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谋杀案之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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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谋杀案之谜
思公
三 凶手武士英
三 凶手武士英
暗杀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山西平阳人，在贵州学堂读过书，曾在云南充当七十四标二营管带。辛亥革命后，军队裁员，他到上海。在那个动乱年代，武只是个被利用的牺牲品，他是个失业军人，并非行动机警的职业杀手。由于生活所迫，受金钱诱惑，出任杀手。事情虽然简单，但由于他自始至终被人操纵，使得我们并不知道他到底是谁，真相到第底是怎么回事，从他出手杀宋到自己被毒杀，每个环节都离奇得不可思议。
首先武士英的被捕最奇怪，武在刺杀宋的第二天，便有人到租界巡捕房去报告，而且将他在20日一天的活动都能详细叙述出来。上午几个人找过他，中间出去几次，晚上几点走的，什么时候回来，结帐离开等等细节都由国民党的报案人详细讲述，而嫌疑的理由竟是他向同室房客借了一毛车钱，还回一元钱，声称要发财。而且报案者甚至拿来据说在武住处发现的应桂馨的名片。而更奇怪的是，巡捕房没有采取行动后，出现第二个报案人举报应桂馨，而将应抓捕后，已经得到应被捕消息的凶手武士英，竟主动跑到应家去报信，自投落网。杀了人，不逃避，不躲藏，大摇大摆地吃酒嫖娼，甚至当同犯被捕，幸免擒获后，（据报刊记载：应被捕时，武也在场，经一李姓先生劝说，去应家报信。）犯案本人去通风报信，明明是他自己应该闻风而逃。真是脑子进水了？还是有人操纵？当武前脚进应宅，后脚国民党人就引领着巡捕包围了应府。当时应家有二十多人，武并没有被人注意，又是在后来江苏都督委派专门督办宋案的国民党人陆惠生把他从人群中指认出来，而武当时即供认不讳，承认是杀宋枪手。所有这些细节，简直无法解释，可称无巧不成书了。
从破案和武被抓的这些情节看，唯一能解释通的是在秘密谋划杀宋过程中，有国民党人的眼线，或者应桂馨与国民党中要人互通信息，有人知情知底。在策划暗杀时，武与多人接触过，其中有个冯姓者，据说曾任过光复军的军需长，此人在案发后失踪。行动时也有四人以上参加，但是在武被捕后最初所供，杀宋在他嘴里好象是个简单的傻子故事。他称供：本姓本名，实叫作吴福铭，山西人氏，曾在贵州某学堂读书，后投云南军伍，被裁来沪，偶至茶馆饮茶，遇着一陈姓朋友，邀我入共进会。晚上，同陈友到六野旅馆寓宿，陈言应会长欲办一人。我问他有何仇隙？陈言：“这人是无政府党，我等将替四万万同胞除害，故欲除灭那厮，并非有甚么冤仇。”我尚迟疑不决。次日，至应宅会见应会长，由应面托，说能击死该人，名利双收，我才答应了去。到行刺这一日，陈邀我至三马路半斋夜餐，彼此酒意醺醺，陈方告诉我道：“那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车，事不宜迟，去收拾他方好哩。”说毕，即潜给我五响手枪一柄。陈付了酒钞，又另招两人，同叫车子到火车站，买月台票三张。一人不买票，令在外面看风。票才买好，宋已到来，姓陈的就指我说：“这就是宋某。”后来等宋从招待室出来，走至半途，我即开枪打了一下，往后就逃。至门口见有人至，恐被拘拿，又从朝天放了两枪，飞奔出站，一溜风回到应家，进门后，陈已先至，尚对我说道：“如今好了，已替四万万同胞除害了。”应会长亦甚赞我能干，且说：“将来必定设法，令我出洋游学。”我当将手枪缴还陈友，所供是实。问官又道：“你行刺后，曾许有酬劳否？”武言：“没有。”问官哼了一声，武又道：“当时曾许我一千块洋钱，但我只拿过三十元。”问官复道：“姓陈的哪里去了？叫什么名字？”武答道：“名字已失记了。他的下落，亦未曾知道。（《民立报》 1913，3，26）
但是报刊另外的一些报道，证明武并不是一个如此愚笨之人，他曾经“ 生计极萧索，时出向上海名人乞募川资”。（《民立报》1913年3月25日。）也“曾代人销售肉桂三支，偷取两支，又将其一支之售价百数十元吞没，复经告发，为法公堂拘获讯实，拘押一月了事”。 “又有人见其时时往来沪，宁，忽对人自称参谋员，忽又自称参议员”。（《民立报》1913年3月27日。）频繁来往上海和南京，所干何务，大可怀疑，而自称议员，参谋，肯定不是倒古董吧。从此来看，武并不是象后来给公众的一副愚傻形象，他作为一个读过书的军官，参加了辛亥革命，他到上海后的社会关系一直没有弄清楚过，北京政府当时发表的一篇声明讲，武士英是黄兴的私人，不知证据何在。不过武在被捕后表现一直很从容，没有任何害怕和罪犯的心理特征。他被带出法庭受审时，居然沾沾自喜地说：“我生平未曾坐过汽车，此次因此案而坐公司车，也是一乐。”他的口供也反复变化，让人看不到真相。刚被捕他表示根本没听说过和不认识宋，甚至杀的谁都不知道。但是马上就供出应指使他去杀宋。
