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度决定社会和谐度——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思考

http://www.zjzw.net 2006-4-5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刘福垣
迄今为止，除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人们看到的都是一部分人欺压、剥削另一部分人的阶级社会。历史和现实似乎都是不和谐的社会，只有历代先贤憧憬和宣扬的大同社会，才是和谐社会。其实，没有和谐人类早就毁灭了，哪里还会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关键是如何认识和谐，人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和谐。千万不要再把和谐社会抽象化、理想化甚至宗教化，使之成为一句可望而不可及的空话或套话。在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是社会和谐的基础，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过程就是社会和谐的构建过程。只要正确认识和充分利用中国特色，解决了社会保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只是举手之劳。如果在“十一五”时期我们继续浪费中国特色，不能解决社会保障问题，不仅和谐社会迢迢无期，等待我们的将是不断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能否找到解决社会保障问题的正确途径，决定中国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
一、正确认识和谐在矛盾中的地位
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矛盾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同一。和谐是同一的人性化表述。没有和谐即没有了同一，对立也就不复存在，矛盾就消失了，或一个事物就被另一个事物所代替。所以，如果我们说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也等于说没有和谐就没有世界。在人类社会的不同时代，阶级矛盾的两个方面，既有利益冲突的对立性，也有利益一致的同一性或和谐性。如果没有对立性，就不会形成矛盾的两个方面，不会形成所谓阶级，也谈不上什么和谐；如果没有和谐性，也就是说失去了彼此同时存在的可能性，一个阶级消灭了另一个阶级，同时也就消灭了自己原有的阶级属性。
如果奴隶主不给奴隶食物，地主拿走了土地的所有产物，资本家攫取了全部新创造的价值，那么他们将失去奴隶、佃农和工人，他们也就不再是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而如果奴隶、佃农和工人的劳动不创造利用价值或自己占有了全部剩余价值，也就没有了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阶级矛盾双方的对立是以相互依存、相互需要为前提的。这种互相依存和需要就是矛盾双方的和谐性。
和谐的程度是由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决定的，不同生产关系的和谐度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和弹性范围，这是不以那一个方面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矛盾双方的力量失衡，和谐低于必须保持的弹性限度，社会就会出现危机。统治阶级在相对和谐时期常常忘乎所以，使矛盾的同一性逐步降低，对抗性逐步增加，当矛盾的激化达到一定程度，人类社会就进入所谓天下大乱时期，甚至爆发大规模的惨烈的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使和谐遭到更大的破坏，同一性几乎低到极点，但也没有彻底断绝，否则就同归于尽，人类社会就不复存在。从天下大乱恢复到天下大治，就是重新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
人类社会的和谐只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和谐社会，不要把和谐社会绝对化、理想化。所谓和谐社会是相对于主要矛盾的同一性或和谐性偏离了生产方式内在要求的社会而言的，是相对不稳定或动乱社会而言的，是相对和谐、相对稳定的社会，不是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社会。如果没有了矛盾，没有了斗争，也就没有了和谐。人类社会从来也没有存在过人们所理想的和谐。理想的和谐永远是一个梦。共产主义社会是高度和谐的社会，但也达不到人们理想的和谐度。理想的和谐就如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寂、佛学的空无。我们只能追求相对的和谐。
事物内部矛盾两个方面同一性的大小，和谐度的高低，决定事物的稳定度，决定事物在一定矛盾状态下、一定质的状态下存在的时间，即决定事物的生命周期及其各个阶段的长短。对抗性矛盾和处于对抗性阶段的矛盾，同一性的基础在客观上已经不存在或所剩无几，必须靠毫不妥协的斗争，靠一方消灭另一方从根本上解决矛盾，或者强制恢复同一性，使矛盾向非对抗性转化；非对抗性矛盾的双方虽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也必须靠不断的斗争或抗争来提高矛盾的同一性，逐步消弭对立性，达到稳定或解决矛盾的目的。力量平衡是矛盾双方达到稳定和谐状态的前提条件。
