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蔽的遗患

遮蔽的遗患

李新宇

我们的可悲之处，常常在于不能直面历史。一个事件发生了，时间并不久远，却已将其遗忘。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可以从历史叙述中获得历史知识，但主流的历史叙述却常常不能把具体的历史呈现给人们。且不说有意的涂抹，就是比较正确的叙述，也往往只是给出几个抽象的概念，而对具体的情景却往往要三缄其口。于是，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被遮蔽于抽象的概念之下。比如“文革”，对于我们这些亲历者来说，好像刚刚过去，但在一些年轻人那里，却已经是一团迷雾，一个非常遥远的神话。

在主流历史叙述中，“文革”是被彻底否定的，它被称作“灾难”和“浩劫”，这有一系列文件为证。作为解释，当然是“林彪、四人帮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但众所周知，它虽然被否定，其罪行却没有得到具体的展示，记录有关史实的书籍往往难以出版，一些惨绝人寰的场面即使在文学作品中也少有秉笔直书，巴金呼吁的“文革博物馆”至今难以建立。因此，对“文革”及其错误路线的否定就只是一种抽象的否定。抽象的否定即使再“彻底”，也只能是一句口号。

对于当时的政治家来说，一些问题的处理也许的确很棘手。所以有了“易粗不易细、水落石不出”之类的方针。一些事让时间来处理，也许的确更为稳妥。而且，对于亲历者来说，一切都似乎不言而喻。苦难过去了，应该向前看，何必再撕开那些伤口？——这似乎合乎情理。

然而，时至今日，一个问题出现了：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要了解“文革”，而且不满足于一般的抽象结论。按照一般的做法，而且是可靠的方法，要了解历史的真相，首先要去阅读当年的原始资料。原始资料在哪里呢？档案未解密，公开的就是以“两报一刊”为中心的当年的报刊。除此之外，别无纪录。可是，“两报一刊”反映的是历史的真相吗？经历过“文革”的一代人都知道它的虚假性，因为有个人的经历和体验为证。但没有经历“文革”的年轻人呢？远在海外的汉学家呢？他们抱着求真的愿望走进历史，得到的却恰恰是更虚假的假象。“文革”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有一个特点，他们不愿轻信和盲从，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崇尚独立的思考，对主流叙述很不信任。主流话语不是彻底否定“文革”吗？他们自己带着怀疑去考察，发现“文革”竟是那么浪漫，那么辉煌，那么美好！不是吗？请看“两报一刊”：工农兵当家作主，人民大众扬眉吐气，官僚老爷威风扫地，学生可以揪斗国家主席，没有贪污腐败，没有贫富悬殊，领袖和群众心连心，社会主义祖国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岿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是世界革命人民的仰望的地方……这一切，都是白纸黑字，当然，有些还是白纸红字。于是，他们感觉受骗了，对主流叙述更加不满。他们不知道自己走入了一个更大的骗局，更不知道那些白纸黑字本身的虚假。

当历史叙述以有所隐瞒的方式告诉人们真相的时候，被告知者只要有一点思考能力，就很容易产生怀疑。“假作真时真亦假”，效果适得其反。抽象否定“文革”的结果，造就了对“文革”的另一种肯定。这大概是始料未及的。

在当下中国学界，一些年轻学人从国外带回了1960年代出口的革命造反学说。像西方某些左派一样，他们对这些东西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些人穿越现实的遮蔽进入历史，发现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鞍钢宪法、大庆红旗、大寨经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借助这些资源，他们要超越主流话语，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甚至对共和国的前30年与后20年重新进行比较，作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一些人因此而指责他们。可是，对于这些年轻学人来说，他们大多是认真的。他们的出发点是寻求真相，可惜的是，他们穿越当下的遮蔽而走进了历史的谎言。

这一现象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对“文革”的否定为什么不同时提供证据？崇尚独立思考的青年当然不会轻易相信一个缺少证据的抽象结论。他们必然要自己去寻找证据，而历史的档案中却只有林彪、四人帮留下的假证。在这些假证的支持下，思想文化界一股新左倾思潮正在迅速发展开来。这大概也是始料未及的。

这一切告诉我们：遮蔽历史，后患无穷；用事实说话，比任何决议都有效。认识这一点，尚可亡羊补牢。

原载《联合日报》2005年8月22日

你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引用该篇文章:http://xzzy168.bokee.com/tb.b?diaryId=14776308