而在一星期后的法庭上，他全面翻供。下面我们看看他的表现。
当时堂上第一证人吴福铭上堂，先由侃律师诘问，互为问答。
侃问：汝何名？
答：我叫武士英。
侃问：汝是何处人？
答：生长山西龙门。
侃问：向在何处？
答：在贵州学堂读书毕业，即来上海。
侃问：做何生意？
答：贩卖古董。
侃问：何时来沪？
答：时时来往宁，苏，沪间，不记时日。（奇怪处）
侃问：住何处？
答：六野旅馆。
侃问：你知陈玉生其人否？
答：乃系陈易仙，本不认识此人，后在茶寮中谈话始认识。
侃问：你向不认识陈易仙么？
答：不认识。
语至此，武忽作凶悍状，大声言曰：此次杀宋教仁，乃我一人起意，并无第二人。在接下来的询问中，武还否认见过应桂馨，又再次重复杀宋一人所为。在原告律师问后，被告沃律师接着询问，而观其问话，竟是帮助认定武所说的由他一人杀宋的说法。
沃问：光复时尔作何事？
答：在云南巡防营第三营当哨官。
沃问：尔从前即关心政治否？
答：我在贵州时即甚关心。宣统元年，被贵州官吏镣铐递解，我仍在镇远关逃走。
沃问：尔当时所犯何案？
答：因我在校毕业后私自征兵一营。
沃问：后来尔至何处？
答：四川至云南。
沃问：何时至沪？
答：不记得，我常常往来宁，沪。
沃问：宋教仁是尔所杀？
答：是我一人杀的。
沃问：尔何以要杀宋教仁？
答：因宋系四万万同胞之罪人。
沃问：尔何以说他是四万万同胞之罪人？
答：他做农林总长尚做不好，现在他竟想做总统，这还了得么。所以我要刺他。
沃问：尔知宋为国民党何人？
答：宋系国民党会长。
沃问：是何处会长？
答：系国民党全国总会会长。
沃问：尔知国民党是何宗旨？
答：二次革命，推翻中央政府。
沃问：尔何以知道要推翻中央政府？
答：即如现在江西，尚不服从中央命令。
沃问：尔于中央政府如何？
答：我很爱助中央政府。
当后来问到与应关系，武又一次说全是他一人杀宋，与应不认识。后来法官问他：尔称蓄心杀宋已久，在何时？一年前乎？两月前乎？武答：两月前。法官问：尔知前后口供不符否？武回答：知道，但我此次皆说真情话，前次所言多假。（徐血儿等编《宋教仁血案》248—250页）
从武士英的供词看，他肯定受到外界的影响在做伪供，虽然他最早的招供也不见得是真实可信，但后来的供词实在太离谱了。我们尽管不知道幕后的黑手是谁，但从武的话中，可以看到其用心。其一，替应桂馨脱罪，其二，把人们的视线转到北京政府，似乎他的行为是替政府除害。这个背后的指使人有可能是帮会组织，为应解脱，但为什么让武转移目标向北京政府，就很让人费解了。
应指使武去刺杀宋，很显然做了一些防范，他是青洪帮头号人物，帮助孙中山组织过卫队，什么样的杀手他找不到，确从大马路上拉来个杀手，他考虑的是不把刺宋与自己的共进会联系，同时他以他前革命党人的身份，也避免和国民党牵连。但是他的防范看来没有起任何作用，这可能是他并没有防范的人把他出卖了。从破案的情况看，他没有防范的正是国民党中人，而反证的结论则是国民党中有人对他的行动知情。
武士英的种种行为似乎被神秘的力量控制着，他的背景一直没搞清楚，他的被捕是个谜，他的供词是个谜，而他的死更是一个谜。武是在被引渡到中国法庭，预审前一天突然死亡，而整个事件一点线索都没有，谁有这样大的本事，武到底知道什么秘密，非要灭口，至今没有答案。可是如果根据地当时条件和背景看，有本事不露马脚在军营中致武死地的人是陈其美等人，而灭口大概是担忧武说出有可能引起外界对陈产生怀疑的线索。
四 青帮应桂馨
四 青帮应桂馨
现在我们谈谈宋案最重要的罪犯应桂馨其人。青帮大佬应桂鑫原名夔丞，浙江宁波人，他父亲本是个石匠，因在上海包工致富，后改经营地产，成为当地有名的富翁。应小时候也念过书，据说中过秀才，并略通英文，还当过教师，但应桂馨天生不安分，从小挥霍成性，好结交，他父亲的资财都被他用于交朋结友，因此江湖上颇有人气。他一生没有自己聚揽很多财富，倒是把家底折腾光了，这从他死后家里并无什么财产可知，他两个儿子在他死后生活清苦，都在十几岁赴上海学徒打工，其中一个改名朱学勉，后来是宁波地区著名共产党人，另一个应野萍成为上海画家教授。坦率地讲，青帮那样的组织虽然是黑社会，但盗亦有道，这种组织有自己的公义和道德，而成为大佬的人，通常有仗义抒财，胆大妄为等名望。
