了一间房，请来了当年同一个班级的大多数上海同学，甚至几位外地同学闻讯后也专程赶来。众人杯盏交错，话旧言新，互抖馊事，猜拳骂娘，谈着谈着，又谈到了与我们大学时代同时开始的八十年代：喇叭裤、双卡录音机、食堂排队买饭的长龙、班级自己组织的舞会、外滩闪烁的霓虹灯广告牌、里弄深处传来的邓丽君歌曲……他们对八十年代有着太多的回忆，虽然他们的八十年代与北京人的八十年代有着很大的不同。那时，北京风起云涌的一些事件，如西单民主墙、星星画展、校园竞选等，也曾波及到上海的校园，但论及影响的深刻和细微，显然都不及邓丽君的歌。
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刚到上海校园时，我在寝室里第一次听到四喇叭立体声录音机播放的邓丽君那首《逍遥自在》，所带给我的那种震撼：原来歌是可以这样唱的！原来生活是可以这样过的！
要知道，那是1980年，距离文革时代政治至上的禁欲生活尚不太远。所以，有人说，邓丽君的歌对传统意识形态的瓦解力最大、最彻底。从此，作为与北京大学生不同的一个群体，上海大学生也以独特的方式，唱着自己的人生之歌，过着自己的“小资”生活，从八十年代走入九十年代，再迈入新的世纪。
那天聚会的同学，上大学前家庭背景各异，毕业后职业去向也不同：有教书的，也有经商的，有当法官、检察官的，也有当律师的，但不管从事什么行业，他们都应该算是本行业内的中坚、骨干。作为文革后恢复招生的第二届政法学院学生，他们通过那个年代低录取、不收费的高等教育制度和包分配、高就位的毕业分配机制，几乎是“长驱直入 ”地进入了中国“新中产阶级 ”的行列，难怪他们那么怀念那个给了他们“第一推动力”的八十年代。
一代人共同的基因密码…… 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我们一直以为活的是未来，其实拥有的只有回忆 ……
──摘自搜狐网“我们生于八十年代 ”专辑前言
李岷和洪晃一样编杂志，但她担任执行总编的《中国企业家》杂志，却选择了北京亚运村附近一栋标准的写字楼作办公室。
我们在楼下的“随想咖啡厅 ”，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随想 ”式地聊着。
“我们最新一期杂志，推出了一套关于八十年代的专辑。送给你一本吧。” 李岷说。
就连《中国企业家》杂志都在追热门，赶时髦。我想。
晚上回到酒店，一时睡不着觉，随手抄起李岷送我的《中国企业家》杂志，却吃了一惊：他们专辑的题目不是“回首八十年代”，而是“生于八十年代 ”。
专辑介绍了一批二十来岁的CEO：康盛世纪首席执行官戴志康（25岁）、PCPOP首席执行官李想（25岁）、163888翻唱网首席执行官郑立（24岁）、MaJoy总裁茅侃侃（23岁） ……与周晓虹教授开出的 “新中产阶级”教育标准相悖，这批“新新中产” CEO，许多人从未在传统教育体制内获得肯定：例如，“ 亿万身家”的李想高中毕业后便开始创业；“混世魔娃”茅侃侃只有初中文凭……但曾任雅虎中国区总裁的周鸿炜说，作为一个集体，这批人是下一个 5年到10年中国互联网业的主力军。
我这次在中国采访中产阶级，许多被采访对象都直接、间接地提到了八十年代：他们或是把八十年代与他们的青春时代、大学时代纠缠在一起，或是把他们的少年、童年时光与八十年代交织在一起，但“生于八十年代 ”，这样的联系方式，我还是第一次听说！1982年出生的重庆人郑立20岁创业，他以 2000块钱投资成立的163888重庆翻唱网如今拥有300多万注册会员、几百万翻唱和原创歌曲上传量，占有中国网络音乐总量的70%，该网首发的网络歌曲《老鼠爱大米》，已成为缠绕在“八十年代生人”口头和心头的一首热曲。
我还记得在美国有两次朋友聚会，北岛喝得差不多了就唱《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还朗诵“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我还以为北岛在开玩笑，后来发现不是。他喝酒了，在抒发真的情绪，但是得唱共和国情感模式的歌才抒得出来。就像有人喜欢样板戏，那是他们成长时期的感情模式，无关是非。
──作家阿城描述诗人北岛，摘自《八十年代访谈录》今年春节，伦敦部分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举行春节茶欢会，我也去了。会上，这些流落他乡的中国人聚在一起，一边吃着瓜子，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着台上的业余演出。
演出者都是这些旅英华人及其第二代 “黄皮白心”的“香蕉 ”华人。但也有一批来自中国大陆的 “黄皮黄心”的地道中国客人，作为特约嘉宾上台演唱。他们是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大概都有50多岁了吧，正在伦敦参加一个短期管理培训班。这一次，他们身穿同色、同款、同制式的黑色西装，唱起了中国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插曲《一条大河》，双腮鼓动着，双肩耸动着，唱得颇为动情。
