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国惩治腐败大案要案纪实

90年代中国惩治腐败大案要案纪实
90年代中国惩治腐败大案要案纪实 第一篇
     “烟草大王”的人生悲剧——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件警示录
                             刘思杨 郑宏范    作为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玉溪卷烟厂厂长，话时健曾是一个被各种荣誉和光
环所笼罩的人物，人称“中国烟草大王”。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发展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现代化烟草企业，褚
时健为此作出过重要贡献。然而，在功成名就之后，在将要退居二线之时，他却利
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吞噬国家和集体的资产，最后从高高的“红塔山”上坠落。
    鉴于褚时健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经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中共云
南省委决定，开除褚时健党籍。司法机关已经依法对其立案侦查。
    举报信引出一起令人震惊的大案
    1995年2月， 一封来自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匿名举报信寄到中央纪委信访室：三
门峡市烟草分公司某人勾结洛阳水泥厂驻洛办事处临时工林政志，用行贿手段，先
后给云南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送去大量礼金，其中包括金龟1个、金佛爷1个、金
表1块及美元、 金条等。从1991年11月至1993年9月，林政志等人共从玉溪卷烟厂5次购进卷烟8167件，获利818万元。
    举报信不长，但反映的问题具体、详实。
    3月24日， 中央纪委有关部门派员到洛阳，从外围展开调查。洛阳市司法部门
同时对林政志采取措施。
    林政志供认他先后5次从玉溪卷烟厂套购8000多件卷烟、 牟取暴利的事实，并
交待他多次给话时健的妻子马静芬、妻妹马静芳、妻弟马建华等人送钱送物90万元。
1995年7月至1996年3月，司法部门根据掌握的涉案人的大量犯罪嫌疑问题，先后在
云南、广东、海南等地收审了犯罪嫌疑人马静芳、马静芬、马建华及褚时健的女儿
褚映群、外甥喻斌、昆明市公安局交警刘云、汕头市个体烟贩赖喜荣等人。
    经查，1991年至1995年，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为他人批烟倒烟，其亲属
从中收取了大量钱物。为林政志、赖喜荣、刘云等人批供卷烟，其妻马静芬及其它
亲属收受140多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
    同时，司法部门对有关涉案人员的住宅进行搜查，取得大量赃证，先后收缴赃
款500多万元人民币（含存单、国库券、债券）、4万多美元、近百万港元，收缴价
值100多万元的赃物和价值400多万元的8处房产， 总价值超过1100万元，其中1000
多万元的钱物为褚时健夫妇所共有。仅从床底起获的密码箱内的赃物中，就有金表、
金条、 金佛、金项链、金耳坠、金手链及各种玉器等。其中2尊金佛和带“佛”字
的金戒指等正是林政志送的。
    举报属实。褚时健严重建反党纪的事实存在，同时部分问题已构成犯罪嫌疑。
他的妻子马静芬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不得不供认：我的钱都是到玉溪烟厂搞烟的人
送的。他们倒烟发了大财，就给我送；送了多少，谁送的，我记不清了。
    从举报的案件线索中，办案人员还发现玉溪卷烟厂在厂外、境外没有10多亿元
人民币和2500多万美元的帐外资金。这笔钱是1991年至1995年玉溪卷烟厂销售“浮
价烟”时，褚时健等人私设的“小金库”，必须褚时健签署授权委托书才能支取，
分别存放在香港、珠海的下属公司和广东的几家烟草公司。工厂没有这笔帐，只有
总会计师罗以军等少数人知道。
    褚时健设这笔帐外资金用来做什么? 1996年11月，办案人员兵分三路，到广东
揭阳、普宁、广州和海南调查，掌握了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为广东普宁、揭
阳烟草公司批烟， 女儿褚映群索要和接受3600多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
美元的事实；同时还掌握褚话时健贪污、挪用巨额公款和收壮受贿赂等重大犯罪嫌
疑。正当调查深入进行时，褚时健坐不住了。1996年12月28日，他在经过充分准备
后，出现在云南边陲河口企图出境，被边防检查站截获。1997年1月6日，云南省人
民检察院决定对褚时健立案侦查，2月8目监视居住，7月10日被捕。
    此后， 案件有了重大突破。8月初，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检举褚时健有严重贪污
问题。在预审人员的攻势下，褚时健的心理防线崩溃了，首先供认了自己伙同烟厂
副厂长乔发科、总会计师岁以军等共同贪污账外资金30O多万美元的问题。
    1995年上半年，褚时健对副厂长乔发科、总会计师罗以军说，弟兄们辛苦一场，
现在有点外汇分给你们。褚决定从华玉公司拿出一部分美元差价款，由诸、乔、罗
和华玉公司总经理盛大勇、副总经理刘瑞麟贪污私分。褚时健交代罗以军：“我要
100多万美元， 你和乔发科各60至70万美元，盛大勇、刘瑞麟也给一点，盛大勇多
一点。”他还说自己不缺钱，要罗以军把分给他的钱打到他儿子褚一斌的境外账户
上。7月中旬，褚时健签署了转款使用的空白授权委托书，让罗以军办理。7月20日，
新中坡方面电告：钱已入账。
    经过艰苦调查，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件取得重要突破。
    调查表明， 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主谋贪污私分公款300多万美元，其
中他个人贪污170多万美元；为他人批烟谋利，其女儿索要和接受3630万元人民币、
100万元港币、30万美元，妻子及其它亲属共收受140多万元人民币、8万美元、3万
元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
    调查发现，褚时健还有其它更加重大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的嫌
疑，目前司法机关正在进一步侦查中。调查发现的多起相关案件，有关纪检监察机
关、司法机关也正在继调续调查。
    一个为企业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知名劳动模范，就这样滑向了罪恶的深渊。
其涉嫌犯罪数额之大，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
    党纪国法面前没有特殊人物
    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清醒地看到，反腐败
是一项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褚时健严重经济违纪违法