年轻的应桂馨到上海，不久就结识了清末上海帮会最出名的人物范高头。此人原名赵阿室，原是个撑船的苦力。他自恃人高马大，最爱帮人打架。洋人的铁甲火轮当时很神气，在中国内河横冲直撞，有一回，一外轮在黄浦江中撞沉一艘满载驳船，外轮竟不当回事，开足马力就要走。赵带领许多中国小船靠上去，找外轮算帐，后中国船工与洋人交涉，终于使洋人认输赔偿。此事传开后，范高头之名开始叫响，他的原名反而被人忘了。范高头成名后，不再满足于靠撑船吃饭，当时沿江一带许多人都靠偷盗洋人船上的货物发财，范利用自己的名气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把小偷小摸变成整批整船的大偷大摸。他们的主要手段是将给外国货轮装货卸货的中国船故意弄沉，再利用黑夜把货物捞上来，然后拿出去倒卖。那时赚钱的买卖是鸦片，故运鸦片的船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后来范的生意发展到从偷鸦片，倒贩鸦片，再到开烟馆卖鸦片的一个大的帮会集团。手下有数千人，成为威震上海滩的一霸。应桂馨与帮会搭上关系，以认识范高头开始。当时有个祥园烟馆是范所开，应整天泡在那里，因此与范结识，很快就成了范高头最得力的助手，后来应桂馨正式结拜青帮湖州帮李徵五为师,排“大”字辈。
在以后因走私中，范高头在江苏海门与巡江缉私营发生冲突，双方开战，帮会因杀死清兵被官府通缉，不久范被拿获正法。范做下大案后,其党羽四散。应逃避了一段时间，花钱捐了一个候补知县，投到江苏督练公所总办袁树勋门下。应很会办事，又相貌堂堂，难得的是他还能说几句英语，很为袁赏识。不久，袁还破格委任他为江苏官办印刷局坐办，并批给5000两官银作为开办费。谁知等钱一到,他整日花天酒地，不务正业,待银子花完，事没办什么，觉得无法交待，竟一走了之。应从袁树勋那里跑出来之后，先到河南，想经营古董，生意没起色，最后被迫回家乡暂避，其父怕他再到外面胡闹，给了他5万银元，他在宁波办个新式学堂。说来也巧，学校办起来，不久族人告他占用族祠公产，闹起纠纷。该校教务主任因事来上海,碰到好友陈其美谈到此事，陈其美那时正在发展革命组织，对帮会人员极为注意。陈得知应在会党中有影响，便有意结识,主动出面帮应调解校产事宜，应由此十分感激，加上双方情投意和，结成密友。
陈其美通过联合青洪帮反清革命，具有重要意义，自此打开长江中下游的革命局面，而陈也因为得到青洪帮这一强大民间力量而地位骤增。他和蔡元培，宋教仁等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机关，成果就是促成了武昌起义和上海光复。而陈在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时，经常住在应桂馨提供的自家住宅。应家房屋三十余间，成了革命党人的秘密据点。于右任等也曾住过。当时陈自己参加了青帮，而应也参加了同盟会。陈当时主要依靠的帮会人物就是李徵五和应桂鑫师徒。上海光复前，帮会凭借自己独特的组织网络和社会关系，为革命党人侦探情报，提供保护，甚至捐钱输财，提供革命党人的避难所和秘密据点；上海光复之战，帮会更是革命党人的坚定盟友和有力臂膀。他们追随革命党人说服地方，争取各界，并自告奋勇组织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等武装暴动，至少有几千帮会成员参与战斗。上海光复后，当时革命阵营中两大势力派别。一是光复会，一是陈为首的同盟会，帮会竭力支持以革命党人陈其美为首的沪军都督府，甚至可以说陈其美是在帮会头目武力胁迫与会者这样一种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才当上沪军都督的。陈其美在帮会势力的支持下成功地夺取了上海地方政权。袁克文（注：字寒云（1890-1931），青帮大字辈，袁世凯二子。）曾说：“辛亥年上海举义时，我们青、洪两帮都有贡献，青帮是李征五，洪帮是徐朗西。”（转见陈惕敏：《我的老师袁寒云》，《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
应跟随陈其美投入革命后，非常卖力，做了很多革命工作，光复上海之战中,他亲自率敢死队，攻打制造局。因此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任沪军都督，非常重用青洪帮的哥们，李徵五被授少将，另一个青帮大佬刘福彪也带兵授命沪防重任，但最受信任和重用的是应桂馨，这不仅应较早具有了帮会与同盟会会员的双重身份，而且是上海帮会中与陈其美过往最密的一个。应先被任命为陈身边的谍报科长，当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到上海,陈派应直接负责接待和保卫孙的任务,可见陈其美的信任。孙中山由沪赴南京的具体保卫工作也是陈其美安排应桂馨担任的。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特任命应为卫队司令,并令其在上海组建卫队随同前往南京。
