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有爱（三）

作者: 罗大周　      九、死去又活来

    朦胧中听见妈妈叫我：“青山！青山！别动！别动！”。我睁开眼睛，看见蓝色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乳白色的大吊灯。我在什么地方呀？我左右环顾，满屋子都是床。穿着白色大褂的人在轻声说话。而我是睡在床上，我的一支脚被拴在床栏杆上，脚跟

    上插了针头。床边立着的吊针架上，挂着两个500cc药水瓶。妈妈站在床边叫我：“别动！别动！”。

    一切都明白了，我自杀未成功，被抢救过来，我一个多月来聚集安眠药片，想用此离开人间的努力全白费劲了。

    离开学院回到家中，妈妈没有丝毫责备，还百般体贴和安慰。然而我万念俱毁。失去了生活的目的。我不愿如此屈辱的生。战国时代楚国大夫屈原投江自杀，我曾认为屈原太痴太傻。今天我才体会到屈辱和忧思的生活难熬。

    我借口失眠，聚集安眠药片。致命量达到之后，一日晚餐时，我望着妈妈，妈妈呀！儿要与您永别了！这是最后的晚餐呀！我的泪如泉涌。

    “青山！你怎么啦？哪里不舒服？”妈妈见我泪流满面，急切的问。“我头痛，心闷，我想睡觉，若我睡着了，千万别叫醒我。我睡足了，病就会好。”我装着困极的样子，慢慢地脱悼外衣，上床钻进被窝，将装有四十片巴比妥的药瓶子从贴身的衣袋中摸了出来。只要我一口气吞下这些药片，我就会死。我的心脏猛烈地冲动；我努力地镇静自己，在黑暗的被窝中将药瓶盖拧去，心一横，将四十片强烈的巴比妥全部倒入口中，一气吞下。

    在吞下药片前，心情很紧张，咚咚的心跳声在黑暗的被窝中显得很大，听得格外清楚；吞下药片后，心情反而平静下来，我闭着眼睛，静静地等待死神来将我带离这痛苦的人间。

    以后，我什么也不知道了，一直到文章开头的情景。我清醒过来时，妈妈告诉我说：“儿啊！你在医院里睡了三天三夜了！”。

    十、我志难渝

    自私的、怯懦的、逃避人生责任的自杀破产之后，心中感到很内疚，主要的是感到对不起我的母亲。我年幼丧父，母亲好不容易将我拉扯大，而且上了大学。但我不但没有丝毫报答她的养育之恩，还以自杀害她老人家心痛。对我母亲来说，我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

    回忆从学院回家的那天晚上，我虽然是一个二十几岁的男子汉了。却像一个婴儿一样在母亲的怀中不停地哭泣。我没有在学院自杀是想回家来看看她老人家再死。

    妈妈拥抱着我，抚摸着我的头说：“青青啊！妈妈理解你受的委屈。妈妈不要你当工程师了，跟着妈妈到农业社出工吧！做一个农民也好，妈妈为你找一个好姑娘成家，你就会得到快乐的。”

    妈妈呀！我若是没读书，没上大学，没有知识，没有太多的情感和理想的人。我也就不会得到如此的遭遇。但儿是一个无线电工程系自动控制专业的大学生呀！儿千辛万苦走到这一步，现在是全功尽弃，海枯石烂，我志难渝啊！

    十一、书记命令打造“文艺卫星”

    既然没有死，不得不活下来，只是为母亲而活。人民公社成立后。自留地收了，一头母猪及十头小猪也收归集体所有。每人都要出集体工，到集体食堂吃饭。我不得不到生产队出工。

    少年时的朋友刘之明当了生产队长，他常要我为他在社员大会上宣讲文件。人民公社成立时，他要我为食堂建立会计账。我能说、会写、会算的名声传到了大队书记那里。

    有一天，大队书记谭仁祥（市委下放干部）打电话要我去，他对我说：“听说你是个大学生，能说会道，会写。粮食生产放了大卫星，亩产十万斤。上级指示要我们在文艺方面也要放一个大卫星。现在将这个放文艺卫星的任务交给你，公社是实行军事化的，这是党给你的命令。”。他命令我组织一个文工团（歌咏队与剧团），出张大墙报，在大队部画两张大壁画（穆桂英挂帅及愚公移山）。文艺卫星的主题是“人民公社好”。

    我是学理工的，虽对文艺爱好，但是，我心中没有感动的，或尚存在疑惑的事情，要我去歌颂它，宣传它，我是无论如何做不好的。也不愿意做。我想起在高中读书时的同班同学金东。

