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中国为什么出现排斥福利国家的声音？（东方早报，2009-3-25)

薛涌：中国为什么出现排斥福利国家的声音？
http://www.jrj.com     2009年03月25日 16:40      东方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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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
薛涌其人
薛涌，1961年生，从小不务正业。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这是一生惟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成功的考试。大学读书不用功，考研究生彻底失败。1983年分配到《北京晚报》工作，1986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1989年6月决定学习英语出国，但是几年后托福考试又两次失利。幸好家里的“闲内助”，于1993年到耶鲁读博士，次年前往探亲，于是1997年获得该校东亚研究硕士，并进入历史系博士课程。
2001年或者2002年，因为博士学位拿不到，生计困难，开始给中文媒体撰稿，一直写到今天。现在萨福克大学历史系教书。主要成就：育有七岁的女儿。每天晚上陪她入睡，从不间断。
【评论背景声音】王建勋：福利国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福利国家观察】曹仁超：高福利国家无惧经济衰退
【福利国家观察】岳经纶：关键不在于是否学习福利国家
在当今的全球经济危机中，许多国家都在思考社会保障的缺失。比如美国没有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失业率一高，许多人就失去了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承受高失业率的社会能力比欧洲国家要低，所以奥巴马才大呼医疗改革不能再拖了。但在中国，却出现了拒斥福利国家的声音。
比如，《南方都市报》3月23日刊发题为《福利国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的文章，该文明确反对由政府免费提供医疗、教育等服务。文中称，所谓“免费”都是从纳税人那里来的钱，高税率过多地剥夺了富人的财产，“削弱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精神，使人们患上一种不思进取的‘依赖症’，甚至沾染上某种懒汉习气。比如在福利国家，一些不愿工作的人靠多生孩子获得政府‘免费’提供的福利，那里的一些中国留学生亦‘东施效颦’。”作者的结论就是“让市场和民间社会在提供医疗和教育等服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套言论，不过是重复了几十年的老调：福利国家几乎是大锅饭，专养懒汉，缺乏效率。但是，大道理不管说得多好听，总应该有些经验事实来论证吧。不妨看看，福利国家的效率到底如何。
先界定一下福利国家。像医疗保障、退休金、教育等等必要的福利，在大多数国家属于“社会开支”，是通过国家的税收、用非市场的手段经营的（美国的医疗制度除外）。所谓“福利国家”，一个最方便的界定，就是“社会开支”在一国GDP中所占的比例，比例高的属于福利国家，比例低的属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国家。
各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比例如下：瑞典为32％，法国29％，丹麦、德国28％以上，挪威、奥地利、比利时在26％～27％左右，芬兰、意大利在23％～25％之间，瑞士、荷兰、英国在23％上下，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都在18％左右，美国则不到17％。
大体而言，欧洲发达国家属于福利国家，美国不是。这大致也符合我们的常识。
再看一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成就。以美元为单位比较一下人均GDP，挪威是10万以上，丹麦、瑞士6.7万，瑞典、芬兰、荷兰都在5.5万上下，奥地利5.2万，澳大利亚5万，比利时4.9万，法国4.8万，加拿大和美国都在4.7万的水平，德国是4.6万，英国4.5万，意大利4万，日本3.8万。
由此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一个规律，福利越高的国家，人均GDP越高，只有德国等几个国家是例外。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福利国家相比，这些福利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一般人均GDP比美国高得多，挪威甚至比美国高出一倍还多。国际上的相关研究也指出，北欧一些福利国家不管是总体经济效率还是公司个体的经济效率，都不在美国之下。
