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2008年9月24日在北师大的演讲

钱理群

今天是我今年第二次来北师大演讲，上一次是6月7日，讲《震灾中的思考》。——讲稿已经整理出来，收在我今天带来的新书《致青年朋友》里，没有听过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奥运会后的思考》。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正是2008年中国，以至世界的两件大事。我已经说过，2008年在中国，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史上都将留下印记。而其中最大的亮点，有两个：一是志愿者的表现，二是80年后、90年后的年轻人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正是通过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中国的志愿者与年轻一代，为国人和世界所瞩目，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我自己也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许多的启示，从志愿者和年轻一代的表现中吸取了许多力量。同时，我也在紧张地思考——这是我的习惯，也是责任。今天就是来和诸位交流这些思考。许多想法都是不成熟的，有些问题我自己也没有想清楚，可以讨论，也欢迎质疑。还是我在《致青年朋友》这本书里多次说过的：我姑妄说之，诸位姑妄听之，然后，自己思考，自己发言。

奥运后所提出的问题

我还是从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的关系说起。这两大事件有相似之处，也有区别。

汶川地震是突如其来的大灾难中又爆发出人性的力量，国民精神的力量。在这里，灾难的沉重、可怖和人性的美好并置，同时呈现在国人和世人面前。而灾难所呈现的，如一位作者所说，是“中国发展滞后地区的贫弱”，但就在这极度贫弱中爆发出了极其丰厚的精神力量，这就更让人们感到震惊。

而北京奥运，则是用大量的金钱投入、现代科技和高效率的管理机制，以及志愿者的参与所合力打造出的“盛典仪式”，是一次“豪华中国”的集中展示，它所展现的，实际是“中国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它和汶川地震所展示的“发展滞后地区的贫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正是反映了当今中国的真实。也就是说，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都从不同的层面反映了中国的真实。

奥运会所集中展现的，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成就，科学技术成就，并且通过运动员、志愿者的出色表现，展示了中国国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精神面貌的积极方面。而奥运会的三大口号：“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则展现了未来中国发展的某种可能性，即成为一个经济发展，科技发达，同时又注重人文精神与生态平衡，注重继承传统又向世界开放的现代国家。当然，这还是可能性，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某种程度上又可以看作是执政者对国民的一个承诺，要真正和完全变成现实，还有许多的路要走。——以上四个方面，应该说都是反映了当今之中国的真实的。

但是，奥运会似乎还有另外一面。于是，我注意到了《南风窗》2008年16期的一篇文章：《奥运三章》（作者：庄礼伟），作者有一个分析，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他提出了一个“电视屏幕中的奥运会”的概念，提醒我们注意：大多数人，也包括我在内，都是通过电视屏幕来了解、体认奥运会的。这就有许多可琢磨之处。首先，现场中许多不完美、不方便之处，比如那么多安全措施，喇叭指令，拥挤，暑热和长时期的等待，等等，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优美的画面行云流水般滑过，喜庆或者激昂的音乐强化着视觉的冲击，民众的笑脸和泪水澎湃着观众的心情，屏幕上的一切都那么美好和有说服力，让观众幸福并且信服”：这就是所谓“盛大公共仪式”的效应。不能否认它的真实性，但已经是经过艺术选择的真实，是有别于生活原生态的真实，有所突显，又有所遮蔽。

或许还有更大的遮蔽。文章作者又引入传媒理论中的“仿像世界”的概念。所谓“仿像世界”，就是“通过科技手段构建并经由受众意念活动所产生的一种可能替代现实世界的‘现实世界’”。它有三个特点：第一，尽管是“仿像”，它还是反映了部分的真实；第二，它是一个“人工的世界”画面，是通过艺术和技术的手段来达到某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和现实世界是有差距，有遮蔽的，它有可能减弱受众与现实世界的联系；第三，它又是受众、观众所愿意的，因为他们也期待这样的既真实又梦幻的世界，以获得情绪的发泄，精神的按摩和抚慰。在生活中越是受压抑的人越是期待于此。这是政治需要（凝聚人心，制造“想象共同体”）和民众精神需要的一个巧妙结合。