从低层次的和谐向更高层次的和谐过渡，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的。在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还没有成熟到可以使一种生产方式代替另一种生产方式的条件下，这种动乱以矛盾双方惨重的损失为代价，使同一性恢复到弹性限度的范围内。“改朝”并不一定能“换代”。迄今为止，农民战争等大规模阶级斗争的结局都只是“改朝”，而没有达到“换代”的目的。我国现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实事求是地说，是在“改朝”之后完成“换代”的历史任务。由于计划经济时代积累的巨额公共资产没有量化到个人，为我们提供了“换代”的物质基础。我们只要充分利用这个中国特色，就可以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一次性代替封建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两种生产方式，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二、和谐社会不能建立在两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
我们目前大声疾呼构建和谐社会，说明我们能够正视我国当前的社会状态不是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的事实，这是一大进步。可惜的是，并没有明确我国目前是以哪一种生产方式矛盾为基础构建和谐社会。在我们必须面对的各种矛盾中，既有对抗性矛盾，又有非对抗性矛盾。和谐社会的历史前提是非对抗性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不可能在两种生产方式并存的条件下，构建统一的和谐社会，更不可能在对抗性矛盾还是主要矛盾的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必须加速对抗性矛盾的转化，使之下降为次要矛盾，使代表现实和未来的主体生产方式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才有可能着手构建和谐社会。
而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工农两种生产方式矛盾，恰恰是一个对抗性矛盾。它是我国诸种矛盾的总根源，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矛盾的经济基础。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所有战略性失误，都是由于没有正视或不够重视这个矛盾造成的。如果不能集中精力、下大力气加速这个对抗性矛盾的消亡，而是在此基础上，不区别矛盾的性质，笼统地提高所谓和谐性，客观上是在巩固对抗性矛盾在国民经济中的主要矛盾地位，反而会阻碍和谐社会的形成。
我国的工农关系极为反常。在微观上，它们已经不是先进与落后的差异，而是具有时代差别的两种生产方式；在宏观上，在国民经济整体功能上，工业的主导作用严重落后于农业的基础作用。我们仅就工农两种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几乎找不到它们的同一性或和谐性，找不到它们能够同生共存的理由。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属于不同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原有的同一性已经消耗殆尽，几乎没有共生共存的经济基础，一方的发展就是另一方的消亡。它们的对抗性已经达到攻城掠地的歼灭战的程度，在中国的经济地盘上，有你无我，有我无你。如果没有外在的阻力，这个矛盾早就被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所代替，成为行将消亡的国民经济次要矛盾。
这个矛盾在我国当前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极为扭曲的成因和阶级基础。现实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早就可以允许80％以上的农业人口离开农业和农村，小生产方式存在的社会分工基础早已不复存在，我们也找不到公开的地主阶级。代表小生产方式的阶级力量并不在法律认可的财产关系之中，而是在其外部的封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他们出于狭隘的私利在千方百计地维护小农户及其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代表矛盾另一方的是，包括农村人口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后者为了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做出了并正在做着巨大的牺牲。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国的农民群众决不是拉萨尔断言的“反动的一帮”，而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即现代化的先锋队。所谓农工潮，就是他们用非暴力方式冲破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牢笼，试图改变社会身份，加入现代化潮流的新形式的伟大长征。这个规模超过1.3亿的农工潮向世人宣告：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从根本上改变农业小生产方式的水平；城乡生产方式或交换形式一体化的历史条件在客观上已经基本成熟；城市的上层建筑在层层设防，排斥来自农村的已经承担中国当代产业工人职能的劳动者，使他们一只脚在城里，一只脚在农村，难以割断与土地的传统纽带，享受不到公正的国民待遇。
上层建筑强制性分裂、阻隔的巨大力量，使工农两种生产方式长期处于僵持状态，成为一对捆绑夫妻。封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不如说提高送礼的能力)保持低工资为借口，人为地提高城市门槛，达到残酷剥削新生产业工人的目的，自觉不自觉地阻挡现代化的历史潮流，是工农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在我国能够继续存在的根本原因。这种特殊的同一性深埋在城市社会残存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和顽固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情结之中，甚至帝王术的潜意识也在发挥一定的作用。人们头脑中这些旧意识在自觉不自觉地保护小生产方式，企图就地消化农民，令人遗憾的是被消化的农民还没有新生的农民多。我国每年以几千亿的财政开支为代价，维持一个三农问题的大展厅，展示的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2l世纪中国的活化石。