还可以看一些社会指标。以上各国人口的平均寿命排名如下：日本82.07（岁，下同），法国80.87，瑞典80.63，澳大利亚、瑞士80.62，加拿大80.34，意大利79.94，挪威79.78，奥地利79.21，荷兰79.10，德国78.95，比利时78.92，英国78.7，芬兰78.66，美国78.06，仅比丹麦（77.96）略高一点。
再看每千个新生儿的死亡数字：日本和瑞典为3.2，挪威为3.3，芬兰3.7，瑞士4.1，比利时、法国4.2，德国4.3，丹麦、奥地利、澳大利亚4.4，荷兰4.7，英国、加拿大4.8，意大利5，美国则高达6.3。
生死是人的基本权益。从这种基本价值看，福利高的国家成就要大得多。“最自由”的美国基本上是发达国家中最落后的，而且落后的距离还相当大。
也许有人还会辩护说：美国再怎么不如欧洲的福利国家，人家维护人的自由！可是，最近一系列的调查显示，美国的社会流动比欧洲还小。比如，你如果是一个穷孩子，你在欧洲比在美国有大得多的机会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成功。福利国家给你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发展的机会。
说什么福利国家养了一群不愿意工作而靠福利多生孩子的人，这种认识比较偏颇。世界上几个福利国家，都是出生率最低的。这种出生率如果长期持续下去，一个民族最终就会销声匿迹。在这样的国家，你真辞职在家养孩子，即使从纯经济上核算也比出去工作对社会贡献大。因为你是在生产社会最稀缺的东西：未来一代的劳动力。那些所谓“东施效颦”中国留学生，他们生上两三个孩子，在发达国家是人家求之不得的，社会当然要慷慨解囊鼓励了。
这种对国外真实情况视而不见的论调，算什么经济理性？难道不是福利国家创造了更高的人均GDP、更高的人均寿命、更低的婴儿死亡率、更大的社会流动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福利国家不是我们的榜样，那什么国家才是我们的榜样？
（作者系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助理教授）
曹仁超：高福利国家无惧经济衰退
全球经济陷入较长时间衰退已是不争事实。面对失业率节节攀升，需求日益减少，普通百姓、政府和投资者应如何应对？中国似乎成了全球经济唯一亮点，能否独善其身？带着这些问题，证券时报记者专访了纵横香港财经界40年的知名财经专栏作家曹仁超先生。
全球经济陷入衰退　百姓无须过于担心
证券时报记者：全球经济何时见底？
曹仁超：没有人有答案，相信不是短期内的事。今天的衰退是在为过去的过度繁荣付出代价。谁敢相信累积了24年的问题，能够在24个月内解决？日本经济已经衰退了19年，迄今没有大的起色，同样的悲剧可能在美国、欧洲重演，中国相信是少数例外。我估计西方经济下一个繁荣期可能要等到2014年。
日本目前的经济是最糟糕的，它即将面对的不仅仅是有一个“失去的十年”，甚至可能是“失去的一个世纪”。但这不足为奇，中国经济从乾隆皇帝到文革结束，足足失去了两个世纪。罗马帝国崩溃到文艺复兴，经历了一千年的黑暗时期。
证券时报记者：本轮经济衰退堪比美国上世纪20-30年代的大萧条，您如何看待本轮经济衰退？
曹仁超：今天的衰退已经不能用几十年前的眼光看待。这次金融风暴中真正受影响的其实是富人，说得更明白些就是像我这样的投资者。我去年炒股就亏了2000万港元。风暴对普通百姓的影响不大。
过去19年，日本的打工仔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1989年日本的富豪，到2009年可能已经破产。即使欧美出现了“Lost Decade”，问题也不大。就让银行破产被政府接管吧！让巴菲特亏钱吧！没关系，福利社会里，老百姓有饭吃、有屋住、有书读、有医生看，最多是生活质素有所下降，有什么可担心的？
政府职责是改善福利 而非创造就业
证券时报记者：美国政府目前面临两难选择，是保就业，还是让通用汽车等已经不能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企业倒闭，然后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其他更有意义的事业中？
曹仁超：通用汽车应该破产。该公司生产耗油量大的汽车，市场已不需要。日本1990年至今不让该破产的企业破产，结果没完没了。一如人亦有生、老、病、死，如不让老人死去，世界变成怎样？
全球经济实体失业率大升，但只要社会做好福利保障是没有什么大不了。怕失业率上升只代表该国的福利保障做得不好，1982年美国失业12％亦没有大问题，怕什么？就业应该因应市场需要而产生，不应由政府去创造。请相信“市场机制”，经济有繁荣就有衰退，一如有白天必有黑夜，政府愈少干预愈好。政府应做的事是搞好福利保障而非创造就业。
证券时报记者：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和副行长林毅夫此前撰文指出，为了世界经济的复苏，中美应着眼于减少两国间的结构性消费储蓄失衡，对此您有何具体建议？