作者还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分析：“愤青就是沉浸于仿像世界里的一种生物”，“例如他们的战争观念主要来源于电视屏幕中战争电视剧的熏陶。场面的宏大快意，梦想成真且不说，悬殊的敌我损伤比例也让愤青们会觉得战争是一种很值得一试的对外关系的手段，对战争真实记忆的缺乏，使得对战争及其结果的浪漫想象得以建立”。——我现在所担心的是，对于一些在城市里长大，不太了解中国底层社会的青年，如果他们凭借“电视屏幕里的奥运”，以及某些媒体意识形态宣传去想象中国，把“仿像世界”看作是“现实世界”，真的以为中国已经是“太平盛世”，不仅是“奥运强国”，而且是无敌天下的“世界强国”，要去主宰、拯救世界，未来的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陷入这样的“盛世仿像幻觉”、“大国仿像幻觉”，是会妨碍我们正视中国的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将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联系思考是很有必要的：欣赏北京奥运，不要忘了汶川地震；瞩目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的豪华，不要忽视发展滞后的农村和落后地区的贫弱。

事实上，在奥运、残奥会期间和之后，中国仍然发生了许多灾难：攀枝花地区的地震，始终没有停止过的矿难，还有最近的所谓“泥石流”灾难，三鹿毒奶粉事件（据报道，三鹿董事局去年12月即得知奶粉有毒，8月2日才上报所在地区领导，又压到残奥之后才向社会公布），这都说明中国并不“太平”，所谓“盛世”底下，有着无尽的灾难和苦难，有着巨大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以及社会和体制的腐败，所谓“大国崛起”还只是一些人的愿望。当然，我们也不会因此否认奥运会所集中展现的已经取得的成就。中国有进步，但问题多多，距离奥运会所激发起来的“中国梦想”，还很远很远。其实，我在汶川地震以后，就说过，不能把2008年所发生的一系列灾难，突发事件，看作偶然，而应该将其视为“常态”：“我们从现在起，应该有一个新的觉醒，要在思想上作好准备，中国，以及世界，将进入一个自然灾难不断，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而这样的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将主要由中国的年轻一代，80年后、90年后的诸位直接去面对，直接去参与，直接去承担。

同时，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这些北京的大学生、志愿者都是幸运者，得以在奥运会上向国人与世界展现我们的风采。有一篇文章将在座的诸位，称作“青年中的精英”，并且提醒说：“当聚光灯照射着这些青年精英的时候，另一部分生活在灯影背后的青年，此时此刻，或许正在为生存而挣扎努力，没有机会参与奥运会，他们同样是真实的中国的一部分。奥运的宗旨是实现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如何让这些灯影背后的青年也能不受歧视地，公平地分享奥运精神和这个社会的成长，是有机会参与奥运的青年精英们和这个国家的使命”（朱学东：《青年与奥运》，载《南风窗》2008年16期）。

汶川地震是一次突发的自然灾难，是一个“非常态”；在汶川地震后，我提出的问题是：“能不能把这次灾难的非常态中爆发出来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变成一种稳固的社会与精神的常态？”奥运会也是一种“非常态”，与汶川地震是大自然的主宰不同，奥运会的非常态是我们主观创造的全民狂欢节，是对日常生活节奏的有意打破，让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平庸中享受一次“豪华筵”，视觉、听觉，情感、心理的豪华筵，在日常生活的压抑中得到一次发泄与释放。但奥运之后，一切都要恢复常态，回到日常生活中。这里，就有了三个问题。

第一，如何使在这次举世瞩目的狂欢中，我们所爆发出来的内在的最美好的人性、人情，所内蓄的力量，我们青年精神、国民精神积极健康的一面，成为一种精神常态？这里的关键是要作理性的提升，提升为新的价值观，伦理观，生活观，同时对我们原有的观念进行反思。