案件中，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云南，褚时健大名鼎鼎。他的知名度高，说到底跟一个“烟”字分不开。
    烟草是云南的主要经济支柱。作为烟草业“台柱子”的玉溪卷烟厂更是功不可
没。建厂40年来，经过广大职工艰苦创业，这个厂的固定资产从1978年的几千万元
发展到1996年的70亿元，每年创利税近200个亿。在全国180多个卷烟企业中，玉溪烟厂多年保持装备技术水平、 出口创汇、税利等7个第一，仅这个厂生产的“红塔
山”卷烟的品牌，无形资产就高达332亿元人民币。
    玉溪卷烟厂能有这样的辉煌业绩，和褚时健密切相关。为此，他先后获得各种
荣誉称号：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经营管理者、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和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位改革风云人物等。
    这样一位“风云人物”的蜕变个人惋惜，查处起来也有相当难度。
    有些人感情上接受不了。不少人认为，褚时健任厂长17年，把一个名不经传的
小企业搞到今天这个样子，功劳太大了，过与功相比，算不了什么。
    有些人思想上有顾虑：查办褚时健，会不会把企业查垮了，影响企业稳定，影
响云南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
    腐败不除，国无宁日。针对某些干部“以烟谋私”问题，中央领导同志早就明
确指出：要看到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要坚定不移加大反腐败力度。
    随着案件查处得阶段性成果，中央纪委领导同志提出；对褚时健，“过不掩功，
功不抵过”。无论是谁，功劳再大，也不能违反党纪国法。
    云南省委领导表示：功是功，过是过。烟草业的腐败问题不解决，早晚会把云
南的卷烟和烤烟搞垮。只有把毒瘤割掉，才能保证烟草行业健康发展。
    调查中，褚时健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甚至设置障碍阻挠查案。
    为隐瞒巨额财产的不法来源，褚时健多次编造说，这些钱是外商要他帮助买房
的钱和交给他保管的考察费，并指使一些人做伪证。
    他还拿出巨款疏通关系，其中一次就付给“中间人”（实际上是个政治骗子）
数十万美元，要这位骗子为他去“活动”。
    阻力和利诱动摇不了办案人员反腐败的决心。两年来，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
检院的领志同志多次赴广东、云南等地亲自指导、协调办案，云南省委多次召开会
议听取汇报。在查案过程中，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云南、河南、广东等中
央和地方的办案人员齐心协力、克服困难。有的同志父亲病故，不能尽孝；有的一
年有280多天出差在外； 还有的家人生病，妻子生产……然而，却没有一人影响工
作。在他们的努力下，案件查处工作不断取得进展。
    玉溪卷烟厂的生产状况如何，社会十分关注，同时，也关乎云南的经济稳定。
办案中，大家始终坚持一条原则：在保持企业稳定、职工稳定、产品稳定、质理稳
定的前提下开展工作。
    按照以往的做法，办案要直接找知情人了解情况，。而涉及此案的一些知情人。
不少是在褚时健身边工作的干部。为了不影响生产，减轻对工厂干部的压力，办案
人员能不去厂里尽量不去，先从外围了解。
    1996年1月， 昆明市常务副市长宇国瑞出任云南红塔集团和玉溪红塔烟草（集
团）有限公司总裁、党委书记。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云南省委的领导同志
大力支持他的工作。多次和他谈心，勉励他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抓好各主要环节的
管理，对集团和财务。
    销售等重要部门的涉案人员，也是有了合格接人选后才开始审查的。
    在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指导和云南省委的直接领导及有关部门协助下，
查办褚时健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严格遵守了反腐败斗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工作的总体
要求。现在，玉溪卷烟厂职工稳定、生产稳定、产质量量稳定。1996年烟厂实现工
商税利193亿元，1997年在国家许划减少4万大箱卷烟的情况下，仍然实现工商税利
193.5亿元。比上年增长0.5亿元。
    事实告诉人们，反腐败有力地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今日的
玉溪卷烟厂生产没有滑坡，相反。通过查办案件，还追回、扣押赃款赃村折合人民
币2.7亿元， 为玉溪卷烟厂追回账外资金11.l亿多元人民币、2500多万美元，审计
后为国家追缴税费1.7亿多元人民币。 另外，此案还带出多起涉烟案件，为云南烟
草工业发展挖出了一批蛀虫。
    在一起案件中为国家挽回如此巨额的损失，也是我国历史上所罕见的。
    警钟，再次重重敲响褚时健从一个党和人民培养起来的优秀企业家，走上严重
经济违纪违法道路，教训深刻而惨痛。
    翻开褚时健的履历，他1928年出生，1949年参加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1952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过服务员、指导员、区长、区委书记、玉溪行置人事科长，
1963年起从事工厂管理工作，先后任地方农场副场长、糖厂厂长，1979年出任玉溪
卷烟厂厂长。
    采访中，熟悉褚时健的人都说，作为一个工农出身的的干部，他是凭着坚毅的
性格、朴实的作风一步步成长、发展起来的。人们并不讳言，玉溪卷烟厂能有今日
的辉煌，褚时健功不可没。许多人还记得，褚时健到农村查看烟田，常常挽起裤腿
就下到地里。
    然而，褚时健在自己的晚年，在做出了巨大成绩之后，却没能经受住荣誉和金
钱的考验，开始逐步蜕变。
    据办案人员分析，褚时健违纪违法行为集中发生在1995年，也就是上级决定考
虑让其退休、准备调整企业领导班子之后的一段时间。
    这些年，考虑到褚时健的特殊贡献，云南省每年都要给他一定的奖励。前几年
是每年几万元，1995年达到20万元，加上玉溪卷烟厂让人羡慕的工资、奖金，按说
他是可以安度晚年的。然而，褚时健似乎忘记了企业的发展长期以来有国家和省里
政策、资金的支持，有全厂5800多名职工的艰苦奋斗，忘记了党和人民给予他的荣
誉。他把自己在任期间厂里为国家创造的财富，过多地看成是自己的功劳，觉得不
能白于一场。就这样，他开始盯上了国家、集体的资产。
    褚时健后来这样讲述他当时的心态： “1995年7月份，罗以军、乔发科、盛大
勇、刘瑞麟和我私分30多万美元那次，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但没有明确谁为
接替。我想，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
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 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
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然而，党纪不许，国法不容。他本可荣耀的一生，却因晚节不保而涂上了抹不