不久，我右边一位30多岁的英籍华裔女子撇了撇嘴，低声说：“不看看都什么年代了，也不看看在什么地点！二十一世纪，在伦敦，听到这种革命歌曲，感觉特别滑稽。 ”
但这似乎并没有让我左边一位50多岁的华裔男子产生类似的滑稽感觉，他一边往嘴里扔着花生豆，一边同样动情地低声附唱着： “姑娘好像花儿一样，小伙儿心胸多宽广……”
据说，在中国，唱卡拉OK时，不用看人，只要听其点唱的歌，就能猜出点歌者的年龄、甚至地域：五十来岁的人爱唱《一条大河》；四十来岁的人中，北京人爱唱崔健，上海人爱唱邓丽君（不分男女）；三十来岁的人爱唱王菲、周杰伦，二十来岁的人爱唱《老鼠爱大米》。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歌曲──能够酣畅淋漓地抒发每一代人成长时期情感模式的歌，用“我们生于八十年代”专辑前言的话说，就是那种音符和旋律中隐藏着 “一代人共同的基因密码”的 “密码歌”。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 魏城 2006-07-24“浦江两岸说英语，内环线内说普通话，内环线外说上海话。”
──在上海大学历史系的一间办公室内，朱学勤教授对我转述了这么一段上海“ 新民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上半叶，我曾在上海读过书。那时的上海，是上海话的一统天下，外地学生上街购物，经常因讲普通话而遭到上海本地售货员的白眼和歧视。那时在上海工作的外地人很少，即使在上海读书、成绩优异的大学毕业生，也基本上没有留在上海就业的机会。
但这次我去上海采访时发现，从高级写字楼的白领职员，到茶楼酒肆的侍者，都不乏讲普通话或带其它地区口音的外地人，即使是 “正宗”的上海人，也都会 “泚泚”地跟你讲上几句上海味儿的普通话。
这一看似细微、实则深刻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白领移民
在接受我采访时，朱学勤教授不断提到两个词：“移民”与“中产阶级”。
与上海大学恢宏、气魄的新校园相比，朱学勤的办公室则要显得简朴、狭促得多，但这似乎并没有妨碍他言谈和思绪的“天马行空” ──
“上海新一代中产阶级的再造过程，与大量新移民的涌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上海的户籍封闭制度，从1949年一直延续到1992 年，壁垒森严，妨碍了外来移民的进入，也造成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这个情况一直到92年浦东改革开放以后，给打破掉了。短短十几年，已经开始改变上海的社会结构版图。从那首新民谣来看，新移民打造上海的城市中间阶层、取代过去的老市民，这一过程有多么迅速。”
上海市海众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田波，就得益于伴随着92年浦东开发而来的上海户籍制度的松动。
田波今年刚满30周岁，戴着眼镜的圆脸，仍然透着一些孩子气，但他已经是一位年均收入50万元以上的成功律师。他笑着对我说，相对于49年前来自江浙一带的老移民，他应该算是上海的“新移民”：他来自山东沿海一个小镇，父亲是渔民，母亲在镇农行工作，高考时，他考到了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 1998年大学本科毕业，正好赶上上海户籍制度相对宽松之时，就留在了上海。
不过，在田波看来，上海这些年来针对外地大学毕业生留沪的政策，也有着时松时紧的变化──
“我毕业那一年，外地学生留上海，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难度的。那时还是有一定控制的，例如，如果是复旦、交大这类名牌大学的毕业生，那么，15%的外地学生可以留沪；如果你曾获得优秀毕业生的称号，也可以留下来。然而，没过多久，大概两、三年以后吧，政策一下子就放开了：只要你是大学本科以上的毕业生，有用人单位接收，你就可以留在上海。那时，全国各地许多人闻讯后都来到上海求职，包括我的几个高中同学。我有一位在兰州大学读书、毕业后又在外地工作多年的高中同学，也在那时跑到上海来，寻求发展。但最近两年政策稍微又紧了一些，外地人在上海工作，大学本科毕业已经不够了，要至少是硕士毕业。”尽管由于8年的律师职业训练和12年的上海生活，田波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也学会了上海话，但如果仔细辨析，你还是能够听出一丝山东口音来：“也许正因为我们是外地学生，在上海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更没有家庭靠山，我们择业，通常不会去公检法，而可能更多地选择当律师，因为律师是自由职业者，需要更多地靠自己的努力，去开拓市场，开辟客源，建立信誉。其实，上海许多做得好的律师，都是外地人，包括不少年收入上千万元的名律师。”
史春也是上海的“新移民”，但准确地说，他应该是两次“移民 ”上海。
