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谋杀案之谜1

宋教仁谋杀案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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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谋杀案之谜

思公

序

上海闸北公园有一座墓地，似乎久被人遗忘，显得异常的落寞和孤寂。半拱形状的墓丘前有一墓主的大理石坐像, 底座正面刻“渔父”两字，系章太炎篆文手迹。背面刻着于右任所书的一段铭文: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渔父者，宋教仁。于右任，宋之好友，于文之惨烈沉痛，情出宋之凶死，宋之死，则断送了民国和平。谁杀了宋教仁，谁扼杀了新民国，似乎答案在众多史籍书刊中也不乏解说，但是，遗憾地说，宋案至今仍是一个谜，于先生“期之良史”似仍无期。

宋教仁刺杀案是现代中国最具影响的一个历史事件，宋教仁是中华一位杰出的人物，直到现在仍不时有文章纪念和怀念他。他本是个出名的革命家，是推翻满清封建王朝革命党的领袖人物，但宋先生最大特点，是在革命，即破坏旧世界的同时，就高度重视对未来新社会的建设，他留日六年间，不仅从事革命活动，在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都用心研究法制和政治经济学。在革命运动中，他起草的文告、约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设施，有厚厚的三大本。武昌起义后，由他起草的《鄂州约法》相当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宪法草案。他被誉为中国宪政之父。辛亥革命后，他很快就积极投身共和国制度建设，宪政实践。他筹组了国民党，当选了理事长，成为最受瞩目的政治家。另外，他热心南北调和，主张和平民主道路，这样一个受尊敬和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家，突然遭到暗杀，颇似于甘地，伟大的非暴力抵抗圣雄，偏偏死于暴力。所以宋的死在当时社会上掀起巨大震动。甚至报上有这样形容：举国惶惶，挥泪如雨，报纸记载，笔为之秃，墨为之凅。人们即痛惜宋融贯东西学理，调和南北党争，这样的才干不再有，也伤感他毕命仅三十二岁的华龄。更有远见者，断言：宋教仁去，真共和随去，国事不可问矣。后事果然不可问，以宋教仁案为导火索，接着发生了“二次革命”，它开辟现代武装政治先河，阻断了新生的民主共和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继之国家分裂，南北两个政府，军阀混战，三次，四次，数不清次的各种名目革命，几十年不休。

对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我们读到的历史确是惊人的片面和模糊，不负责任的歪曲和武断的结论。正如所知，不管是正史还是教科书，甚至小说，都异口同声地断定杀宋背后的指使人是袁世凯，这案子似乎成了钦定铁案，袁是主凶的推测成了金科玉律一般的铁定史实。但是如果你仔细考察相关史料，证据明显不足，斩钉截铁的指认，竟主要依靠推测和认定袁是个坏人这一前提，似乎袁世凯称帝复辟，干一切坏事都天经地义。从宋案来看，该案政治背景错综复杂，惊险离奇，一案套一案，连环凶杀，每一个环节和细节都没有可靠的破解，就简单地一古脑推在袁世凯头上，我们很少见过这样不负责任的历史，这样自以为是的自圆其说。不错，杀宋的后台，袁世凯有一定嫌疑，但并不能排除宋案还另有其他嫌疑人，也不排除没有别的后台背景，本来这是当时警务和法庭应该完成的职责，许多情况需要嫌疑人亲自解释，许多疑团待法庭调查清楚，但缺少司法独立的中国不可能完成如此重任，宋案不仅没有得到过公正的法律机会，反而成为失去法律，加剧暴力的推动器，这给了好把历史打扮成小女孩的伪装大师们以机会，将严肃的历史描绘成一部狼外婆和天真儿童为主角的童话。宋教仁之死一 宋教仁之死

关于宋教仁被刺杀的经过，当时报刊记述颇详，各种书籍转述大体相同，没必要重复撰写，所记与事实没有太多出入，关键在于如何评价。下面我们把丁中江先生的《北洋军阀史话》中第四十七章“宋教仁被刺”转引如下，书的一些评论略有删节，算是将背景做个交代。

