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让老百姓少亏点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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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先生谢国忠的争辩与动机

2009-02-14 南方人物周刊

“那你的动机是什么？”记者追着不放。眼镜片后，谢国忠的眼中闪过一丝惊愕的神色，迟疑了几秒说——“把风险告诉他们，让老百姓们少亏点钱。”这回答简单直白得有些匪夷所思。

“人们总觉得，我是要影响别人，要拿我的意见去影响有权力的人，要把股票价格打压下去，来体现我自己的价值。不是这样的”

明星经济学家，经济巫师，汉奸，卖国贼，海外资本的代言人……
当中国的股市从天堂跌落地狱，全球经济进入史无前例的大萧条，谢国忠这位昔日靠经济分析、预测谋生的投行分析师，现在依然以经济分析、预测安身立命的“独立”经济学家招来了如此之多、群起攻之的口诛笔伐。
在当下中国，这场论战似乎已超越一个仅仅是判断正确还是错误的经济命题。
谢国忠有一个外号——乌鸦嘴，因为他总是放出悲观的论调。据说，乌鸦能嗅出死亡或腐败的气味，并由此预言一个人的死和即将降临的灾难。因而在中国文化中，成了一种不吉祥的动物。

论争的背后

有海外背景并不是一件坏事，但令人遗憾的是，谢国忠先生并没有利用这种背景更好地为祖国的经济建设服务，相反却是利用自己的海外背景来为海外资本代言。
——《每日经济新闻》2008/4/10《中国股市要提防“谢国忠们”》

谢国忠自命“独立经济学家”，但他的身份并不“独立”，论述也并不“经济”，而是一个被愚钝外表和华丽经济学词藻包裹的“遏制中国股市的海外势力代言人”。
——《证券日报》2008/1/13头版，副总编董少鹏《美国公民谢国忠在对中国股市说什么?》

谢国忠不是最有害的。信了谢国忠唱空的乌鸦嘴，最坏不过是踏空，少赚点钱;听了XX天天唱多，搭上去的就是真金白银，甚至全部身家了。
——资深股民

自2008年4月起的一场空与多、“救市”与“不救市”论战，从早期的专家、学者和财经评论员在媒体上反击谢国忠，到如今蔓延、升级到财经媒体的精英们亲自上场，在各自的媒体平台上撰写评论文章，口诛笔伐。其中的多数批评，针对当事人的海外背景、国籍大做文章。
虽然将论争之起小部分归结于媒体热衷故事的八卦本质，但谢国忠还是抑制不住对论敌的愤怒。
“辩论首先是应该在逻辑的框架下。在中国，辩论不讲对还是不对，不讲是不是真理，而是先定性你是哪一派的，就跟武打小说里一样分门分派，你提出一个观点，别的人提出一个观点，然后就是讲一个故事。我为他们感到悲哀。”
谢国忠对自己的专业水准有着当然的骄傲和自信，他直接地表示了对那些反对他的专家学者们的某种不屑：
“我不知道学者是谁封的。我觉得，他们连好好的教育都没受过，没见过什么世面，不懂现代文明，还有就是民粹主义——这是我们中国的特色，这可以解释他们的无知。这是一个悲剧。”
“在中国，政府的力量太强大。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去影响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所以人们总觉得，每种意见背后都有利益。人们也养成了思维定势。他们不知道也不关注，这个世界的真相是怎么样的，而总是猜测着背后的阴谋。”
在两年前的一次采访中，他曾和记者聊起过中国人阴谋论情结的缘起，话题源于当时的一本畅销书——《货币战争》。
一位多年研究谢国忠报告的人士指出，谢国忠对美股、港股、台股的研究一直为人推崇，尽管在亚太地区一直有“空头总司令”的称号，但一直都有比较高的知名度，也是各国政府的顾问。

“然而，他的这一套为何到了中国，却变成行不通呢？毕竟我们不能蒙着耳朵、闭着眼睛就去否定跟自己利益冲突的事情，相反地，我们应该理性地正视，了解他的言论背后代表的涵义，尊重人家的言论，甚至是不要把一种善意的提醒忽视了。”
在诸多讨伐谢国忠的言论中，“救市派”的财经评论家叶檀的评价较为中立——“他不过是一个有自己的利益考虑，有些固执，还有些许理想的人。”在历数了谢国忠预测的成功和失败的历史之后，她讥讽了金融领域中海归人士普遍的“半吊子情怀”——“很难有彻底的、明朗的见解，总是被内部独立见解与外部的利益考量、文化差异撕成两半。”
事实上，谢国忠的观点向来彻底明朗，坦率连贯，即使在留洋派精英中也是个“异类”。2006年爆发的“邮件门”事件中，谢的率性和敢于直言可见一斑。

