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

张维迎：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

张维迎：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

张维迎：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

2008年01月12日 18:23 新浪财经



　　2008年1月12日，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新浪财经对此次盛会进行全程同步报道。以下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的精彩演讲。



　　张维迎：谈中国改革30年，就不可能不谈收入分配。其实任何一个制度都是一个收入分配制度，也就是说我们普通的人，社会的成员怎么获得收入和财富，就是说一个体制改革也是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在1978年之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基本的特点。第一以追求高积累和平等分配为主要的目标，第二，所有的分配杠杆都控制在政府手里，也就是政府来分配，没有要素价格。所以在那个时候，当我们涨工资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感谢政府，因为我们觉得所有的收入都是政府给我们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要素和产品的价格都由市场供求决定，这个决定的过程，同时决定了资源的配置和收入的分配，中国的改革可以说从一个政府主导收入分配到市场主导收入分配的这样一个变革过程，但是目前的情况，政府仍然在资源的分配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市场在收入的分配方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两个结合起来就表现出我们现在收入分配当中存在的诸多令大家不满意的问题。



　　我们回想一下在改革初期，我们主要的目的是，我们要引进激励机制，反对大锅饭、平均主义，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早期，经济学家大量的工作是争论要不要按劳分配，在今天就可能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但那时候是一个大问题，到了84年到86年的时候又出现一个很大的争议，那就是红眼病，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企业的人的收入出现了差距，就引起了好多的社会矛盾，到了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我们知道正式确定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了十五大的时候，我们按照领导人的报告，就是不仅强调了按劳分配，而且强调按照生产要素分配，鼓励资本技术也参与收入分配，这是一个思路的变化。



　　我刚才谈到1984至86年的红眼病，我在1986年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管理世界1986年第一期，题目是《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研究》，当时有这几段话有必要谈一下，新世纪收入分配的基本目标可以概括为在优先考虑刺激效率、平衡资源和资本积累的前提下，兼顾公平分配和物价稳定。工资改革的根本方向是将市场机制引入工资决定。这是我在20多年前的一篇文章谈的一些想法，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应该说这30年的改革有一些基本的事实，我们前面几位演讲嘉宾都说了，我们的效率是大大提高了，人均收入，人均GDP大幅度上升。大致来讲，我们不到10年，人均GDP就翻一番，仍然在人类的历史上应该是一个奇迹，在过去的话，200年里面 美国每40年GDP翻一番，我们比人家发展慢，如果按照一个集中化来看，发展非常快。



　　贫富问题应该是基本解决，但收入差距是扩大了，以世界银行的统计来看，无论按照老的标准还是新的标准，农村贫困人口的比例是大幅度下降，如果按老的标准80年是4.7%是贫困人口，到2002年只有4.8%，全中国的贫困人口按照老的标准是81年是23%到01年3%，按照新的标准81年贫困人口是52.8%，到2001年7.8%，贫困人口比例的降低，与每个省的GDP的成长有显著的相关性，也就是说，GDP成长比例越大的地区，贫困人口减少的幅度是越快，我想印证了邓小平的一句话，发展是硬道理。基尼系数上升，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全中国的基尼系数现在达到了0.45的话，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分别看来都低于0.4，所以这也就是厉老师上午讲的二元化结构可能带来的统计上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



　　现在有关收入分配的争议越来越多，实际上这是一个怎么评价我们的改革成就的问题，现在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就是改革的成果全民分享，问题是我们过去30年改革的成果是不是全民分享呢？我个人的答案，是的。过去30年改革的成果也是全民分享的，当然分享的程度有所不同，发展还是不是硬道理？这个已经受到了挑战。前面讲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是不是还是正确的，也受到了质疑，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否应该坚持，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些重要的问题。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首先要探讨一点，我认为尽管改革30年，中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扩大了，但是中国人的公平程度大大的提高了，我讲的是公平程度，如果我们用斯坦福大学的教授Pencavel先生的话来说，把城市划为五个组，1999年和1995年之间的变化，好比说在中国1999年，最高收入的人在95年的时候仍然有43.9%的人最高收入，而最低收入的20%的人到95年的时候也只有49.6%的人处于最低收入，其他50.4%的人都已经跳出去了，而我们对比一下美国，美国在1993年处于最低收入的人，98年，五年之后仍处于最低收入的是70.4%，而1993年处于最高收入的人，到1998年仍处于最高收入阶层的是59.1%，这两个数字都远远高于中国的数字，也就是从这个数字来讲，过去我们中国的收入的流动性比美国都高，这意味着机会均等大大的提高了，在我们研究收入分配的时候，发现有一项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一个我们看一看GDP的增长与收入的差距，我们显然基尼系数的扩大是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伴随而来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收入差距就是为了实现GDP的速度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跨地区的数据看可能不完全是这样，同这个数字上，横坐标就是按照人均GDP各省的，纵坐标是01年的基尼系数，我们发现收入水平越高的地方，平均而言收入差距反倒越小，如果我们按照增长率来看，也是一样的，平均而言，增长率高的地区它的收入分配的差距反倒比较小，特别像浙江、福建、广东这些地方，而收入增长比较低的地区，恰恰收入分配的差距反倒比较大，可能我就谈第一个困惑。



　　第二个就是说国有部门更公平，由于国有企业内部的工资的差距都应该比较小，而私有企业按照私产的原则，要素的生产力来支付工资，所以差距应该比较大，我们就会想到说，国有部门占比例大的这些地区，收入差距应该是比较小，但是我们看看数字跟我们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这个图里面横坐标的代表的是说，所有就业人员当中国有部门占的比例，纵坐标代表基尼系数，我们发现，国有部门占比例越高的这些地区，收入的差距反倒越大，而不是越小。



　　第三，我们总是期望着政府的转移支付来减少贫富差距，缩小收入分配的差距，这样来讲，如果政府收入占GDP比重高的话，这个地方的收入差距应该小一些才是，但我们用跨地区的数据也得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结论。在这个图里面横坐标代表政府花的钱占这个地方的GDP的比重，纵坐标代表基尼系数，我们发现政府花钱GDP比重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越大，也就是收入分配的差距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