历史现场的执著守护

分类:庄主文存

历史现场的执著守护

――刘烨园散文阅读札记

李新宇

一

　　对于中国人来说，文革毫无疑问是灾难和罪恶的象征。灾难和罪恶都不该遗忘，但一般中国人选择了遗忘。一方面是通过人为的遮蔽努力模糊历史的记忆，一方面是无可奈何地面对现实，于是，一切都似乎未曾发生。许多人谈到过中国人的健忘。其实，对于弱者而言，健忘是不幸命运的写照。如果铭记痛苦的结果只是徒增更多的痛苦，遗忘便成了必然的选择。更重要的是，面对文革这段历史，无论施虐者还是受害者，往往同样缺少面对的勇气，前者当然不愿展示手上的血污，后者也不愿再现跪在地上接受鞭打的卑屈形象。正因为这样，聪明人选择了遮蔽和遗忘。然而，对于知识分子而言，却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这种选择是精神上尚未成人的表现。它意味着精神承受能力的欠缺。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作家中毕竟有了一些拒绝遗忘的人。在这些人中，刘烨园就是突出的一个。他拒绝遗忘，顽强地守护着这段历史，并以沉重的笔写下了一系列沉重的文字：《托咐》、《１９７１：生存何为》、《当下粗痞文化的新根系及其它》、《北京风雪：阴阳相证几层忧》……他不回避历史的血污，敢于直面充满血腥和恐怖的历史碎片。在一些人努力掩盖那些罪恶和血腥的时候，刘烨园致力于守护历史现场；在人们竞相遗忘的时候，刘烨园坚决拒绝遗忘；这是一种历史承担。历史永远不会把任何责任赋予任何人，一切承担者都是“自找的”。刘烨园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原因在于他难以忘记那些无辜的死者，难以摆脱那些恐怖的记忆。而这一切之所以难以忘记和摆脱，显然又在于他内心深处的道义感。他认为幸存的当事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天经地义地需要承担。所以，他把自己“托咐”给了死去的“他们”，而且对“他们”矢志不渝，十分决绝：

　　　　与其被遗忘同化，我宁可被铭记杀死。

　　　　　　　　　　　　　　　　　　　――《托咐》

　　　　历史，不会是遗忘的坟墓。因为，我活着。

　　　　　　　　　　　　　　　　　　　――《致楠》

　　他说过：“我也渴望解脱。但深深地知道，这不是个人的事。即使我悔过，即使我思索，只要整个民族不还历史以清醒，不还心灵以清澄，就象我曾卷入‘文革’之罪一样，个人的呼吸就永远不能面对蓝天舒畅，永远不能。”“如果文革已经清算（哪怕真正清算了一点点），如果罪恶不再蔓延（哪怕是从意识上辩识了是非），我不也可以放下如此的‘情结’，‘刀枪’入库，去做我本性中曾时时召唤我的自然与艺术的鲜润探索么？”“为遮蔽与遗忘而忧虑，为无理与不公而愤怒，几同于是被迫的、又似乎是不由自主地情愿担当一份幸存者的责任，这是何等的吃力，何等的不‘自由’”。 (《北京风雪：阴阳相证几层忧》) 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是历史灾难给了他一个沉重的包袱，使他失掉了自由飞翔的权利，甚至使他感觉沉重得喘不上气来。然而，他却不能象所谓聪明人一样扔掉包袱，轻松地走进时代的游乐场，而是宁愿处于这种“不自由”的沉重状态。

　　在刘烨园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他为苦难历史被遗忘而叹息：“十年，七八亿人，时时处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多少苦难，多少罪恶，史无前例，深刻惨重，渗透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细胞，上至国家主席、元帅将军、作家诗人，下至平民百姓，少年儿童，冤死者成千上万，人人手上几乎都间接、直接沾满了血污。然而，几代人都无法清算的历史，一眨眼就好象从未发生过似的，一片‘空白’了！”(《北京风雪：阴阳相证几层忧》)。他甚至质问道：“异族入侵的南京大屠杀不能容忍，一祭再祭，天下难忘。那么本民族残杀本民族的‘文革’呢？悲剧底因，孰更深层孰更重要孰更惨重？却能掩则掩，能忘则忘，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么？”他把这种遮蔽和遗忘称作我们自己的“教科书事件”，希望能够得到正视和反省。使他更难忍受的是，“在人为的遗忘深处，浮上来的是人为的‘撰述’，各有用心，‘宜粗不宜细’，水不仅浑了，而且浅了，浅得没有实质，好象史无前例的浩劫不过尔尔，让后人看来好笑好玩……”（《托咐》）因此，他担心再过几年，“文革”到底是否发生过，也许都将成为问题。

