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世界是平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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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6月23日16:05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中小]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李北方/香港报道
世界是平的吗？
金融市场的发展在横向上拉大了贫富分化，其效应可以用“多数人分散地承担损失，少数人集中受益”来概括
从战略资源看世界“不平”
《望东方周刊》：《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著作《世界是平的》在中国成为畅销书，你将自己的新书取名为《世界是平的吗？》，是想挑战这种流行的说法吗？
梁晓：“世界是平的吗”这个提法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引子，我并不认为我是在跟弗里德曼做针锋相对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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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的那本书更多的是列举了一些现象，认为有几大推土机把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坦了，如资金、信息等来往越来越频繁快速。在书的结尾，弗里德曼也提出了贫富分化越来越厉害等现象，只是大家在解读的时候很少提到这部分的内容。
我要做的，是尝试着分析这个世界平或不平的种种现状，背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要举出例子说明这个世界是平的很容易，比如跨国公司全球采购、企业家可以满世界发财、资本流动造成金融危机、各种信息包括病毒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等等。我在香港认识一些做生意的朋友，他们无论到北京还是上海这些中心城市，都有一幅属于他们自己的、以香格里拉为中心的地图，你跟他说某个地方在香格里拉北边两公里，他能找到，但你要说一个在天安门北边两公里的地方，他就未必能找得到。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已经形成了一套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体系。
《望东方周刊》：相对于“平”的例子，你认为有哪些东西是不那么平的呢？
梁晓：与资本的自由流动相对应的是，全世界范围在呈现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这可以视为另一种“世界是平的”的证据，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这是“不平”。
最直接可以说明这个世界不那么平坦的例子是战略资源的生产和贸易，以石油最突出。美国控制着80%的海上石油运输线路，有人评价，所谓“恐怖分子避难所”和美国的“敌对国家分布地图”，几乎就是主要能源分布图。
2005年，中海油有一次不成功的海外收购演习，想要收购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尤尼科，最终让中海油不得不放弃的是美国在2005年7月通过的一部能源法案。这部法案长达1700多页，讨论了4年之久，但不迟不早就在中海油提出收购尤尼科的建议之后通过了，而且在通过之前临时增加了一条，要求评估处于增长之中的中国能源需求。有了这一条之后，中海油就不用再想着收购了，因为在并购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时机，只要无限期的评估进行下去，别人就捷足先登了。
另外，在国际石油贸易中，有一个名词叫“亚洲溢价”，这是中东国家只对亚洲国家购买石油收取的手续费，每桶原油加价一到两美元。不要小看了这点加价，在2003年，中国一共支付了5.4亿美元的“亚洲溢价”。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世界是平的”这样的背景下，石油这样的战略资源绝对是“不平的”。
同样“不平的”是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最近看到一项统计，德国人的净工资收入在绝对值上达到了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要做兼职工作以维持生计。因为资本正在越来越自由地流动，各国争相放宽政策、消解福利、减税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在生产线上每天埋头苦干十几个小时的中国工人，绝无可能“自由流动”到美国去，享受他们的劳动换来的全球化果实。
