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世界是平的？

　　谁说世界是平的？ 

　　“狗日的户口”何以不绝，背后实质是某种利益垄断

　　世界上最不人性的社会制度就是户籍制度。

　　在中国假如60年前大家都是农民，先进城的凭什么要排斥后到的？曰：利益。

　　中国的问题，千条万条，最主要的一条是人太多，可供分配的太少。毛泽东在1973年会晤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时，曾建议送一千万名中国妇女给美国，“我们国家的女人太多了，……我们的孩子太多了”。这一段被写进了《尼克松回忆录》。毛给自己“人多力量大”的政策作了总结。

　　但“人太多”不能成为人口歧视的理由。去年春运，广州这座民工过境之城展现出最大的善意，将最具现代化、国际化标志意义的广交会场馆拿出来招待滞留民工。广州电视台主持人陈扬动情地说：“农民工，民工，打工仔，外来务工人员，不管怎么称呼，现在要说一声，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辛苦你们了！”当时学生义工、政府工作人员齐上阵，疏导帮助那些落难不能回家过年的人，他们是珠三角经济崛起的功臣。

　　其实，广州人民哪里知道，农民工走了，不再回头。东莞排起了退保的长龙。一项旨在偏向民工的社会福利制度何以被拒绝？因为工厂朝不保夕，他们不知未来在哪里。

　　当前，鼓励农民回乡创业成为一种口号。这并不是什么新鲜提法。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解决农民出路提倡大办乡镇企业。

　　上世纪80年代中，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离土不离乡”政策，农村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探索出一条非农化途径：“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昔日铁匠鲁冠球，就是那时冒起的千万个草根精英之一，鲁于1985年被美国《商业周刊》以“中国新时代的英雄”赞扬。风头正盛的还有农民老板禹作敏。无论成败，鲁与禹都是英雄。

　　“离土不离乡”避免了农民涌向城市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而批评者认为，该政策以及户籍管理限制，加剧了经济结构二元化，严重制约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

　　正当金融危机之时，有人重提“离土不离乡”，“回乡再创业”。如果大城市都没生意做，农村何来机会？

　　中国2.26亿农民工，乡镇企业解决了0.8亿。尚有同等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人口需要转移出来。这三四亿人如果都去美国、去欧洲，势必就成了西方人胆寒的“黄祸”。办法只有一个，自行解决。

　　关键是如何解决，和解决的诚意。民工迟早要进城，进城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在东莞这样的珠三角城市，他们是来了就用、用完走人的“候鸟”。长三角优于珠三角之处就在于农民工培训。当下经济萧条，最应花的钱应该是民工培训，也算是一种感恩与补偿。4万亿之中，没有民工的培训费的救市方案，只会是城里人的分肥方案。

　　北京市政协委员任志强又发“高房价控制人口素质”论，以为住房价格本身就是控制人口增长与控制人口素质的门槛。“任大炮”总能道出权力精英的心底话。各级市政府“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观点虽明面不提，却暗地实施。问题是阻止农民进城就能造就“高素质”城里人吗？相反，垄断只会导致低能。

　　沿海省市“腾笼换鸟”的做法，留下精英，去掉“糟粕”也并非新鲜事。安徽保姆被需求时，美其名曰《黄山来的姑娘》。等到不被需求或过剩时，小保姆就成为《我爱我家》这类都市剧嘲讽的对象。北京人管外地进城找财路的叫“老遢儿”，可北京人吃的喝的用的都由“老遢儿”提供——为特供京城用水，周边河南河北山西各省多年来以不定期停水度日。

　　30万民工子弟就读，成了北京人的新难题。北京丰厚的教育资源，令民工进城的目的倒置：过去是因打工而找门路让子弟上学，现在是为子弟进京上学而打工。如果实行居住证制度改革，民工子弟可在京考学，那将是对北京市政府和市民的最大考验，届时，道德困境和竞争压力纠缠在一起。

　　中国的户籍制于人道原则、于生产力原则都不符。人道上，城乡两个世界的纠葛伴随着中国城市化全过程，抛下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也断难成功。生产力上，打破城乡二元将极大提升生产积极性，激发中国农民巨大潜能。我们不妨请经济学家算一算，这将提升中国GDP多少个百分点？

　　农民是个什么民？城管是个什么管？

　　城管何其威，小贩何其衰

　　城市应该光鲜整洁，还是应该“乱七八糟”？权力意志喜欢前一种，哪怕是现代都市的幻觉；文化人喜欢后一种，因为那是城市魅力所在。

　　在权力意志规划下，城市最好都像北京国贸周边一带，光闪闪、亮堂堂透着现代感，高傲而冷酷。这里绝不允许农民摆卖煎饼果子、贩光碟、支瓜摊，可这些都是城市生动的细胞。没有生动细胞，就像如今的中关村，冷酷不好玩。

　　北京越来越“好看”，可越来越不好玩了。这是台湾人的评价。

　　相信城里人都见过城管“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城管是权力意志的代表，“小鸡”是下岗者和农民。城管制度当初目的是为了维护市容，管制流动摊贩，但制造了大量的社会冲突事件。城管与摊贩之间以暴易暴、酿成人命的悲剧屡见不鲜。

　　更残酷的场景出现在派出所收容“盲流”人员。广州“孙志刚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假以“打造国际大都市”这般光辉之名，诸多恶行顺理成章。

　　前北大校长傅斯年担任台湾大学校长时，曾大义凛然地站在校门口拒绝蒋介石的军警入校。台大校门附近的空地上违章搭建了一排木制房屋，一群卖豆浆、钟表的小商贩在这里营业，有人主张拆除这些建筑时，傅校长倒认为这些人靠小本生意养家糊口，没必要为难人家。

　　中国城市管理人员，某些权力意志者，最缺傅先生的胸怀与雅量。人都得不到尊重，城市光鲜又有何用？

　　农民如果不是为了生计断不会忍辱进城讨生活。2000年，湖北省一位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给国务院领导的信中叹：“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假如“三农”问题长期存在，农民们惟有进城讨生活。

　　在中国特有的二元世界中，如果你不幸生在另一半，对不起，你抽到下签。生为农民，你就得被人管、被人赶、被人骂，像老鼠一样四下流窜。

　　社科院陆学艺课题组“中国十大阶层”研究表明，老九农业劳动者家庭年收入6780.01元，垫底的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则为10577.69元(2001年)，再不济的城市家庭收入都高于普通农民。

　　去年3月人大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几乎将首个农民工全国人大代表胡小燕的手机打爆，胡最后不得不关机。包括胡小燕在内的区区三个代言人显然是无法满足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民意诉求。

　　“中国的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听话、最能忍耐的一个特殊群体，可是，一旦被激怒，又会骤然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具破坏力的一支队伍！”(《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农民之所以安分守己，是因为他们还有“奔头”。最好不要把他们的卑微的“奔头”掐灭，否则城里人也不会有好日子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