目前，我国之所以小生产方式至今尚占有大半壁江山，各级政府执着地逆调节政策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目前的所谓城乡统筹，所谓工业反哺农业，都是在回避人多地少的矛盾，不拔穷根，只在分配上做文章，不在生产方式改造上下工夫。十几年来，政府对农民慈父般的保护，实际上是在辛辛苦苦增加、强化工农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已经不该有的同一性或和谐性，实际上在加大矛盾转化的阻力。这两年的农工荒与好行小惠言不及义的重农倾向的误导不无关系。时至今日，许多地方政府的官员还是热中于率先现代化、提高城市竞争力等达标运动，它们根本没有把小生产方式当作现代化的对象，甚至企图在保存小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实现现代化、构建和谐社会。从而使这个国民经济的主要矛盾更加尖锐，国内市场日益狭小，片面依赖外需。
根据上述分析，如果我们不能在五到十年内化解这个日益汹涌澎湃的农工潮，就不可能有什么和谐社会可言。交通的拥挤、时间与资源的浪费、性病的蔓延、社会犯罪率的上升、社会秩序的混乱等等，这些20多年来我们司空见惯的现象不仅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必将爆发更大的政治和社会危机，我国将永远是一个农耕社会、发展中国家。如果主要矛盾两个方面的地位不能从目前的三七开转化为对半开，我国就不可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阶段性战略目标；如果不能从目前的三七开转化为倒三七，就不可能实现基本现代化。我们要加速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矛盾的转化，不能靠增加矛盾双方的同一性或和谐性，恰恰相反，要努力减少它们的同一性或和谐性、稳定性，争取早日消灭这个矛盾。
针对各个层次结构性矛盾全面逆转的严峻形势，中央政府力挽狂澜，在2003年下半年正式提出转变发展观，力图纠正以往的战略性失误，开始实施经济结构真正的战略性调整，改变被改变错了的中国，使国民经济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但是许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发展观的真话，在他们头脑中还是增长观，不过是全面增长、协调增长、可持续增长而已。所谓协调、统筹、和谐不过是利益均沾，以前在工业上在城市里投入多了一些，现在要向农业、农村多投入一些。这种形而上学的协调观、统筹观、和谐观，将要犯更大的战略错误，使小农经济进一步凝固化。和谐、统筹都是安邦治国的良方，但是如果方向不对，找错了着力点，必将事与愿违。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协调和统筹理念是，农业的问题要靠工业来解决，农村的问题要靠城市来解决，空间的问题要靠时间来解决。工业与农业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哺”与“反哺”的关系，而是“化”与“被化”的关系。我国过去的剪刀差政策不是所谓“哺”工业的灵丹妙药，而是掠夺农民的战略性失误。三农不需要什么反哺，而是急迫地等待着解放。农民不需要工业和城市偿还什么历史欠债，而是需要社会承认他们对城市成长的贡献。他们诉求的是一种权利，是转变社会身份，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享受现代城市文明的权利。他们的根本利益不是瓜分城市，而是占用城市。所以，我们不应该再唱什么反哺的老调，而是要坚定不移地靠工业化来解放农业，靠城市化来解放农村，靠加速这两“化”来改造农业的生产方式，调整人口的空间结构，实现工业和农业、城市与农村的一体化。这个“一体化”的“体”只能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个“体”中之“本”是人，是劳动力商品化之后的劳动者。这就是以人为本发展观意义上的统筹、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内涵。
在生产方式对立的基础上靠小恩小惠缩小城乡的收入差异，提高工农、城乡的所谓和谐，等于用麻醉剂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固定在农村和小块耕地上。这比城市的高门槛对农民的危害更大。城市的门槛虽然高，还有一亿多“候鸟”飞进去“觅食”，而中了麻醉剂的“候鸟”会飞回去把耕地争得更零散更细碎。
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靠减少农民来富裕农民，把城市超阶段、超经济实力在楼、堂、馆、所、美化、亮化、绿化方面的投入用到社会保障、文教卫生等方面，降低了城市化的门槛，实现了人口空间结构的调整，这个矛盾还会像现在这样尖锐吗?农村还会有所谓贫困人口吗?发达国家和我国发达地区的历史实践已经充分证明，靠减少农民，化农民为市民，转变农业的生产方式来提高农民的收入，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降低城市的门槛、善待进城的农民工，让他们顺利地转化为城市居民，这就是城乡统筹，就是提高城乡的和谐度，就是解放农业、解放农村、解放农民。我国的问题不是在农业、农村投入少了，而是工业太散了，城市的大门关的太严了。我们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搬开社会保障、义务教育、普通民居三座大山，降低城市的门槛，才能迅速化解工农两种生产方式的矛盾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矛盾，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高增长低发展的扭曲局面。这里需要申明的是，作者不是一律反对给农民一些补贴，但必须明确这是为城市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赢得时间的权宜之计，是迫不得已情况下的应急措施。这种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逆调节措施不宜多用。
三、社会保障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前提