“阴谋论”解释能力更强
《望东方周刊》：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飞涨，在期货市场上每桶已经超过了100美元，对于中国这样处于能源需求上升期的大国来说，这是个直接的压力。也有种声音说，是中国巨大的原油进口需求刺激了油价的上涨，你怎么看这种解释？
梁晓：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但推敲起来是站不住脚的。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在一般商品市场上是适用的，但到了石油这种战略资源市场上就失去了解释力。分析自1970年以来的全球原油供求与价格的关系，可以看出，除了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几年原油产量有所下降外，其余时间都保持着平稳的增长，而原油消费一直与产量保持平衡，并略有盈余，没有出现过大开大合。
最近几年国际原油价格突然出现非理性的增长，从2004年第三季度每桶突破50美元之后，到2007年10月涨到每桶90美元，再到不久前逼近140美元的关口，但原油市场上供求关系并未发生剧烈变化。显然用供求来解释油价变动是不成立的，倒是“阴谋论”的解释能力更强。
美国从2001年开始增加战略石油储备，油价从2001年11月每桶17.45美元开始上升，不到四年就超过了70美元，涨了三倍。到2005年，美国共花了212亿美元在石油储备建设上，以油价的涨幅计算，这项投资的利润率达到了130%。而近年来才开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的中国，只能高价买入原油。
2005年8月，俄罗斯《劳动报》曾发表题为《石油绊索》的文章，称油价是美国用来遏制中国这匹经济“快马”的“绊索”。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就用类似的手段遏制过苏联的发展，所以该报评论说，这是美国的故伎重演。另外，油价暴涨也有美元大幅贬值的推动，还有期货市场的推波助澜，所以有人建议取消原油期货市场，以平抑油价的上涨。
金融业越是发展，越是带来两极分化
《望东方周刊》：金融领域恐怕是最接近“一马平川”的了，全世界的金融市场都在推行统一规则，但它给各个金融市场带来的结果却是不一致的。
梁晓：的确，这个世界上最“平”的是金融。冷战结束以后，各国对金融资本流动设置的壁垒越来越少，各国争相招商引资。近十几年来，吸引外资第一个大国是美国，第二是中国，即第一大发达国家和第一大发展中国家。
资本全球自由流动的一个后果就是引发金融危机。但我们观察历次金融危机的后果，会发现所有的金融危机都发生在美国之外，只有美国的金融体系是最安全的。全世界的金融市场都在接受美国主导的规则，却不能达到同美国一样的稳定和安全。即便最近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受伤害最大的也是欧洲银行，这是值得深思之处。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是东南亚金融危机。2007年，香港连续13年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但香港走出金融危机恰恰是通过政府救市，用近1200亿港币的资金买入恒生指数股票，托住股市，跟投机者近身肉搏，击退了资本大鳄。另外中央政府注资重组红筹股，也对稳定香港金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即便是这样，香港的经济也持续低迷到了2003年，直到内地开放赴港澳个人自由行；然后是开放企业到香港上市，香港称之为“企业自由行”；现在又有了被称为“资金自由行”的“港股直通车”。2006年，工商银行在香港上市，成为全球规模最大IPO，也就是在当年，香港的GDP才恢复到了1997年的水平。
金融危机在印尼引发的连锁效应更大。首先造成了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汇率不稳定导致进口困难，刺激通货膨胀，货币在国内的购买力下降，推动汇率下跌。金融危机引发了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失业增加，带来了社会动乱，直接导致了苏哈托政权的倒台。一个两亿多人口的大国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批评道：“受到美国支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允许印尼发展，而是摧毁了印尼的政治制度，这种由于外界干涉所导致的政治体制崩溃给印尼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是不能被预料到的。”
此外，金融市场的发展还在横向上拉大了贫富分化，其效应可以用“多数人分散地承担损失，少数人集中受益”来概括。
还是以香港为例，2007年香港的人均GDP超过了1997年，金融市场也恢复了活力，但民生问题却恶化了。基尼系数从1996年的0.518上升到2006年的0.533，从政府领取救济的人数是上升的。在香港政府划分的10个收入组别中，有5个组别收入的绝对数是呈下降趋势的，而收入最高的组别，人均收入增长了10%。