第二，由于奥运会是一次自觉的动员和组织，我们甚至是采用了一种“战时体制”，进行大规模的动员和组织。“一切为了奥运，一切为奥运让路”，不计一切代价，不惜一切牺牲，甚至限制一些人的自由，创造了非常时期，非常态的“奇迹”，比如，控制交通的奇迹，控制气候的奇迹，社会治安的奇迹，等等。问题是，在从“战时体制”回复到“日常体制”以后，这样的奇迹，其实是健全社会必须达到的目标，怎样才得以延续下来，成为生活的常态？事实上，两个奥运刚刚结束，北京就面临着交通拥挤的问题，还有北京的污染，就更令人担忧。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不用采取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而用正常手段来达到北京奥运向全世界，更是向中国老百姓承诺的目标，比如作为“绿色奥运”重要内容的降低空气污染的指标，“人文奥运”的保障公民权利的指标？有些奥运特别的规定与指标，比如划分一定的游行示威区域，新闻报道、采访的一定程度的开放透明，能不能也成为常态？在这些方面，都存在理念、宣言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为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有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必须加快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体制改革的步伐，这也是奥运以后所提出的问题。

第三，对“电视屏幕里的奥运”可能造成的遮蔽，要保持必要的警惕。我们的目的是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真实的中国，以此来决定我们的选择和行动。对于在座的诸位来说，不同程度地参与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都是极其难得的社会实践。我们要通过这些实践，来检验已有的许多观念，这些观念都是长期灌输给我们的，我们也深信不疑，经过实践检验，有些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坚持，有些是偏颇的，甚至是错误的，就要纠偏纠错，重新认识。我们要超越自我认识的局限，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一个新的体认，确立更加健全的观念。例如，如何认识当今的中国？如何认识当今的世界？如何认识当今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关系？如何认识我们自己和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认识我们的责任？这些大问题，我们过去想得很少，也不太关心，但经历了汶川地震、北京奥运这样的国家大事，全球大事，我们就有可能，更有必要来认真思考。这样的“想大问题”，关系着我们的成长：视野狭窄，一味咀嚼身边一己的悲欢，是长不大的。奥运之后，正是我们“想大问题”的最好时机。

以上三大问题，第二个问题涉及国家制度建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改革与建设，也许更带根本性，是需要另外专门讨论的；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第一、三方面的问题，具体地说，我想讲两个问题。首先要讨论的是——

志愿者的地位，作用，我所理解的志愿者精神的核心问题

还是从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的比较说起。我们前面谈了二者的区别，现在谈二者的共同点。

有一篇文章谈到两个重大事件都“定位在同样的格局”，这个格局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是“周边有社会力量摇旗呐喊”，是一个“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新模式”（释然：《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新模式》，《南风窗》2008年16期）。这也是我在汶川地震的演讲中所谈到的“两大动员”，一是政府为主导的“国家动员”，一是民间社会组织和个人为主导的“社会动员”。正是这两大动员，把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空前未有的动员起来，形成了巨大的力量，举世震动，我们自己也料所不及。可以说，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都把“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动员和以志愿者为主体的社会动员都发挥到了极致。

在汶川地震的救灾和灾后重建中，都充分表现了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威力，显示了中国式的集中体制的力量。比如“对口支援”就是其他国家很难办到的。而北京奥运更是把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威力显示得淋漓尽致。简直可以说要什么就有什么，要怎么办就怎么办，集全国之财力，物力，政治之力，社会之力，文化之力，还有智力，想象力，科技力，来处理奥运会的每一件事，甚至每一个细节，不计成本，不遗余力。几乎可以说，只要想得到，没有办不到的。在我看来，奥运会、残奥会的开、闭幕式就是这么打造出来的。而为许多人，包括外国人所称道的奥运会的高效率，“无以伦比”的完美，周到，就是这样的“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的一个成果，几乎是其他国家、其他体制所办不到的，许多人觉得北京奥运不可复制，原因就在于此。

另一方面，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的社会动员力量也是惊人的。这是举世瞠目的两个数字：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初步统计，参加汶川抗震救灾的志愿者有491万；而北京奥运志愿者据官方公布，则有170万。汶川地震志愿者的献身精神，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微笑，已经成为全球眼里的“中国标记”。