掉的污迹。
    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件令人深思的另一个问题是，他贪污、侵吞如此巨
大的公款，几乎全部来自违反财经纪律私设的“小金库”。客观上来说，是“小金
库”害了他。
    90年代初，为解决卷烟生产辅料不足问题，上级部门批准玉溪卷烟厂在完成国
家调拨计划任务外，再生产一部分卷烟，用来与其它地方串换生产急需的卷烟辅料
和钢材、水泥、化肥等生产资料。
    当时，国家规定的卷烟出厂价较低，像“红塔山”香港，经销者按出厂价批到
后，每条就可赚50元左右的丰厚利润。由于卷烟完全是卖方市场，求购者源源不断，
玉溪卷烟厂门庭若市。
    在这样的情况下，玉溪卷烟厂生产的一部分计划外卷烟没有用来串换生产资料，
而是违反规定流向了沿海地区的县级烟草公司，这些烟被称作“浮价烟”。从玉溪
卷烟厂批到浮价烟的，除了按调拨价付款外，还需往烟厂指定的厂外其它账号上另
打一部分浮价款，烟厂不给发票。这样，浮价款越积越大，便形成了拥有10多亿元
的庞大的“小金库”，这就为褚时健主谋贪污私分巨款提供了前提条件。
    没有监督的权力容易导致腐败。褚时健一案再次给人们以警示：采取切实有效
措施，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才能防患于未然，做到既保护国有资产不受损失，
又保护我们的干部不受侵蚀。
    褚时健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7年，在厂里形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身边人称他
“老爷子”，其它人叫他“老板”。重要的事，尤其是批烟，全凭他的条子或电话。
尽管厂里也有职代会、纪检委，有一个个规章制度，但褚时健集厂长、书记大权于
一身，对其监督几乎流于形式。
    总会计师罗以军交待，褚时健在提出私分300多万美元时，他开始也认为不妥，
但褚时健的权力、威信在厂里达到了顶峰，他的话就是“圣旨”，他交待的事情必
须，所以明知不对也不敢阻挡。
    玉溪卷烟厂的帐目年年有审计，而这个厂从1991年起就在厂外设立浮价烟的帐
外帐，金额高达11亿多元人民币、2500多万美元。
    由于种种原因，审计部门长期以来没有察觉。
    在采访话时健一案过程时，不少同志谈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旧体
制转换的今天，我们的许多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漏洞。国有企业领导人是否经得
住金钱的考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己的道德质量和自律意识。因此，完善制
度，堵塞漏洞，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十分迫切。
    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件还向我们提出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烟草企
业近年来屡屡发生主要负责人以权谋私、触犯党纪国法案件。像褚时健这样，既是
烟草专卖局局长，又是烟草公司经理、卷烟厂厂长，产烟、销烟、管烟的权力集于
一身，能够保证烟草专卖吗？
    ——对经营不佳的企业，解剖原因、分析症结的人往往很多；效益突击的企业
却少有人问津，结果反倒容易埋下“重磅炸弹”。在加强对亏损企业监督管理的同
时，如何加强对优秀企业、优秀企业家的监督管理？
    ——某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和职务的便利，为其亲属和子女谋取私利，甚至侵
吞公款、索贿受贿。如何管好领导干部，堵住其亲属和子女“借”权谋私的漏洞？
悲剧不应重演。悲剧也不能再重演。
    褚时健一案再次向人们重重敲响了警钟！
   
90年代中国惩治腐败大案要案纪实 第二篇
                            哈尔滨反腐败行动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采访“国贸城大案”纪实
                袁正明 张步兵 王坚平 朱波 王同业 蔡建元等
    反腐倡廉已成为当今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在前不久中纪委召开的二次全会上，
江泽民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地继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其后在国
务院召开的第六次反腐败工作会义上，李鹏总理指出：查办案件是惩治腐败的重要
措施，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明确要求。今年
要集中力量查处一批大案、要案，严厉惩治腐败分子，以更大的决心和更有力的措
施，坚持不懈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努力取得新的成效。在中纪委和黑
龙江省委的领导和支持下，哈尔滨市国贸城案取得了重大突破，查处这起大案历时
三年多，涉及了一批身居要职的党政干部，我们《新闻调查》的记者对此案进行了
长达半年的跟踪采访， 于1998年2月13日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哈尔滨反腐败行动》
一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一、国贸城开张后，举报信发至中央纪委，举报人遭遇算，调查实际上流产
    国际贸易城位于哈尔滨市繁华地段，它原来是哈尔滨市人民政府防空办公室的
一个地下人防工程，按照平战结合的原则，人防办决定把它改成一个大型商场，营
业收入将用作人防办的事业经费，国贸城于1992年6月6日开业后生意十分红火，它
的经营方式是出租售货摊位，2200多个摊位很快就出租一空，客流最也跃为全市同
行业首位。国际贸易城董事长兼总经理张庭浦是哈尔滨市人防办的一名处级干部，
在此之前他是人防办下属的一家三产企业的负责人，随着同贸城的火爆，他声名大
震，成为新闻媒体争相报道人物，被喻为有突出贡献的青年企业家，但是，红红火
火的国贸城却没有给人防办带来任何收益。哈尔滨市人防办结国贸城投吸了2000多
万元，按规定，张庭浦应该把营利上交给人防办，可是，张庭浦却说从国贸城开业
后没有效益，也就没有向人防办交过一分钱，1994年8月，检察机关收到群众举报，
反映国贸城总经理张庭浦等人侵吞、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问题，举报人署名是国贸
城职工郑义，这封举报信从最高人民检察院批转到黑龙江省检察院，继而又批转到
哈尔滨市检察院，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举报人没有看到查处此案的迹象，又
向省、市纪委和中纪委发出了举报信，并且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她是国贸城的副
总经理、市人防办干部于新华。
    1994年12月16日，于新华将举报信辗转递到了中纪委领导同志的手中，她讲道：
“我和他个人没有什么恩怨、私仇，国贸城，国家投资两千多万元，作为75％的股
东，国家没有效益，当时没有上缴过钱。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大。”中纪委领导同