“宋教仁被刺”

　　民国2年3月20日，宋教仁自上海动身赴北京。这时全国各省正式的参众两院议员已选出，纷纷北上，宋以国民党代理党魁身份，选举后变成了国会中多数党的领袖，如果按照形势，他必然成为责任内阁的阁揆。

　　宋教仁搭火车赴北京，他和送行的人们于3 月20日晚10时许抵达沪宁车站，这时车站上已有专为议员使用的接待室，他们就在接待室中休息。10点40分吴仲华来告，请宋上车，吴仲华先行，依次是拓鲁生、黄兴、陈劲宣、宋教仁、廖仲恺等，鱼贯而行。走至车站入口的剪票处，宋刚伸手去取收票员剪过的车票，突然一声枪响，宋就用手摸着他的腰，大叫说：“ 我中枪了，有刺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个穿黑呢军装的矮汉子，从人群中不顾一切地窜逃。

　　在枪响前，另有一批送行的人是于右任等，还在议员接待室中谈话，转过头来不见了宋、黄等人，乃匆匆赶出来，拟入月台，正行进间就听到了枪声，乃跑步至入口处，恰巧遇到宋中了枪，一手摸着右腰，一手扶着黄兴。于右任这时非常镇定地说：“现在一方面要追捕凶手，一方面赶快送入医院，我去找车子。”他乃跑到车站外的停车场，找到了一辆汽车，把宋扶上汽车。一方面令留下的送行人赶快报警追凶，这边则令司机开快车送至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宋这时神志还很清楚，他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我痛得很，恐怕活不下去了，现在有三件事奉托：（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的书，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家很穷，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三）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

　　黄兴、于右任等把宋教仁送至铁路医院，就要求医院医师会诊急救，院方乃请格尔本医师和比林哈斯医生共同诊视，认为伤势很重，必须开刀才能有望。为了争取时间，遂在12时30分送入手术室开刀，用钳子从小腹取出子弹，发现子弹有毒，虽然流血不多，可是却十分痛苦，呻吟辗转，凄苦之情，惨不忍睹。午夜2时，院方再集外科医生五人第二次开刀，把肠缝补涤洗，取出食物及污血，然后合口，几度昏厥，不过神智还算清楚，反复地说：“我为了调合南北，费尽若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

　　宋在病榻上曾托黄兴代拟一电，向袁世凯报告遇刺经过：“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哿。”

　　3月22日清晨，宋病势恶化，双手发冷，目睛仰翻，嘴里说：“我们要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延至早上4点钟，已不能言语，只以黯淡的眼睛环顾四周，作依依不舍状。黄兴、于右任、陈其美、范鹤仙等均围侍病榻旁。黄在宋耳旁大声地说：“钝初，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去吧！”宋用力睁开眼睛，眼中泛起了泪珠，慢慢慢慢地断了气。黄兴、于右任等伏尸恸哭。陈其美捶胸跌足说：“不甘心，此事真不甘心！”

　　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卓越的政论家，一代英豪，就这样与世长辞，他这时只有33岁，高才英年，如日中天，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这样不明不白地遭了暗杀。他的伟大在于他临到死亡关头还没有抛弃要感化袁世凯的伟大幻想，他希望袁能为他的临死赠言所感动，能够化伪为诚，化私为公，化蹂躏民权为保障民权，化弁髦法律为尊重法律。

　　宋教仁断气是在3月22日午前4时，于23日午后3时大殓，陈其美亲自替亡友去买棺材，化了200银元，同时请了相馆的人来给宋遗体拍照。拍照时黄兴主张让宋衣冠整齐，以符生平的光明正大，范鹤仙则认为宋氏遭此惨祸，不可不留一历史性的照片，必须把赤身伤痕也摄出来，于是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摄赤身的，一张摄正冠礼服。宋被刺殉难后，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布通告说：“本党代理理事长宋先生之丧，各党员缠黑纱志哀。”