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是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劳资矛盾是它的阶级表现。在共产主义没有到来之前，人类社会都必须面对这个基本矛盾。它的生命周期可以大体上划分为私人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两个阶段。在私人资本主义阶段，私人占有是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按要素分配是资本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这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历史事实。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私人资本主义阶段是如何进入社会资本主义阶段，生产社会化是如何成为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什么?这正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
判断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主体生产方式及其社会的性质，主要根据是剩余价值归谁所有。剩余价值大部分归资产阶级所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所有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社会。只要我们以社会为主义，实现了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也就是实现了天下为公的公有制，而不是名义上的或集团内部的小社会范围的公有制，我们就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那么，剩余价值又是如何归社会所有的呢?我们的回答是生产社会化的必然结果。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两个方面的地位逐步发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变化，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使劳资双方的对立性逐步减弱，同一性或和谐性逐步增强。私人占有按要素分配的结果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生产社会化却使产品(剩余价值的载体)必须为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价值占有和产品使用的矛盾，即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日益尖锐，卖不掉的商品和不能实现的价值越来越多，剩余价值不能转化为利润的规模越来越大。这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使资产阶级的大量财富化为乌有。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反而危及私人占有本身。在随着资本积累日益强大的工人阶级的压力下，为了市场的繁荣、资本的安全，为了资本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下安全的保值增值，私人占有不得不向生产社会化让步。在社会再分配过程中，资产阶级政府通过税收的形式逐步减少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增加政府占有的比重。资产阶级政府用新增加的税收补贴失业和养老人口的生活费用，减少他们对资本安全的威胁，同时也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心理压力，敢于消费。社会保障费用实际上是资本安全、保值、增值的社会成本。当这种社会成本增加到足以使失业和养老人口的消费达到社会生产力允许的体面生活的水平，社会公共品耗费的剩余价值已经占全社会剩余价值的大部分，私人占有作为主要矛盾方面的地位被生产社会化所代替，资产阶级的政府就转变为全民的政府。于是，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市场经济进入了社会资本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代替了资本主义和谐社会。
高额累进所得税和高额累进遗产税使资本家在微观上的私人剥削在宏观上转化社会积累，纳入财政预算实行按需(这里的需是指社会保障水平同个人或家庭支付能力之间的差额)分配原则的社会保障和按要素分配有机结合，私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就转化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就转化为社会主义社会。劳资关系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以对抗性为主要特征，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阶段逐步表现为以同一性或和谐性为主要特征。
欧洲的实践正在证明，劳资矛盾不是靠对抗，不是靠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获得解决的，而是在生产社会化推动下，靠不断提高同一性或和谐性来解决的。私人资本主义被社会资本主义所取代，资本主义将来被共产主义所代替，都不是靠外科手术，而是靠基因变异来解决的。我们当前建构和谐社会，就是要不断提高我国正在兴起和发展的劳资矛盾的同一性或和谐性，不断提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