志分析了于新华的举报信后，在信上作了批示；于新华同志反映的问题很重要，请
认真对待。随即哈尔滨市纪委对国贸城的问题进行调查，这次调查历时半年，主要
是委托市审计局对国贸城的账目进行审计。
    据原哈尔滨市审计局局长魏书松讲，当时的那次审计报告，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当时好像感觉到没有特别突出的问题，也作为一般正常的审计来履行，并没有感觉
到，这个单位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然而，就在有关部门对国贸城调查期间，举报人于新华被张庭浦免去了副总经
理的职务并停发了工资，更为严重的是，她在自己的家门口被两个不明身份的人用
刀砍伤，臀部两刀，头一刀，手也受伤。
    于新华的遭遇受到了中纪委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同时，他们认为对国贸城的
调查不深入，对举报信中所反映的要害问题没有查，便责成国贸城案由省纪委立案
调查。 1995年7月，省市纪委和检察院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国贸城进行了长达一年的
调查， 在这期间又有很多群众举报张庭浦的问题。到96年7月，调查组终于对国贸
城案做出了结论。 结论报告长达78页，有3万多字，调查组对于新华所反映的10几
个问题—一进行了调查，最后认定：国贸城总经理张庭浦不存在经济犯罪问题，只
是在工作中有一些失误。
    到底张庭浦在一些问题上，存不存在经济犯罪，没有调查清楚，在没有完全调
查清楚的情况下，调查组就下了一个比较草率的结论，认为张庭浦有大的问题，而
且还认为，张庭浦在担任国贸城总经理期间，经营抓得是不错的。效益是比较好的，
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对张庭浦进行了肯定。应当说，国贸城的生意确实不错，但张庭
浦却从不向人防办上缴盈利，那赚来的钱到哪儿去了，这不正是一个应该追究的问
题吗？
    1996年年7月12日， 当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侯宗宾同志和中纪委常委刘丽英同
志专程来到哈尔滨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刘丽英同志听了汇报以后，不满意，虽然拿
出了七十八页的那么一个很长的报告，但是有些问题没有查清楚，有些问题没有回
答，这样潦潦草草地结案，是不行的。当时省纪委就提出了对这个问题深入查处的
意见，侯宗宾同志做了很重要的指示，指出：对这个案件必须重新组织力量，必须
加强领导，调整办案力量，加大力度，把这个案子彻底查清楚。
    二、彻底改组后的调查组破斧沈舟，通缉行动开始，张诞浦主动“投案”？
    1996年9月4日，根据中纪委领导的意见，黑龙江省委决定成立国贸城案件领导
小组，由省委副书记王建功亲自领导。当时的省纪委书记李清林任领导小组组长，
省纪委副书记张毅、哈尔滨市副市长岳玉泉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从省、市纪检监察、
检察、 公安等部门抽调100多名业务骨干组成项目调查组。因原调查组在调查过程
中已经出现徇私舞弊问题，省纪委下定决心：原调查组里的人一个也不留在新专案
组里。
    项目组的领导讲，王建功书记亲自抓这个案再加上李清林同志和张毅同志又亲
自抓这个案子，刘丽英从中纪委这个角度，给项目组作后盾，这个案子必须要查下
去。国贸城案件领导小组把尽快突破此案的重担交给了有丰富办案经验的检察官—
—哈尔滨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战玉同志。当时岳玉泉副市长交他案子的时候就说：
“就这些材料，你认真看一下，给你一两天时间，拿出一个方案，然后集中一周的
时间，争取把这个案个突破。”杨战玉看了原项目组的调查材料，又看了群众大量
的举报信，当时心里有底，根据已经有的明显犯罪线索，确定了四个突破口。
    新的项目组经过几天工作之后，就拿出了一个意见，觉得张庭浦本人和他周围
的几个人，包括他的会计、出纳，还有他的一个经营部的经理，都是他这个小圈子
的人，这几个人不仅在张庭浦的犯罪上有共同参与的嫌疑，而且他们本身有的也有
经济犯罪。
    1996年9月11日， 也就是新的项目组成后的第七天，项目组就发现了张庭浦等
人挪用巨额公款等事实，检察机关决定对他们采取强制措施，但是，当20多名办案
人员到达国贸城时，却发现总经理张庭浦和其它重要犯罪嫌疑人都不知去向，本来
原定这个行动先由市里通过召开会议的方式，定在上午开会的时候。把张庭浦和有
关人员召集在一起，在宣布这个决定过程中，由检察机关对张庭浦采取强制措施来
避免他逃跑， 但是由于市委在运作过程中，延误了时间、原定9点锺开始的行动却
被延误到下午4点，而张庭浦恰恰是在行动前2个小时逃之夭夭，这显然是有人向他
通风报信，项目组目前对此问题仍在调查。
    发现张庭浦跑了，当晚，就是11日的晚间，在全市所有的道卡所有的路口都设
立卡，检查过往车辆，另外对张庭浦可能落脚地地方全都去搜查，经过一夜的工作，
并没有效果、但是当晚已经把通令向全国各地的海关、所有的车站、码头都发出了。
    1996年9月16日凌晨，通缉令发出的第5天，张庭浦主动来到了专案组，专案组
问；“你到我们项目组来是投案自首的？是不是这样？”张庭浦讲：“我认为不是
这样的，我首行先声明一条。我没有犯罪，我这是配合组织调查。”张庭浦拿出了
旁观者的姿态，好像是来协助项目组工作的。他主要话题，就是谈他自己在国贸城
工作期间的功绩，谈他果如何把国贸城搞起来。主要宣扬的是自己。张庭席所不承
认自己的违法犯罪的事实，而此时项目组已经陆续将国贸城的主要犯罪嫌疑人—一
抓捕归案，项目组已决定从国贸城的出纳李玉霞那里寻求突破，李玉霞在原调查组
对国贸城的调查期间，因严守张庭浦在财务上的一些秘密而被张庭浦喻为忠诚的卫
士。
    三、出纳私存在菜地里两大编织袋账本将张庭浦推向受审台
    李玉霞是国贸城的出纳员，属于张庭浦比较信任的几个人之一，是亲信，国贸
城所有的资金来往， 都在她的掌握之中。经过连续2天的审讯，李玉霞交待国贸城
设有小金库，张庭浦曾多次吩咐她把小金库的账本销毁，但是为了将为能洗清自己，
她把装满2编织袋的账本保存下来，埋在她姐姐家的菜地里。
    账本记载着整个国贸城当时几百万的小金库支去，也就是财外款的支出，就是
说她所理的都是不是正规账、款的支出。
    整个账款外支了，小金库里钱的来源和支出向都有记载。
    在李玉霞的账本上共记载了720多万小金库资金使用情况， 这些钱都被张庭浦
贪占、挥霍、滥用，张庭浦一直以为这些账本早就被销毁了，所以在受审时态度强
硬，当办案人员出示了这些账本后，张庭浦顿时象泄了气的皮球。他就开始由原来
的傲慢变成开哭了，几乎就哭了一上午，因为接触一些问题，他已感到问题的严重
性了。
    根据小金库账本的记载和张庭浦的交待查实，犯罪嫌疑人张庭浦在担任国贸总
经理后短短两年的时间里受贿100多万多、贪污38.5万元，还与他人共同贪污360多
万元，个人挪用公款500多万元，除此之外，张庭浦还犯有行贿、法人偷税等罪行，
除张庭浦外，国贸城的副总经理黄培庆、副总经理马保理、经营部经理袁明香、出
纳李玉霞以及国贸城下属公司经理柯立东等九人，不仅参与了张庭浦的不法活动，
本身也都存在着经济犯罪问题。 上述犯罪嫌疑人均被拘捕或者被通缉，从94年8月
于新华开始举报到97年年初，历经两年多，国贸城特大经济罪案终于水落石出。
    张庭浦等人的经济犯罪问题已经基本查清，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裁决，但是