　　刘烨园认为，一个古老的民族，在进入新世纪的关口，为了死者和生者，为了子孙后代的人间正道，应该认真地回首和思考。因为他知道“病菌肯定还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病菌一定会滋长蔓延”。任何遗忘都只能是自欺欺人。他提醒人们：“罪恶泛滥成了‘日常生活’，导致种种大小悲剧阴魂不散”，“‘文革’中的种种罪恶、种种伎俩，正在时代面具的转换中，一哄而上，变本加厉”，“如今社会的角角落落，经历了那么些年至今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专用意识形态的普及，经历了群众性的‘思想运动’对人性丑恶的反复挑唆与开发，经历了‘文革’将权力罪恶扩散并扎根民间的沆瀣一气的上下‘大联合’，已经被病毒一样的几千套、几万套招数，‘深入人心’地演练得相当经验丰富、相当得心应手了。”(《北京风雪：阴阳相证几层忧》)当人们以为已与一个时代告别的时候，刘烨园告诉我们，那个时代还紧紧地抓着我们，而且导致时代的种种病态。在我们的时代，已经难得这样一份清醒。他的忧思无疑是必要的，因为上帝也没有理由怜悯恶贯满盈而不知忏悔的民族。

　　他一再告诫人们，反省历史的机会不可多得，而且稍纵即逝。他引导人们看到德国人如何纪念“水晶之夜”，看到俄国人如何改正自己的错误，看到柬埔寨人如何铭记苦难……哪一个民族都知道把自己最黑暗的时代和自己所犯下的罪恶写进历史，以便引为鉴戒。而我们却在苦难和血腥中不知反省，甚至为罪恶辩护。刘烨园看到了这样做的一个严重的后果：由于不断出现的历史断裂和遮蔽，历史模糊不清，认识失掉承传，虽然历史的车轮刚刚爬过了二十余年，但对于未能亲身经历的年轻一代来说，却已是一个扑朔迷离的神话。值得高度重视的正是这种遮蔽和遗忘的力量。它告诉我们，不要认为历史铁证如山，也不要认为纸里包不住火，因为只要能够持续遮蔽，当幸存者的生命随着时间而消失的时候，历史的法庭上便会死无对证，未来的历史学家也只有象一些海外汉学家那样根据“两报一刊”上的文字叙述那段历史了。

　　也许，拒绝遗忘的意义就在这里。

二

　　一种现实众所周知：社会的腐败和道德的堕落已史无前例。然而，面对这一现实，人们的认识和理解并不一致。同样众所周知的是，一些人把这一切都归因于市场经济，似乎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这一切。那么，中国文化的不良现状究竟源自何处？刘烨园有自己的视角。他没有象一些人那样一厢情愿地切断历史，把过去的历史远远地扔开，而是时时不忘历史，把现实的种种现象都放进历史的整体之中。因此，他能够穿过种种虚幻的表层，在现实中掏出它的历史之根，清理它的来龙去脉也正因为这样，他能够深刻地感觉到，虽然世界正在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我们的精神却仍然处于种种病态之中。许多病态都不是新病，而是旧病的延续或者潜伏的病毒发作。由于文革遗留的毒素没有得到清算，精神环境无法健全，各种病态风起云涌，泛滥于社会各个领域。它不仅表现为道德的堕落，不仅表现为理性和良知的欠缺，也不仅表现为社会的全面腐败，而且表现为价值的混乱，表现为是与非、美与丑、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的颠倒，表现为方方面面与人类健康文明的背道而驰。

　　刘烨园把文化的堕落看作“粗痞化”的结果，并且清楚地揭示了中国文化“粗痞化”的线索。他认为，“粗痞文化”虽有其历史的根源，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当代新根系”。他历数批武训、批胡适、批胡风、反右、反右倾等历史事件，回顾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批判封资修”的“思想运动”过程，从而告诉人们，正是它彻底毁坏了精神积累。“人的精神，时代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在这样举不胜举的残酷事实里，在如此证据确凿的‘线索’中，早已分崩离析，土崩瓦解了。精神的毁坏成为人为浩劫中的苦中之苦，重中之重――这是可以从‘文革’至今不能深刻清理，至今阴魂不散，至今新的精神资源难以立足的事实中得到证实的。”刘烨园知道这种后果的严重性：“它毁灭的人心、文化、思想精神，几代、几十代都未必能拨乱反正”(《北京风雪：阴阳相证几层忧》) 。