由于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的范围早已突破国界，劳资矛盾已经越来越具有全球化的特征，个别国家在直接生产过程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不可能了。实践证明，如果生产社会化还没有达到可以使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的水平，即使暴力革命使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占有了生产资料，也不可避免地重新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如果生产社会化达到了可以使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的水平，不用暴力革命也可以在社会生产总过程改变剩余价值的分配格局。劳资矛盾的对立性虽然在微观上将继续存在，但在国民经济整体上已经被消除。高额累进所得税和高额累进遗产税已经使西欧、北欧发达国家的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劳资矛盾的同一性越来越大于对立性。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即剥夺者被剥夺的规律没有改变，但剥夺的形式不是暴力革命，而是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通过财政分配的手段，和平、和谐、渐进的形式来实现的。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时空定位，彻底更新我们的社会主义观念。社会主义社会在本质上既然是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的社会，它必然以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存在为前提，也就是说在微观上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是特殊的资本主义。它既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又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既有资本主义按要素分配的基本属性，又有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重要特征。在直接生产过程，劳动者的收入按要素分配，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按需分配。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只要归社会占有的剩余价值超过50％，生产社会化超过私人占有成为市场经济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就在基因层次上转化为社会资本主义经济，人类社会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亦即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纳入财政预算按需分配的社会保障，作为生产社会化的产物，为经济与社会确定了新的属性。
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它具有两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特征，它是社会演变的一种过渡状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同驼羊、绵羊、骆驼之间的关系非常相似。驼羊，既不是骆驼，也不是绵羊，更不是绵羊梳妆打扮披上骆驼皮的结果，而是转基因的产物。
我们可以把剩余价值归社会占有的比重称为社会主义的纯度。如果一个国家，归社会占有的剩余价值不足50％，还只是有社会主义因素的资本主义社会；如果归社会占有的剩余价值一旦超过了50％，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剩余价值100％归社会占有，按要素分配就消亡了，那么剩余价值生产也就不存在了，人类社会就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市场经济基本矛盾发展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演变的规律。
社会主义不是停留在文件上和口头上的东西，它不是资本主义化装的产物，它必须是资本主义转基因的产物。一打纲领不如一个实际行动。我们必须切实地改变剩余价值的分配格局，使公有制土地的地租和政府的税收占剩余价值的大部分。但剩余价值的大部分归政府占有和掌握，还没有完成资本主义基因的实质性转变，还不能确保政府是全体人民的政府，也可能还是资产阶级的政府。关键在于归政府占有的剩余价值必须充分满足按需分配的社会保障开支。只有实现了纳入财政预算按需分配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完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基因变异。所以，当前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建设以纳入财政预算按需分配的社会保障为前提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千万不要把构建和谐社会和培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当作两回事，仅仅在意识形态、信义道德、宣传教育上做文章。
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不是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是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达到的生活质量和人际关系基本特征的形象概括。没有社会生产总过程中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即没有社会主义，也就不会产生这两个社会特征。只要我们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自然就进入了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小康是指生活质量达到衣食不愁、略有剩余、没有后顾之忧的水平，而只有全覆盖的社会保障，才能使全社会所有的人都能达到这个水平，我们才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和谐是这个社会正在发展中的主体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稳定保持足够的同一性，而只有实现了把这种同一性或和谐性制度化的社会保障，我们才能正式进入和谐社会。没有社会保障就既没有全面小康社会，也没有和谐社会。