本来应桂馨受到如此重用，甚至取得孙中山的直接信任，革命成功后，他个人前途应该很不错。但他身上江湖气太重，身上流氓习气一时难改。他当上孙的卫队长，负责警卫，对来访孙的亲朋故友开始还较客气，后来人来得多了，他时常看人下菜，有时对客人恶语相向。孙中山对此并未深究，看其不适合这种工作，仅将其改调临时政府庶务长，这个职务挺重要，据应后来自言，下面管十二个科。谁料他并不买账，无理取闹要将他从上海带来的卫士带走，显然是他从上海带来的帮会伙伴，其中有的卫士不愿离开，应竟用武力威胁，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加上应在日常有贪贿行为，在临时政府即将解散时，孙中山打发他回了上海。应自己则说，他是在临时政府工作完了后，才离开的。
宋案后，很多人凭借洪述祖和袁世凯有些私人关系推断袁为幕后指使者，殊不知，直接雇佣杀手的应桂馨虽然是帮会身份，确是个货真价实的革命党人，而且曾是最受信任的党人，孙中山的卫队长，南京临时政府的庶务长。如果仅仅以私人关系推断，应桂馨和陈其美，甚至孙中山的关系，可比与袁世凯与赵秉钧的北京政府关系渊源要深得多，密切得多。这确实是个疑点，应与革命党人有多年战斗情谊，特别与陈其美，关系密切非同一般，他与革命党上层人物也多熟悉，难怪宋案发生后，有人讲是革命党杀革命党。
显然不论应桂馨是否曾参加革命，其主要生活内容仍是帮会格调，他的生活是每日花天酒地，夜夜妓院寻春，烟赌毒都沾，他干惯了图财害命，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这些勾当，不过由于身份地位的提高，从事更复杂更高一极的犯罪活动。应回到上海后又投身青洪帮事务中，他抓住新老政权交替时的机会把帮会组织公开化，并希望能成为与他党抗衡的政治势力。1912年6月在上海都督陈其美的支持下，上海青帮，洪门和公口联合建立一个“中华国民共进会”准政党组织。也是在陈其美鼎立扶持下，应桂馨战胜多名比他有名的青帮大佬，当选会长。在国民党控制的《民立报》上刊出中华国民共进会的广告，宣称“本会发起就各地原有同志实行联合，共议进行，以期交换知识，增进道德，维持国内和平，振兴各项实业，聚兹民气，蔚为国光”。 7月12日共进会发出布告，号召各省同志诸君，如愿担任设立支部者，既祈先就所在地点设立通讯处，并祈速派代表来申接洽为幸，随后共进会在江浙地区陆续设立了一些支部。9月，杭州机关部向帮会密集的金、衢、严、处、宁、绍、台、温八府每个县各派出调查员20人，广招会员，准备各设机关部1所。应桂馨搞了共进会, 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只是一种招兵买马的手段，扩大会众，实质仍是帮会。在共进会成立当月，由于湖北张振武被黎元洪所害，应受雇奔赴武汉，试图策动倒黎暴动，也有一说，他收取了张振武妻子的报酬，去寻求暗杀黎元洪。但是应去武汉显然与他和前革命党人的密切关系有联系。
辛亥革命后，黎元洪虽然是革命党人推举上台，但他其实是被从床底下硬拉出来参加者，他的底细老革命党人很清楚，对他并不尊重。而后来随着革命发展和胜利，黎的威望猛升，也逐步控制了权利，他与革命党人的矛盾加剧。特别是他借刀杀死武昌首义功臣张振武，并在湖北惨杀革命党人，激进的革命党人对黎怀有深怨巨仇。他们不甘坐视，纷纷酝酿誓欲将黎推倒。国民党人何海鸣在上海《民权报》上发表文章，号召与黎元洪反动政权作斗争。在上海活动的革命党人顾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到鄂设立秘密机关，称“振武会”。他们一方面鼓吹社会，揭露黎镇压湖北革命党人的罪行。另方面积极与军队中党人联络，希图乘时暴动。
应桂馨也代表共进会，参与其中。革命党人当时策动驻扎城外南湖之马队于于10月10日武昌起义周年纪念日起事。事为黎所侦破，将顾斌、顾开文、罗子常、罗子达等8人抓捕，并把二顾二罗4人在都督府前斩首示众。南湖马队得悉城内机关被破获，即有部分官兵起义，结果被黎的军队镇压，几百人被杀。起义失败，参与反黎的人纷纷逃跑。应桂馨因参与其中，被黎元洪得知，下正式通缉令抓捕，应慌忙逃回上海。
