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南京！南京！》

（《南京！南京！》公映以后，不断有媒体的朋友打电话来，要我谈谈这部电影，谈谈陆川。我一直在“顽抗”着，除了简单声张一下，这部片子是个好片子，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希望大家都去看一看，别的，一般不再发表过多的言论。特别不愿意由此去炒作家庭家族的生活内幕。而且今后仍将一如既往严守这样的“戒律”：绝不接受关于家庭生活内幕的采访。但电影公映后，引发了一些极其重大和严肃的话题。这是相当有意义的。它们已经超越了对《南京！南京！》这一个具体作品的评价，具备了更大的普适性和穿透力了。所以，前几天，我决定接受一家周刊的采访，就其中几个问题，谈了我的一些看法。记者只问了这些，我也就只谈了这些。还有一些很重要的话题，他没问，我也不好“自作多情”撒开了去说。我想，《南京！南京！》能引发这样的热议，是意外的重大收获。中国太需要这样的“热议”了。让我们都来“说三道四”吧。中国太缺乏活跃的思想的。甭管对错，先活跃起来。希望就在这活跃之中啊。）

本刊专访

陆天明：我眼中的《南京！南京！》

在陆天明看来，儿子陆川拍《南京!南京!》，不仅完成了一个艺术家应该有的使命担当，而且完成了一个大众娱乐向电影艺术跨越的个人朝圣。

4月27日，陆川之父，著名作家陆天明，刚出版了他的新作《命运》之后，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本刊记者 丁爱波

忘记就等于背叛，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卖国。

《××周刊》：您是怎么看《南京！南京！》这部电影的？

陆天明：这部作品的纪实性不用说，最大的优点在于它多角度对战争和人性进行了反思，一方面直面了那场残酷历史中加害者人性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70多年后中国人重新审视那段历史的必要的理性态度和由此而产生的宽容与自信。

回到电影本身，首先它肯定了中华民族军民反抗的英勇，陆剑雄、小豆子，（甚至包括江香君那样的被侮辱者的另类反抗）陆川歌颂了这种行为，这种反抗。其次它强烈的表现了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可怕后果。我们的男女老少父母儿女受到可怕的侮辱，它侮辱了我们的尊严。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些，忘记就等于背叛，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忘记也是一种卖国。

第三，电影不仅表现了被害者的所受到的伤害，同样也表现了战争给加害者带来的异化和痛苦。战争会把加害者变成野兽。在关注这部电影时，我们还应该确立我们是站在哪个角度看待那场战争。在7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包括从加害者的角度来看待战争。战争加害者是一个复数，是一个集体，这个集体不是铁板一块。百合子、角川，他们在电影中的表现是真实的，恰如其分的，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也在他们国内杀害反战分子，日本国内也有希望和平的人民。战争异化人性，不仅表现在被害者人群中，也表现在加害者的人群中。事情过去六七十年了，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可以、也应该这样来回顾、观照和再现那段历史了。有人认为，角川那样的人在日本人中只占几十万分之一。电影不应该把这样的日本人写成艺术典型。能不能成为艺术典型，是不能只看数量的。辛德勒在整个二战期间的德国人中可能只是个极稀罕的个例，只占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但斯皮尔伯格却为这样一个德国人（而且他一直在为纳粹做事）拍了一整部电影。人性中任何一点向善的呻吟都可以作为艺术作品的酵母。况且电影十分明确地指明，导致角川最后精神崩溃的就是这场侵略战争的非人性本质。角川忍受不了非人化的灵魂摧残，而自我毁灭，是可能的，也是可信的。虽然它可能只是个个例。但它符合人类抗拒非人化精神摧残的本性的。因此它就具有了典型意义。电影删去了原剧本中一个细节：角川的背包中一直带着一本康德的哲学书。我对陆川说过，你删去了这个细节有点可惜。它能表明角川是一个能做自我灵魂拷问的年轻人。拷问的结果，在那样一个特殊环境下，他活不下去了。顺理成章。

当然我们也一定要清醒，中日关系再友好，这段惨痛的历史教训一定要记住，但我们一定要和日本人民一起来反对战争。

《××周刊》：和平、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在此形势下，陆先生如何看待70年前的那场战争？

陆天明：战争对所有正义的人民来说是一种无奈之举，是强权者、非正义者强加给善良的人民的，在这种被强加的情况下，正义者的一方有时也不得不拿起战争的武器来对抗战争。我们今天回顾历史，不代表我们一概地否定战争。在当前形势下，空谈和平仍然是危险的。因为仍然有人企图用战争的方式来谋取不该由他们得到的利益。联合国大厦前那个把枪管打结的手枪雕塑，仍然只能是“良好的愿望”。联合国的会员国中有哪一个敢“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只靠拥抱和接吻来处理国与国的关系？！

从历史上看也一直是这样，抗日战争时，汪精卫想“和平救国”，在那种情况下，和平是不可能救国的，除非下跪，承认自己是奴隶。而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只有拿起武器，用正义的战争去反对非正义的战争。