所以，社会主义和谐的本质是剩余价值大部分归社会占有基础上的按需分配的社会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需要做的实际上只有一件事，这就是建立纳入财政预算按需分配的社会保障制度。离开这个根本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顾此失彼，将一事无成。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社会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都将成为泡影。
四、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充分利用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即全体劳动者拥有巨额共有资产的市场经济，是可能而且必须越过私人资本主义阶段，一步到位实现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市场经济。它可以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因此，我们目前一方面必须用法律保护按要素分配，排除超经济剥夺，防止劳资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还必须从根本上改革社会保障的分配方式，提高它的保障度和覆盖面。只有建立并巩固新生产方式的同一性，才能逐步降低旧生产方式的同一性，最终消灭旧生产方式。当前的农工荒，实际上是资方违背了按要素分配的市场机制，劳资矛盾的同一性遭到严重破坏，使工农矛盾同一性回光返照的必然结果。如果“十一五”时期我们不能解决社会保障问题，后果不堪设想。问题严重，时间紧迫，社会保障的资金从哪里来呢?我认为资金就在中国特色之中。我国的迅猛崛起，引起国际上自信心不足的某些腐朽势力的极度惊慌。他们妖魔化中国的言论中影响比较大的是“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他们散布“中国崩溃论”的主要根据是，我们“国未富，人先老”，计划生育使我国比其它国家提前进入所谓老年社会，而养老金账户存在巨大数额的亏空。按我国目前操作的社会保障体制状况，他们确实击中了我们的软肋。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如果不改弦更张，前景不可乐观。
其实，无论是那些幸灾乐祸的人们和我们的具体操作者都忘记了中国特色。在实际上，我国的社会保障资金是世界上最充足的国家，不过是记错了账户。我们没有把它记到所谓国际惯例的社会保障账户上，而是记到了国有资产账户上。只要我们能够充分利用中国特色，按照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要求，重新设计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变我们的记账方式，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
我国目前实际操作的所谓社会保障体制，在本质上是私人资本主义的商业保险和金融运做模式，是在按要素分配范畴内对个人支出的时序安排，客观上否认了或剥夺了我国劳动者的共有资产，解决不了现值和未来值的历史难题。当前只有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属于纳入财政预算按需分配的社会保障范畴。它的资金来源不是工资税，不是来自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V，而是来自全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M的一部分；它的分配方式不是按要素分配，也不是按等级分配，而是按个人支付能力和保障水平的差额，即按实际需要分配。但它的保障度过低，覆盖面太小，只能说有了一点社会主义因素，还不能为整个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定性。实事求是地说，我国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所以才要大力构建。全国统一的全覆盖高保障度的纳入财政预算按需分配的社会保障体制运行之日，就是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建成之时。
当前实际影响决策的观点认为，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实力薄弱的发展中国家，一步到位实现全国统一的全覆盖高保障度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可能的，不能把群众的胃口调的过高，必须慢慢来。这种观点看起来比较冷静、十分稳健，所以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在我个人看来他们的观点却是大错特错了，盲目听从了他们的观点，我们将错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机遇期，陷入拉美的覆辙，延误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将达数百年之久。我为什么敢于如此断言?他们错在哪里?他们错就错在忘记了、浪费了中国特色，或者他们根本不知道真正的中国特色是什么。我们应该明确所谓中国特色不是人口众多，也不是因为有共产党领导就自然具有了社会主义性质。对于市场取向的改革，对于市场经济的发育真正有意义的中国特色，是我国的劳动者在走向劳动力市场的时候，不是除了两只手真正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而是拥有巨额共有资产的劳动者。这个经济背景，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有些国家即使有也已经被浪费了，不复存在了。