　　孙中山前于2月21日赴日本考察铁路政策，正在长崎，听到宋教仁被刺身死，极为悲悼，即由长崎致电北京国民党本部和上海国民党交通部，令党人合力查出宋氏被刺的真实原委，以谋昭雪。

　　北京方面听到宋氏被刺，也极感震动，尤以国民党总部丧失了实际的领导人，既哀悼又激愤，纷纷去电上海询问真相。黄兴乃于22日致电北京《民主报》主持人仇蕴存，说明宋氏被刺遇难经过，请刊诸报端，宣示中外，电文如下：

　　“北京《民主报》仇蕴存兄：叠接都中诸友来电殷殷垂问宋钝初先生受伤情形，刻值治丧忙迫，未及一一拟答，殊深歉仄。特详述于下，请登诸报端，以慰哀感。钝兄于念夜十时四十五分由沪赴京，在车站被奸人由背后施枪，弹由右脊腰上部掠肾脏穿大肠直透下腹皮停止，当即送入附近铁道医院医治。此时钝兄伤虽重而精神如常，然自知必死，即口授致大总统电文，并述对将来之政见，一一告别同志，绝不提及家事，惟云老母年高，不可使知变状。十二时卅分即将子弹取出，念一日午后二时，复集医士五人剖治，又将肠伤缝补涤尽，遗出食物及污血，仍合其口此后神人不谅，死不瞑目矣，竟尔绝命。呜呼！当此国势飘摇之际，而有如此奸徒，不顾大局，戕贼人道，行此暗杀手段，痛何如之，诸君当亦同声一哭也。凶徒正在密探，尚未缉获，谨此讣闻。”

　　宋教仁遇刺殉难，使已经是风雨欲来的时局，变成了大雷暴雨，也是刚满15个月的中华民国一件最耸人听闻、触目惊心的事。

二 离奇的破案

二 离奇的破案

　　出乎意料，这件刺宋案只三四天就被破获。整个破案过程既充满戏剧性，也极赋离奇性。据报刊所载：闻近年租界迭出暗杀，从未破获，如方云卿，金琴荪等，迄今未破案，惟此次宋案告破。(民立报1913,4,1)为什么从未破获暗杀案的租界警局，这样轻松破获这一惊天大案，本身就是个大疑问。稍微考察一下破案过程，不禁发现疑点重重。

　　首先，宋被暗杀之前，各处就有很多刺宋的传闻，宋亦多次亲闻此说，并得友人警告，远在武汉都有人提醒他，甚至透露出应桂馨的名字，前后提醒他的有国民党重要人员，谭人风，陈其美和《民立报》的徐血儿等。特别是徐血儿，他回忆，暗杀风说，早已传布于吾人耳鼓，在宋被刺三天前见到他，亲向他警示，但宋并不在意，宋甚至说：光天化日之政治竞争，岂容有此卑鄙残忍之手段，吾意异党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谣言耳。当徐与宋握手告别说：先生此行责任甚重，顾宵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测之危险，愿先生慎重防卫。先生笑而言：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民立报》1913，3，22）如果是一般的风传，在民国初年那样混乱的年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案件迅速侦破，就有一点可疑了，国民党内部有人确实事先知道一些内情，联系到当时报载的一条消息：宋先生被刺此日，已有确切报告于国民党，谓武士英所为。并已知与应桂馨有关，故宋先生临终之际，弥留未绝，于右任君在旁大呼：“纯初，此事凶手已十分之八可以破案”。（《民立报》1913，3，25）宋在二十二日故去，巡捕房尚未抓获一人，更谈不上破案，而国民党内已经得此确切案情，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国民党内部与此案有一定联系。

