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现当代中国社会的游民问题

在当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教育和社会现象：大批的辍学生和失业的大、中学校毕业生，游荡于农村和乡镇，成了新的游民阶层的重要来源。
王学泰先生积二十年之功完成的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无疑是一部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力作。在我看来，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也有不同的层次：有的对其所研究的对象，有精细的把握，但其解释力仅限于 “这一个”；而另一种研究，则通过 “这一个”，作出更具普遍性的概括，提出了具有更大解释力的概念，因而具有某种理论价值。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研究就属于后者。如李慎之先生在书的序言里所说，其对游民文化和中国社会关系的揭示， “蕴藏着中国两三千年历史所谓一治一乱的谜底”，而且 “可能还指向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学泰先生在书中申明 “不介入现实中的具体问题”，而且只讲到近代。其实作者对现实的关怀，是显而易见的；有的话已经呼之欲出。在我看来，这也是真正有价值的学术著作的一个特点。在此，我结合我的研究所接触到的一些资料，谈谈现、当代中国社会的 “游民”问题。
首先是鲁迅关于现代游民问题的思考。学泰先生在书中谈到鲁迅的《阿Q正传》对他的研究的启示，并且指明 “阿Q就是游民”。这可以说是一语道破了我们争论多年而说不清楚的阿Q的典型性问题。我要补充的是，鲁迅关注的中心是 “阿Q式的革命党”和 “阿Q式的革命和改革”。1936年7月19日，即鲁迅逝世前三个月，他在一封通信中还谈到， “《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能了解者不多”，他因此感到 “隔膜”与 “无聊”。其实鲁迅的 “本意”，在十年前即1926年写的 《〈阿Q正传〉的成因》里，已经讲得很清楚： “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式的革命党出现”， “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后”。鲁迅所思虑的是，中国进入 “现代”历程 “其后”的问题：他深知，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很容易培育出 “阿Q式的革命党”，出现 “阿Q式的革命和改革”；至少说，在中国 “其后”的革命和改革中必要打上“游民文化”的烙印。
本来，阿Q这样的游民，被社会挤压，抛弃，受到 “赵太爷”、“假洋鬼子”们的欺辱，他们要造反，是必然的，也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鲁迅早就说过： “人受压迫了，为什么不反抗？”学泰先生强调 “游民”不是一个简单的内含贬义的概念，应该区分 “游民”与 “流氓”（阿Q就不是流氓，只是一个沾染了流氓气的游民），就是提醒我们要注意游民反抗、阿Q造反的合理性。问题是怎样的 “反抗”，如何 “造反”？鲁迅有一个精辟的分析。他在《学界的三魂》里引用一位学者的观点说： “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和强盗（造反），其实是农民革命军”，而农民革命是要 “自己过皇帝瘾”的；因此，鲁迅说， “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就是 “造反”。著名的阿Q在土谷祠的梦就说明他的造反就是为了得到 “权势，元宝与女人”。这是反映了游民文化的特点的：他的思想仍旧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对奴役制度有内在的依附性，他的反抗，最大目标就是 “受招安”和 “取而代之”，于是也就没有真正的信仰， “有奶便是娘”，为达到 “取而代之”的目的，什么事都可以做，便是必然的逻辑。鲁迅在 《杂忆》里还谈到，中国人（他们中许多人是游民） “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敢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阿Q受了假洋鬼子的气，不是向小尼姑转嫁气愤吗？鲁迅说，这正是证明 “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这也是游民文化的特点：不仅是欺弱怕强、欺软怕硬的 “卑怯”，更是 “烧掉”一切的破坏性。鲁迅既看到了这样的阿Q式的游民反抗的必然发生，并有其合理性，又忧虑其不能根本走出 “奴隶时代”，及可能带来的破坏作用。历史已经证明鲁迅的远见性。——当然，以后发生的中国革命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阿Q式的革命，或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再演，其基本性质还是一个现代革命；但所打上的游民造反、游民文化、游民政治 （如学泰先生所讨论的会党政治）的印记，从而构成了某种 “中国特色”，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说的鲁迅的远见性即指此：他是真正了解中国的国情的。