巨额全民资产的存在，是真正的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正是有了这个特色，我国才有可能越过私人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进入高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我国的全民资产，虽然流失的数量惊人，但总体上还是净增长的。其中增值最大最快的是土地资产。只要全民土地的地租的大部分能落到全体人民手中，就可以确保我国经济与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据估计仅城市建成区土地的现值不少于390000亿元。即使每年只按3％收租，也可以得到l1700亿元，用于社会保障开支是相当充足的。现在不是有没有钱，而是想不想干的问题，是真想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把社会主义当作招牌，实际上走私人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在这里不是意气用事，给谁扣帽子，我们只要粗算一算大账，就会明了是有没有钱的问题，还是想不想干的问题。
首先，近十多年来，各级政府和大型国有企事业的办公楼和所谓形象工程超标的部分，如果用于社会保障开支，是只多不少的。他们坐在豪华的办公楼里，向他们的纳税人，向他们自称所代表的人民说，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太多，我们的财政只是吃饭的财政，社会保障只能慢慢来。这能说服人吗?你们的办公楼的档次为什么不能慢慢提高?!为什么要高标准、超常规、一步到位?!在不能确保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涉及人们生存权、发展权的财政开支条件下，却大搞什么高标准的楼、堂、馆、所，美化、绿化、亮化，这仅仅用发展观念糊涂是说不过去的，实际上是代表什么人的问题，是立场问题。
第二，土地批租造成的全民资产流失每年是多少钱?只要计算一下大地产商们的超额垄断利润和某些官员因此而贪污受贿的钱，就可以知道，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如果用于社会保障也是绰绰有余的。一个土地批租就挖掉了中国特色，挖掉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第三，各级政府官员在吃、住、行、送方面的公款消费每年花掉的钱也是相当可观的，其中超标淮的部分用于社会保障，即使不够，也差不了多少。
不用多说了，也不用细算了，仅此三项，只要下决心改变就什么都有了。我国目前的现实问题，连瞎子都看得到，我们在浪费中国特色，丢掉了社会主义，已经走上了一条私人资本主义道路。我们不能再往顾左右而言他，必须痛下决心，悬崖勒马，停止土地批租，一步到位实现全国统一全覆盖高保障度纳入财政预算按需分配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有如此，才能跳出拉美陷阱，平和崛起，奔向现代化的彼岸。
五、正确认识和处理当前的劳资关系
思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告诉我们：“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8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从微观上看问题，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即按要素分配，在我国正处在这种上升阶段，我们还苦于大多数人口被套在小生产方式之中，没有进入现代化的生产方式。但是，我国目前的劳资关系并没有让工人阶级感到欢欣鼓舞，反而出现要总理来替工人讨工资、农工荒等破坏按要素分配的种种不如人意的社会经济现象。这正说明和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每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交换形式，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不仅受到旧的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设施的阻碍，而且也受到旧的分配方式的阻碍。新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适应的分配。”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劳资双方的斗争有时会表现得十分尖锐，看起来是你死我活，但实际上这个阶段斗争的实质是建立和巩固正常的劳资关系，工人阶级不是要消灭他们的对立面，不是从根本上拒绝资本家的剥削，而是争取自己在劳资关系中的正当合理的基本权利，获得他们应该获得的劳动力价格。客观上，工人阶级在为劳资矛盾的同一性或和谐性而抗争，是通过斗争来达到和谐。这种斗争的结果没有消灭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而是逐步消除附加在劳资关系上的封建因素，消除封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超经济的剥削和剥夺，使资本家成为成熟的资本家，成为人格化的资本，同时也使工人阶级自己成为一个自为的阶级。
所以，建构和谐社会不是通过宣传、学习、教育和说教所能达到的，必须调整现存的既得利益关系。而调整现存的既得利益关系，不能不遇到那些寄生性很强的腐朽势力顽强的抵抗。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容忍工人和农民已经沦为弱势群体的反常现象，必须利用我们的执政地位，坚决迅速地扭转这种局面。总理替工人讨工资，是代表工人阶级和那些还不成熟的具有浓厚封建把头色彩的资本家斗争的一部分。我们的党组织和党领导的工会如果不出面替工人主持公道，就会产生各种帮会甚至黑社会组织，劳资矛盾就会倒退到私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状态。