以香港富豪李兆基为例，他的私人基金两年来增长了200％，从500亿港币的市值增长到1500亿，按李兆基本人的说法，因为香港的金融衍生工具发达程度全球第一，于是就可以“一搭三，三搭五”，只要会计算，就可以获取厚利。事实上他的获利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优先认购国企股来的，这些H股的IPO价格一般比较低，比如中国人寿的股价曾经从2元多涨到52元。优先认购股票不是一般百姓可以做到的。想学着炒衍生工具？也不行，因为每手合约动辄以数十万计，普通百姓根本不可能染指。
金融业越是发展，越是带来两极分化，越是有钱人就越能赚钱，而穷人却越来越穷。不仅香港如此，全球都这样，2007年美国400富豪榜中新上榜者，有一半是对冲基金经理，也就是有能力使用衍生工具赚钱的人。
升值的压力来自不断升值
《望东方周刊》：一国的货币有其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这两者是互相影响的，当一国货币的汇率上升时，国内伴随的应该是通货紧缩。可是人民币目前对外币持续升值，而在国内的购买力却下降了，怎么理解这种现状？
梁晓：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有个理论，称为东南亚国家的“高储蓄两难”。他认为，具有高储蓄特点的国家经常会在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上出现顺差，顺差意味着要为外国提供融资，比如购买美国的国债。这时，外国人就会抱怨，持续的顺差是由币值低估造成的，是不公平的。而国内的美元资产持有者看到这种趋势，会将美元兑换成本币，导致本币的需求上升，带来升值压力。他的理论是基于当年日元升值的历史概括出来的，类似的状况正在中国上演。
我将人民币升值的过程进行了一个总结，称为“升值的压力来自不断升值”，也就是说，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会自我实现。2007年，人民币升值了6.5％，这就意味着投资人民币资产，什么都不用干，每年就有6.5％的利润率，于是大量“热钱”进入中国赚取利润。由于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仍然很强，所以无论外国投资者还是本国居民，都倾向于更多地持有人民币，导致了对人民币需求的不断增加，升值压力更大。国内的出口企业，已经从过去的“晚结汇”转变成了“结汇不过夜”，因为结汇晚了，手中的美元能换回的人民币就少了。同理，外资企业会推迟汇出利润，以便能换得更多的美元。
大量美元涌入，带动了人民币的发行，促使大量现金涌入股市、楼市，也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由于人民币资本账户兑换没有开放，无法自由进出，于是出现了有制度保障的“追涨”，只要兑换人民币就稳稳获利。这就使宏观调控手段捉襟见肘，控制货币流通量的政策手段之一是提高利率，但利率提高又给投机人民币的热钱提供了更稳定的获利保障，进一步吸引游资进入，带来人民币增发，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虽然是这样，还是不得不加了几次息。动得最多的是准备金率，从2007年初开始，央行已经十几次调整，几乎是每月一次，达到了17.5％，是世界范围内最高的。
《望东方周刊》：这种趋势未来演变的可能结果是什么呢？中国出现金融危机的风险有多大？
梁晓：在金融市场上，有“追涨”，必然有“杀跌”。现在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相当于以制度保障“追涨”，而一旦资本账户放开，“杀跌”的机制就具备了。美国与中国一次次战略对话，敦促中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最终指向就是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从2003年开始，人民银行多次表示，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改革方向不变，股指期货的推出也提上了日程。如果中国一路按照“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路子走下去，在逻辑上是找不出可以防范金融危机的办法的。
美国对中国乃至亚洲的贸易逆差不可逆转
《望东方周刊》：中国近年来外汇储备迅猛增长，近1.7万亿美元，这成为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一个主要借口，理由是人民币低估才导致了对美国贸易的巨大顺差。怎么理解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非正常增长问题呢？