应该说，“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的传统，可以说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而以志愿者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社会组织的出现，并且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还是一个新事物。当然，这里也有历史的继承，比如今天北京奥运的志愿者和六十年代“学雷锋”的我们这些当时的青少年，也有某种精神上的承接；但那时的学雷锋运动，是完全由党和国家控制的，是国家动员的一个部分，和今天具有一定自发性与独立性的“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社会动员，性质是不一样的。如果细说起来，汶川地震的志愿者和北京奥运的志愿者也有些差别，前者具有较多的自发性，奥运会的志愿者就有更多国家动员、组织的成分。

而这样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社会组织，社会力量的出现，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在《致青年朋友》这本书里，有一篇演讲：《“我们”是谁？》就谈到了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运行，管理格局和机制里，只有一种力量，就是国家机制的力量，政府主导一切。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出现了市场机制，市场力量。而“非政府，非营利”的志愿者组织，社会组织的出现，又产生了“第三种力量”：社会组织机制，社会的力量。这样，国家、市场、社会三种机制，三种力量的互动与相互制约，就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格局。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第三种力量，志愿者社会组织，是以公民的身份来参与国家公共事物，参与社会管理的，这背后有一个公民权利的问题。我在汶川地震的演讲中，就谈到了长期以来，我们盛行一个观念，或者说被灌输一个观念：每个人只要做好本职工作，管好自己的事，而把公共事物放心地交给“公仆”，交给政府去做。这背后是一个政府及其官员管理、主导、垄断一切的逻辑。这就在实际上把公民视为“被管理者”，置于公共领域之外，这是变相的对公民权利的剥夺，并且造成了对人的生命发展空间的挤压。限制，甚至不允许公民在公共政治和精神空间发展，就只能在个人的，物质的有限空间里求发展，这就是这些年许多人，包括年青人，变得越来越物质化与个人化，“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鲁迅语），其中的内在的，体制的原因。看不到这一点，只是一味指责年轻一代“自私，狭窄，不关心公共事物，没有责任感”，不仅肤浅，而且有害：会遮蔽体制的根本问题。

但这样的状况，在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中有了一个大的突破：许多公民，许多年轻人，不只关心自己的本职，自己的学业，更以志愿者的身份，关心、参与2008年这两个国家最重大的公共事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育公共事件。我在前面说过，这同时是有利于年轻人自身成长的，为什么大家都感觉到，就在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这两个历史的瞬间，我们都迅速地成长了，就是因为我们走出了狭窄的校园，我们有了一个大视野，获得了一个大的生命空间。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自由和有效的途径，主动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管理。这是公民的权利，具体地说，我们应该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同时，这也是我们的义务：这是我们对社会的回报和承担。我们还要在这样的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自觉上，建立“公民文化”。这些年，我们提出了“志愿者文化”的概念；在我看来，所谓“志愿者文化”就是这样的“公民文化”。而志愿者精神，它的核心，就是公民意识。

确认这一点，不仅对如何把握志愿者精神，而且对如何确立志愿者及其组织的地位和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能把志愿者看作是一个降低社会成本的廉价劳动力，也不能简单地把志愿者精神归结为服务精神；志愿者当然要进行社会服务，但这种服务，是在行使公民权利，是在履行公民义务，这样的实质是不能忽略、淡化和淹没的。

这就谈到了作为“第三种力量”的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组织的作用问题。它不仅是一种群众的参与，同时也是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对市场化负面效应的有效制衡。不能小看这样的监督、制约、制衡的作用。我们前面说过，“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提高效率，有很大的优越处。但是，政府权力的高度集中使用，同时是具有危险性的。也就是说，即使“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的作用还是应该有边界的，政府的权力还是应该有限度，有制约，有监督的。不然就会发生权力的过度使用，滥用，后果不但十分严重，而且难以纠正和挽回。说句不太中听的话，“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大事”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集中力量办救灾、奥运这样的好事，人民受益，可以得民心；但如果决策错误，或者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办了错事，坏事，越集中权力，危害越大，也会失民心。事实上，在奥运前后，所发生的公共恶性事件，如贵州的瓮安事件等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地方政府滥用集中在自己手里的权力。没有限制、监督、制约的“大权独揽”，其危害性绝不能低估。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对政府行为的制约和监督，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这也就是这些年一直在呼吁要建立“公民社会”的意义所在。作为志愿者，我们也应该更自觉地行使这样的知情、监督和制约权。