　　他还告诉人们，问题不仅在于文明积累的破坏，而且在于价值的颠倒。他深刻揭示了“粗痞文化”发展过程中反文明、反理性、反知识的本质特征：人为地制造工农与知识分子的“阶级对立”，将流氓无产者的粗痞作风标榜为工农的“光荣”，要求知识分子接受工农的改造，而且使之成为负有“原罪”的另类。年深日久，上下合围，政治与经济双管齐下，知识者终于无路可走，回到刀耕火种的原始劳动状态。他们以放弃修养为荣，以痞气十足为“革命”，学习学习再学习，改造改造再改造，争取早日变得象流氓痞棍一样。刘烨园说：“至此，只有至此，‘思想运动’使全社会向野蛮倒退的‘宏伟战略’才真正大功告成……知识分子毁灭之日，也才是‘思想运动’完成之时。”他感叹说：“人类没有哪一个社会，哪一个民族，哪一域文化，经得起这样几代人无休无止地‘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革命’折腾”。“如此刨根撬底之后，……除了最适合恶劣环境又最不在乎资源条件的粗痞文化之外，又还能再蓬勃些什么吗？”（《当下粗痞文化的新根系及其它》）　　

　　刘烨园对这个过程的认识是深刻的。他指出，当痞性实现欲望的斗争矛头不能向上或不敢向上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地将怒气、怨气和火气轮番倾泄在已在地狱夹缝的知识者身上。正是这一点加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灾难，破坏了文明的进程。当然，另一方面也是必须注意的：既然痞子不能安于现状，而且由于自身缺乏建设能力而永远不满现状，既然痞子无法改变其破坏欲支配下的攻击性，善于利用者就必须不断地发动各种运动，为其提供攻击的目标，以满足其心理需要。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是关键在于引导，而那个年代最成功之处就在于将其成功地导向了对知识分子和一切高雅文化承载者。正是这种斗争，使文明大大地受到破坏，而且导致了严重的精神污染。

　　我们在研究国民劣根性的时候，常常把它归于古老的传统。包括我个人，也常常是这样。刘烨园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他不否认中华民族历史上早已存在痞性，但不同意把当代文化的痞性等同于历史上的痞性，不同意把它看作是古已有之的东西。其理由是“在我们民族自古以来文化就被权势制约的历史上，痞性从来就不是自上而下的公然‘主流’，从来就没有被意识形态化”（《当下粗痞文化的新根系及其它》）。我不愿过高地评价中国传统，更不愿为中国传统的“主流”辩护，因为说到底，当代中国的精神瘟疫不过是中国传统劣根性的恶性膨胀。但必须承认的是，没有适宜的气候条件，传统的劣根性就不会迅速发展而登峰造极。刘烨园不愿把罪恶推给传统而放掉现实的真凶，因而努力使我们看到了时代的差别：在传统中国，痞性从来难登大雅之堂，无论什么样的流氓恶棍，夺得天下后总还要附庸风雅，对其痞性遮遮掩掩的。只有到了２０世纪，痞性文化才理直气壮，大行其道，甚至“有权搞痞者就能理直气壮地成为人上人”。在《当下粗痞文化的新根系及其它》中，他以很大的一段专门谈论“虚伪”问题，其见解可谓入木三分：“人心有恶，不言而喻。这也是真实。然而是用理性控制它、自我检讨它好呢，还是放其出笼，付诸于行，泛滥于社会好呢？倘若不幸‘恶’了，是知耻更有侮改的希望，还是公然无耻更有侮改的希望呢？”这里涉及的问题是：人性是有局限的，然而，对于人性中的恶，是认识它从而控制它，还是认识它从而利用它，却是文明与反文明的一个分水岭。很显然，选择后者很容易导致道德的堕落和“人性恶”的膨胀，导致野蛮战胜文明的悲剧。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的一天，刘烨园于风雪中奔向北京，在刘少奇百年诞辰写下了长长的追问和倾诉。他有足够的理由与这位前国家主席讨论中国人的精神病态。因为如果不是精神的恶化，一个国家主席就不会有那样悲惨的命运。八亿人高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他们对刘少奇到底知道多少？为什么一代人都变得那样狂热而残暴？刘烨园多次表示，对于参与文革的青年来说，决不能以“受骗”二字使自己得到解脱，因为“太阳能使细菌活跃，却不能使玻璃发芽。”那么，是什么使一代青年成了活跃起来的细菌？刘烨园认为，是教育的结果。经过教育，“孩子们的每一个毛孔从懂事起就渗透了革命、暴力、忆苦思甜、阶级斗争、你死我活、打倒美帝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扫除一切害人虫的‘铁血’传统，且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曾是所有学校的最高宗旨）――‘五四’以来，几代人艰苦而为的自由、文明的‘立人’硕果，统统被腰斩，被付之东流――这样的‘失误’，不燃烧‘文革’的烈焰，还能有什么别的‘自食其果’呢？”(《北京风雪：阴阳相证几层忧》)

你可以通过这个链接引用该篇文章:http://xzzy168.bokee.com/tb.b?diaryId=143807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