我最初认识史春，其实是在英国首都伦敦。那天晚上，我下夜班赶乘火车，看到前排坐着一位华人，正埋头阅读当天的《金融时报》。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把我下班前拿到的第二天的《金融时报》递给他。我们聊了起来。他是江苏人，1995年考上上海同济大学，2000年毕业，正赶上上海为吸引人才而放宽户口政策之时，他便把求职目标锁定在上海，并顺利考入了英国渣打银行设在上海的中国区总部。后来，他又被派往渣打银行英国总部工作。在伦敦，他一边工作，一边业余在城市大学攻读EMBA学位。
我们因此成了朋友。今年年初，我再次见到他时，出乎我意料，他告诉我，他辞去了英国的工作，决定重回中国上海发展。
我这次到上海采访时，又遇到了史春。当时他正在找工作。不像第一次求职，这一次，他不仅是二进上海的外地“移民 ”，而且是“海归”：既有在中国外资银行的工作经历，又有在西方工作的经历，再加上一个洋学位，他信心十足，打算在几个潜在雇主中好好“挑一挑 ”。
生逢其时
在当代上海无数的白领新移民中，田波和史春的故事颇有代表性。用朱学勤的话说， “1992年以后许多来上海淘金的年轻人，包括留在上海就业的外地大学生，构成了上海新兴中产阶级的主体。”
这些白领移民与上海老市民相比，一是年轻，二是文化程度高，三是有国际视野，四是有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再加上他们赶上了中国第二波改革开放这一千载难逢之机，他们很快成为上海金融业、法律业、信息产业等新兴行业的精英，成为上海经济复兴大潮的弄潮儿。
“今天你到上海浦江两岸的写字楼看看，确实大部分人是外地人。” 朱学勤感叹说。
朱学勤本人是上海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移民”：他中学毕业就离开了上海，随后的下乡当农民、进厂当工人、入校读研究生，都在外地，辗转15年后，他才重新“移民”上海。
上海最初是个小渔村，是一个完全由移民组成的城市，但后来的居民迁徙状况，却如一位上海记者所概括：49年前，有进有出；49年至92年，只出不进；92年至今，只进不出。
其实，上海的新移民史，也是北京、广州、深圳等中国“先富起来”的大、中城市的故事。
众所周知，深圳是一个当代的移民城市。如果说上海是由中国历史上第一波开放潮 “冲积”而成，那么，深圳就是由中国历史上第二波开放潮“冲积” 而成。深圳居民的主体不说当地方言，而说带着不同口音的普通话，因为他们都是第二波开放潮从全国各地“冲”到此地的，为相互之间的沟通交流，他们只能说普通话。1949年时，北京据说只有100万居民，如今的1000多万居民，自然也是被50多年来一波一波的外来人口进京潮“裹挟”而来的。但无人否认，规模最大的进京潮，仍要数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学毕业生进京潮、民工潮、外地人进京经商、求职、“撞大运 ”等浪潮。各色人等涌入北京，甚至产生了一个专有名词：“北漂一族 ”，他们在“皇城根下”挣扎、奋斗、憧憬、渴望的故事，颇为类似19世纪法国作家所描述的那种外省人闯巴黎、碰运气的故事。
广州本来不是移民城市，广州话难懂、难说、自成一体的排斥性，与广州相对封闭的历史互为因果，但改革开放后，广州也一直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外来者的“入侵 ”，如今，外来人说普通话，居然也可以在这个中国最南端的大城市畅行无阻。
值得玩味的是，这些频遭外地人“围攻”、并最终被“攻陷”的城市，恰恰是中国新一代中产阶级最为集中的城市。就像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加拿大多伦多、澳大利亚悉尼等新移民最多的都市，恰恰也是世界上最富经济活力的城市一样。父母在，亦远游
京沪穗深的移民故事不足为奇，奇怪的是重庆，这个虽为“直辖”、但仍属 “西部”的并不富裕的城市，也充斥着外来移民。我这次去重庆采访的“ 中产者”中，就有相当一部分人，原籍并非重庆。
但参观了重庆的“湖广会馆” 之后，我才第一次知道，大多数四川人的祖籍也并非四川，而通常认为最具“川味儿 ”的川菜、川酒和川剧，也并非四川原住民的特产。
一进“湖广会馆”，我就看到一个巨匾，上书五个大字：“湖广填四川”。大字之后的迂回蜿蜒的展览馆，则以陈列的丰富历史文物，详细描述了外省居民、尤其是湖广行省（即现今湖北、湖南两省）居民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次大规模移民四川的历史。
这里说的“大规模”非同小可。曾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历史上曾因战乱、灾荒和瘟疫而人口剧减。如今的四川居民，如果追溯祖籍来源，绝大多数其实都是“外地人”。据考证，仅重庆地区的外来移民，比例就高达85% 以上。