梁晓：美国对中国乃至亚洲的贸易逆差是不可逆转的，是产业结构调整所注定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美国早就将大量高污染、高能耗、低技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于是美国所需要的制造业产品超过三分之一需要进口。但这种产业转移并没有导致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其制造业增加值仍在连年上升，秘密就在于美国的制造业军工化了。真正的高科技是军工，跟低端消费品制造业相比，高附加值的军工制造和高科技产业，不但不会将生产转移出去，其产品也不会轻易对外出口，前两年还给中国增加了2000多项出口产品限制。一方面，美国大量在亚洲进口产品，另一方面，真正有优势的高科技产品又不往外出口，一来一回，才有了美国的贸易逆差。
而亚洲国家通过贸易所获得的美元储备，却又通过购买美国债券等方式再次流回了美国，变相补贴着美国的赤字财政。购买美国债券的第一大户是日本，第二就是中国。
举个例子，2006年8月，美国财政部出售440亿美元的债券，而且从2007年起，每个季度都推出30年期的债券拍卖。8月这次出售的债券所获资金，除了偿付当月到期的要还本付息的223.8亿美元债务之外，还多出200多亿新资金供政府使用。所以美国政府对债务并不发愁，到了要还钱的时候发新债就好了。所以有人将亚洲国家拿外汇储备去购买美国债券的行为戏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外国援助项目”。
美国又拿发债借回来的钱干什么用呢？对照看美国的GDP增长、财政赤字与国防开支几组数据之间的关系，就会看到，美国的财政赤字大都用在了战争上，战争才能真正刺激已经军工化了的美国制造业的发展。
在克林顿政府后期，美国的财政出现了盈余，与此同步的是美国的GDP增长出现了下降，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衰退期，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连续减息，一直将联邦基金利率减到了1％，是二战后的最低值。但这样大规模的减息并没有给美国带来经济增长，真正让美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是反恐战争，对应地，美国的财政赤字又大幅增长。战争不但要采购武器，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五角大楼还有一笔巨额费用支付给民用航空公司，这些航空公司飞的是特殊航线，乘客不但不需要安检，还可以带武器，就是美国大兵。所以，战争不但直接补贴美国的军工业，还刺激了相关的产业。
《望东方周刊》：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让外汇储备回流到美国，补贴其赤字财政，而美国通过战争将生产能力消耗掉，没有做出任何扭转贸易差额的行动。于是美国对亚洲的贸易逆差仍然持续，亚洲的外汇储备继续增长并继续流回美国，而这反而给了美国要求亚洲国家货币升值的借口？
梁晓：的确如此。亚洲的存在对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是必不可少的，美国通过向亚洲投资，转移低端产业，赚取了高额的投资回报；而亚洲则为美国提供着价格低廉的工业制成品，同时又将辛辛苦苦赚来的美元拿去购买美国国债，补贴美国的赤字财政。这部分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链条。
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有个论断，“如果一国发行了大量的以本币计值的外债，那么该国就有利用通胀和汇率贬值降低债务负担的强烈冲动。”美国是最大的负债国，美元的相对贬值就是变相地减低债务，让其他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和美国一起承担这个成本。
从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国累计升值超过19％，在逻辑上，意味着中国持有的美元储备缩水了一成多。此外，还有我们前面谈到的金融危机这一招，搞不好，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财富，就会顷刻间烟消云散。马哈蒂尔就曾气急败坏地大骂道，我们辛辛苦苦几十年创造的财富，一夜之间就被强盗们拿走了。但这就是这个“平”的世界的现实。
《望东方周刊》：就此你提出了“新三角贸易”这个概念？
梁晓：“三角贸易”是贡德·弗兰克提出来的，描述的是“地理大发现”的年代，欧洲殖民者从美洲劫掠白银、从非洲贩运奴隶，然后将利润输送到印度、中国等地，抵消对东方的贸易赤字。如果以这个逻辑去分析当代的世界，可以看到一个新的三角循环已经形成了。
“新三角贸易”首先包括前面谈到的美国与亚洲之间的循环，亚洲对美国的赤字补贴使美国形成了财政赤字、贸易逆差和制造业军工化的一个正反馈关系。而因为有了“上帝站在我们这边”的反恐战争，美国就可以将生产出来的军工产品“消费”到中东和中亚地区，控制了该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石油资源。这些地区的石油，有相当部分还要通过美国控制的海上航线，如马六甲海峡，最终输往东亚，作为生产廉价制成品的能源。