回过头来看张庭浦只是哈尔滨市人防办的一个干部他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务也是
人防办委任的，但他却把国贸城当作私人财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所欲为、无人
过问，那么张庭浦为什么能这样有恃无恐，他倒底有何种神通呢？
    四、账本公布了钱权交易关系网，引发了黑龙江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反腐
    败行动
    在国贸城小金库的账本上，除了记载张庭浦等人挥霍滥用情况也记载了他的许
多行贿支出，仅价值数万元的裘皮大衣一次就送了十多件，张庭浦处心积虑地用金
钱为自己编织了宠大的的关系网，小金库账本上的行贿支出就如同这张关系网的示
意图，张庭浦肯定没有想到正是这些账本引发了黑龙江省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
反腐败行动。
    国贸城案件是从李玉霞的小金库突破的，这个案子的特点就是。
    突破以后，犯罪线索特别清楚，就等于把那些贪官全摆到桌面上去了，赤裸裸
地列在她的小金库里边，和案件有关系的人一个拽一个拽出来。
    在张庭浦的头脑中认为，如果用钱开道，所有的事都能办成，他说他在管理国
贸城过程当中，要求下面每一个工作人员不管是业户，还是工作人员，管理人员，
哈尔滨副市，副秘书长级的干部，逐个都要认识，这是对员工的要求，拿着副市长、
副秘书长以上的照片，让每个人都认，这样，当发现有副秘书长级来逛国贸城的话，
马上就得报告他。显然，张庭浦是时刻想用手里的钱与权力做某种交换在国贸城开
张不久，张庭浦就购买了三辆进口高档小轿车供他的顶头上司哈尔滨市人防办当时
的几个主要领导乘坐，原人防办主任钱胜利还多次接受张庭浦的贿赂共计10多万元，
现已经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生意红红火火的国贸城可
以从来不向人防办上缴盈利，在张庭浦做成的一件件权钱交易中最典型的是国贸城
办理减免税手续这件事。前一个项目组调查期间，已经发现，国贸城自开业以来即
不上交盈利也不交纳企业所得税，到1994年年底，国贸城已经偷税1400万元，为了
抹平这件事，张庭浦想方设法给中港合作性质的国贸城争来了只有合资企业才能享
有的减免税待遇，巨额税款被一笔勾销。而按照国家的规定，合作企业并不享受免
税的待遇，市一级包括省一级也没有免税的权力，这个权力只能是控制在中央、在
国家税务总局，但是由于张庭浦对主管这项工作的市政府的负责人，包括具体办事
部门，像国税局的一些负责人送礼行贿，这些人反过来就可以违反我们国家的有关
规定，为他办理免税。
    原哈尔滨市国税局局长魏国军在给国贸城减免税时收受张庭浦的贿赂1万元，1
996年12月， 魏国军被依法判除有期徒刑三年，原哈尔滨市政府副秘书长谢万霖召
集国税局、外资局等部门开会，越权做出了给国贸城减免所得税的决定，事后，他
收受张庭浦送的一万元钱和一件裘皮大衣、一部手持电话。1996年10月谢万霜被依
法拘捕，项目组在他的住所搜出大量钱物，其中16.8万元被查实为受贿款，其余还
有50多万元为巨额财产来路不明，目前谢万霖被移送起诉。为国贸城减免税出力的
还有比局长、副秘书长职务更高的人，此人便是哈尔滨市常务副市长朱胜文，他收
受了张庭浦的7万元钱，便在减免税决定上大笔一挥，使一干多万的国税化为乌有，
发人深思的是，朱胜文根本就没有批准减免税的权力，居然也能让张庭浦的企图得
逞。
    案件牵涉到朱胜文，黑龙江省委非常慎重，因为这涉及到哈尔滨市的副市级干
部，而且是常务副市长，为了把这个问题搞准，省领导责成李清林和副省长王振川
同志（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副组长），还有省纪委的副书记张毅同志到专案组对朱
胜文的犯罪线索进行认真的审查，三人用了两天的时间把突审其它犯罪嫌疑人的证
据字斟句酌地看了两遍，审查之后认定：这个事实是比较可靠的、比较把握的，没
有什么问题。然后三人又把这个情况向省委主要领导做了汇报，要对朱胜文采取措
施。
    1996年10月24日，项目组按照预定的方案开始行动。朱胜文既是省人大的代表，
又是市人大代表，必须履行法律程序，由省人大、市人大批准之后才对他讲行了强
制措施。朱胜文被抓捕归案后承认他收过张庭浦的钱，还供认接受过其它人的钱和
贵重物品，但他认为这不算是受贿，而是自己的灰色收入。他在刚进来接受审讯的
时候，写了一篇《关于我的灰色收入》。认为从家里头抄出的东西都是类似什么开
业典礼、什么看病、过年过节，还有些奖金、给的什么活动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
的，还些不属于工资里的收入，不属于正常收入，但也不是说完全都是违法的，这
社会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只能叫做灰色收入，接受这些小东西不能看成是受贿，
应是人情交往。
    专案组在朱胜文家搜查出的钱、物共计人民币200多万元，通过搜查的物品看，
金银首饰、珠宝项链就名四十七件，还有一些贵重物品、现金、有价证券。存放在
他家的床底下、地毯下面、穿衣柜、书柜、花瓶里，甚至把有价证券、现金存放在
晾台的面袋子里。
    据朱胜文讲，他住院时收的钱最少30万甚至更多。他认为这个就可以了，他这
个职务、有人来看他，给他拿钱，就可以理所应当地收下。
    朱胜文1991年开始担任哈尔滨市副市长职务，1987年之前他是黑龙江省商学院
的一名教师。他曾非常清楚地跟学生包括毕业班、干部班讲，大家一辈子不要做贪
官，他在毕业典礼上专门讲了这个事情，曾竭力想做个清官。但随着它位一步步的
升高，官当得越来越大，各种送钱、送礼越来越多，日积月累。小的变成大的，散
的变成集中的，他说自己稀里胡涂地就成了一个贪官。
    从朱胜文家中起获了大笔不义之财，其中张庭浦的行贿只是个零头，其它钱物
都是谁送的？这中间有什么交易？专案组紧迫不放；又查出了一个搞权交易的腐败
分子，目前已经查实朱胜文曾以封官许愿收受多人贿赂，朱胜文收受哈尔滨钱市医
药集团总经理张春辉10万元贿赂，在对张春辉的行贿问题进行和调查时又发现张春
辉贪污170多万元，挪用公款250万元，在给朱胜文行贿的人之中还查出哈尔滨城市
信用联社主任赵德庆等人的受贿、徇私舞弊等犯罪事实。目前，上述腐败分子已经
被依法拘审。
    那么，朱胜文受贿都是什么情况呢？朱胜文讲：“一般都是比较熟悉的，没有
不熟的人送钱，都是非常非常熟的人。”他还讲；“作为送钱的人，当然不是求我
个人办事，现在谁也没有来求我，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他们是冲我这个职务，冲
我这权力，他们心态主要是把这事办成，按照社会的原则，她像是给他办事，就应
该给钱、就是一种实用，就是一种交换。”
    五、钱，买不动办案人员，反腐败是党心、民心所向
    像朱胜文这样手中有权和像张庭浦这样子中有钱的人勾结起来的时候，腐败就
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权钱交易的双方各自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人民却为此付了高昂的代价。就拿国贸城减免税这件事来说，张庭浦用于行
贿的钱总共十来万就让我们的国库减少1400万元的税收，张庭浦正最这样尝到了权
钱交易的甜头，当法网面面对他们的时候，居然也想和法律做一笔交易，将大把大
把的钱塞到办案人员的手里，最多的一次送五万元给主要办案人员，以为能逢凶化
吉。
    他们认为，金钱就可以买动我们这些办案人员，但是我们这些办案人员，顶住
了这些糖衣炮弹的考验，正像刘丽英同志所说的，在这样尖锐的斗争面前，办案人
员不是英雄，就是罪犯，这钱要拿到手，就是罪犯。