其实，与俗话所说的“父母在，不远游”、“穷家难舍，热土难离 ”相悖，中国人是个热衷于移民的民族。闽粤居民下南洋、赴欧美的故事尽人皆知，暂且不表；即使是一般认为喜欢死守故土的北方人，虽然缺乏移民海外的传统，但在中国境内大规模迁徙的故事，也绝对不乏其例，如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 “走西口”、乃至明代驻守 “天津卫”的官兵多为安徽人、导致天津话与附近河北方言迥异的传奇，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民间传说和历史记忆之中。
移民现象亦非炎黄子孙或农业民族的专利，游牧民族，逐草而居；渔耕岛民，乘舟漂洋……种种迁徙与飘游，自古有之，本不足为奇，但传统移民与现代移民、蓝领移民和白领移民，显然有很大区别：农业社会的出现，也许以随草而迁的牧民最终定居一方土地作为标志；工业社会的出现，也许由固守土地的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工厂而揭开序幕，但中产阶级的崛起，却是工业化、城市化浪潮之后，又一波都市人白领化、知识化大潮的产物，至少要以高等教育的普及作为前提。例如，中国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在时间上几乎与中国高校的扩招同步，想必也不是偶然的巧合。 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最新一波现代化进程的特异之处在于：工业化、城市化、知识经济化三股浪潮几乎同时在神州大地汹涌澎湃，交相激荡；你在城乡之间、东西之间、甚至大小城市之间几乎纯属单向的匆匆脚步声中，既能听到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布鞋声，也能听到频繁跳槽的白领“中产”的皮鞋声……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 魏城 2006-07-17（场景一：上海外滩曼哈顿酒店。
一日，我在酒店餐厅吃早餐，忽闻隔桌诸人高谈阔论，争辩起“中产阶级”话题来。我心中窃喜。良顷，趁他们埋头用餐，我转过身去，问其中一人： “你们是什么地方来的？ ”此人从盘子中抬起脸来，满腹狐疑地望着我。
我急忙自报家门。他卸下狐疑的表情，用餐巾擦了擦嘴：“我们都是来自浙江的乡镇企业家，来上海参加一个订货会。”
“饭后，我能不能到您房间坐坐，聊聊你们刚才谈论的中产阶级话题？ ”
他又换上了警惕的眼神：“ 我们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 ”
事后，我猜想，他的警惕大概源自我的境外记者身份。）
尽管采访未遂，但我至少知道，在中国，热衷于谈论中产阶级话题的人，并不限于大城市的学术界、传媒圈或白领阶层。
如今，在中国的搜索网站百度上，你搜索 “中产阶级”这个词，你能搜出 158万个网页来；走在中国大、中城市的大街上，你也常常会看到针对“中产阶级 ”的房地产广告。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中产者”呢？
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办公楼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对我说，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占总就业人口的20%，如果按照目前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产阶层可以达到总就业人口的40%；
中国政府官员似乎更为乐观。早在2001 年，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位官员就对记者说，他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进入中产阶级消费群；同一年，原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也在新加坡预测，未来10年中，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之多；
某些西方商业机构也加入了这种预测 “大合唱”。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预测，到2010年，中国中产阶级家庭总数将达到1亿户；美国美林公司预测，未来十年内，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将达到3.5亿人；
最新加入这个“合唱团”的是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该公司最近预测说，中国中产阶级将经历两波发展潮：第一波是下层中产阶级的壮大，到2011年，下层中产阶级人数将增至2.9亿人，并在2015年增至峰顶；第二波是上层中产阶级的扩张，包括吸收部分收入攀升的原下层中产阶级的成员，到2025年，上层中产阶级阵容将高达5.2亿人，超过那时中国城市人口的一半……
（场景二：北京，一个典型的 “中产”小区。
作家王刚为我沏上一杯茶。