　　第二，报案人很可能是个“托”。宋案的告破，与其说是租界巡捕房破的案，不如说是国民党破的案，当时到巡捕房报案的人都是国民党安排的。后来在租界预审宋案时，捕房安探长曾把这一离奇故事当庭陈述，他说：刺死宋教仁之第二日，即有二人到捕房来送信，谓系应桂馨所为。后又有两人来说，见证王阿法知此事。迨至拘捕应前二点钟，又有人到捕房报信。这其中第一例是据称住在六野旅馆的两个学生，他们直接报告上海五马路六野宾馆的武士英可疑。说二十日有冯姓和几人找他，经查冯原是光复军的营长（此人后来失踪，没有落案），武出去向邻室人借车费，不久回来，喜行于色，称有钱了。晚上即出去，当日宋案发生，武第二天搬走。他们在武的房间发现应桂馨的名片。而这种报案显然没能说服巡捕房，巡捕房也没采取任何行动。

　　于是又出现了一个自称古董商王阿法出来报案。据报载事情如下：邓某有一友王某，以卖字画为生，曾至应家。一日，应桂馨谓王某：吾欲杀一人，汝能为之否？王曰：不能。应又请王代觅之，并出示宋的照片。王并不认识，后转告邓，宋案后，报告国民党人。国民党得种种报告，派员于二十二晚十二时，令邓引王某至邓之寓所，迫王登车，送至某公司，由某洋行大班觅得包探头目二人，在旁胁王某说出原委，斯时王某乃说出应夔丞，曾令其觅人，并未允所请，此次实未与闻。国民党某君乃取出照片多张，令王辨认，孰为应某所欲办者，王乃指出宋先生之照片，众知决非虚诬，乃携告卜总巡，要求其抓捕凶手。总巡捕初尚不允，后因证据确凿，总巡始允捕人，率探捕与国民党某君同往。(民立报 1913,3,25)

　　巡捕率队到应家，应不在，又由国民党党人指引至一妓院，将应逮捕。更具有戏剧性的是，随后由国民党派员领着另一路巡捕到应家搜查，把刚刚进门的凶手武士应当场抓住。而在搜查应宅时，居然接到奇怪电话，告称宅中枪支尚不要紧，一定要将文件藏好。这几乎意在指点迷津。果然巡捕和国民党人在应家仔细搜查，查获了大批秘密文件，其中就有应与洪的大量密电函。

　　比较有意思的是当时任上海地方检察厅长的黄镇磐，说过一段有意思的话：“当时如无蒋中正之协助破案，凶手武士英等实难于短期内在租界中顺利捕获。” （赵澜 “黄镇磐营救廖承志”2005年第4期《文史博览》）黄和陈其美很熟。辛亥革命时期，蒋任上海都督陈其美之副官长，后奉陈其美命令刺杀了光复会领导人陶元章，行凶后，他曾到日本躲避近一年，没想到在宋案中，他也参与进去。关于陈其美与本案的关系，我们在以后的章节单独讨论。

　　第三，在王和应对质中的漏洞百出，首先我们看看王的来历，王自称古董商人是数月前从武汉而来，原来在汉口从事卖保险的，真实身份不明。但是他在告发应，与应对质，以及在祖界法庭上所述均互相矛盾，难于自圆其说，十分可疑。

　　王在捕房告发时说：

　　“十天前我在文元坊应桂馨的家里兜卖古董，因为应是我的老主顾，平素很熟，应这天拿了一张照片叫我在某时某地把这个人暗杀掉，许以事成之后给我一千元作报酬，我因为只懂得作买卖，从没杀过人，因此不肯承担这件事。当时我并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今天我在报上看见宋先生的照片，正是应桂馨叫我去暗杀的人，我相信如果找到了应，便可找到凶手。”

　　但是，当第二天应被抓住，王与应当面对质时，情况并非王所说的，与应是老主顾，很熟，而是仅见过一面。据记载，三月二十四日，在公堂与应同被讯问时，即令见证王阿法上堂，由侃律师诘问。据供称，寓居打狗桥，售卖古董，字画度日，因兜售字画，曾往应桂馨处二次。大约一礼拜之前，在伊处时，伊取出照片一张，据云欲办此人，如能办到，愿酬洋一千元，我未允，当将照片交还。照片究系何人，我不认识，至被暗杀之宋教仁，我亦不认识，昨日始在报上看见所印照片。供至此，侃律师又诘问：报上所印照片，与应桂馨与尔所看之照片，是否相象？王供称：约略相似。侃律师复诘问：尔即至应处二次，伊与照片尔看，欲办照上之人，是否第一次去或第二次？王称：第二次，此后，我即未曾去过。