    这一次张庭浦等人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办案人员面对金钱没有动心，这钱的人
反而暴露自己心中有鬼，为了麻痹他们，办案人员把行贿款收下来按规定上交，把
全部精力投入到艰巨而复杂的工作中。
    好多重大案件的突破，就得日夜加班，所以这四百个日日夜夜，绝大多数办案
组的同志星期天都没有休息过，1996年冬最紧张的时候，因为身体特别虚弱，有一
天一次就有十七个人在办公室里打吊针，边打吊针边办案。负责预审的副组长房久
林一百二十多斤，现在就剩八十多斤，还有两个同志，突然得心脏病。过去没有，
一得心脏病就是最危险，郑铁军抢救两次才脱离危险期。医生讲，是劳累过度、疲
劳。靠着对人民的忠诚，办案人员克服了重重困难，对他们来说更大的压力来自被
查处的人中，不少人身居要职，手握实权，因此，数不清的说情者找上门来，而且
总忘不了向办案人员陈述利害。
    逮捕了副市长朱胜文，又查了一批局级干部和处级干部，这样就形成了强大的
压力，好心的人就对办案人员讲，留务后路吧，高抬贵手吧，再查下去，这些人吐
口唾沫也得淹死你们。
    刘丽英同志很有感慨：作为办案人员，要没有坚定的信心，没有坚强的党性，
是办不了的，搞不好，中间自己就要掉队，所以办案、查处大要案，必须有一支坚
强的办案队伍。在中纪委和黑龙江省委的领导和支持下，项目组顶住了多种压力，
把与国贸城案有关的违法、违记线索—一查实，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突破。据统
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67人被依法刑事立案，除哈尔滨市原常务副市长朱胜文
外， 此案还涉及到局级干部7人，处级干部13人，其中一部分人已经被判刑，一部
分还在审理之中，另外还查处了一批干部的违纪问题。
    为了挽救干部，在国贸城案件查处中采取了三步走的政策，第一步就是让本人
主动到纪检监察机关，到项目组来谈情问题；第二步就是通知本人到项目组来谈清
问题；第三步就是要立案查处，对那些不谈的，要进行立案查处。通过这个政策看，
起到了教育挽救干部的这样一个目的。三步走的这些人员，现在涉及到九十四人，
其中80％左右的人员，都能主动地特别是在第二步通知谈话中谈清问题，积极退赔，
现在退款的金额占应该退赔的90％以上。
    回过头来，国贸城这个案子的最大特点是什么？权钱交易。张庭浦的经济犯罪，
数额这么大，隐藏的时间这么长，主要就是拉拢腐蚀了一批我们的党政机关干部，
给他充当了保护伞，用他手中的钱来买我们党政干部手中的权。
    人民群众对腐败问题深恶痛绝，认为腐败现象与权力密切相关。
    但是在朱胜文、张庭浦等一批贪污、腐败分子被立案侦察期间，却有人说：这
样搞会影响经济的发展，然而事实如何呢？”仅以国贸城为例，张庭浦等人被拘捕
后，国贸城的经济效益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比过去更好了，在足额交纳税金并
补交了过去的欠税后， 1997年上半年国贸城比去年同期多创利润600多万元，市人
防办第一次收到了国贸城上交的盈利，国贸城的经营情况比以前更好。
    刘丽英同志谈到这个案件时说：“现在有时查处案件是很困难的，有的时候受
到各方面的干扰，办案人员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对立论’把查处案件同经济
发展对立起来，说查处案件影响经济发展了。事实摆以这个地方，如果这些腐败分
子挖不出来，腐败问题得不到解决，群众的情绪不高。群众意见很大，他们工作也
上不去，类似这类的案件还有一些，从这些事实来说明，不反腐败，会影响到我们
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权的巩固。”
    哈尔滨市国贸城案是近年来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大成果，同时，它暴露了权、
钱交易之猖獗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此案涉及到的党政干部比较多，虽然这样的腐败
分子在我们的党政干部队伍中间只是极少数，但是，透过这起案件我们看到了反腐
败的必要性、紧迫性，从而对反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这一论断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朱胜文等一批贪官被绳之以法又一次证明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国贸
城一案也使我们看到党和政府的反腐败的决心、勇气和能力，无疑它也将更加坚定
人民群众对于铲除腐败的信心。
    此案尚在最后的审理之中。
   
90年代中国惩治腐败大案要案纪实 第三篇
              揭开超级骗局的迷底——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非法集资
   
                          32亿元特大案侦破纪实
                                 李明耀
    每一波潮汐，都孕育着一场风暴的大降临；每一轮日出，都完成了一次历史的
大跨越；美丽富饶的太湖之滨—无锡。瞬息间之间掀起了风暴激荡的恶善对垒的大
风暴。
    邪恶风暴：时间：公元1989年8月至1994年7月。
    地点：以无锡为市中心涉及大半个中国及境外。
    事件：以邓斌为首的全国最大非法集资案。
    非法集资数额：32亿。
    廉政风暴：时间：公元1994年7月至1995年8月。
    地点：以无锡为中心辐射海内外。
    主角：党和国家的执纪执法机关。
    投入人力：1000多人，形成卷宗七八百卷1亿多页。
    自然，这后一种风暴始于前一种风暴。
    自然，这后一种风暴击败了前一种风暴。
    风暴始止，响彻着反腐败的最华彩的时代乐章！
    上篇：超级骗局
    坐在审讯台对面接受我采访的，是一个57岁的老太婆。过厚的皮脂包裹着矮胖
的身躯，保养极好的面容给人一种浮肿的感觉，一双浑浊无神的眼睛和微微颤抖的
双腿，使人很难想象着日那个呼风唤雨、珠光宝气、拥有32亿多元的富婆的飞扬神
彩。令人难以置信她就是欣起这股黑浪、制造这场灾难的元凶！这个丈夫给她个断
语“你能当经理，谁都可以当经理”，她给自己不定论“无知、无能、法盲”的人，
就是邪恶风暴的主角—一邓斌！
    提起邓斌，或许有些人有些陌生，但一说起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以下简称新
兴公司），却远近有名。这个由邓斌一手把持经营的公司，从1989年到1994年7月，
在长达6年多的时间里，非法集资达32亿元，遍及全国12个省、市的368个单位和31个个人， 涉案人员达200多人，其集资之巨，涉案人员之多，造成危害之重，迄为
建国以来所罕见。可谓神通广大，扬名天下。
    检察机关侦查记录的几百卷的卷宗里。勾画出了她的发迹史和这出荒诞剧的幕
起幕落。
    邓斌原籍江西樟树人、 邓斌生下3天后，就被母亲带到无锡、19岁考入了无锡
卫校。21岁时嫁给了一个海军军官随后当过护士，做过随军家属，1978年前是无锡
市变压器厂工人。 1978年5月23日因诈骗行为被处以行政开除出厂留厂察看两年的
处分， 1984年2月22日又因诈骗行为被公安机关具结悔过。以后曾在街道办的零售
小百货店里卖卖酱油，看看电话，糊弄一口饭吃。一心要出人头地、虚荣贪婪的她，
岂肯如此屈尊下驾没脸没面？她按捺不住对金钱、对地位的内心渴望，扑腾于商海
之中。这个既不懂经济，也不通经营，连“法人代表”是什么也不清楚，却精于人
情世故的女人、深谙无涯的商海中，“权力”这两个字的魔力和含金量、她要寻找