曹仁超：改变全球经济失衡需要欧美国家减少消费、增加出口，中国及印度等国家则应增加消费、减少出口，这个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将是十分痛苦和漫长的。
证券时报记者：中国应如何刺激消费？存在哪些困难？是否有办法克服？
曹仁超：中国人有责任去降低储蓄率、增加消费，这不是为别人而是帮自己。要让居民降低储蓄率，就要让他们对将来有信心，不必担心养老、医疗和子女的教育。在欧美失业并不是特别痛苦的事情。我认识的一个加拿大女孩，月薪3000加币，失业了政府给她1500加币失业金，失业对她的生活没有太大影响，充其量是不能去旅行、少开车。所以欧美国家失业率即便达到10％以上，问题不算大，中国如果有那么高的失业率，就会出现社会问题，因为我们的社会保障不够。
我年轻的时候很担心失业，因为当时失业意味着没饭吃，而今天的香港人，有公屋、综援、完善的公共医疗，再有些储蓄，失业的压力并不算太大。今天的中国内地仍处在我年轻时香港所处的阶段，希望我们可以给下一代同香港一样的福利，令他们不再需要为失业而担心。
中国能勉强独善其身 但无法挽救世界
证券时报记者：中国似乎成了全球经济唯一亮点，在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之时，中国能否独善其身？能否解救全球？
曹仁超：中国勉强能够独善其身。但以中国GDP只有4.3万亿美元、美国GDP为14.2万亿美元来看，不能希望8岁小孩背起300磅重的大肥佬，何况这个大肥佬已喝醉。中国政府千万不可存上述非分之想。美国消费占全球28％，欧洲占21％，当欧美这两个占全球近一半的消费市场开始萎缩时，全球任何地方都会感到寒意。即便中国人的消费以每年20％的速度上升，都无法抵消欧美每年GDP下跌2％的影响。
证券时报记者：能否预测香港经济未来的走势？
曹仁超：香港夹在西方与中国内地之间。在东方太阳升，而西方是日落西山的大环境里，投资自然应该由西方转向东方。所以我不建议香港人买汇丰银行，因为它有三分之二业务在欧美，欧美伤风，汇丰银行一定感冒。
证券时报记者：在当前经济环境下，您有何投资建议？
曹仁超：在衰退期做投资有如逆水行舟、95％是蚀本收场，我的股票投资组合在过去18个月内市值已经蒸发了三分之二。投资者不应在秋天或冬天去播种，应耐心等候春天来临。
目前金融市场何时见底尚难明了，最乐观的估计是2010年第三季。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而且走在经济之前3到9个月。一旦股市见底，经济便会在未来3到9个月见底。（证券时报）
王建勋：福利国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王建勋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当下，医疗、教育等领域都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人们对改革的方向争论不休。不少人主张，我们应当向福利国家学习，由政府免费提供医疗、教育等服务。这种观点颇有吸引力，因为谁不希望享受免费的服务呢?然而，常识告诉我们，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些所谓的“免费”服务真是免费的吗?如果真是“免费”的话，谁又为服务的提供支付了成本呢?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是政府提供的“免费”服务，当然是它支付了成本呀。这种说法听起来有道理，但实际上只看到了表象，因为政府不挣一分钱，其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纳税人；相反，政府是最大的消费者，并且时常是最具浪费性的消费者，这在民主国家也不例外。也就是说，在一个福利国家里，看起来政府在“免费”提供服务，事实上，那些服务一点儿也不是免费的，在很多时候还成本高昂呢，只不过那些成本经过一道奇妙的转化程序之后，让人们感觉是免费的。看来，所谓的“免费”服务实际是纳税人用自己的钱买来的———“羊毛出在羊身上”。
既然“免费”服务不过是拿税收换来的，那么，人们想要的“免费”服务越多，需要交的税就越多。难怪一些福利国家所得税税率高达50％-60％呢!难道我们也愿意交如此高的税吗?如果不愿意的话，显然我们得打消享受“免费”服务的念头。可能有人会说，我们不愿意多交税，但我们要享受政府提供的“免费”服务，办法是让那些有钱的人交更多的税。这就是政治经济学里的“再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让一些人(相对富裕的人)为另一些人(相对贫穷的人)享受的服务买单。但这对那些相对富裕的人来说公平吗?可能有人会说，难道那些相对富裕的人不应当帮一下相对贫穷的人吗?从伦理上讲，这好像没错，但是如果强迫前者交税来为后者提供服务恐怕就不妥了。那些相对富裕的人会说:“难道我们通过正当合法的渠道获得财富不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而是一种罪过吗?凭什么强迫我们交纳更多的税呢?”