此时，袁世凯政府正筹划解决革命后的帮会问题，江浙青洪帮由于参加革命又成立共进会演变成社会公开化组织，正是解决帮会问题中最复杂，也相当棘手的一环，特别是又卷入武汉军队暴动，这情况引起袁政府的注意，遂派出洪述祖，希望即取缔共进会，又能善后处理稳妥。洪述祖南下的同时9月29日政府发出惩治帮会的《大总统令》，宣称：“我国国体甫更，人心未定，此等秘密之集会结社若不事先预防，小之则流毒社会，大之且危及国家，应由各省都督、民政长督饬军警严行查访。各该地方如有秘密组织，意图骚乱者，不问是何名称，均即按照刑律命令解散。自解散以后倘再秘密组织，意图聚众骚扰甚或有阴谋内乱及妨害秩序各情事则刑律均列有专章，尽可随地逮捕，按法惩办。”
政府对共进会采取了一手软一手硬的方针，对共进会活动最炽烈的江浙地区，浙江采用坚决打击，浙江都督朱瑞下令逮捕一些共进会负责人，9月下旬，朱瑞发出《解散共进会示》，认定共进会会员“莠多良少，恃众横行”，“本都督为大局安危计，为本省秩序计，所有浙江各属之共进会，决计概令解散，以弭巨患而保治安”。如有不遵，“惟有遵照大总统命令，逮捕治罪，以重法权”。9月至11月，浙省当局先后拿获共进会会员53人，全部处决。（廖大伟”论民初帮会与社会的紧张”《史林》2005年第1期）
1912年9月，洪述祖来到上海，找到身负通缉被追捕的应桂馨。洪在上海也曾是帮会中人，这两个帮会之人，显然一见如故，非常投缘，并很快称兄道弟。洪述祖不愧是老谋深算，他在代表政府处理青洪帮共进会的处理上，对上海的共进会采取收买的软方式。洪述祖和应桂馨谈判非常成功，双方达成默契，首先洪积极帮助应解除对他的通缉令。洪又通过斡旋，解除应的通缉令。黎元洪致电国务总理称，“据程都督电，应夔丞情愿效力自赎，并担任解散共进会及武汉党徒，请将通缉原案取消”。接着北京政府批准“将应夔丞一名，特予赦典，取消通缉，嗣后该共进会如有不法，惟应夔丞是问。”这无疑是洪述祖对应个人的莫大帮助和大恩。
在施此恩赦后，洪又进一步进行收买应的工作。洪述祖带应桂馨去南京面见苏督程德全，由程委应为驻沪巡查长，支付月巡查公费1000元，并请中央再每月解决2000元。政府给应的共进会一个合法名号，达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不仅成功说服应解散共进会外省分支机构，而且将其拉拢过来为袁世凯政府所用，通过洪达到对青洪帮的掌控，洪自己的身价也大大提高。这种办事能力袁政府肯定非常满意，洪也得到更深的信任。但是象应桂馨这种帮会大佬，昨天可以和最激进的革命党人合作，今天又能和保守的官僚政权合作，并没有原则和信念，唯以利害关系和金钱做准则，引入政府，必成大患。应与北京政府的合作，陈其美是知情的，应实际是在国民党和袁政府两面投机。
12月洪陪应北上，袁世凯传见了应桂馨，以政府名义发给他大洋三万元工作费用，应桂馨乘机要求袁世凯特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建议选各省帮会中有权力者分布要地，侦察各党行为，由他总其成，随时上报。此事袁不置可否。离京前，赵秉钧又接见应桂馨，将国务院的密码本交其使用。
应桂馨得到如此优厚的待遇，一方面与青洪帮组织的势力强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善于投机和表示的反对革命党人的政治态度有关。正如所知，革命党人和帮会在推翻满清时曾密切合作，但是革命成功后，革命党人获得极大声誉，不少人也得到相应政治地位和职位，而帮会中人则比较尴尬，革命党人普遍避免与他们再发生密切合作，有意远离这些名声不好的秘密会社关系，而帮会成员也很难得到公职和生路。
在1912年9月政府发出了严禁秘密结社的通令，对他们强制打压，他们现实处境很糟糕，而革命党人不是参与打压，就是采取坐视不闻不问，回避排斥，参加革命的帮会人员变得愤愤不平，心态逐渐失衡。他们原以为革命有功，革命成功后会有所回报，可是革命成功后获得的一些权位正在丧失，得到的一些好处正被剥夺。社会不容纳他们，革命党人也跟着指责，跟着打压。如果说其他政治势力对其如此还可容忍的话，那么革命党人的态度与做法他们却无法忍受。他们曾经跟随革命党人，曾经是出生入死的盟友，可是在最需要帮助，最需要伸出手来拉一把的时候，革命党人却转过身去。革命成功后他们被边缘化了，他们没有从自己的身上寻找原因，却把怨恨聚集在革命党人的身上。他们产生了失落感，有一种被愚弄、被抛弃的感觉。因为这种感觉，他们由愤生恨，形成了寻机报复的心理。
应桂馨后来在庭审时与辩护律师爱礼司的一段对话很有代表性，很能反映当时帮会的一般心理。
爱：汝自己有会否？应：有。