权力的庇护，要用权力为自己垒起坚固的靠山。凭着她的巧舌如簧，出手阔绰，以
情会友，1988年上半年，她结识了无锡金城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倪品良，这个曾以
在企业内部实行“一包三改”而成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的改革家，成了她的第
一个靠山。她理所当然成为倪品良下属的工贸公司副经理。这一年的下半年，她又
通过倪品良，结识了深圳中兴企业联合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允诺。也许是物以类聚，
两人一拍即合，相见恨晚，李即聘用她任中兴公司驻无锡联络处负责人。她找到了
第二个靠山。
    1989年初，北京兴隆实业总公司为辟财源欲在东南沿海建企业，同时向海外发
展，于1991年11月成立深圳中光实业总公司，李允若为总经理，属北京兴隆总公司
领导。中光公司在无锡设立办事处，李允诺自然不忘老朋友，邓斌又被聘为中光公
司总经理助兼无锡办事处主任。这时她认识了北京兴隆实业总公司总经理李明、副
总经理韩万隆。 邓斌终于找到了第三座靠山。1991年1月，邓斌与金城湾工贸公司
彻底脱离关系，全身心地投到了中光公司的怀抱里。
    因祸得福，因祸发迹，这对邓斌来说，实在是太有道理了。
    1989年8月， 邓斌还在金城湾时，曾与李允若商议做空调压缩机的外贸生意，
由邓斌负责经营， 李允若为邓筹措资金， 获利后按月利率65％分利给出资单位。
1989年8月23日， 即由邓斌以无锡县金城湾工贸公司的名义与李允若介绍的深圳四
维计算机公司签订了联营协议，四维出资152万元，时间27天，到期还本利161万元。
    邓拿到这笔钱后，并没有用于经销空调压缩机和其它生意，而是用它支付以后
的集资分利款。 一下子获得900余万元分利而喜上眉梢的李允若，与邓斌的感情距
离拉近了许多。据检察官们多方考证，这就是邓斌非法集资的开始时间和第一笔的
非法集资业务。一场超级骗局由此拉开了序幕。此时的邓斌，越发一发而不可收。
19 89年8月至1991年8月，邓斌非法集资总额达3。86亿元。由此，这个昔日如累累丧家之犬的邓斌，摇身一变成了拥有数亿元的女老板。祸，随之而来。
    1991年3月， 无锡阳山桃花盛开，万人空巷前去观赏。邓斌也去了。但是，沈
浸在“人面桃花别样红”情景中的她，再也没有想到，就在这时，北京的李明、韩
万隆来到了无锡。他们不是来看桃花，而是专程来调查她携款潜逃嫌疑的。
    李允若是火了。这个由他一手喂养起来的邓斌，不仅渐渐地不听他的招呼。甚
至还要同他分庭抗礼。她竟胆敢在她原来工作过的某市机电设备公司偷偷地设立了
一个账户。把部分资款划存到那里，并申请出国！李允若发现这一情况后，火冒三
丈，立即飞往北京向领导作了报告，狠狠地告了邓斌一个刁状。于是，领导便派李
明、韩万隆到无锡调查此事。
    北京来人调查她，她着实有过恼火和恐慌，同时也有一种机遇来临的感觉。她
的感觉没错。在无锡梁溪饭店，她诚惶诚恐地汇报了利用联营单位资金做“生意”
的过程。然后，急忙把两位钦差安排到了无锡最为豪华的美丽都大酒店，一出手就
给两人各递上1万元在无锡的“活动经费”。
    李明、韩万隆笑纳后，便以领导者的身份给这次调查下了结论：这种以合作经
营的形式做生意，很不错，这叫“借鸡生蛋”。你很能干，能成大事。现在的办事
处的牌子太小，倒不如成立一个公司，有利于做大生意……
    4个月之后， 无锡新兴工贸公司成立，邓斌为法人代表、总经理，并决定邓为
北京的处级干部，发给工作证。
    1991年8月8日公司成立，邓斌特意选在这个8月8目的黄道吉日，庆贺她的登基庆典，在美丽都大酒店摆开整整150桌的酒宴，庆贺她的命运华诞，每人发给288元的“红包”，以收购她在无锡地盘上的名声。
    喜事接踵而来。1992年底，李、韩为了进一步加强与邓斌的联系和对新兴工贸
公司的绝对领导，决定将新兴工贸公司改称为无锡新兴实业公司，隶属北京兴隆公
司，李明亲任新兴公司董事长，邓斌出任总经理、法人代表。
    有了这坚硬的后台、强大的靠山的邓斌，从事非法集资更加疯狂了！到1994年
的5月，非法集资达32亿元！
    与此同时，邓斌以大量的非法集资款向北京兴隆公司董事长李敏及李明、韩万
隆大肆行贿，并让其调走和无偿占用数亿元的非法集资款，邓斌就样越来越受宠于
主子的欢心。
    自然，李明等人对邓斌也就关顾有余，恩爱有加了。
    在1993年3月和1994年4月，由李明主持召开了北京兴隆，公司两次年度会议上对邓斌的非法集资给予充分的肯定，宣扬她经营有方，上缴利润多，作出了贡献，
连续两年将她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嘉奖，两次赏奖金各30万元（这些钱均为邓提供）。
罪恶的锁链终于完成了最后的焊接！
    生命和死亡是同时降生的。在一开始，当邓斌炮制出高达60％（有的竟高达12
0％） 的年集资利息时，灾难就已经来临了。据金融专家介绍，现在全世界的资本
利润一般都在15％以下，30多亿的巨额集资最多只能收到百分之几的利润，要偿还
60％的年息，简直是天方夜谭！这种在特定背景下采用特殊手法形成的这一特殊经
济现象，它的寿命注定是短暂的！
    然而，人们却相信了，疯了似的把钱投了进去，并迅速形成了一股投资热潮，
奔腾汹涌势不可挡，一股脑儿地冲进了邓斌的魔洞。
    以联合经营为名，以高利息为诱饵，便是邓斌一伙经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后想
出的“高招”。她们以共同经营一次性注射器、医用手套、丝素膏等名义与出资方
签订“合作协议书”，却又议定不管企业经营状况如何，出资方均可按期领取本利。
但是，从第一份协议签订之日起到现在，新兴公司从未经营过此类项目。邓斌玩弄
的是集新资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的伎俩，所谓联营，原本就是魔鬼没下的一场大
骗局， 撒下的一个弥天大谎。而月利5％的高利率，不仅给她带来了潮水般涌来的
财源，又使得这场大骗局进行得热火朝天。
    在非法集资期间，为使人信其编，每两个月分利一次，有的就在出资时当场兑
付利息，对个别特殊出资户月利高达10％。这些出资者在得到高利回报后，就继续
投入，还成了义务宣传员。
    众多的集资者哪里知道，这样没有经过批准，风险极大的非法集资，实际上是
一种黑市交易，是得不到法律保护的，他们把血汗钱投进骗局，随时都面临着化为
泡影的厄运。但是他们受不了高额利润的诱惑和刺激，蜂拥而至。非法集资恶性膨
胀期间，许多人想方设法寻找资金来源，千方百计走后门，托关系投入，一心想成
为新兴公司的投资者。这时新兴公司的账户上，每月都有上亿元的资金流入。
    金钱铺路，走卒开道，是邓斌一伙的“强项”。从非法集资一开始，邓斌之流
便以纸醉金迷、声色犬马为旗帜，四处活动，寻找关系，用请客送礼，给回扣，支
中介费、行贿、送空股等手法、费尽心机地网罗一些有权有势者，为自己摇旗呐喊，
壮大声势，掩护和开脱自己的罪恶行径。先后有十多人当了新兴公司的“顾问”，
有100多人成了非法集资的组织、 介绍者（简称中介人）。这些中介人共为新兴公
司集资高达15.56亿元， 中获取非法收入5250万元。少数具有相当职务、名气的党
员领导干部成了她的“保护伞”和“吹鼓手”。
    北京华诚纺织联合公司总经理周涵春（正厅级）、无锡市副市长丁浩兴（副厅
级）、无锡市检察院检察长高振家副厅级）以及副师长转业的张国赢、1984年就被
评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的锡山市政协副主席倪品良、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
献专家”的上海电器供销公司经理汪曾祥、深圳中光总经理李允若等，都成了她的