退一步讲，即便是相对富裕的人自愿交纳更多的税，即便是再分配具有某种正当性，我们还需要考虑，是否由政府来提供这些服务更加合理而有效率，是否人们能够享受到品质优良的服务。首先， 如果由政府来提供“免费”服务的话，需要增加从征税者到管理者等一大批公务人员，这支队伍本身要耗费掉为提供“免费”服务而征收的很大一部分税。其次，如果这支庞大的队伍不能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制度约束下行动的话，他们的贪污和腐败行为可能要再“吃掉”一大块为“免费”服务而征收的税。再次，假定这些公务人员都是廉洁奉公的榜样，还有一个难题需要解决，即他们如何知道一个社会中偏好各不相同的亿万民众究竟需要什么样子的“免费”服务，如何满足芸芸众生千差万别的“胃口”(比如有人主张200公里以内应有一家三甲医院，也有人主张50公里以内就应当有一家。)。也许有人会说，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决策方式，但问题是，难道少数人的利益就可以随意被牺牲?再退一步，假定这个偏好难题可以解决，如何让那些受政府控制的服务提供机构(医院、学校等)有动力改善服务质量呢?如果没有竞争的压力或者竞争不自由的话，服务提供机构一般不会努力提高质量，这在我们的计划经济时代再明显不过了。
最后，还有一个难题需要考虑，如果一些服务的提供是“免费”的话，对它们的消费通常会出现过度的倾向。也就是说，不管是否真的需要，人们都会选择消费它们，看看那些享受公费医疗者动不动就去医院的现象便不难理解这一点。更为严重的是，“免费”服务容易削弱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精神，使人们患上一种不思进取的“依赖症”，甚至沾染上某种懒汉习气。比如在福利国家，一些不愿工作的人靠多生孩子获得政府“免费”提供的福利，那里的一些中国留学生亦“东施效颦 ”。
由此可见，以高税收为基础的福利国家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相反，我们的改革关键是降低税收和破除垄断，让市场和民间社会在提供医疗和教育等服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南方都市报）
岳经纶：关键不在于是否学习福利国家
南方都市报
在各国政府纷纷动用国家力量介入市场、透过强化社会政策鼓励消费、刺激经济之际,王建勋先生却旗帜鲜明地反对学习福利国家,反对通过国家来满足公民的基本医疗和教育需要(南方都市报昨日A23版《福利国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看罢王先生的文章,我不得不钦佩他坚持个人信念的勇气。
王先生反对福利国家的观点和推理很简单、通俗:国家提供福利,不是免费的,因为国家不挣钱,要靠税收过活,而税收来自纳税人,因此,要国家提供福利,就等于自己多纳税,没有便宜可占,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也。而且,因为官员可能贪污,国家提供福利和服务的成本很高,所谓“政府低效率”是也。更恐怖的是,人心险恶,国家提供福利和服务会带来福利依赖,所谓“福利养懒人”是也。应该说,这些都是社会福利和福利国家反对者惯用的论调,没有任何新意,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研究者早已对这些论调做出了有力的驳斥。更重要的是,金融海啸下的全球经济状况似乎也在为反驳这些论调提供现实基础。
王先生文章令我思考的,不是他反对学习福利国家的逻辑,而是为什么王先生能在贫富差距悬殊、弱势群体庞大、基本公共服务缺失、金融海啸累及民生、民间“福利命令”强劲的今天,大谈国家提供福利就是搞福利国家、提供福利就是养懒人。不知道王先生如何看待今天中国的社会福利状况以及中国政府在公共福利中的角色和作用。在中国政府刚刚从GDP崇拜和市场迷信中觉醒过来,准备对来自民间强劲的“福利命令”做出一点回应,偿还部分福利历史欠债时,我真不明白,王先生为何如此过敏,为何立即用“学习福利国家”、“提供免费午餐”来吓唬刚刚有心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各级政府,以及刚刚闻到一点福利气息的可怜民众?