听到我找他要谈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的“中产”生活，王刚一愣：“什么叫‘中产’？ ”
他给自己也倒了一杯茶：“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还是十多年前。当时，文学评论家李陀曾对我说，刘索拉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一批中产阶级，如果你继续努力，也有可能像刘索拉一样，成为中产阶级。我当时听了很新鲜，想问刘索拉，中产阶级将会怎么生活，但最后没敢问。”刘索拉，女，当时尚在中国中央音乐学院上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以一篇现代派小说《你别无选择》在中国红火过一阵。
“那时，中产阶级在中国好像是一件大事，” 王刚呷了一口茶， “不像我在加拿大的一个亲戚，那么穷酸，来中国还舍不得住酒店，跑到我们家住，但也敢自称中产阶级。”）
在中国，同样是中产阶级话题，不同的人谈论的，却并不是同一件东西：不仅人们对中国是否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莫衷一是，而且对如何划定中产阶级也在使用着不同的标准。引起争议最大的，大概要算是划分中产阶级的收入标准了，因为收入标准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这个阶层规模的大小。2005年1月，中国国家统计局提出了一个标准：“6万元至 50万元，这是界定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年收入（以家庭平均人口3人计算）的标准。 ” 按照这个标准推算，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2005年的5.04%扩大到 45%。
很多中国人对此标准不以为然。一个署名 “山鬼”的网友在网上嘲弄说： “昨天我们还是小康家庭，今天一出门，脑门上就叭的贴上‘中产阶级 ’标签了。”
但麦肯锡公司的标准更低。麦肯锡 “2006年中国新消费者特别报告” 把年收入在25000元（约合3100美元）至4万元人民币之间的中国家庭定义为下层中产阶级，把年收入在4万元至10万元人民币之间的家庭界定为上层中产阶级家庭。该报告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年收入10万元人民币的家庭和美国年收入4万美元的家庭生活水平相当。
（场景三：重庆希尔顿酒店。
在上海，那位浙江乡镇企业家婉拒我去他酒店房间，探讨中产阶级话题；在重庆，却有一批人主动来到我的酒店房间，讨论同一话题。这批人包括都市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公司白领职员、大学管理人员和新闻从业人员。
“从事色情行业的小姐收入的确很高，但她们肯定不属于中产阶级。 ”重庆天域园林艺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灵灵笑着说。
她用一种玩笑的口吻，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能够仅仅用收入来界定 “中产阶级”吗？
“我认为，中产阶级应该是社会的调节器，它能调节一个国家前进道路上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真正的中产阶级，应该是富、贵、雅三个标准的一个平衡。” 重庆团队培训公司总经理王又勇如是说。）
也许王又勇的“富、贵、雅” 三标准过于抽象，而专门研究中产阶级的学者周晓虹则给出了更为具体、严谨的三标准：收入、职业和教育。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晓虹在接受我采访时，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三项标准：（1）经济上月收入5000元人民币；（2）职业为事业单位管理或技术专业人员、党政机关公务员、企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3）接受过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
周晓虹领导的课题组根据这三项标准，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武汉五大城市的 3038户家庭进行了调查，得出了五大城市中产阶级占人口11.9%的结论。学者张宛丽则提出了更为细密的标准。张宛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副主任，在接受我采访时，她特意强调说，她在自己的学术文章中不用“中产阶级”这个词，而用 “中间阶层”这个词。
“人们通常认为，只要有车有房，就属于中产了，”张宛丽笑着说，“ 其实，这是对中间阶层的一种简单化的理解和误读。”
