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三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1:11:45

和谐三策

单位/姓名:中科院计算所博士 张宇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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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社会与经济的运行按照三个层次进行,我们的目标“富强、民主、文明”也是对应三个层次而定义的。这三个层次就是经济、政治、文化。孔子曾经有几段话,如“樊迟请学稼 , 子曰:吾不如老农。”这个被认为是孔子鄙视劳动的证据,其实不然,孔子从小就从事过各种底层的劳动“子曰: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所以从孔子毕生提倡社会伦理的角度考虑,孔子的意思是在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层面排序的话,政治在前面,经济是附带的产物,故有这段问答。孔子又说“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就像土地里自然能生长树木一样,人文精神也自然影响政治。所以政治和文化相比,如同芦苇在风中,也是附属自然而生的。综合孔子的思想,排序结果是文化、政治、经济。西方近代的发展也可作为注脚:意大利文艺复兴以降,资产阶级革命中心和科学的中心一起按照英国、法国、德国、美国这个顺序传播,而其间群星璀璨可谓” 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同时世界经济中心也随之转移。本文渴望结合课中老师所谈和谐社会的思想,分三个层次进行一些粗浅的思考。

一、 文化对策

1.1儿童读经运动——传承东方文明,重建民族自信。

何谓中国传统文化,三言以毕之儒释道 ,一言以毕之曰禅。国学之魂是爱民信仰,现在的话讲就是同情弱势群体,围绕这个主题产生的智慧积累就是国学的全部内容。

在本民族的文化根本上建立的自信,才可以不卑不亢的面对外族。而传承的工具在汉字,中华的经典都还在,而汉字作为象形字,不会数十年间随口音而面目全非,有又活跃的造词能力,不会电灯、电话、电车各造一词,象英语那样在工业革命中词汇量极具膨胀。所以传承是可能的。下面引述一些读经运动的片段,以了解现状,展望未来。(引用1)

“经书是我国民族文化之珍贵遗产,虽然自清末开始不断遭到质疑,将经书与落后保守划上等号。但事实上,经书的价值是可以重新看待的,如何赋予现代意义,从中撷取活用的智能,恐怕是现代人在面对经书时,应该调整的心态。坊间学钢琴、学计算机、补英文,各式各样的儿童才艺班,令人眼花缭乱。在不能输在起跑点上的竞争压力下,你是否为了帮孩子选择什么『菜色』困扰不已?如果你经常观察并反省我们的文化发展与教育问题,你可能会发现无论学校教育或是这些应运而生课余时髦的社会教育,所提供给我们下一代的始终只偏重知识或技能的传授;至于精神层面的人格涵养,则显得相当贫乏。整个大环境所见也大半是心量狭窄、急功近利的角色。
经典是智能的结晶,所载为常理常道,其价值历久而弥新,任何一个文化系统都有其永恒不朽的经典,作为源头活水。中国自古流传的四书、五经,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典册,向为知识分子所必读,以此抟成了整个文化的特色。儿童读经就是教儿童诵读经典,这其实原是中国行之数千年的重要教育理念,在现代社会中提出,却变成陌生而令人一时难以接受的论题。

1.1.1不读经书 中国人的理性被架空了

『读经』之风至清末仍盛,民国以后西风东渐,元年元月第一位教育部总长蔡元培下令:『小学堂读经一律废止』,五月又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七月又提出:『各级学校不应祭孔』之议案;三个连续动作,使中国从此没有读经的学生,没有可教读经的老师,迨至民国八年五四运动,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不用说读经,中国人连古文都渐渐看不懂了。学校里从此遵循的是胡适、杜威那套『启发性』、『按部就班』、『儿童中心本位』的教育观念,漫长的岁月,中国人除了中文系学生,没有人读经;现代的中国人,早已国际化,美其名曰『世界人』,事实上是忘了根本的一群人。高度经济发展下,文化教养未能相对提升,社会正义日消,君子之风渐远,诈虞日盛,这都是『废经』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今天,我们不能不审慎地思考这个问题,『经』原来是文明的结晶,扎稳生命根底的道理;不读经,中国人理性架空了,一时之间成了回到丛林的野蛮人,在西方文明之前,如何能不自卑,而「没有自我文化的民族,托钵乞怜的结果,纵有再大的本事,终究不能参与世界文明的创建,而为世人所尊重」。如果很准确地留心到人性的根源,触及教化的核心关键,就不会选择一般人觉得莫测高深的逻辑阐释这条途径,而将这些看似很玄的道理,落实在一个最简单理念的推广。当务之急是『教育』的革新,尤其文化教育是「固本陪元的工作,虽然收效在十年百年之外,但今日不做必贻明日之悔」;从『普遍恢复读经教育』来救助人心,而从儿童时期就给孩子读经,尤其是有理论、实验依据的有效方法。