来看看我们中国的社会福利现状吧。中国的福利制度是典型的二元制福利体系,大体上可以称为“一个国家,两种福利制度”(一国两制)。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就算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也是“一国多制”的,不仅存在城乡分野,而且在城镇中,还存在身份、所有制的差异,干部、工人和没有进入单位的居民,分别纳入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计划时代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一种以社会身份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制度。进入市场经济时代,随着单位体制的瓦解,以及社会福利的社会化、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国家从公共福利与服务的提供中不适当地撤退了,导致城乡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得不到满足,以至于民间出现了“三座大山”的隐喻。今时今日,在户口制度导致的碎片化公民身份资格下,作为共和国的国民,我们有没有一种可以普遍享有的福利权利?或者用王先生的话说,我们有没有一份在中国境内可以通吃的“免费午餐”?
鉴于政府在公共福利提供中的微弱角色,就算我们以福利国家为学习榜样,学习一下如何让政府在公共福利中发挥作用,如何回应老百姓的基本需要,也不至于就要大惊小怪,惊慌失措。政府提供福利和服务,并不等于就是福利国家。欧洲民主国家建设“福利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成为福利国家需要达到三个基本的标准:第一,国家在确保为所有国民提供最低标准福利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第二,提供福利是公共行政的主要功能；第三,福利权利成为一种“社会公民权利”。比照一下,我们就知道,我们毋需为中国成为福利国家而担惊受怕。
王先生说得对,政府提供的福利和服务是需要成本的,而成本是要纳税人来分担的。而且,我不反对“羊毛出在羊身上”的说法。事实上,任何公共服务和福利的提供,都是建立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上的(社会政策告诉我们,福利的提供是基于人类需要的共识),而且也是社会不同利益平衡的结果。没有一个国家在胡乱提供公共福利,也没有一个国家在胡乱收税。这些看看福利国家的发展历史就知道了。更吊诡的问题是,假如政府收了税,而且数量可观,却为什么不提供公共服务和福利呢?我想王先生不能不关注这个问题。羊毛出在羊身上不要紧,最要紧的是,要用在羊身上。
王先生担心政府提供福利成本高。这种担心现在已经显得多余了。新公共管理思潮下的各国政府早已在利用市场机制了,君不见什么“服务购买”、“合同外包”、“公共生产”之类的政府新猷吗?针对我们的福利短缺、公共服务不足,王先生开出的处方是“降低税收和破除垄断,让市场和民间社会在提供医疗和教育等服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过,他没有进一步解释如何让“市场”和“民间社会”发挥作用。我只知道,市场可以提供服务,前提是你要有购买能力；民间社会也可以提供服务,前提是人人善心爆棚。什么时候我们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市场中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呢?而且,如果每个人都在交税时为可能有人享用免费午餐而担忧时,我很怀疑我们能够从民间社会那里满足我们最基本的需要。我只想说,我暂且同意福利国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我们的政府需要为公众福利承当责任。如果我们对此有疑问的话,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社会政策的理论。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