这是一个对美国十分有利的“新三角贸易”，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大循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墨顿·米勒有一个精炼的概括，可以作为理解全球贸易本质的一个有益补充——“我们指挥你们给我们送来这些费尽千辛万苦生产出来的奇妙的汽车、照相机和机床，而我们又给你们提供了什么呢？只不过是乔治·华盛顿的一些头像。”
当然，无论“三角贸易”还是“新三角贸易”，都是一种理论假说，是试图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的尝试。有太多的事实可以表明，这个世界并不是平的，我们需要对这种说法——无论它是多么的强势，保持基本的怀疑。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李北方/香港报道
世界是平的吗？
金融市场的发展在横向上拉大了贫富分化，其效应可以用“多数人分散地承担损失，少数人集中受益”来概括
从战略资源看世界“不平”
《望东方周刊》：《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著作《世界是平的》在中国成为畅销书，你将自己的新书取名为《世界是平的吗？》，是想挑战这种流行的说法吗？
梁晓：“世界是平的吗”这个提法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引子，我并不认为我是在跟弗里德曼做针锋相对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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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的那本书更多的是列举了一些现象，认为有几大推土机把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坦了，如资金、信息等来往越来越频繁快速。在书的结尾，弗里德曼也提出了贫富分化越来越厉害等现象，只是大家在解读的时候很少提到这部分的内容。
我要做的，是尝试着分析这个世界平或不平的种种现状，背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要举出例子说明这个世界是平的很容易，比如跨国公司全球采购、企业家可以满世界发财、资本流动造成金融危机、各种信息包括病毒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等等。我在香港认识一些做生意的朋友，他们无论到北京还是上海这些中心城市，都有一幅属于他们自己的、以香格里拉为中心的地图，你跟他说某个地方在香格里拉北边两公里，他能找到，但你要说一个在天安门北边两公里的地方，他就未必能找得到。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已经形成了一套以跨国公司为中心的体系。
《望东方周刊》：相对于“平”的例子，你认为有哪些东西是不那么平的呢？
梁晓：与资本的自由流动相对应的是，全世界范围在呈现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这可以视为另一种“世界是平的”的证据，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这是“不平”。
最直接可以说明这个世界不那么平坦的例子是战略资源的生产和贸易，以石油最突出。美国控制着80%的海上石油运输线路，有人评价，所谓“恐怖分子避难所”和美国的“敌对国家分布地图”，几乎就是主要能源分布图。
2005年，中海油有一次不成功的海外收购演习，想要收购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尤尼科，最终让中海油不得不放弃的是美国在2005年7月通过的一部能源法案。这部法案长达1700多页，讨论了4年之久，但不迟不早就在中海油提出收购尤尼科的建议之后通过了，而且在通过之前临时增加了一条，要求评估处于增长之中的中国能源需求。有了这一条之后，中海油就不用再想着收购了，因为在并购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时机，只要无限期的评估进行下去，别人就捷足先登了。
另外，在国际石油贸易中，有一个名词叫“亚洲溢价”，这是中东国家只对亚洲国家购买石油收取的手续费，每桶原油加价一到两美元。不要小看了这点加价，在2003年，中国一共支付了5.4亿美元的“亚洲溢价”。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世界是平的”这样的背景下，石油这样的战略资源绝对是“不平的”。
同样“不平的”是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最近看到一项统计，德国人的净工资收入在绝对值上达到了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越来越多的德国人要做兼职工作以维持生计。因为资本正在越来越自由地流动，各国争相放宽政策、消解福利、减税以“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在生产线上每天埋头苦干十几个小时的中国工人，绝无可能“自由流动”到美国去，享受他们的劳动换来的全球化果实。