1.1.2在儿童记忆力最好时 储备一生受用的好东西

从小让孩子接触『最有价值的书』、『永恒的书』,要求他熟背,暂且不管懂不懂,让他储备一些一生受用的好东西。据专家研究,人类有理解与记忆两大学习能力,记忆如计算机资料之输入与保存,理解则如程序之设计与应用。记忆力从小即显著发展,至十三岁为最高峰,其后便有趋下的可能;理解力则十三岁以后方有长足进步,其后日渐成熟,直至老死。王财贵提倡的『儿童读经』就是利用儿童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让他尽量背愈多愈珍贵愈好的经典,即使一时不了解,用不上,等到理解力渐臻成熟,后来居上之际,数据库里的东西自然而然反刍出来,酝酿发酵所『食』之『古』,自然而然『化』成了他人生智能的一部分。

1.1.3在快乐与痛苦中进入中国文化核心,潜移默化塑造优美人格

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当然会留下学计算机很不同的记忆吧!尤其这些记忆日后将会在他们人生中不时被复习,印证亲身的经历,就更显得『读经』一事是牢结盘固在他们生命中的根柢。
中国人向来将文化涵养放在日常生活之中,即以读书这件事来说,古文本身就是一种修饰过的语言,抑扬顿挫,长短相间,极富音乐性的美感,一唱三叹,遗韵不绝。长期背诵经典,潜移默化一个孩子的心灵,塑造优美的人格,绝不是钱穆先生批评为『小猫叫、小狗跳』的教育的浮浅课文所能望其项背者。
在没有压力下,光是朗读认字,跟读一年之后,约可认得三千字;二年后,可有一般大学生的国文程度;三年者,等同大学中文系学生的程度;至于全然展现成果,约得学习十年后才能检视。,
读经班如果蓬勃的发展,「这将是五四以来最大的文化运动」,届时『国士胸罗廿四史,村童背诵十三经』的境界可达,对社会的和谐进步或将有相当助益。

1.2国有教育系统多做点 义工

教育和公务员系统一样是纳税人投入,在一些评定指标上也可以参考对学生的义工服务时间标准,根据学校的分类不同研究性高校当然在评定职称时考虑有多少原创型的工作或文章,而还有大量教学型或技术型高校就不应该文章一刀切,应该把对社会做科普工作的义工时间加入到职称评定中来。对社会在科教方面义工,不应该是在互联网上可以方便收到的知识条目,(这样就不需要教育义工了)而是对这些知识深入浅出地表述,引导,体系构建,和实践机会的提供。这些需要教育者对大众真正付出一番心血,教育部门真正拿出一些资源。

当然这种对纳税人的反馈也是国有教育的应有之义。为了使国家投资的教育资源不仅仅使高校所在地受益,需要建立视频网络,小卫星通讯,定期人员交流等机制,使资源达到边远落后地区。同时这个网络可以提供平台让民间学术来互动,以弥补出版之不足。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有一段名言:“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为大。”故改变国有教育职称评定标准,建立国家大学术网络交流平台,此二途可资参考。