最近，我在研究当年的胡风分子张中晓的 《无梦楼随笔》时，又注意到他在考察当代中国政治时，所提出的“流氓哲学”的问题。他指出， “流氓哲学和政治哲学之间，相隔不是万重山而是一张纸”， “搞政治与耍流氓为同义语了”。而流氓政治的核心，就是“心术”。张中晓说，这是 “一整套没有心肝的统治手段，残酷地进行欺诈和暴力行为”。这里所说的 “没有心肝”，就是没有道德底线，即是将前述“只要达到目的，什么事都可以做”的游民哲学发展到极端，成了流氓哲学，而其基本手段“欺诈”与“暴力”也都是游民文化的极端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张中晓的两个重要发现。一是在反抗这样的流氓政治的统治的 “基本群众”中，“可以是内心负责的群众，也可以是不负责任的无赖，招摇撞骗的流氓”。这就是说，流氓政治家及其反对者中的流氓，都是流氓政治的产物，是相反相成，可以相互转化的。其二，张中晓还指出，流氓政治尽管实质上奉行的是道德虚无主义，但却又以“道德者政治”为其补充，以形成某种温柔性，把实际政治的残酷性掩盖了，制造某种幻觉。这大概就是所谓“流氓帝王”和“道德宰相”的巧妙结合吧。张中晓说，这是“东方政治”的奥妙，其实就是传统的“霸道”与“王道”的当代运用。
游民文化、流氓政治，是必然要养育出学泰先生所说的 “游民知识分子”，必然出现 “知识分子流氓化”的问题的。鲁迅在考察现代游民时，也关注到这一问题。他在 《上海文艺之一瞥》这篇重要演讲中，就从对上海滩，即上海市民社会的分析和市民文学的研究中，发现了 “才子加流氓”式的知识分子。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不同于学泰先生所研究与强调的中国传统城市，而是西方影响下的现代都市。因此，鲁迅所发现的 “才子加流氓”的知识分子，是和农村联系薄弱的现代都市流浪汉，或者用三十年代瞿秋白的说法，是 “小资产阶级的流浪人的知识青年”，和学泰先生所研究的传统的游民知识分子既有深刻的联系，又具有新的现代特点。鲁迅说： “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可以拿着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为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为流氓”，这是古今相通的。而这些上海滩上的现代知识分子流氓所变换使用的理论，既有 “中国法”，又有 “外国法”，他们是传统文化与殖民地文化的杂糅的产物。更是现代市场、商业文化的产物，于是又有了鲁迅所概括的 “商定文豪”、 “商的帮忙和帮闲”等等。也还有投机革命，因而摆出一副 “革命是要人死的”的凶恶面目， “特别激烈”的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这些 “才子加流氓”的知识分子，最终是现行秩序的维护者：这是一批 “毫无定见而觉得世上没有一件对，自己没有一件不对，归根结蒂，还是现状最好的人们”。
最后，还要谈一个现实中国的游民问题。
毛泽东时代尽管也有盲流，但当局却是极力控制的。尽管有人说毛泽东本人和他领导的革命都沾染上某种游民气，但熟读古代历史书的毛泽东却深知游民的危害，对政权的颠覆作用，因此，他的政策的一个核心，就是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制止游民的发生和蔓延。最近我在研究 《顾准日记》，就注意到顾准1959年在河南农村劳改时，对此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当局是从五个方面来控制农民的。一是以人民公社为主体的组织形式，将农村劳动力从生产到流通、分配、消费、生活——全面控制起来；二是用户籍制度形成城乡二元对立结构，严禁城乡流动；三是割断有可能成为 “农民代言人”的知识分子和农民的任何联系 （这正是反右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以便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控制；四是吸纳农村中有文化而又忠实的人才，以形成自我控制机制；五是不断发动以遏制所谓 “农民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为中心的阶级斗争，以消弭任何不稳定因素。这样，就造成了对农民和农村社会全面而稳固的控制，避免游民阶层的形成和发展，以此作为控制全国的基础。
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改变了这种状况：大量的农民脱离了土地，流向城市，这也可以算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吧。但农民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迁徙权，城市吸纳了农民工作为劳动力使用，却没有给予相应的权利，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吸纳他们，既允许农民脱离土地，又保留着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这就有了形成 “游民阶层”的可能。如果说第一代的农民工，主要感受的是脱离土地的自由，因而对恶劣的劳动条件和依然存在的不平等，基本上采取容忍的态度，到第二代、第三代的农民工，就不再能容忍自己既不能为城市所容纳，又绝不愿意回到农村的流民地位，不满情绪的日益增长，必然引发反抗，这样的反抗自有其合理性，但也容易导致非理性的行为。