爱：何会？应：共进会。
爱：为何设此会？应：因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从前分子之青红帮等置之脑后。
爱：青红帮是组织？应：与从前之同盟会相同。
爱：青红帮系何种人组织？应：前清时贩盐的、当兵的。
爱：国民党不管此种人，为何汝要设共进会？应：前清时共图革命，今国民党只顾自己做官，且反对青红帮，故设会保护他们，使有法律保护。
爱：孙文来沪时，汝记得否？应：记得。
爱：孙到申时，汝曾照料否？应：曾照料。
爱：如何照料？应：其时英捕房不认为交战团体，不派捕照料，故住在法界，所有房屋器具及种种用费均是我的。
爱：汝偕孙至宁否？应：是。
爱：其时即派为庶务长乎？应：在沪时即委。（徐血儿等《宋教仁血案》，第270页。）
上述谈话实际已经暗示了一点应内心对指使凶手杀宋的动机，应所指国民党改组排斥青洪帮，正是宋教仁领导的工作。应的这种愤恨革命党人情绪被洪敏感地捕到，并成功地通过收买把他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显然，民初社会转型时期的秘密帮会问题是一个复杂棘手的难题。社会趋于稳定，国家力求进步，此时的帮会因其长期积淀的习性和隋性而显得格格不入。他们虽然参加革命，但既不能与时同进，社会也难容纳，他们与革命党和社会有千丝万缕关系，也是一种难于控制的政治力量。政府用软硬兼施，各种方式，甚至收买等手段来处理帮会问题并无什么不妥，问题是政府在解决这一复杂历史遗留问题，如果另存私意，将其引入党争，政争，加以利用，就难免玩火惹及自身，酿起大祸，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政治突变，社会动荡，袁世凯政府默许了这种态势。
袁世凯政府一方面出于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固自身统治的考虑对共进会实施取缔，一方面出于解散共进会的需要又想借助应桂馨本人。如果应桂馨愿意配合，借助会长之力来达目的固不失为事半功倍之策。可问题是，在这层考虑之外，又掺和进另一层动机，袁世凯政府同时还想在南北政争上对其加以利用。他们想物色一位既能探听对方情报，又愿意为自己效力的人，这个角色由应桂馨担任比较适合。应桂馨有办法获得国民党的情报，同时也愿意为袁世凯政府效力。此时的应桂馨与国民党上层还有一定的联系，如宋教仁曾介绍黄兴将私存公债六十万（外有各种股票，时值四十余万），由应为之转抵义丰银行便是证明。革命党人与帮会毕竟关系深远，要想一下子彻底割断彼此之间公与私的种种交往显然不太现实，而正是这种藕断丝连般的公与私的交往成了应桂馨获取国民党情报的重要来源。除此之外，国民党人与共进会都以上海为活动中心，空间上的吻合也为情报的搜集带来了便利。帮会社会触角很深，方方面面均有网络，信息渠道也比较广泛，因此这些条件都为他获取得国民党情报提供了方便。
应桂馨攀附一个新靠山，投靠一个新主人。而且表现得积极主动，格外卖力，千方百计要立功立业。应桂馨表示从今服从政府，“ 情愿效力自赎”。应桂馨想巴结新主，新主与国民党是政治竞争对手，自己与革命党人又存有报复心理。在这种关系之下，加上有人故意利用这种关系，一再纵容帮会已有的报复心理，洪述祖这个小人则是把此做到极端，在处理青洪帮过程中，洪述祖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关键。他是袁世凯政府与应桂馨之间的联系人，对应桂馨来说他是中央代表，对袁世凯政府来说他对情况最知情，给予他很大相宜行事权力。他利用公务之便，在把黑社会介入政争和最后失控起了决定作用。
五 阴人洪述祖
五 阴人洪述祖
北京内务部秘书洪述祖（1859—1919），无疑是宋案中的关键人物，要说此人可谓才子能人。洪是江苏武进人，原名荫之，亦作荫芝，号观川，另有若干别名。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的曾孙，其名述祖，有继承先祖遗风之意，他的儿子便是哈佛毕业的现代戏剧大师洪深。述祖文学之才出众，诗文俱佳，能英文。本来他是块读书的好料子，但科考不顺，仅得乡试附贡，后捐了候补道，进入官场。也算世事造化，洪没有克承先志，反学了一身吃喝嫖赌的不良品行，投机钻营，贪财纳贿的本领。
他早年曾在台湾巡抚刘铭传处任幕员，很中刘意，刘颇倚任之。谁知借机他贪心大起，假公济私，“ 购械吞款”巨万，事败露，本拟将他治以军法，述祖费尽心机，贿刘之私人斡旋，才得不死，下狱三年。从台湾归，洪混迹上海，曾以律师，翻译为业，但名声欠佳。洪并不甘心乡野，利用各种关系继续在官宦中钻营。李鸿章之子李经方外放英使时，曾拟议他充随员。将行，李辞行拜会军机大臣瞿鸿机，李以名单呈，阅至洪述祖。瞿惊然曰：‘此巨犯也，国人声罪而致讨之，君与同事，独不虑腾笑外人，贻君一生之玷乎？’李经方归即辞退述祖。
