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阻力在哪？//推动收入分配改革与自主创新

收入分配改革阻力在哪？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郭芳
2010年09月03日17:07   来源：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收入分配改革阻力在哪？--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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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底能不能出台现在很难说，即使出台我认为它也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的。”一位多次参与讨论《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即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起草工作的官方智囊有些悲观。
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自己担心该方案很可能最后要以失望告终。
这大概是一个糟糕的消息。
这个2004年已经启动，2007年－2009年间前后举行了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的草案，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多部门参与制订。今年3月曾上报国务院，后被退回，目前仍在修改过程中。日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在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专题调研报告中提出，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方案的制订一直在秘密进行，然而，从各方面透露出来的有限信息看，改革的推动步履维艰。
分“蛋糕”比做“蛋糕”难
回看30年前改革的起点：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中国起步于一个存有诸多缺陷的双轨体制，以火箭般的速度追赶世界，然而，在制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开始制造不公与差距。
这种随着财富而来的负效应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引起了政策设计者邓小平的担忧。
1992年12月，他在上海休息期间，专门和身边工作人员谈到：“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他还特意要求工作人员把这段话记录下来，并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参阅。
这样的忧虑与日俱增。
1993年9月，他直指：“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他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始终是发展的主导思想。
“收入分配问题太复杂了，国家一般处理太复杂问题的办法是先搁置。”有学者这样解释说。
更有力的解释是：发展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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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收入分配改革与自主创新
贵州省水利厅干部、厦门大学管理学硕士 席劲松
2010年09月03日16:40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推动收入分配改革与自主创新--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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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规划讨论在即，收入分配作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在各大媒体上几乎每天都有镜头。综合目前的各种观点，笔者认为，很多议论只是停留在一些现象上，没有说到“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源，如去年春晚上赵本山小品中王小利的那句台词所说：刨得不够深，还要往祖坟上刨。或许这个比喻不是很合适，但我认为当下抓住问题的关键很重要。
“居民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收入差距过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我比较赞同刘国光老师的说法，人们列举的很多缘由，诸如城乡差距扩大、地区不平衡加剧、行业垄断、腐败、公共产品供应不均、再分配调节落后等都成立，也必须应对，但不是最主要的。其实，有些问题只要问问普通百姓就知道了，大家试想一下，假如把所有垄断行业放开，普通民众的收入会提高多少？答案不言而喻。至于提出的那些解决办法，如工资倍增，工资共决等，依个人之见，只能是保健品吧了，而治病需要的是找准病因，用药品治疗。
居民收入比重下降不可怕
前不久，人民日报《劳动收入占比为何持续下降》一文中指出，按照资金流量表核算：1992-2006年，政府收入增加2.02个百分点；企业收入增加5.01个百分点；而居民收入则下降7.08个百分点。在收入分配大讨论的背景下，很多人也跟着尖叫。对于这组数据，应该正视分析，不必大呼小叫。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从90年代中期到现在，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明显下降, 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也呈持续下降态势。笔者认为，近阶段的下降是国家发展的产物，属于正常现象。因为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雏形，国企改革基本完成，加之大兴基础设施建设，经济高速增长，国企、民企纷纷迸发活力。与经济相对落后时期比较，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下降，是发展的正常生理现象，是合理的。因为这一时期国家需要用集体的力量来打基础，如基础设施建设、体制和法制的建立健全等。也正因为有这一阶段的铺垫，才有面对98洪水、汶川和玉树地震等自然灾害时的镇定和从容，才有在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等危难中的巍然耸立，才有义务教育、医疗保险等名词印入中国心。如果把居民免费享有、由国家投入的公共物品，计算在居民收入之内，则居民收入所占比例是不低的。