只要是战争，就会出现死亡，就会出现杀人，施暴者会杀人，受害者反抗的时候也会杀人（杀侵略者），但对受害者来说，这是一种反抗，是在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力，在法理上这属于正当防卫。善良的人们一定不能对和平过于乐观，绝对的和平主义在当前是一种幻想。拥有实力、善于使用实力来保护自己的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这是千百年来被铁证了的真理。

我们不应停留在鸠山队长那个层面上

《××周刊》：与之前抗战有关的电影相比，《南京!南京！》有哪些突破？

陆天明：我不是从一个父亲的角度，也不从编剧的角度，就单单从一个普通观众的角度来说，无论是主题还是观感，这部电影都是一部优秀的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是有所突破的，也是很重要的一部作品。

现在我们某些电影往往处于两个极端，或者是纯主旋律的，或者就是纯小我的小资的、只表达自我感情的电影，很少直面伟大民族在完善人和人性方面的伟大斗争。《南京！南京！》虽然是历史片，但是视角很独特。

之前，我们也拍出了像《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等优秀影片，但70年过去了，我们不应该还停留在那个层面。陆川的这部电影，出现了一个应有之义：70年过去了，我们应该用一种更大的气度来看待这场战争。

过去我们一些作品在表达这场战争时，人物形象往往是模式化的，平面的，视角是单一的。比如说对日本侵略者的表现，便仅仅停留在《红灯记》中鸠山队长那个层面上。这种单一的、模式化的表达方式是浅层次的，并不利于我们深刻反思这场战争。

此外，不单我们要反思战争，日本国民也需要反思。要反思，不是我们喊几嗓子就行的，我们应该学会方法和策略，应该和日本人民一起来反对战争，反思这场战争。

《××周刊》：这种气度是不是前面您所说的全人类视角？

陆天明：对！怎么算是全人类视角？既要看到受害者在战争中所受的侮辱又要看到他们的反抗和屈服；既要看到加害者在战争中的凶残又要看到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异化和伤痛。

人性是复杂的，陆川的这部电影表达的便是战争对人性的一种考量。陆剑雄的抵抗、唐先生的屈服、角川的痛苦等等，他们都在这场战争中做出了选择，这种选择是真实的。我们应该把他们展现出来。

面对这场苦难，我们不应只是单纯的哭泣、叫喊、跺脚，更不能只是埋怨，泣诉。这不是一个伟大民族的胸怀，当然我们有权哭泣、叫喊，我们也需要表现我们所遭受的重大损失，因为我们是受害者。那么，在此之外，我们还应该和全人类一同去追寻人类的明天。

《××周刊》：但一些略微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会觉得这种视角不舒服。

陆天明：首先我对这一部分持“民族主义”立场的观众是尊敬的，与其我们大家高枕无忧，或者拜倒在洋人脚下，仰洋人鼻息是从，还不如让我们耳边时不时地有些这种声音，这种声音可以让我们保持必要的清醒。我们要知道，在日本国内依然有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在蠢蠢欲动，我们要有点骨气，要更加警觉，但在此之外，我们也要更加理性。说直白了，就是要维护民族性（尊严），但不要搞唯“民族主义”。

并不是说有了“人性”，就有了历史审判的豁免权

《××周刊》：陆川说这部电影表达的是战争中的人性，唐先生在战争中的表现是符合人性的，那么我们是否就应该选择宽恕？

陆天明：首先我们应该明确的一点是，唐先生曾经是个汉奸，你可以说他是个有人性亮点的汉奸，但汉奸就是汉奸。汉奸也是有人性的，但不是说有了人性的表现，我们就要被完全感动，就忘记他的行为给其他人所带来的莫大的伤害。汉奸也可以觉醒，幡然改悟。这在过去，都是创作禁区。但人就是这么复杂。

再者，我们对人性的理解似乎也走上了一个极端，如今我们对人性的理解是偏颇的。并不是只有灰色的、自私的、充满私欲的才是真正的人性，也并不是说在历史境遇中的某个人只要具有了这种人性的流露，他就具有了历史审判的豁免权。

在南京雨花台的历史博物馆，我看到过一些殉难志士的照片，他们都很年轻，二十一二岁啊，他们是地下党员，他们死在1949年10月，是北京宣布建国以后，而当时，只要他们在自白书上签一个字，他们就会获得活下去的可能，但他们没有签，他们从容赴难，张扬社会理想，淡看个人生死，这难道就不是人性的一种？难道只有投降、屈服、软弱、私欲才是人性？

《××周刊》：当下，我们应当如何记忆那段历史？

陆天明：我们应当建立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观，不应只停留在复仇、记恨这个低级阶段。要学会站在全人类的角度看历史，并着力推动历史进步。谢谢所有关注和支持《南京！南京！》这部作品的朋友和非朋友们。也谢谢所有质疑过这部作品的朋友和非朋友们。中国的文学艺术太需要突破了。从这一个意义上说，即便陆川不是我的儿子，我也要说，小子，你干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