我近年关注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问题，发现我们的教育正在驱使一部分农村青少年流入游民队伍，这是很令人忧虑的。我注意到两个无情的事实。一是教育的成本越来越高，教育资源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有这样的统计：新世纪以来， “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在明显下降，与1980年代相比，几乎下降了一半”，这就意味着农村孩子通过高考向上流动的渠道的缩窄；另一个事实是： “出身农村家庭的大学生就业更加困难”。北大的一个调查显示， “父亲为公务员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弟高出14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民倾其全力支持了教育的发展；而现在一旦出现了学生就业危机，仍然主要转嫁到农民身上。
于是，在当下中国就出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教育和社会现象：大批的辍学生和失业的大、中学校毕业生，游荡于农村和乡镇，成了新的游民阶层的重要来源。如作家韩少功所观察的那样， “他们耗费了家人大量钱财，包括金榜题名时热热闹闹的大摆宴席。但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正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自我心理压力，过着受刑一般的日子。但他们苦着一张脸，不知道如何逃离这种困境，似乎没有想到跟着父辈下地干活正是突围的出路，正是读书人自救和人间正道。他们因为受过更多的教育，所以必须守住自己的衣冠楚楚的怀才不遇”。这就是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堵塞了农民子弟向上流动的渠道，而城市取向的教育 （包括农村教育）又使得他们远离土地，即使被城市抛出，也回不去了：他们只能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游民，并迅速为流氓意识所支配。如学泰先生所分析，流氓意识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把维系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间的正常关系的伦理观念一一打破，又把礼义廉耻，扫荡净尽，这样的流氓意识对社会风气的败坏，危害极大，造成了民间文化、社会生活的底线的失守，在这样的社会风气的耳濡目染下，这些遍布中国城乡的年轻的新游民，他们身上正在发生道德底线的大失守。前不久，在报上看到一条新闻：长春农安县一个农民家庭老老少少六口人被杀，凶手竟是这家的三儿子，而他们就是“初中毕业后整日游手好闲”的游民，因受到家庭的谴责而恼羞成怒杀死了自己的父母、兄嫂、妹妹、外甥女。这正是一个血的警示。
问题是这样的从学校毕业出来的失业游民，又成为某些在校学生心目中的 “榜样”，以至 “英雄”。有一个《湖南农村留守型家庭亲子关系对儿童个性发展的影响》的调查报告告诉我们，家庭亲情和教育的缺失，学校教育的无力和无奈，社会风气的影响，使得许多留守儿童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非常消极”，他们厌学，逃学，就自然地羡慕那些 “整日游手好闲而不缺钱用”，又有 “兄弟义气”的游民、流氓，甚至以此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成了游民阶层的后备力量。中国的农民工为了生计奔波，也为城市建设做贡献时，他们的子女却面临沦为游民的危险——这实在是残酷而不公。而遍布中国农村和城镇的游民，至今还未进入我们的视野，这样的忽视是迟早要受到惩罚的。
在新的游民不断产生、学泰先生说的游民中的 “腐败的分子”流氓组成的 “黑社会”在城镇逐渐成为日益强大的势力的情况下，又出现了基层权力机关和黑社会势力的相互勾结、实际上是某些基层权力机构的流氓化——即所谓 “官匪一家”，这样的趋势如果任其发展，将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值得忧虑的，还有知识分子的流氓化。 “才子加流氓”已经成为许多“文化明星”的显著特征，而且还出现了一批 “勇敢分子”，不学无术，却充当学术警察和打手，且日趋得势，这是不能不引起注意的。
以上所说，都只是一些观察，目的无非是表达一个意思：学泰先生的著作，开创了一个 “游民学研究”的新领域，应该继续做下去，特别是现、当代游民问题的研究，还有待于新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