另外，在此之前的居民收入所占比例不低，也不能证明这一时期分配制度的科学。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占经济实体90%以上，除公私合营企业的资本家拿定息、居民储蓄存款有很少利息外，工矿企业一律按八级工资制拿工资，农村则根据出工情况拿工分，拿“铁饭碗”，吃“大锅饭”。这一时期实行的分配制度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收入差距不大。但实践证明，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分配制度是不科学的。由于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基础薄弱、基数小，有些潜在问题没有暴露出来，呈现出虚假的公平。如实行职务等级制度，把各种职位行政化，严格官阶差序标准，比照官阶规定给予相应待遇，对当前的分配制度产生着刚性影响。从改革开放到90年代中期，由于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的调整，对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生活水平极低的国家来说，居民收入上升几乎是必然趋势，而并非是分配制度作用的结果。
居民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才是真信号
居民收入包括劳动收入、财产性收入和个体户的经营收入。居民劳动收入偏低，无外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劳动者获取收入的能力减弱，另一种则是财产性收入和个体户的经营收入增加。无论是哪种情况，对占多数的劳动者来说，都是处于不利地位，直接表现就是社会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里。国内外经济学者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公认的0.4警戒线。温家宝总理今年2月在新华网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我常讲这样一段话：一个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那么注定它是不公平的，这个社会也是不稳定的。”也就是说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有失社会公平，不利于社会稳定。
主动退出，还收入分配和自主创新自由
居民劳动收入所占比例偏低和收入差距拉大，是一组相关联的命题。因为以劳动收入为主要收入的居民占多数，而居民劳动收入所占比例下降和财富集中少数人手上，根据逻辑推理的三段论，必然得出收入差距拉大的结论。任何一国的居民收入和消费，都是来自本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按照我国目前的政策，绝大多数居民都拥有这两种东西，为何还出现居民劳动收入所占比例下降和财富集中少数人手上呢？
近段时间来，社会各界人士众说纷纭。笔者认为，改变当前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是关键。如果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那么可以说现行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刚绑架居民。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市场观念淡薄和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发挥强大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抹。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成熟的今天，或许能容忍一定的路径依赖和惯性思维，但不能总由政府引领经济增长和把资源全用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路径已经不能让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了。居民劳动收入偏低和收入差距拉大，究其根源，就是普通居民对社会资源没有话语权，无法共享到社会发展成果。笔者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难脱其咎。因为这一模式正催生利益集团的形成，使惠及全民的项目投资演变成政府和少数拥有资本、人际关系等资源利益集团的二人转。当然也有历史体制、天生禀赋等原因，但这些不是最主要的。
同时，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高度依赖于政府投资，导致了经济发展和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不足。从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等来看，技术在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尤其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自主创新显得尤为重要。而以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让人们形成了“等、靠、要”的懒惰思维，更有甚者叹言“要致富，靠铺路，找项目”。特别是在西部落后地区的一些小县城出现了一种“繁荣”假象——各种小酒楼天天宾客满座，人人都想“跑部（部门）钱进”。这样，很多财富、资本被用于奢侈或寻租，而不是用于技术创新，那么又何以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呢？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幸好，大国中少数人的奢侈妄为造成的损失可以由另一部分节俭谨慎的人加以弥补。”要不然，其影响不可估量。
要想构建“橄榄型社会”， 维护社会公平，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改变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还收入分配和自主创新应有的自由”是当务之急。其实质，就是严格执行中央的有关决定，减弱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莫让“经济转型”成为政治口号。
一是从新定位，转变角色。这一点是老生常谈了，就是人们常说的由运动员向裁判员转型，准确定位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位置，抓好自身建设和宏观调控。
二是健全制度，确保公平。政府引领和经济刺激措施相当于激素，对短期增长有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没有别的选择，必须从公平的角度出发，加强制度建设，营造良好的市场和社会秩序。
三是关注民生，做好保障。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我国各项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但教育、医疗、养老、最低生活保障等福利体系覆盖范围还不够广、标准还比较低。理顺秩序、做好民生、打牢基础、稳定社会比进行重复建设更重要。
（责任编辑：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