应该说，在加强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方面，汶川救灾、重建，北京奥运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最近报上就公布了对救灾、重建进行审计的结果。在这方面，我觉得奥运会似乎还有加强的必要。比如，我至今还不知道奥运会的支出情况，我前几天看中央电视台“奥运数字”的节目，看到了无数数字，就是没有看到奥运会支出的数字。据说奥运会的支出，大大超出了预算，我不知道这样的超出，有没有经过相应的合法手续。由于没有公布支出数字，就只能听各种“小道消息”了。据《华尔街日报》引用中国奥林匹克研究中心的估算，北京奥运投入总计4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00亿元。还有“一天平均二亿元”的说法，那么，申报以来一共七年，就有5100亿元，这是一个巨数，难怪有人说：“北京如今的高规格可能会令今后潜在的奥运申办国家望而生畏”。我不反对奥运的费用多一些，毕竟是百年一遇；但这样的巨额却超出了我的思想与情感上的承受力。因为我有一个数字比较：今年9月1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特别报道，大标题是《教育提速奠基民族未来》，其中专门谈到“2006年至2010年，国家财政新增加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182亿元”，如此大肆宣扬的“奠基民族未来”的教育工程，其投资居然比不上一个体育盛会！再考虑到一直到现在，政府还没有兑现教育投资占当年GDP4%的承诺，面对奥运会的过度奢华，心里实在不是滋味。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和感受，我知道也有朋友认为奥运会的钱花得值。但作为纳税人，我想是有权也应该对奥运会的用费——用多少，怎么用，用得是否都适当，有没有腐败现象，提出质问的：这也是在行使公民的监督权。

这里，顺便对国家所实行的体育发展的“举国体制”提出一点质疑。据说这样的“举国体制”也是体现了“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的，这次奥运会中国运动员的突出成绩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它的负面也是突出的，即是突出了部分人竞技水平的提高，而忽略了全民健身。我这里也有一组数字：据今年6月1 日公布的第五次全国多民族大规模学生体质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学生肥胖检出率仍然继续攀升，7至22岁城市男生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分别为15.23%和11.39%，比2000年上半年上升1.4和2.7个百分点；城市女生超重和肥胖检出率也分别上升0.7和0.9个百分点，达到8.72%和5.01%，而最严重的就是举办奥运的北京，平均五个孩子就有一个小胖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重视体育锻炼，体育课被看作是可有可无的“小课”，或装点门面的“花瓶”。最能说明举国体制的弊病的是中国男子足球：这是中国体育和球迷的心中之痛，不仅国家足球队在奥运的表现让人难过，更由于完全忽略了青少年足球运动的扶植和发展，以至奥运会后又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我们不能因为奥运会的成功，掩盖这些体育发展体制的负面问题，我们也应该关注并进行监督。

现在，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如何认识“世界”、“中国与世界”以及“我们和世界”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奥运会的理念：“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却很少有人去追问和思考它的真实内涵。在我看来，它至少可以分解出几个问题：为什么是“同一个”？是“怎样的世界”？是“怎样的梦想”？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在实现这样的梦想中，应担负什么责任？

北京奥运，是中国和世界的一次零距离接触。我们早就说“全球化”，说“地球村”，对普通民众来说，都不太容易理解，现在，具体化了，形象化了：某种程度上，奥运村就是一个地球村。我想在座的奥运志愿者更是亲身体验到了，我们和其他国家、民族的运动员和普通民众确实生活在“同一个世界”。