张宛丽提出了研究“中间阶层 ”的七项指标：1、一定的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2、职业的工作、劳动方式：从事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3、职业权力：对其授权管辖的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调度、支配、控制权，对其上司及其业务安排，有一定的建议权、发言权；4、收入及财富水平；5、就业能力：主要指具有中等以上国民教育学历水平、具有专业技术培训资历及掌握相应的职业专业技能；6、消费及生活方式：有能力支付其中等水平的家庭消费；7、对社会公共事务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场景四：还是重庆希尔顿酒店。
李潇潇最后一个走进我的房间，她自报家门：“我不是中产。” 但张灵灵补充说：“她是中产的后代。 ”
整个一个晚上的讨论过程中，20 岁左右的李潇潇一言未发。待众人欲起身告辞时，我忽然想到她：“你能不能也说几句？”
李潇潇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你们讨论这标准、那标准的，有什么意义嘛？为什么要在人群中划分阶级呢？ ”
我们面面相觑，哑口无言。
是啊，中国走出那个“亲不亲，阶级分”的时代，已经30年了，难怪文革结束后出生的李潇潇、张潇潇们听到这个词，感到这么刺耳。）
不过，张宛丽认为，今天划分“阶层 ”（她坚持不用“阶级”这个词），与30年前划分“阶级”，目的、功用和标准完全不同；今天在中国研究 “中间阶层”，意义更是特别重大。
“中间阶层之所以在西方有关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研究中引起特别的关注，之所以在今天的中国也成为热门话题，就是因为，这个阶层在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 同样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社科院大楼内，张宛丽对我说。
在张宛丽看来，中间阶层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它对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出现的贫富分化具有一种缓冲的作用。在现阶段的中国来说，这种功能尤显重要：“在社会分化加剧、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社会分层结构中，中间阶层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均居于中间状态，其一旦获得合法性地位及其社会认同，便有可能发挥该阶层的‘中间价值 ’──预留社会政策调整空间，以缓解上、下两层的矛盾冲突。”
回到英国后，我又采访了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张伟博士。他认为，中产阶级不仅具有缓冲贫富分化的社会功能，而且具有拉动消费、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经济功能。在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但内需不足的中国，这种功能尤为珍贵。张伟说，中国当前出现的为了投资而进行的投资，是很危险的，而靠出卖廉价劳动力的海外倾销，也会引起国际反弹，都不是可持续性的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只有培育强大的中产阶级，才能摆脱这种恶性发展的怪圈，才能真正扩大内需。
张伟指出，凡是中产阶级弱小、穷人众多的国家，如拉美、非洲，不仅社会不稳定，经济也不稳定。
但麦肯锡“2006年中国新消费者特别报告”认为，中国能够逃脱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宿命” ──“迅速的经济增长将继续把一度贫穷但相对平等的中国社会改造成为具有不同收入阶层的社会。这一演变过程已经在不断加剧贫富分化，解决由此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紧张关系已成为中国政府政策的核心。然而，我们的预测表明，中国将避免使许多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的‘哑铃经济’：庞大的穷人阶层、人数不多的富豪阶层和人数同样稀少的中产阶层。甚至就在极贫与极富之间的绝对差距继续扩大之际，中国城市所有阶层的收入仍将全线上升。”
这种预测究竟是麦肯锡公司的一厢情愿呢，还是最终会变为中国的现实？