    十二、代课教员也被划为右派

    金东是我班的生活干事，为人热情，爱好文艺，是校文艺组组长，且好与艺人交往。他立志想当新闻记者，考大学时，他填的志愿都是名牌大学的新闻系。但都未被录取而录取北京教育学院。他未去教育学院上学，只等来年再考，攀登高枝。金东早年父母双亡，由姐姐带大，从小失去母爱，羡慕别人有妈妈，他常到我家来玩，拜我母为干妈。他由于家境不好，在等考阶段去小学当代课老师。我被迫回家务农，没有告诉他。有一个星期天，他来看望我的妈妈，不期与我相会。我以生病休学为由，未与他谈及反右之事。他却大谈他的任教学校中正在鸣放高潮，他所写的大字报及画的漫画轰动小教界。我心中为他担忧。但我能对他说些什么呢？关于反右的事情，我自己都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同时，我的家庭背景与金东不同，金东的父亲在大革命时代是一个纱厂的工人运动代表。大革命失败后，流亡他乡而死。金东是无产阶级的后代。他对党是热爱和忠诚的。我心里想：金东出身好，在小学代课，又不是固定工作。右派的帽子绝不会戴在他的头上的。

    隔了半个月，他又来到我家，向我哭诉；他已经被划为右派份子，刚从反省室出来，尚未归家就来我家；他哭着请求我给他一点农药，自杀了结此生。我安慰他，将我自己与他同样的事情告诉他。他的情绪才安定下来。晚饭后，他的姐姐到我家，将他带回去。

    金东在家失学失业，惶惶不可终日。一家工厂招收学徒，金东前去应试，笔试被录取。待到面试时，考官对金东说：“我们已经了解了，你是一个反党的右派份子，我们不收你。”金东像《流浪者》（印度电影）中的拉兹一样被赶出了工厂大门。又有一次金东听说新疆招聘团招人去边疆工作。招聘办事人员住在某旅馆。金东到某旅馆去报考。一个自称是新疆招聘团的办事人员说是带他去报名，将他带到一个房间后将他拘留。

    金东在房间中受了一夜罪，第二天早上，当房门打开时，公安人员进来将金东押回家。交给当地派出所，警察限令金东每个星期六到派出所参加五类份子（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坏份子、右派份子）学习班学习。

    我到金东家，请他来为我完成放文艺卫星的任务。经过他的多方奔走，联系了一些演剧的老艺人。总算将这“文艺卫星”放了。

    我写了一首《公社社员之歌》，歌词如下：“我们是公社社员，吃饭理发不要钱。我们是公社社员，工农兵生活在一穷二白的大公园，我们要改变这一穷二白，不偷懒不偷闲，超英赶美，快马加鞭。共产主义的大乐园就在眼前。”。

    此曲由金东谱曲并教唱。现在想起这歌词，心中未免好笑。但是，歌词所唱的，的确是当时人民公社的实情。

    十三、退学证明葬身焚书火海

    一日，大队谭书记将一封县教育科的信交给我。信中这样写道：“陈青山同志：据基层反映，此次在放文艺卫星的任务中，你工作积极，完成任务好，请来我科一谈，并将你的有关证件带来……”这短短的几句信文，可把我急坏了。离开工学院时几乎等于逃亡，除了一张户口迁移证外，什么证明文件也没拿。不去教育科吧？放弃出去工作的机会，说不定能对我引起一些怀疑，露了我的右派底，真是使我进退两难。我苦苦思索，寻求万全之策。想起离开工学院时，张思奇书记曾对我说过：“设法将你的档案保留在学院。”现在看来他是这样做了。因为，如果我的档案寄来地方，则教育科知我是右派，决不会要我去工作，而公安派出所的警察早登我的家门了。现在我出去工作，如果没有学历等证明。教育科必定去函工学院调我的档案。那时我的右派底就会暴光了。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想了一阵，终于想到与张书记先取得联系后再走下一步。我马上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说：“承蒙书记批准退学，但我现在很后悔，想复学。因我受党及国家培养多年，所学知识未能拿来服务于人民。若复学有困难，我愿回校在工厂或实验室工作，只吃饭不要工资……”

    没几日，张书记回信给我，信中写道：“陈青山同学：来信收到，知你平安返家，甚安慰。你既已自请退学，不能复学，至于工作，可持我给你写的这封信去当地政府请求解决……”信签名之后还盖了党总支的公章。

    书记给我的这封信语气是很亲切的。但是，当我看到随信寄来的一张退学证明后。我心凉了大半截。因为退学原因栏中，赫然填写着：“因被划为右派自请退学”。唉！这张退学证明不但没有用，倘若被人看见了，灾难就会来临。我凝视着这两张文件，苦苦思索，寻找解决的办法。