所谓“同一个世界”，细说起来，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是全球化时代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打破了国界，许多人都成了移民，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迁徙，更换国籍。这次奥运会最触目的就是所谓“海外兵团”，许多中国运动员加入了其他国籍，代表他所属的国家来和我们同台竞赛。过去我们大惊小怪，不能容忍，现在都习以为常了。作家台应龙有一个对台湾大学生的演讲，甚至作了这样的夸张性的描述：“一个21世纪的孩子，很可能父母分属不同国籍，自己又出生在第三国，在第四国接受教育，在第五国和第六国成家立业，妻子属于第七国，他的子女则拥有第八国和第九国的护照，最后他自己在第十国埋葬”。（《我离世界有多远——谈21世纪大学生的“基本配备”》）。台湾作家余光中还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日不落家》，说“一家而分居在五国，你睡我醒，不可同日而语”，就成了“日不落家”。这样老俩口每天看电视，对气候的关注，就自然不限于台湾一地，而要关心全球气候：“温哥华还在零下！”“暴风雪袭击纽约，机场关闭！”“布鲁塞尔呢，也差不多吧？”——这里的描写，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象征：在这全球化时代，大家都成了“利益攸关者”。就以2008年所发生的几个全球事件为例，无论是粮食危机，气候变暖，还是石油的价格起伏，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都牵动着世界各国，几乎无一例外，也具体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在今天的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国内问题都会变成全球问题，每一个世界问题也都会变成国内问题，问题也不再是单一国家所能解决。因此，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我们是“利益共同体”。

我们更是“生命共同体”。我在汶川地震的演说中，就引述胡适的话：“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汶川地震之所以会成为“全球之痛”，北京奥运所以能成为“全球狂欢节”，就是因为人类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有着共同的价值。尽管各国家、各民族之间，确实存在差异，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观，但差异中自有相同与相通，要友好交往，和平共处，就必须有一个价值观念上的“最大公约数”，而且也确实存在大家都认同的“普世价值”。我曾经说过，在抗震救灾中，“人的生命至上性”就是一个公认共通的价值，而奥运会所要发扬的“公平竞争，反对歧视，和平，友爱，人的自由发展”等等精神，其实也都是普世价值。通过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的实践，对普世价值的存在与认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

但是，我们也同样不能把奥运会所集中展现的和平，友好，绝对化，理想化，而应该同时看到这世界并不太平，也不和谐。我在前面说到的“灾难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既指中国，更指世界，这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我们怎样认识和想象世界？龙应台在对台湾大学生的演讲中，就提到可以有两种想象。据说有这样的“全球化指南”：“封面是一个或者一群穿西装的男人，两手交叉在胸前，带着极度自信的微笑，告诉你如何往上爬，变成跨国公司企业的高级经理人”：这是一个“国际成功人士”主宰，拥有一切财富和权力的“世界”。龙应台对此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想象21世纪的世界时，眼睛里只看见“强者”？“跨国企业的发展，固然促进全球强势经济和资讯的快速流动，但是它同时蕴含的暗面——比如全球经济游戏规则的不公平，比如强势经济带给弱势经济的文化倾斜，比如儿童劳工的人权，大企业对落后地区的驯训等等”，为什么视而不见？也就是说，我们认识和想象世界，不能只看到普世价值，和平友爱，眼睛更不能只是盯着跨国公司的利润，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还要看到种种利益和文化价值的冲突，看到经济、科技发展带来的财富积累下的贫富不均。事实上，当今世界正面临两大全球性的危机和挑战。一是20世纪的过度开发，所谓“对地球的开战”，造成了世界生态平衡的大破坏，从而形成全球环境危机，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持续发展。二是超越国界的贫穷（今年的粮食危机就是一个突出表现），疾病（想想非典所引发的全球性恐慌），战争（伊拉克战争至今还在牵动着全世界的心），人道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如美国的虐俘，还是一些不发达国家的种族残杀），都使全球面临公平、正义、平等的危机。这两大危机，也可以说是世界文明的危机，是一个如何“防止、避免世界文明的腐蚀与毁灭”的问题。