1.3 不论是“授之以鱼”还是“授之以渔”,都要先有渔场

素质教育之立论,多有“授之以渔”的比喻,但我们可以思考第一条鱼是如何捕到的,谁能教这第一个人如何去渔。可见有渔场可使本不会渔者会渔;可使本无鱼者有鱼。而无渔场可使本来会渔者,变成屠龙之技,而渐渐落后至于无能了。人人都是人才,有渔场则群星当空,无渔场则本有的人才也会贬值为无能,渔场之关系重大。近来学生就业问题每每归责于学校和教育,可是渔场的建立却是全社会的责任,至于私人企业在市场经济下无法苛责,而国有的企事业单位本应该为国家承认的大学提供渔场,假期实习和毕业后的人才政府采购都要制度化。越是边远落后地区,事业单位人员本地化的程度越高。此并非大学生不愿意去而是往往各种原因去不了,因为在不发达地区并非没有发达的待遇。同时教育资源本身也是渔场,高校招生各地区分数线差别对待对和谐也有一些影响,高等教育自古以来是社会下层向上层流动的途径,可能承载着一个家庭几代人的希望,如果畅通将是社会矛盾的减压阀,对和谐社会功劳很大。

二、 政治对策

政治在文化、和经济的中间,是和谐的中枢环节,若按照孔子所言的顺序在文化中求则顺行,则省力,而不是反之。在民族精神振奋,自信心高昂,同胞之情发自内心之情势下自然有功。文化教育还是首要之事。不过“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有待发心“耕耘不问收获,成功不必在我”的教育者来贡献。

三、 经济对策

经济本来是前两者的自然产物,但在特定问题中也有可分析的地方。

3.1 国父论住房问题

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8月10日在广州发表过长篇演说,翌年于京去世,这段演说诚为总理最后遗教。再参考新加坡政府组屋远远多于商品房;日本的公团遍布东京,有三个月工作纳税的外国人也可以廉价租住(无户口限制)。或许可以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有借鉴之处。(引用2)

“讲到土地问题,在欧美社会主义的书中,常说得有很多有趣味的故事。像澳洲有一处地方,在没有成立市场以前,地价是很平的。有一次政府要拍卖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在当时是很荒芜的,都是作垃圾堆之用,没有别的用处,一班人都不愿意出高价去买。忽然有一个醉汉闯入拍卖场来,当时拍卖官正在叫卖价,众人所还的价,有一百元的,有二百元的,有还到二百五十元的,到了还到二百五十元的时候,便没人再加高价。拍卖官就问有没有加到三百元的。当时那个醉汉,醉到很煳涂,便一口答应,说我出价三百元。他还价之后,拍卖官便照他的姓名定下那块地皮。地既卖定,众人散去,他也走了。到第二天,拍卖官开出账单,向他要地价的钱,他记不起昨天醉后所做的事情,便不承认那一笔账;后来回忆他醉中所做的事,就大生悔恨。但对于政府,既不能赖账,祇可费了许多筹划,尽其所有,才凑够三百元来给拍卖官。他得了那块地皮之后,许久也没有能力去理会。相隔十多年,那块地皮的周围,都建了高楼大厦,地价都是高到非常。有人向他买那块地皮,还他数百万的价钱,他还不放手。他只是把那块地分租与人,自己总是收地租。更到后来,这块地便涨价到几千万,这个醉汉便变成澳洲第一个富家翁。推到这位澳洲几千万元财产的大富翁,还是由三百元的地皮来的。

讲到这种事宜,在变成富翁的地主,当然是很快乐,但是考究这位富翁原来只用三百元买得那块地皮,后来并没有加工改良,毫没有理会,只是睡觉,便坐享其成,得了几千万元。这几千万元是谁人的呢?依我看来,是大家的。因为社会上大家要用那处地方来做工商事业的中心点,便去把他改良,那块地方的地价,才逐渐增加到很高。好像我们现在用上海地方做中国中部工商业的中心点,所以上海的地价比从前要增涨几万倍。又像我们用广州做中国南部工商业的中心点,广州的地价也比从前要增涨几万倍。上海的人口不过一百多万,广州的人口也是一百多万,如果上海的人完全迁出上海,广州的人完全迁出广州,或者另外发生天灾人祸,令上海的人或广州的人都消灭。试问上海、广州的地价,还值不值现在这样高的价钱呢?