“阴谋论”解释能力更强
《望东方周刊》：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飞涨，在期货市场上每桶已经超过了100美元，对于中国这样处于能源需求上升期的大国来说，这是个直接的压力。也有种声音说，是中国巨大的原油进口需求刺激了油价的上涨，你怎么看这种解释？
梁晓：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但推敲起来是站不住脚的。供求关系对价格的影响在一般商品市场上是适用的，但到了石油这种战略资源市场上就失去了解释力。分析自1970年以来的全球原油供求与价格的关系，可以看出，除了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几年原油产量有所下降外，其余时间都保持着平稳的增长，而原油消费一直与产量保持平衡，并略有盈余，没有出现过大开大合。
最近几年国际原油价格突然出现非理性的增长，从2004年第三季度每桶突破50美元之后，到2007年10月涨到每桶90美元，再到不久前逼近140美元的关口，但原油市场上供求关系并未发生剧烈变化。显然用供求来解释油价变动是不成立的，倒是“阴谋论”的解释能力更强。
美国从2001年开始增加战略石油储备，油价从2001年11月每桶17.45美元开始上升，不到四年就超过了70美元，涨了三倍。到2005年，美国共花了212亿美元在石油储备建设上，以油价的涨幅计算，这项投资的利润率达到了130%。而近年来才开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的中国，只能高价买入原油。
2005年8月，俄罗斯《劳动报》曾发表题为《石油绊索》的文章，称油价是美国用来遏制中国这匹经济“快马”的“绊索”。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就用类似的手段遏制过苏联的发展，所以该报评论说，这是美国的故伎重演。另外，油价暴涨也有美元大幅贬值的推动，还有期货市场的推波助澜，所以有人建议取消原油期货市场，以平抑油价的上涨。
金融业越是发展，越是带来两极分化
《望东方周刊》：金融领域恐怕是最接近“一马平川”的了，全世界的金融市场都在推行统一规则，但它给各个金融市场带来的结果却是不一致的。
梁晓：的确，这个世界上最“平”的是金融。冷战结束以后，各国对金融资本流动设置的壁垒越来越少，各国争相招商引资。近十几年来，吸引外资第一个大国是美国，第二是中国，即第一大发达国家和第一大发展中国家。
资本全球自由流动的一个后果就是引发金融危机。但我们观察历次金融危机的后果，会发现所有的金融危机都发生在美国之外，只有美国的金融体系是最安全的。全世界的金融市场都在接受美国主导的规则，却不能达到同美国一样的稳定和安全。即便最近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受伤害最大的也是欧洲银行，这是值得深思之处。
离我们最近的一次是东南亚金融危机。2007年，香港连续13年被评为“世界最自由经济体”，但香港走出金融危机恰恰是通过政府救市，用近1200亿港币的资金买入恒生指数股票，托住股市，跟投机者近身肉搏，击退了资本大鳄。另外中央政府注资重组红筹股，也对稳定香港金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即便是这样，香港的经济也持续低迷到了2003年，直到内地开放赴港澳个人自由行；然后是开放企业到香港上市，香港称之为“企业自由行”；现在又有了被称为“资金自由行”的“港股直通车”。2006年，工商银行在香港上市，成为全球规模最大IPO，也就是在当年，香港的GDP才恢复到了1997年的水平。
金融危机在印尼引发的连锁效应更大。首先造成了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汇率不稳定导致进口困难，刺激通货膨胀，货币在国内的购买力下降，推动汇率下跌。金融危机引发了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失业增加，带来了社会动乱，直接导致了苏哈托政权的倒台。一个两亿多人口的大国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批评道：“受到美国支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允许印尼发展，而是摧毁了印尼的政治制度，这种由于外界干涉所导致的政治体制崩溃给印尼人民所造成的灾难，是不能被预料到的。”
此外，金融市场的发展还在横向上拉大了贫富分化，其效应可以用“多数人分散地承担损失，少数人集中受益”来概括。
还是以香港为例，2007年香港的人均GDP超过了1997年，金融市场也恢复了活力，但民生问题却恶化了。基尼系数从1996年的0.518上升到2006年的0.533，从政府领取救济的人数是上升的。在香港政府划分的10个收入组别中，有5个组别收入的绝对数是呈下降趋势的，而收入最高的组别，人均收入增长了10%。
以香港富豪李兆基为例，他的私人基金两年来增长了200％，从500亿港币的市值增长到1500亿，按李兆基本人的说法，因为香港的金融衍生工具发达程度全球第一，于是就可以“一搭三，三搭五”，只要会计算，就可以获取厚利。事实上他的获利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优先认购国企股来的，这些H股的IPO价格一般比较低，比如中国人寿的股价曾经从2元多涨到52元。优先认购股票不是一般百姓可以做到的。想学着炒衍生工具？也不行，因为每手合约动辄以数十万计，普通百姓根本不可能染指。