由此产生的，是我们的“同一个梦想”：如何通过全球性的协商，合作，来保护和改善地球环境，以保证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保障全人类的公平，平等，维护人类正义，以保证全人类一切地区，一切国家，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这里，特别突出了“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健全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强调“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时，很容易注意群体的“同”而忽略了个体的“差异”。

应该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面临的挑战，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挑战，和我们自身的利益，自身的发展，都是息息相关的，迎接这些挑战，也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前面已经说到，全球化的时代是充满利益冲突的。这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在这样的利益冲突中，应该作出怎样的选择：是努力挤进“强者”的队伍，还是关注全球化的弱者，为他们说话，为他们行动，批判并防止全球化的恶性发展？这就涉及志愿者的立场问题。我在一个讲话中曾经提出，志愿者的宗旨是“自助”和“助人”，而助人的主要对象就是社会弱势群体。这是出于我们的信念：我们追求社会的公正，公平，社会正义。我们认同这样的生命观：全社会的每一个具体的生命的价值和幸福，是最重要的。只要还有一个生命不自由，不幸福，我们就是不自由，不幸福的。因此，我们是永远站在社会弱势群体这一边的，为他们呼吁，为他们服务，是我们自觉的使命。应该说，这次残奥会的志愿服务，就是这样的为全球弱势群体服务的一个实践。正是残奥会充分地体现了“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所有的生命都应该享有自由发展的权利”的理念，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互助”：不仅作为健全人的志愿者给予残疾人以尽可能的帮助，而且残疾人也以他们的生命的尊严，顽强，自立，给志愿者以精神的启迪与激励。可以说，志愿者的精神与价值，在残奥会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助人即助己，我们和弱势群体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帮扶，以求得生命的共同成长。

通过残奥会的志愿服务，对前面所提出的作为志愿者精神核心的公民意识，我们应该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我们的公民权利和义务，不仅限于国内，而且是全球性的。因此，需要提出一个“全球公民”的概念，提出确立“全球公民意识”的任务。

据龙应台介绍，“全球公民意识不仅只是自觉我们是全球的一分子，它更强调我们对彼此以及对地球的责任”：一是“体会到地球的不可替代，并且积极地行动去保障它永续的未来”，一是“理解并且积极行动去解决地球社会不公不义的问题”，概括地说，就是“让地球永续，让人类公平”。这就是我们心目中的“全球公民”：“他的关照面超过他的本土，而且外自觉是全球的一员”，因此，他具有全球视野，“对全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和环境的关联和运作都有所了解”，同时又“尊重多元价值”。

龙应台特别强调：“全球公民意识，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一种人生观，一种信仰——坚信行动可以带来实质改变。”这样的行动性，其实也是志愿者精神、品格的一个基本内涵：志愿者是一群行动者，他们的全球关怀是体现在具体的，琐细的行动中的。

我们注意到，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北京奥运，都有许多的国际志愿者，他们的参与，不仅是出于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更是基于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全球公民意识”。志愿者运动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的运动。我们中国的志愿者应该成为国际志愿者队伍的组成部分，我们也应该成为“全球公民”。

最后，还要讨论一个问题——

全球化中的中国

在北京奥运前后，世界的各种反应，无一不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应，这都提出了一个问题：世界要学会理解中国，和中国相处；中国也要学会理解世界，同时重新理解自己，并学会和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相处，可以说这是全球化时代所提出的新问题。