    两个文件都是书记亲笔写的，为什么写给我的信是用不易退色的黑墨水写，而退学证明却用易退色的蓝墨水填呢？这不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我：若需要用这张证明，你自己加工修改吧！

    我很快地就买回了退色灵药水，将退学证明变成了一张空白退学证。本想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填写，但不善弄虚作假的我，犹豫起来：万一证明被人识破，岂不犯了伪造证件罪。考虑了很久，终于没有填写，将它藏在楼上一个书箱中，以备万一需要时再填写。文化大革命时，我家被查抄，将我祖宗遗留下的和我自己多年搜集的共十大箱藏书全抬走了。文革结束后，我曾去打听这些书的下落，回答是已经全部烧了。这张空白退学证想必是葬身在这场史有前例的焚书坑儒的烈火之中了。

    十四、中学生也有被害的

    我拿着张思奇书记给我的信，到县教育科报了到。教育科分配我去一个戴帽子中学(由小学加初中班而成的中学)教数学和物理，兼上小学的自然课。同寝室的丁力人老师教史地课，他也是这次分配来教书的，比我早来三天。他工作兢兢业业，年纪比我小七岁，但过于老成，没年轻人气息。在闲谈中，我问他为什么没读完高中就参加了工作？他开始时吞吞吐吐，含糊其词。大概是他看出我这个人不像是吃政治饭的，终于将他的秘密告诉了我。原来他在读高中时和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反右派运动中，文学社被定为反动组织。文学社的成员大多被开除学籍，他也被开除了学籍，因而高中没有毕业。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学教员，还任过校长之职，反右运动时被划为右派。唉！我原以为只有大学里的知识份子才会被划为右派分子，想不到中学生也有被害的。他虽坦诚地将他的事情告我，我却未将我的秘密告他。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打成反党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一日，公社召开基层干部大会，教师是属于干部之列的，故全公社教师都必须去参加开会。到了会场才知是批斗县团委书记。据主持批斗大会的县武装部长说：“他一贯反党，五七年反右时，他同情右派被批判过，但他不思悔改。最近他公然诋毁党报，说党报上报导稻谷亩产十万斤是胡说八道，是指鹿为马。还说这样不实的东西，登载在党报上，党不允许党员发表不同意见，这样的党不想参加了，竞向组织部递交了退党书。”。

    武装部长冲向团委书记，怒问他退了党想干什么？是否是想到台湾去干反革命？团委书记回了一句：“你才是反革命！”。武装部长猛地打了团委书记一记耳光。台上有人领着喊口号：“打倒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右倾机会主义份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台下的人一齐举手跟着呼喊。

    散会了，生产队的干部们与学校的老师们默默地走出会场，走向田野，消失在黑暗中。我与丁力人老师回到寝室后，燃上煤油灯（农村尚无电灯），备了一阵课，就上床睡觉。想起刚才的斗争会，心中不是滋味，知识分子大多为小资产阶级出身，被划为右派尚可理解，彭德怀也被打成右倾分子，反党分子，共产党为什么变成这样的乱七八糟？真是不可思议！我整夜听见丁力人老师老是在床上翻身。我想：他可能听见我也老是在床上翻身吧！

    十五、一公里长的山头五字标语

    在如此强大的反右倾的形势下，我与丁力人老师只好对领导唯命是从。领导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努力去完成任务。

    公社交给学校一个宣传任务：要在一座长约一公里的山坡上用石灰堆成“人民公社好”五个大字的山头标语。校长将这任务交给了我与丁力人老师，限令在国庆节之前要完成任务。我与李老师接到任务后，首先将全校师生分成五个组（一组做一个字），任命了组长及副组长，由组长再挑选几个同学，然后我与李老师带领这些人来到山下。我站在山下远处观测，将每个字的笔划起点与终点定好，画了一张草图。李老师带领这些学生携带标杆及锄头上山。我仍留在山下观测，用旗子指挥。整整忙了一天，才将五个字的位置及字的笔划起落点定好。第二天，全校开动员大会。校长作政治动员，我分配工作任务，确定工序，讲解如何施工。我说：“首先大家要用锄头和斧头，将山上的树木和杂草砍悼锄去，做出字来，然后就运石灰上山，将石灰厚厚的倒在做出来的字上。不能偷工减料，否则，字不能保持久。”。

    整整忙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每个字长与宽各约一百五十米的，用几千担石灰堆成的“人民公社好”五个大字终于写上了约一公里长的山坡上。从十里外的地方都能很清楚地看到这幅山头标语——“人民公社好”。完成任务后，学校受到表扬，校长似乎更器重我与李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