金融业越是发展，越是带来两极分化，越是有钱人就越能赚钱，而穷人却越来越穷。不仅香港如此，全球都这样，2007年美国400富豪榜中新上榜者，有一半是对冲基金经理，也就是有能力使用衍生工具赚钱的人。
升值的压力来自不断升值
《望东方周刊》：一国的货币有其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这两者是互相影响的，当一国货币的汇率上升时，国内伴随的应该是通货紧缩。可是人民币目前对外币持续升值，而在国内的购买力却下降了，怎么理解这种现状？
梁晓：美国经济学家麦金农有个理论，称为东南亚国家的“高储蓄两难”。他认为，具有高储蓄特点的国家经常会在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上出现顺差，顺差意味着要为外国提供融资，比如购买美国的国债。这时，外国人就会抱怨，持续的顺差是由币值低估造成的，是不公平的。而国内的美元资产持有者看到这种趋势，会将美元兑换成本币，导致本币的需求上升，带来升值压力。他的理论是基于当年日元升值的历史概括出来的，类似的状况正在中国上演。
我将人民币升值的过程进行了一个总结，称为“升值的压力来自不断升值”，也就是说，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会自我实现。2007年，人民币升值了6.5％，这就意味着投资人民币资产，什么都不用干，每年就有6.5％的利润率，于是大量“热钱”进入中国赚取利润。由于对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仍然很强，所以无论外国投资者还是本国居民，都倾向于更多地持有人民币，导致了对人民币需求的不断增加，升值压力更大。国内的出口企业，已经从过去的“晚结汇”转变成了“结汇不过夜”，因为结汇晚了，手中的美元能换回的人民币就少了。同理，外资企业会推迟汇出利润，以便能换得更多的美元。
大量美元涌入，带动了人民币的发行，促使大量现金涌入股市、楼市，也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由于人民币资本账户兑换没有开放，无法自由进出，于是出现了有制度保障的“追涨”，只要兑换人民币就稳稳获利。这就使宏观调控手段捉襟见肘，控制货币流通量的政策手段之一是提高利率，但利率提高又给投机人民币的热钱提供了更稳定的获利保障，进一步吸引游资进入，带来人民币增发，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虽然是这样，还是不得不加了几次息。动得最多的是准备金率，从2007年初开始，央行已经十几次调整，几乎是每月一次，达到了17.5％，是世界范围内最高的。
《望东方周刊》：这种趋势未来演变的可能结果是什么呢？中国出现金融危机的风险有多大？
梁晓：在金融市场上，有“追涨”，必然有“杀跌”。现在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相当于以制度保障“追涨”，而一旦资本账户放开，“杀跌”的机制就具备了。美国与中国一次次战略对话，敦促中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最终指向就是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从2003年开始，人民银行多次表示，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改革方向不变，股指期货的推出也提上了日程。如果中国一路按照“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路子走下去，在逻辑上是找不出可以防范金融危机的办法的。
美国对中国乃至亚洲的贸易逆差不可逆转
《望东方周刊》：中国近年来外汇储备迅猛增长，近1.7万亿美元，这成为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一个主要借口，理由是人民币低估才导致了对美国贸易的巨大顺差。怎么理解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非正常增长问题呢？
梁晓：美国对中国乃至亚洲的贸易逆差是不可逆转的，是产业结构调整所注定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美国早就将大量高污染、高能耗、低技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于是美国所需要的制造业产品超过三分之一需要进口。但这种产业转移并没有导致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其制造业增加值仍在连年上升，秘密就在于美国的制造业军工化了。真正的高科技是军工，跟低端消费品制造业相比，高附加值的军工制造和高科技产业，不但不会将生产转移出去，其产品也不会轻易对外出口，前两年还给中国增加了2000多项出口产品限制。一方面，美国大量在亚洲进口产品，另一方面，真正有优势的高科技产品又不往外出口，一来一回，才有了美国的贸易逆差。