　　讯至此，堂上即令应桂馨自王阿法盘诘，应尊谕向王诘问：尔至我处兜售字画，第一次究在何时？第二次与第一次相隔几天？王答称：第一次约有十天，第二次与第一次相隔三天。应复称：尔来兜售字画，是何种字画，画是何人手笔？所画是山水，还是人物，抑是松竹？王答称：所售乃系手卷，为仇英石所绘，乃系山水，亦有人物，松竹。应即向堂上声称：请堂上注意，仇英石乃中国画家名人，然所画只人物，从无山水。至松竹更非所长。旋复向王诘问：此画尔从何处得来？王答称：东清铁路之觉鲁生处得来。应又向堂上声称：东清铁路乃拓鲁生，今王所供姓名不清，请堂上注意。（拓鲁生系国民党人，宋被刺时站在旁边）又向王诘问：尔第二次至我处，所说甚话？王答称：我第二次去你处，因你不在，没有会面。应即向堂上声称：顷间，捕房律师问诘时云，第二次至我处，伊看照片欲办一人，今伊云，第二次至我处，未曾会面，请将前供词宣读，我亦无语。主审当即问王：尔与被告何时相识？被告与尔看照片欲谋一人，究在何时？是否即兜售手卷之日？王供：与被告在一月前，由友人，前汉口洋行买办吴乃文介绍，始与相识。与我看照，只说明办一人，并未言明谋杀，大约离今日已有半月，即兜售手卷之日。堂上即令退去。主审以王前后所供情节不符，且尚有见证未齐，候再讯。（《时报》1913，4，1）

　　从这次对质看，王前后矛盾。漏洞百出，应几问，就把他问得乱编一气。可见他的举报很有问题。但是证人是假的，其告发的人，应桂馨是杀宋背后指示者，确是真的。后来在租界法庭预审时，王再次出庭，仍是语词矛盾，他把从何处得来的画又改称通清铁路朱某，当问卖画讨价还价否，他说没有，问：为何又去，他又说第二次去应宅是应叫他去，总之每次叙述，都出现更多矛盾。反到是应桂馨似乎把事情说得比较清楚。他在法庭上讲，他只见过王一次，王拿了一封吴乃文的介绍信，内容是希望找个工作，双方谈了一下，应见王很平庸，就谢绝了他。从各种情况看，王的报案是别有用心设计的行为，从逻辑上很难想象，应会与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去谈暗杀的事，后来应找的凶杀武士英，是职业军人，枪法很准，行动敏捷，符合应这个青洪帮大佬做事的职业素质。

　　国民党在破案中的神秘作用，在租界预审时也被律师注意到，并且几乎将此事挑明。当四月四日在祖界公堂对宋谋杀案公开预审，询问凶犯武士英时，律师询问武，在被捕前到应家时人多不多时，武说：很多。并突然指着审判席上一人云：他亦在。而此人正是由江苏都督委派的办理此案专员，国民党人陆惠生。律师当庭向陆发问，被当庭法官制止。但是律师并没有放过这个疑点。在对法租界总探长的讯问中又提起：到捕房报信并带领去应家的是何人？是否是堂上的陆惠生？探长以保护送信人的秘密条例拒绝回答。第二天，该律师找到有关法律，再次提出请求询问探长，得到同意后，法租界探长承认陆从破案起一直在场，并一起去应家。探长原话是：“当夜不知者指吴福铭为武犯，正与法界警察谈话，并言彼宋系彼所刺”。（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254页）虽然他说是个不知名的人从应家人群中指认出武士英，但当时报刊均登载了由陆惠生把凶手找出。而律师对法总探长提出的另外敏感问题，如：以前暗杀有牵涉革命党？以前法租界医院暗杀案是否与高官有关？（指陶元章被刺案），以及：今日在沪高官为谁？等似乎在影射陈其美的问题，均被法官同意拒绝回答了。不过从此可看出，离奇的破案过程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各种迹象显示，国民党方面一定是在掌握应参与谋杀宋的准确证据，然后找到各种报案人，虽然线索是谎报，但犯罪人是真的。宋案这样快就破案显示，一个是国民党内部有人参与杀宋的阴谋，深知内情。另一个是事先掌握相关情报。