我们……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 魏城 2006-07-11上一期《远观中国》专栏，我一不小心，间接地把“收入一般的人”与 “中产阶级” 划了等号。很快，我就收到了一位读者的质疑：“收入一般的人怎么能算中产呢？”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想搞清的问题：在中国，什么样的人才能算“中产” 呢？
今年5月，我去中国跑了一个月，去了北京、上海、重庆、青岛、济南等几个大中城市，专门调查中国的中产阶级问题。但一个月下来，在与50多位至少在我看来属于“ 中产” 的白领、杂领或金领人士交谈之后，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反而越来越糊涂了。我甚至发现，这次调查的隐含前提──中国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似乎都成了疑问。
“中产”是个伪命题？
重庆希尔顿酒店。王孟龙敲开我房间的门之后，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中国中产阶级？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王孟龙学医，毕业后却从业传媒，现为《中国商业评论》资深编辑，言谈之中常常甩出一些艰深名词，但我后来终于搞明白了，他甩给我的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中国并不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
王孟龙的意思是，中国一直是一个“ 中层缺失”的社会，现今亦然，即使完全从经济层面来讲也是如此，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中等收入者随时面临跌入下层的可能。
他的这种观点，在网上同道者颇众。例如，一位署名“一条菜”的网友也认为，“中产”在中国是个伪命题，因为中国“只有财富的一极和贫困的一极，他们直接面对面，中间没有中产阶级。”
另外，也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一个国家只有达到某些宏观社会经济条件之后才会出现中产阶级，例如，城市化程度超过50%，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超过一半等。他们指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比率低于 40%，而第一和第二产业还在主导整个经济。
当然，我这次中国之行接触到的大多数采访对象都不像王孟龙那么极端，他们似乎都接受了我调查的隐含前提：中国的确存在着一个中产阶级。但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阶级的人数极少，少到了几乎无法构成一个阶级，至少他们自己不在其内。
“别开玩笑了，我怎么能算中产？ ” ──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一个年薪几十万元人民币的外企中层管理人员满脸疑惑地望着我，厚厚的镜片反射着强光。
在这次采访过程中，这样的反问我听得太多了。我还记得，临行前，一位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者，热心为我推荐采访对象，他推荐了一对在北京工作的夫妻，并告诉我说：这对夫妇中，先生在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工作，太太在中国名所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工作，高职高薪，有房有车，绝对属于“ 中产”。
但对方仍然很不自信，来信问：“我能算中产吗？”
推荐者马上回信，给对方打气：“厉以宁说过，有两套房子的就属于中产阶级。 ”
重庆天域园林艺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灵灵也不认为自己是“中产”。她的 “中产”标准，在中国人中也许很有代表性：“城里有公寓，郊区有别墅，开车要开奔驰、宝马，旅游要去北美、西欧。”“中层意识”占主流？
符合张灵灵标准的中国“中产 ”当然少得可怜。但颇为矛盾的是，据中国传媒报道，一项大型调查发现，85.5%的中国城市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
我找到了主持这项调查的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他领导的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进行了这次有关中国中产阶层的大型调查。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周晓虹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矛盾现象。周晓虹认为，传媒在报道此事时所使用的 “中产阶级”一词并不严谨，他们那项有关自我认同的调查结果，也许更多地反映出，当前中国的“中层意识”占据了社会主流，也就是说，多数中国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结构的中层，但在中国人心目中， “中层” 与“中产” 这两个词并不相同。