述祖后又曾任湖南巡抚俞廉三文案，也因贪污被革职。后来归籍复捐知县，到张之洞两湖总督府去钻营，担任汉口清文局坐办，不久因“ 勾通洋人盗印地契”事发，被张之洞逐出鄂境。之后再“复捐候补道，至北洋候补，督办矿务，又因私借洋款，盗卖矿山，为当时总督陈夔龙参奏革职，永不叙用，其考语为胆大妄为”。（《大中华民国日报》1913年3月29日。）洪述祖多年游走各高官幕府，想必是有一定才学，不乏精明强干，四通八达。但一旦任事，就犯案贪奸，在官场可谓劣迹斑斑，胆大妄为，这种人各朝各代都有，有才无德，办事无原则，唯利是图，在任何职位上都是颗定时炸弹，但他是怎么和袁世凯挂上瓜葛的呢？
有一种说法，说洪述祖是袁世凯某姨太的近亲，因之将洪列为袁的嫡系，甚至仅凭此就将杀宋的背后指使者直言袁世凯，这种望风捕影是站不住脚的。且不说洪是否与袁沾点亲，袁共纳有妻妾九人之多，如果与之沾点亲的人都是亲信，都要提拔当官，袁就别当他的大总统了，即使清末，有名望的政治家的政治道德也没那么低下。另外，袁的妻妾中并无洪姓，此说多为民间传言。洪述祖在民国初建的政府出任内务部秘书，并不是靠裙带关系，到是凭功论赏，顺理成章的升迁。
辛亥革命武昌城一声炮响，政局混乱，人心慌慌，给混迹幕僚几十年的洪述祖一个大机遇，当时居住上海有个政坛关键人物赵风昌，赵曾是张之洞幕府的首席幕僚，多年跟随张的左右，国内情形、政治军事了如指掌，见多识广，名声显扬。他不仅对古典精通，对新学颇有研究，后被张之洞推荐到沪举办洋务，并且关注政局，他接触江浙两省的士绅方方面面，与江浙立宪派实力人物交往尤其密切。比如张蹇，两人交情深厚。张从南通来到上海，每次肯定住在赵家。而状元张蹇则曾是袁的老师，也是袁最看重的朋友。两人社会名望极高。上海光复后，赵和张都表示支持革命党反清，因此革命党和立宪派都尊重他们和支持他们促成南北政界的沟通。
说来也巧，洪述祖与赵到是有亲戚关系，也是在汉口张之洞门下时的老相识，洪在汉口犯案时赵风昌保护过他。袁世凯亲信赵秉钧知其事后找到洪述祖，通过洪私函致赵风昌，探听动静，谋求和谈。当时武昌战事胶着，赵以此函与黄兴等革命党人商量，黄等皆认为“今日但求覆清，以行共和，不战而胜，奚不可为，且足补南军之拙，惟当得其人而语之耳”。于是，赵凤昌成为南北双方的正式联络人，并推举与袁和自己都熟悉的唐绍仪为北方代表，南方推举伍廷芳为代表，后来唐和伍的南北议和会谈最初就是在赵家举行的，因为赵本人患病，不能下楼，大家为了迁就他，就到赵的私宅惜阴堂去开会或商议。赵在其中，即和南方人物商议，也通过与洪述祖与北方袁政府电报联系。
洪涉身和谈秘密，尽得先机，他根据赵凤昌的授意，拟就一份以裕隆太后名义颁发的诏书，给袁世凯备参，内容提到“ 朝廷弭兵安民，所议宪法，但求中国土地人民多所一全，无论君主立宪、民主立宪，余与皇帝均乐观厥成”。暗示清廷退位之可能。11月18日，在袁内阁组成的第二天，该草诏经袁授意，由唐绍仪转交甫卸任的前内阁总理庆亲王。但是摄政王载沣看后，没接受这份草诏。11月21日，洪述祖密电告赵凤昌，述及此事，并言袁世凯“即以此宗旨奏请施行，倘不允，以去就争之”。电中还提到了“事机千载一逢，南中切勿松动，惟到沪议员，殊难其人。以少川（唐绍仪）来，南中人愿否？”(马铭德《辛亥革命与赵凤昌》<历史教学> 2003年第7期)洪拟的诏书和他的沟通活动，深受袁的赏识和赞赏。洪述祖在武昌起义后积极投入到南北议和谈判，并起了重要作用。
当清廷倒台后，袁的首届政府，唐绍仪原打算提携洪出任国务院秘书，可能因对他以前劣迹有所耳闻，后改任内务部秘书，洪的迁升，论功行赏，还是合乎情理。洪与袁世凯和赵秉钧的私人渊源并不很深，只是在辛亥年通过南北和议他才进入袁亲信圈子，他傍到袁赵这样的权势新主子，格外卖力，急于争宠立功，拍马逢迎。在宋案发生后，章太炎公开批评袁近搀陷小人而误大事，得到官场普遍认同。
袁世凯，赵秉钧都错看了这个新进之徒，将其视为亲信，委以重任。他们看到洪的才能和功绩，忽视洪的贪财敛钱，胆大妄为等恶劣品德。1912年初，民国政府成立，任职内务部的洪述祖很快就参与了一个重要事务，即处理随革命高潮而发展秘密帮会泛滥成祸局势。辛亥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不仅是革命党人，其中很多秘密会党参与，革命党人与帮会曾是反清排满的盟友，携手渡过出生入死的漫长岁月。从1895年到1908年，革命党人发动的大小十余次武装起义，基本都是通过帮会而起，帮会几乎无役不从。在革命成功后，这些帮会组织急剧扩张，并且恶性爆发，一些帮会以为赞助革命有功，变得肆无忌惮，为害地方。他们不仅遍设码头，抢占地盘，还干涉地方行政，私设公堂。至于会匪勾结，帮会械斗，洗劫市场，越货杀人，强索钱财，强迫入会，更是比比皆是。帮会横行，不仅危害社会，扰乱治安，引起民众强烈反感，同时也损害了新政权的权威，削弱了社会控制机能，是处于执政地位的袁世凯政府面临急于解决的问题，很快政府就发布了严禁秘密会社通令。