　　关于第一条国民党内部是否参与并没有什么证据，只是陈其美和应桂馨的关系非同一般，而陈在破案中显然起了重要作用。陈在宋死时大呼“此事真不甘心”话出有因，刺杀宋的指使人应桂鑫，不仅当过他的谍报科长，而且应与北京方面的联系他也是知情的。破案正是在陈其美领导下才能如此迅速。

　　另有一事据报刊载，“当时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是奉陈的命令担任情报工作的同志，陈令吴详查各方来往电报，发现了不少线索”。那个年代，个人电台还不发达，即使政府间电报通讯，也往往通过电报局，应桂馨和北京的电文也都是通过上海电报局，所以陈安排的人很可能早掌握关于应与北京内务部洪述祖之间的一些秘密。宋案五天后的三月二十六日，“英，法捕房捕头及国民党重要人，同至电报局阅看关于此案之紧要秘密电报各底，随即签字盖印，令电局保存，英总巡卜罗斯君，法总巡篮君及陈英士君均到电报局照办”。(民立报1913,3,26)短短几天，人犯，物证，各种文件纷纷起获，真是个很奇特的现象，让人感觉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操纵这一切。

　　国民党当时参与办宋案的上海交通部交际处长周南陔，曾有过一个比较详细的关于如何破案的口述，说得已经比较明白，只是没说穿陈其美实际一直在操纵着破案。他说，住在六野旅馆的两个学生首先报告了陈其美关于武士英的可疑，陈其美亲自带人去旅馆找武，没找到武，发现了应的名片，陈派出周南陔，陆惠生等去巡捕房陪着探员去抓应桂馨，应被抓后，周和部分国民党人赶赴应家，翻箱倒柜地找文件，找了几小时也没找到，还是周南陔想出一计，他和应的几个姨太太说：应桂馨说，他有个放秘密文件的盒子，只要把那些文件找到，给巡捕房的人看了，就没事了。果然有个小妾说她知道，带他们从一间屋内找出个小箱子，打开一看，全是应和北京政府的密电函，周等人花了几小时整理抄写。从周的描述看，他们简直就是直奔着这批秘密文件去的。连抓人带取证，真如神仙指路。而且，周等国民党人员去应府，他们简直就是直奔着这批秘密文件去的。

　　而周先生的另一段话，更耐人寻味了，他说：“以上是应被捕破案的真相，当时各报记载，有种种不便（如周南陔先生尚负责交际之任，陈英士先生更不便明白说出，只能一律说捕房探得线索，搜得证据罢了）。就是在场的探捕人等，也都没有知道得这样详细，尤其两个学生的线索，及捕得文件的巧计，除了陈英士等几个重要原事人，谁都不知道。” （“宋教仁被刺秘密” 周南陔口述  载中国近代史所编《近代史资料》68号）破了这样大的重案，居然要躲躲闪闪，把功劳都送给了洋巡捕，怪不得后来在租界预审的法庭上，每当律师询问起破案细节，探长们都支支晤晤，不肯详谈。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鬼？

　　由于凶手很快就被抓获，关于破案的疑点没有继续深究。虽然租界预审开庭时外国律师曾就破案的种种细节产生极大怀疑，并诘问其中国民党人员参与的细节，甚至问到应与陈其美的关系，但这一骇人的政治谋杀案线索迭出，吸引了公众对其北京政府幕后的关注。从凶手武士英到青帮大佬应桂馨，又从应的文件中，牵出北京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而更进一步涉嫌的人包括了政府总理赵秉钧以及总统袁世凯。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些涉案嫌疑人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