如果我们不能充分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保障度不足以达到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形成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甚至把商业保险误认为社会保障，那么私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发展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构建的所谓和谐社会只能是资本主义的和谐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由于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几乎是无限供给，即使想建立按要素分配的资本主义和谐社会也是十分困难的。人身依附的封建式剥削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都将难以避免。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工资低于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利用中国特色一步到位实现了按需分配的社会保障制度，工资低于社会保障标准的现象就会基本杜绝，劳资矛盾的和谐性即按要素分配原则受到破坏的概率就大为降低。
近几年，广东、福建的农工荒，是由于我们的种种失误，给封建色彩浓厚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留下了空间，使劳资双方的和谐性低于中国特色所允许的弹性限度。在20多年里，老板们财富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农民工的工资年均提高不足3.4元，还时常不兑现。劳资矛盾的和谐性降低到接近破裂的边缘。在全国劳动力大量剩余的条件下，他们那里却短缺200多万。带有浓厚封建色彩不识时务忘乎所以的小老板们，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那里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必须提高并及时兑现工资、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逐步恢复劳资矛盾的同一性。但要巩固这种和谐性必须建立按需分配的社会保障制度，把劳资矛盾置于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之下。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国民经济发展规律，以平常心对待现阶段收入差异扩大的必然性。不能同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收入差异的回归超阶段的盲目攀比。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人们收入差异的扩大是不可避免的，没有收入差异，就没有阶级和阶层，没有了劳资矛盾，还谈什么和谐? 不能简单地把收入差异的大小作为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标准。
在极度贫穷的条件下，一部分人多吃一口，另一部分人就可能会饿死。这个时候人们强调平均主义、集体主义、同舟共济是理智的选择；当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产生剩余，但剩余还不够多的时候，收入差异的扩大是不可避免的；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水平，生理性消费已经不是人们的奋斗目标，人力资本对社会生产的作用越来越大，收入差异就会逐步缩小；当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之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人们的社会分工失去意义，财富作为一种社会关系也将不复存在，收入差异就消失了。
我们只能追求生产方式本身所允许的和谐。在当前坚持按要素分配原则，实现按需分配的社会保障就是我们所能达到的和谐。社会保障度就是社会和谐度。如果不顾生产方式内在同一性的弹性范围，盲目地缩小由市场机制形成的收入差异，反而会破坏和谐。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既没有效率，也没有公平，使资方丧失了积累的职能，劳方也就丧失了谋生的机会。从而劳资矛盾就不存在了，作为劳资矛盾同一性的和谐自然也随之消失，人们就会退回普遍贫穷的状态。当前无论人们对现实的分配格局有多大意见，很少有人希望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在任何国家里，收入差异的缩小都是中产阶级队伍扩大的结果。而若要中产阶级队伍扩大到足以决定一个国家收入差异停止扩大逐步缩小的数量，这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和劳动的科技含量必然使人力资本达到相当比重。而我国目前的发展距离这一水平还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况且收入差异的扩大和缩小都是市场机制的力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为地缩小不该缩小的收入差异，必然破坏市场发展的规律，严重影响经济效益。所以，我国目前不应该急急忙忙地缩小收入差异，而是要在已经分化了的两极之间安装一个平衡器 社会保障制度。只要收入差异不是巧取豪夺产生的，而是按要素分配的正常结果，不管收入差异多大，只要有了社会保障这个平衡器，使失业和养老的人能过上现存生产力允许的体面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人们的心气就是平衡的，社会就能维持和谐状态。
我国当前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以劳资关系的和谐为基础。我们应该让劳资双方都能正确认识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或劳资矛盾发展的历史规律。让他们认识到劳资矛盾不是对抗性矛盾，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两个阶级的归宿不是靠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来解决的，而是靠生产社会化的推动，不断提高劳资矛盾的同一性或和谐性来解决的。大家都不要搞短期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