谢国忠天生是个幸运儿，打小天资聪慧，一路行进在社会为选拔、培养精英铺就的狭窄上升通道上，总能轻而易举地得到业内和社会的认可。或许人生太一帆风顺的缘故，常常地，谢国忠表现出的是个人主义的书生意气，那也是他一直所标榜的“独立和自由”。
然而，没有一个人可以宣称自己“完全独立”，更重要地，他也清楚，他的观点与主张对那些掌握中国经济决策权的权力精英的影响力。离开大摩之后，谢国忠依然是中国政府颇为倚重的高级经济顾问。2008年在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举办的首届陆家嘴金融论坛，他是为王岐山、周小川、尚福林和刘明康做报告的被邀出席人士之一。

因此，偏执而有些自我的乌鸦先生——谢国忠，并不总是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观点。2008年当中国股市惨跌到1800点左右的时候，10月25日，在被视为官方风向的中央电视台“直击华尔街风暴”的报道中，端坐在演播室的谢国忠首次表达了乐观的信息。后来，竟有媒体打出《谢国忠看多，下月反弹》的标题。
“要考虑到受众的情绪，如果是在接受凤凰卫视，我的观点会表达彻底些。同样的内容也可以有不同的表述，然后对受众会产生不同的情绪。譬如，同样说1800点的股市，你可以说1800点的股市已经很低了，虽然，1800点的股市，其实股票还是不便宜。”
“在西方，医生如果没有对病人说出实情，那就是违法的;但在中国，医生却要考虑病人的情绪。”

乌鸦的动机
在许多文明中，乌鸦具有某种特殊的意象。但在唯物主义教育下长大的中国公民谢国忠自然不是一名先知。如果他是“巫师”，经济学知识和工具就是他占卜用的龟背——近30年间，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最孜孜不倦地学习绍介这种西方舶来品。而更多开始关心自己财富增长的普通民众，也迫切需要一个能为他们掐算财运、指点股市和房市未来前景的“占卜师”。
谢国忠一直有很强的表达欲。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工程博士的谢国忠去经济系旁听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的课。几堂课下来，发觉“这个工作好，不用动手，动动嘴皮子就可以了，很合适我”。之后他参加经济系的一次考试，轻而易举地摘得第一，顺利转系。
后来，他成了一名实用经济学家，频频亮相于各种媒体。这正是经济学家应运而生的年代，中国经济飞驰上迅速发展的快车道，人们迫切需要意见领袖们为他们做出分析和判断;而一个戴着顶级投行光环的“首席经济学家”无疑具有某种权威色彩。事实上，谢国忠也一直活跃于各种公共平台，向中国政府积极进言。财经记者们每次电话打到摩根斯坦利香港的Andy 谢办公室，分机那头的他总是迅速、清晰地给出他的分析和见解。
恐慌的年代，浮躁的年代，前途未卜的年代。2006年谢国忠离开大摩之后，一脚踏上2006年底的这一趟快车，越发“火”了起来——他坚定、鲜明的看空言论，他的“不救市”主张，总像是一颗一颗扔进社会情绪火药桶的火星子。
2007年初，当中国的股市在疯狂的轨道上奔跑，记者曾采访过他。已是“独立经济学家”身份的谢国忠谈及股市、石油、外汇、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问题时，总是意气风发、游刃有余。

“那你的动机是什么？”记者追着不放。眼镜片后，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惊愕的神色，迟疑了几秒说——“把风险告诉他们，让老百姓们少亏点钱。”这回答简单直白得有些匪夷所思。
从某种程度上说，谢国忠的部分预言实现了——2008年至2009年，一场如同蔓延于中世纪欧洲大陆黑死病般的灾难忽然降临，并且迅速蔓延于全球的各个大陆。
按照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权力是把某种意愿加诸于他人的可能性。”这种影响别人的欲望，用理想主义上色，就是“启蒙、改造社会、影响历史”。若是被个人的野心和私欲所操纵，那就是权力和控制欲。
谢国忠无奈地指责外界对他的不公。“人们总觉得，我是要影响别人，要拿我的意见去影响有权力的人，要把股票价格打压下去，来体现我自己的价值。不是这样的。”“我没有觉得股市跌个多少点，我的人生价值就实现了。”

对于自己“独立经济学家”的身份，他目前感觉还不错。“至少从大摩出来后，还有表达的空间，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他看来，“华尔街过去有给分析师的权力，后来个人表达的自由已很有限了。”
“不能要求太多，我喜欢写点东西，看看自己的分析正确不正确，有说话的权利，还是感到很自由的。”
他想了一想后，又说：“有人想写本书，有人想赚很多很多钱。为什么他们做这些事？其实，都是为了证实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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