说是新问题，是因为过去的中国在许多西方老百姓的眼里，是一个贫弱的国家，一个有着古老文化的遥远、神秘的存在，和他们的生活没有多少关系；但在全球化的时代，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货已经进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国成了和西方世界休戚相关的存在。而中国又和西方国家有着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价值观，社会制度更是不同，在许多西方人看来，这样一个不同于己而又日趋富裕和强大的中国，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因此在对中国刮目相看时，又有了许多疑惧，就不知道该如何认识中国，和中国相处了。而奥运会更是把世界的目光聚焦于中国，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与世界，首先是西方世界在全球化时代的一次相遇，一次短兵相接。应该说，双方都没有做好准备，在2008年的接触中，大概双方都会觉得对方有些变化莫测，看不透，吃不准。西方许多人在开始传递奥运火炬时，他们从自己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出发，对中国有许多批评，以至要抵制奥运会；但奥运会又展示了他们所不了解的中国的另一面，让他们大吃一惊，觉得中国真是不可思议，不知如何评价。有的西方人出于对他们自己国家体制的不满，又反过来将他们所看到的或自以为的中国的积极因素加以夸大和理想化。而我们对西方的认识和态度也有一个变化：开始西方的疑惧、抵制伤害了一些人的民族自尊心，因此以非常激烈的态度进行对抗，那时西方在一些人眼里是邪恶的；而奥运会后，听到了来自西方世界的许多赞扬，有些人又有些昏昏然，同时也觉得西方人有些不可思议。因此，我相信经过汶川地震，特别是经过北京奥运，中国与西方，都需要冷静思考，调整对对方的认识。2008年无疑是中国与世界重新相互审视的重要年头。

我自己也在重新思考。我提醒自己，首先要调整好心态，以平常心对待这些相遇中的纷争。要看清今天的中国在世界大家庭中，是一个独立而日趋强大的成员，已经不是晚清的“东亚病夫”，被侵略的对象。因此，不要老是以受迫害的被围心态，弱国心态来看待西方世界，总是觉得别人“亡我之心不死”，“别有用心”，不能用“恶意假设”来和西方世界相处。同时也要防止“中华中心主义”自大心理的复活。

其次，要看到所发生的纷争，既有利益之争，也有价值之争。而世界利益和价值都是多元的，因此，如一位研究者所说：“西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既不会成为中国人所想象的朋友，也不会成为中国人所想象的敌人”（郑子平：《中国：大国思维和大国责任》，《同舟共进》2008年8期）。因此，在西方，总会有人批评我们，拒绝我们，也总有人欣赏我们，即所谓“有人欢喜有人骂”。我们不要以为一骂就是敌人，作出激烈的反弹；一欢喜就是“铁哥儿们”，并且自我膨胀起来。

这里的关键，还是正确地认识我们自己。我想，是不是也有三条：第一，要有民族自信力：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有这么好的人民，而且我们在不断地进步。特别是汶川地震所爆发的民族自救力，奥运会运动员所表现出的自强不息的精神，都是足以让我们自豪的。第二，更要有民族自省精神。中国的问题我们自己最清楚，可以说，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对自己国家问题的批判，是远远超过外国人的批评的，而且这都是切肤之痛，爱之愈深，审视愈严。第三，要坚信，中国的问题要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而且我们也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必须进行全面的改革，无论怎样艰难曲折，无论改革的路有多长，我们都要坚定地走下去。我想，真正的民族自尊，是应该建立在这样的民族自信，民族自省和民族自我改造的自主性基础上的。发虚火，说大话的“民族主义”，骨子里隐含的恰恰是一种民族自卑心理。

有了这样的民族自尊、自信，我们就会懂得应该如何和世界（包括西方世界）相处，我也想了四条：要承认并尊重普世价值，最大限度地寻找“最大公约数”；要尊重差异，尊重和我们不同的选择；要善于学习、吸取别国的长处，及时调整和不断发展自己；要坚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性，对外国的各种批评，其善者则听之，其不善者则不听之。

我很欣赏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董倩的这句话：“宽容，妥协，镇静，平常，知进知退，是大国应有的心态。”（《容纳、学习、吸取、调整》，2008年8月23日《北京青年报》）

还是那句话：经过2008年的汶川地震，北京奥运，我们都长大了，成熟了。更能理性地认识中国，世界，和我们自己，我们的视野开阔了，我们的胸襟扩大了。我们“想大问题”，又“做小事情”，既追求大的生命境界，又落实到日常生活实践中：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志愿者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让我们以此互勉吧。

2008年9月20日——26日陆续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