“中国的白领可以自称‘小资 ’，但并不认同‘中产’， ” 周晓虹笑着对我说，“你要说他是 ‘中产’，他就跟你急！ ”
据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早在1940 年，《财富》杂志在美国作过一项调查，就有 8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但《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一书作者理查德·隆沃思指出：“这些声称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不一定拥有相当的财富……餐厅服务员、工厂工人、企业主管、股票经纪人等都坦然以中产阶级自居。”
周晓虹说，大部分美国人将自己定位为中产阶级，部分上与美国对“中产阶级 ”的文化定义有关。在美国，“中产阶级”一词就是“普通族 ”的同义词，相当于中国人说的“ 老百姓”或“收入一般的人 ”，是富豪和穷人之间的一个庞大的 “中间阶层”。
可中国人心目中的“中产阶级 ”，却绝对不是“收入一般的人 ”，而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阶层，几乎是“大款”、“富人” 的同义词。尽管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曾把家庭年收入在6万元到50万元人民币之间定为中产阶级家庭的标准，但仍有许多中国人，包括收入在这个标准之内的中国人，并不认同这个标准。
“家庭年收入6万？如果是双职工，那才人均月薪2500，那算什么中产？！ ”这是许多采访对象听完我引述这个标准后的“标准” 反应。
网友“曾是知青”索性在网上开出了他自己的标准：“如果你有一套房子，但你仍然有银行贷款，我看不能算作是中产阶级。如果你月入8000，但租房住，我看也不能算是中产阶级。真正的中产阶级应该是：有自己的产权房，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相当于自己月收入6倍的存款。按这个标准你去衡量吧。”
其他中国人也许有着各自不同的标准，但不论如何不同，他们心目中的“中产 ”家庭年收入起点，大概都远远超过中国国家统计局说的6万。
周晓虹告诉我，巧得很，美国衡量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的起点也是6万。但那是美元。
也许中国人眼界高，自己主动乘了8，与美国的标准看齐了？但在这个世界上，完全以美国标准来定义本国“中产”的发展中国家，似乎并不多。
周晓虹给我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去年11月，他去印度开会，讨论中印中产阶级的对比。赴印度的飞机上，他看到一份新加坡的报纸，称印度中产阶级阵容庞大，成员有7 亿之众，他吃了一惊。会议结束后，他去孟买，在一家三星酒店的酒吧中饮酒，大概出于职业好奇，随口询问一位酒吧侍者： “ 你是中产阶级吗？”
那位侍者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当然！”随后，这位侍者又颇为自豪地说：“ 我们印度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
“印度是一个使用英语的国家， ” 周晓虹后来对我说，“这位侍者说的也是英文。英文的middle class，照字面翻译，就是‘中间阶层’，没有 ‘产’ 字，但我们现在沿用的译法，却加了一个 ‘产’字。问题就出在这个‘产’字上，造成了种种混乱。”
“提低，扩中，调高 ”
但“中产” 与“中间 ”这两个词的区别，真有那么重要吗？
至少，在中国高层决策者看来，这个区别很重要。
又是一个“巧得很”：5月26 日，也就是在我结束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
这次会议的核心精神后来被媒体总结为六个字： “提低，扩中，调高”，其中的“扩中”，就是扩大 “中间阶层”。
这次会议有关 “提低，扩中，调高 ”的具体表述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
当然，如果85.5%的具有强烈“中间意识”的中国城市居民，都把“中产阶级”这个词完全甩给了少数的富豪，那不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吗？
看来，中国决策者非常担心、并力图避免的东西，恰恰就是网友“一条菜” 所说的现象──财富一极和贫困一极直接面对面，中间没有中产阶级。 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