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姜海燕：问责怎成“安全岛”？(《财经》 20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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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怎成“安全岛”？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09年04月09日 17:45 共有3条点评字号：
王锡锌：问责是最轻的追究，应建立后续的法律追责和跟踪考察办法【背景】“毒奶粉事件”被问责官员高升他处；温家宝总理强调官员行政问责。
4月8日，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对《新京报》记者证实，质检总局食品生产监管司原副司长鲍俊凯，已于2008年年底就任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党组书记。目前的行政级别为正厅级，较其在质检总局时升了半级。
鲍俊凯因三鹿“毒奶粉事件”，于2009年3月被中纪委监察部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安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网站上的资料显示，鲍俊凯最早以局长身份出现是在2008年12月20日。早在2008年9月，“毒奶粉事件”已经引发全国关注。同月，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
被问责官员的调任并非一例。同样涉及“毒奶粉事件”的河北省农业厅原厅长刘大群，2009年3月被中共河北省纪委、省监察厅给予记过的行政处分。但是，早在2008年11月，刘大群就已调任中共邢台市委副书记，于2009年1月当选邢台市市长。因涉及黑砖窑事件和瓮安事件被撤职的官员，也被媒体报出已调任他处。
4月8日，官方媒体发表温家宝总理2009年3月24日在国务院第二次廉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温家宝表示，“行政问责的根本目的在于强化行政监督、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今年要重点抓好三个方面的行政问责：对中央关于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各项政策执行不力的要问责；对公共资金使用不当、投资项目出现失误的要问责；对发生损害群众生命财产的重特大安全事故的要问责。要继续推进行政问责的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明确问责范围、问责程序，加大问责力度，增强行政问责的针对性、操作性和时效性，坚决纠正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认为，问责制本来就是最轻的责任追究，按照现在的做法，又变相成了官员的保护机制，这对问责制度的公信力有重大伤害。他主张，问责需要与法律责任追究程序相衔接，并建立对被问责官员的跟踪考察办法。
王锡锌说，现在的问题是，问责制本身成了实际上的护官机制，成了一个危险“隔离带”。因为，现在许多官员被问责以后，后面的许多责任就不必承担了。甚至，一边问责搞得轰轰烈烈，场面很大，另外一边马上又悄无声息地上岗，甚至还晋升了。这样的做法是对问责制的嘲笑，整个问责制度的公信力会遭受严重的损害。
我们需要对问责制本身有清晰的认识，王锡锌说。问责只是对部分责任的承担，不是官员对全部责任的承担，换句话说，问责仅仅是责任追究的开始，而不是结束。现在的问责制度实际上还不是在承担一种法律责任，也不记入档案，而且，主要是针对有“过失”的行为，就是有重要事件发生，造成重大后果，产生了重大危害，这是问责的条件。换句话说，问责是最轻的一种责任承担方式，通常只承担领导责任。
王锡锌痛心地说，“问责制如果按现在的做法，要命的就是制度的公信力会很快地丧失殆尽。”目前，问责制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和程序，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更要防止它成为护官机制，防止它失去公信力。
要弥补这些问题，王锡锌认为，需要建立问责制与相应的法律责任追究程序之间的衔接，构成全流程的追责；同时，对被问责官员要建立跟踪评价办法。官员被问责，并没有受到法律责任的追究，因此，需要在问责后，根据其应该承担的责任，追究其法律责任。如果没有法律责任，他继续工作，“发挥余热”，并无不可。但是，需要对被问责的官员建立一套跟踪的评价办法，进行连续的、动态的考察，建立起对被问责官员比较详细的评估和考察的档案。这样，如果官员要复出，就可以给公众一个比较好的理由和交代。
至于三鹿事件中被问责官员的调任，王锡锌认为，问责之前被调任，应该区分两种情形：一种是正常工作调动，已经事先有所安排，只是到时实施；另一种情形是为了逃避责任，故意用调动的方法逃避可能承担的责任。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形，应该有不同的处理。
如果当时官员调动是正常的，还是应该依照官员对三鹿“毒奶粉事件”应当承担的责任，对他们实施责任追究。这种责任追究在法理上和法律程序上都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没有超过追溯的期限。官员必须对自己在任期间的过失或者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是为了逃避责任而故意调走，就不仅要启动对被调动官员的问责和法律责任追究程序，还要对与调动相关的领导和官员同样实施问责。■
《财经》记者 姜海燕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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