而亚洲国家通过贸易所获得的美元储备，却又通过购买美国债券等方式再次流回了美国，变相补贴着美国的赤字财政。购买美国债券的第一大户是日本，第二就是中国。
举个例子，2006年8月，美国财政部出售440亿美元的债券，而且从2007年起，每个季度都推出30年期的债券拍卖。8月这次出售的债券所获资金，除了偿付当月到期的要还本付息的223.8亿美元债务之外，还多出200多亿新资金供政府使用。所以美国政府对债务并不发愁，到了要还钱的时候发新债就好了。所以有人将亚洲国家拿外汇储备去购买美国债券的行为戏称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外国援助项目”。
美国又拿发债借回来的钱干什么用呢？对照看美国的GDP增长、财政赤字与国防开支几组数据之间的关系，就会看到，美国的财政赤字大都用在了战争上，战争才能真正刺激已经军工化了的美国制造业的发展。
在克林顿政府后期，美国的财政出现了盈余，与此同步的是美国的GDP增长出现了下降，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衰退期，前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连续减息，一直将联邦基金利率减到了1％，是二战后的最低值。但这样大规模的减息并没有给美国带来经济增长，真正让美国经济走出低谷的是反恐战争，对应地，美国的财政赤字又大幅增长。战争不但要采购武器，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五角大楼还有一笔巨额费用支付给民用航空公司，这些航空公司飞的是特殊航线，乘客不但不需要安检，还可以带武器，就是美国大兵。所以，战争不但直接补贴美国的军工业，还刺激了相关的产业。
《望东方周刊》：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让外汇储备回流到美国，补贴其赤字财政，而美国通过战争将生产能力消耗掉，没有做出任何扭转贸易差额的行动。于是美国对亚洲的贸易逆差仍然持续，亚洲的外汇储备继续增长并继续流回美国，而这反而给了美国要求亚洲国家货币升值的借口？
梁晓：的确如此。亚洲的存在对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是必不可少的，美国通过向亚洲投资，转移低端产业，赚取了高额的投资回报；而亚洲则为美国提供着价格低廉的工业制成品，同时又将辛辛苦苦赚来的美元拿去购买美国国债，补贴美国的赤字财政。这部分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链条。
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有个论断，“如果一国发行了大量的以本币计值的外债，那么该国就有利用通胀和汇率贬值降低债务负担的强烈冲动。”美国是最大的负债国，美元的相对贬值就是变相地减低债务，让其他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和美国一起承担这个成本。
从2005年7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国累计升值超过19％，在逻辑上，意味着中国持有的美元储备缩水了一成多。此外，还有我们前面谈到的金融危机这一招，搞不好，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财富，就会顷刻间烟消云散。马哈蒂尔就曾气急败坏地大骂道，我们辛辛苦苦几十年创造的财富，一夜之间就被强盗们拿走了。但这就是这个“平”的世界的现实。
《望东方周刊》：就此你提出了“新三角贸易”这个概念？
梁晓：“三角贸易”是贡德·弗兰克提出来的，描述的是“地理大发现”的年代，欧洲殖民者从美洲劫掠白银、从非洲贩运奴隶，然后将利润输送到印度、中国等地，抵消对东方的贸易赤字。如果以这个逻辑去分析当代的世界，可以看到一个新的三角循环已经形成了。
“新三角贸易”首先包括前面谈到的美国与亚洲之间的循环，亚洲对美国的赤字补贴使美国形成了财政赤字、贸易逆差和制造业军工化的一个正反馈关系。而因为有了“上帝站在我们这边”的反恐战争，美国就可以将生产出来的军工产品“消费”到中东和中亚地区，控制了该地区具有战略意义的石油资源。这些地区的石油，有相当部分还要通过美国控制的海上航线，如马六甲海峡，最终输往东亚，作为生产廉价制成品的能源。
这是一个对美国十分有利的“新三角贸易”，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大循环”。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墨顿·米勒有一个精炼的概括，可以作为理解全球贸易本质的一个有益补充——“我们指挥你们给我们送来这些费尽千辛万苦生产出来的奇妙的汽车、照相机和机床，而我们又给你们提供了什么呢？只不过是乔治·华盛顿的一些头像。”
当然，无论“三角贸易”还是“新三角贸易”，都是一种理论假说，是试图理解这个世界的本质的尝试。有太多的事实可以表明，这个世界并不是平的，我们需要对这种说法——无论它是多么的强势，保持基本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