由此可见土地价值之能够增加的理由,是由于众人的功劳,众人的力量;地主对于地价涨跌的功劳,是没有一点关系的。所以外国学者认地主由地价增高所获的利益,名之为不劳而获的利,比较工商业的制造家,要劳心劳力,买贱卖贵,费许多打算、许多经营才能够得到的利益,便大不相同。工商业家垄断物质的价值来赚钱,我们已经觉得是不公平,但是工商业家还要劳心劳力;地主只要坐守其成,毫不用心力,便可得很大的利益。但是地价是由什么方法才能够增涨呢?是由于众人改良那块土地,争用那块土地,地价才是增涨。地价一增涨,在那块地方之百货的价钱,都随之而涨。所以就可以说众人在那块地方经营工商业所赚的钱,在间接无形之中,都是被地主抢去了。

近来欧美经济的潮流侵入中国,最先所受的影响,就是土地。许多人把土地当作赌具,做投机事业,俗语说是炒地皮。……。由于土地问题所生的弊病,欧美还没有完善方法来解决。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便应该趁现在的时机;如果等到工商发达了以后,更是没有方法可以解决。……。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不过办法各有不同。我们的头一个办法,是解决土地问题。……。现在我们所用的办法,是很简单很容易的;这个办法,就是平均地权。讲到了这个问题,地主固然要生一种害怕的心理,但是照我们的办法,现在的地主还是很可以安心的。这种办法是甚么呢?就是政府照地价收税和照地价收买。究竟地价是照甚么样定法呢?依我的主张,地价应该由地主自己去定。……。所以照我的办法,地主如果以多报少,他一定害怕政府要照价收买,吃地价的亏;如果以少报多,他又怕政府要照价抽税,吃重税的亏。在利害两方面互相比较,他一定不情愿多报,也不情愿少报,要定一个折中的价值,把实在的市价报告到政府。地主既是报折中的市价,那么政府和地主自然是两不吃亏。

地价定了以后,我们更要有一种法律的规定,这种规定是什么呢?就是从定价那年以后,那块地皮的价格,再行涨高,各国都是要另外加税,但是我们的办法,就是以后所加之价完全归为公有。因为地价涨高,是由于社会改良和工商业进步。……。比方有一个地主,现在报一块地价是一万元。到几十年之后,那块地价涨到一百万元,这个所涨高的九十九万元,照我们的办法,都收归众人公有,以酬众人改良那块地皮周围的社会,和发达那块地皮周围的工商业之功劳。这种把以后涨高的地价收归众人公有的办法,才是平均地权,才是民生主义。这种民生主义,……是很公道的办法,以前有了产业的人,决不至吃亏;和欧美所谓收归国有,把人民已经有了的产业都抢去政府里头,是大不相同。……。因为照我们的办法,把现在所定的地价,还是归地主私有。土地问题能够解决,民生问题便可以解决一半了。“

3.2 主权基金对内风投和穷人的银行

科技与金融是生产力发展的两个轮子。当然前提是要有一个好的社会土壤,这两者就会自然生长并相辅相成。科技创造财富,而金融要使财富保值增值。财富比电还难保存,动不动就贬值了,财富如何保值增值呢?答案是:通过金融投到最有前途的高科技中去,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以色列风险投资投高科技的比例世界最高,他开始是为了解决100万来自前苏联的犹太移民的就业问题,要知道当时以色列本来只有500万人。人家用风险投资投创业解决就业,解决的很好,同时也发展了高科技。

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一些资本实力,对海外有中投公司;对内有中金公司。在金融危机,就业不振,出口衰退的时刻,可考虑借鉴以色列的经验对内投资创业企业。除了在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同样可以有所作为。孟加拉国的尤努斯创办“穷人的银行”,穷人集资来给穷人发放小额贷款,30年来从当于51美元发展到40亿美元,还款率在98%以上。惠及6000万人,使无数人脱贫。尤努斯的伟大贡献使他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