在这些帮会中，上海的青洪帮则是最大的组织。革命党人陈其美进行反清时，最主要就是联合了上海青洪帮势力，并依靠它奠定了自己在革命党中的显赫地位，借助青洪帮力量成功光复上海，并当选上海都督。民国成立后，在陈的支持下，青洪帮组织成立《中华国民共进会》以使它社会公开化和进步化。会长正是与陈其美有很深交情的青帮大字辈应桂馨。该会成立后。在江浙地区陆续设立了一些支部，广招会员。不久，应桂馨还卷入武汉黎元洪和革命党人张振武的冲突中，应本人也因策划黎的马队暴动受到政府通缉。
1912年9月，袁政府下达了禁止秘密会社的通令，针对青洪帮公开改变成共进会这一棘手难办情况，时任总理的赵秉钧就选派了出身帮会（洪述祖系青帮大字辈，见沈云龙《暗杀宋教仁的要犯洪述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2辑之《现代政治人物述评》中卷，119页。）、熟悉南方情况的洪述祖南下江浙，一方面巡察严禁秘密结社通令之落实，另一方面处理共进会的事务。1912年9月１７日洪述祖拿着张绍曾的介绍函到上海去见应桂馨，成功收买了应桂馨，并利用公务之便，居然和青洪帮结成了罪恶的利益联盟。而他们的联盟很快就卷入一场政治纷争中。
1913年初，民国的政治上正发生一件大事，就是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代表在国会选举中赢得大多数，此次国会选举是中国首次全国性选举政治，人们普遍欢欣鼓舞，虽然选举中也出现作弊现象，使许多人大失所望，也引起不少选民的反感。但是，有数千万选民参加的国会选举，是全国范围内的一次民主大演习，人民有权利决定国家事务的观念得到进一步传播。
担任了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也成为政治新星。并成为全国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人物。他成功地改组国民党，并赢得选举胜利，个人威望也达到顶点。他满怀信心地准备组织国民党内阁，实行他的政治抱负。虽然国民党竞选的胜利，但是，在国会如何开法？宪法如何制定？很多现实政治问题仍在激烈地争论。这时由于一些国民党员受胜利冲动刺激，发表了《欢迎国会团宣言书》，并登报宣传，倡议国会自行召集，先开预备会议于上海，再举行成立会于南京，认为这样可以保持立法机关的安全，预防北京的干涉，使议员可以自由议定宪法，选举总统。
这引起社会不小震动，袁氏北京政府也很张皇失措，力求消弭之策。首先出来替袁世凯说话的是原同盟会会员孙毓筠。他发表反对迁移国会的通电说：自行召集国会，自行择定国会地点，即是变更国都地点，欲假国会之力，迫政府使必迁南方而后已。自孙、黄入都后，南北意见已洽，今倡此议，徒今南北人心又生一重恶感，影响所及大有全国分裂之忧。针对孙毓筠的通电，激进派进行批驳，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上海欢迎国会团成立后，曾派出代表到各地活动，并得到各地革命派的激进分子的热烈响应，继上海欢迎国会团之后，在北京成立了国会地点研究会。袁世凯政府也采取了措施，破坏欢迎国会团。通过孙毓筠收买了北京国会地点研究会赴上海代表石寅生，让石到上海去活动，解散欢迎国会团。同时派出了从南方收买应回来的洪述祖再次南下，从事破坏欢迎国会团的秘密活动，当然这也暗含打击政敌，包括宋教仁如果成立政党内阁，将威胁袁世凯的总统权力和赵秉钧总理的职位等说不出口的目的。而刚被袁政府收服的应桂馨则成为洪从事秘密破坏活动最可依靠的伙伴。他们从事鼓吹舆论，秘密收买报纸等手段，为北京政府做地下活动。如收买《民强报》，这一计划几乎成功，应趁该报社经济窘迫之际，提供资助，时任总编把应看成国民党方面的人，一再称其为“吾党伟人”而感谢。但也正是应的帮会系统介入，很快这种秘密政治斗争演变成造谣中伤，阴谋陷害的流氓政治色彩，最后走向政治暗杀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