牺牲品。
    而无锡郊区会龙实业公司总经理谈根发，无锡县电子工业公司会计姚静源等地
痞、泼妇，则成了她的马前卒，为虎作伥。
    在邓斌之流刮起疯狂的非法集资狂潮中，最能说明邓斌“实力”的，也最能体
现欲海难填的是3个“四”字。
    “四大名旦”——工于心计刁钻撒泼的姚静漪，虽然只是无锡县一个小公司里
的小会计，却能把深居京都的正厅级干部周涵春遥控指挥得北京、无锡、佛山来回
跑。她先后组织介绍非法集资达1.157亿元！她个人从中获利1240万元，行贿44.27
万元。
    ——原是哭哭啼啼瘸着腿的一个农妇，靠着为邓斌捶腿倒尿的江阴市的黄桂芬，
拜邓斌为“干妈妈”后，承包了两个公司专做集资生意。先后向50多个单位和个人
集资1.047亿元， 个人获利494.74万元，侵占本公司集资获利款424.8万元，行贿4
万元。买了豪华轿车和豪华别墅，严然一乡间大富婆。
    ——极善于利用检察长夫人身价做生意的无锡县公安局退休干部金惠珍，  与
“妹妹”邓斌共立大志，拼也拼一辆汽车、一幢小楼，晚年好享“清福”的她，利
用丈夫的价码，把儿子的经营部作为中转站，先后借贷组织介绍集资1876万元，个
人获利99.99万元。
    ——大字不识几个的“守财奴”、深圳某公司江阴贸易部的戴宝珍，经过邓斌
的“开导”便摇起了自己是某地级市市委书记夫人的大旗，先后介绍集资1462.5万
元，个人获利53.25万元。但她却把这些钱用保险箱锁好用砖砌在妹妹家的墙壁中。
她看到这些钱被搜出来后，心疼地哭了。
    除这“四大名旦”外，还有专事集资的“四大家族”、“四个集专业户”。
    曾经参与缤密制订过突破邓斌的审讯方案的省检察院反贪局副局长魏善君对我
说：别看邓斌现在那副丧家犬的模样，其实她很会迷惑人，很会给自己罩上光环。
她谎报经营利润， 多交370万税金，她耗资91万元邀请党政领导干部及其家属分三
批出国旅游； 她花费850多万向党政机关、社会团体慷慨赞助；她花70万元竞争拍
回一名大学生的科技成果，然后束之高阁；她出手10万元为秘书陈怡捧回一项“无
锡小姐”冠军的桂冠；她捐资15万元为开元寺铸锺；她撒出30万元为吴文化公园建
阁。她为掩盖非法集资的真实面目，串通不法港商将非法集资款人民币兑换成1818
万美元，由北京兴隆公司汇给香港友和贸易公司和香港华利公司，再由这两家公司
汇至新兴公司1223.58万元，办了28家假合资企业，并以此大吹大擂，做足了文章，
为自己罩上美丽耀眼的光环。
    其实，众多的集资者中，还是有人对邓斌的这种做法持怀疑态度的。但邓斌等
人并不惊慌，她深知干部群众对北京单位是何等的信任，这正成了她招摇撞骗的攻
心战术。她公开打着新兴公司的上级是北京公司的大旗，以神秘的姿态，吹嘘自己
能做“不能讲的生意。”人们怀疑时，她就频频亮出这个上级单位发给她的正处级
的“派司”。李明等人也时时为邓斌拉起的旗帜增光添彩：“新兴公司生意做得不
差，现在要开拓国外业务，把生意做到国外去。”“我们是特殊企业，你们把资金
投到老邓那里去，保险没问题。”北京“长城公司”非法集资案被披露后，新兴公
司资不抵债岌岌可危，人们对新兴公司更加怀疑了。这时，李敏站出来了，拍着胸
脯发誓说：“新兴公司不是‘长城公司’，只要共产党在，新兴公司就垮不了……”
    人们还有何话可说？
    邓斌之流的这些“魔法”的确迷惑不少人。几年来，先后有16个机关单位聘请
她为顾部问或担任名誉职务，有10个机关单位给她颁发奖状和荣誉证书，给她戴上
“女企业家”、“十佳新人”、“先进工作者”等桂冠。一些报刊为她鸣锣开道，
摇旗呐喊；一些党政领导为她鞍前马后，撑腰壮胆。邓斌的周围，歌如潮、花如潮、
人如潮。
    那么，邓斌之流非法集资的32个亿的巨额资金，都流到哪里去了呢？
    ——在根本没有创造任何财富的情况下，向投资者支付了十个多亿的高额利息
以维持骗局；——在根本没有一分钱利润的情况下，向兴隆公司上交利润或被无偿
调走5.13亿非法集资款以维持其共同作恶的关系；——在债台高筑的困境下，伸出
“博爱”之手，大肆向社会各界赞助或上缴所谓税款1000多万元，以获得社会的广
泛信任和支援；——在群魔乱舞巨蠹横行的魔窟里，投资数亿元创办所谓经济实体
以显示其雄厚实力；——在讨债者如潮水般的情况下，出手豪阔地购置数十处房地
产、数十辆豪华轿车、举办数十资盛大庆典以显露不可一世的商界巨子的面目。
    邓斌、李明、韩万隆一伙更是沆瀣一气，变本加厉。为支撑骗局，更是为了维
持共同作恶的关系，邓斌先后向北京兴隆公司董事长李敏、李明、韩万隆等行贿巨
额现金及进口皮衣、嵌宝戒指、红木家具等一大批贵重物品、共折合人民币6.44万
元、港币25万元、美金6400元。兴隆公司办公室里堆满邓斌送的红木家具。
    邓斌在严然成为巨额资金的主宰后，她那贪婪的本性迅速膨胀，血口如盆，拼
命地吸吮着人民的血汗钱。据检察机关查实，她受贿计94.2万元人民币、10万余元
港币、5400美元，侵吞公款28万多元人民币，挪用12万元人民币炒股。她乘名车、
食豪宴、着裘衣，佩珍宝，过着穷奢极侈、挥霍无度的日子。
    她乘坐的高级奔驰轿车价值80多万元，并花重金买个8888的车牌；她随身带的
手提包内，从来都塞有近10万元的现金，一掷万金是她的一贯气派；她请巫婆回家
烧香，一开口就是一万元的酬金。
    邓斌在被捕的当晚，检察机关对她的5处住宅（实际上有6处，另一处在深圳嘉
宾花园A座15层A号）进行了搜查，其中光装修费、金器珠宝、红木家具、家用电器、皮鞋、日用杂品等等就达214.14万元。
    人民的血汗钱，就这样被邓斌之流肆意侵吞着、挥霍着。
    据查，新兴公司在非法集资活动截至案发，造成经济损失人民币12亿余元。案
发后经过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清退、追讨，挽回部分经济损失后，经济损失仍有l.
8亿元人民币。
    邓斌和新兴公司的非法集资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造成厂极其严重的危
害和无法估量的后果。
    人们形象地比喻说：一这场灾难比1991年特大洪劳灾害还要严重！”虽然，这
场灾难是漫长的、沉重的，也是罪恶的、黑暗的，但谁能因为有乌云而否定蓝天，
有黑夜而否定光明呢？
    何况，法网已经撤下，曙光已经出现，辉煌已经来临！
    中篇：挥撒天网
    历史将记住这一天：1994年6月21日，一个极普通的日子。
    这一天，一封署名“江阴市深受其害的单位”关于邓斌非法集资达10个多亿的
举报信传到了江苏省委。一个震惊中外的非法集资大案就此东窗事发！一场排山倒
海的反腐败风暴即将呼啸而起！
    7月15日，一个精干的7人调查组先期奔赴无锡开展调查。
    7月28日，邓斌被公安机关“监护”起来，她是在深圳畏罪自杀未遂于7月28日潜回无锡，已买好29日飞往武汉机票的预谋间隙落入法网的。
    8月1日，中纪委在北京牵头召开由中纪委、国务院办公厅、最高检察院、最高
法院、公安部、财政部等十几个部门领导参加的，关于查处邓斌非法集资案第一次
高层协调会议。
    同日，省检察院检察长张品华发出彻底查处邓案的动员令。省、市、县（区）
三级检察机关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8月6日，无锡市检察机关以玩忽职守罪对邓斌立案侦查并决定逮捕。
    随后，新兴公司财务部经理张益明、办公室副主任唐鸿顺、业务部副主任肖友、
总经理助理汪浩、秘书陈怡、车队队长王辉相继落网，新兴公司非法集资的干将们
被一网打尽！
    9月2日，省检察院副院长吴汝信率领省院60多名检察官奔赴无锡，坐镇指挥，
带头办案。
    从7月份起，无锡市检察机关在王立人检察长带领下抽调300多名检察干警，全
力以赴，投入破案……一场建国以来最大的非法集资案的侦破工作，从此拉开大幕！
    1994年9月5日晚。北京。腰疼发作的李明一边在等着韩万隆替他买药，一边还
在篡改账目粉墙堵洞，被从天而降的公安检察干警抓获，全辞不及防，脱口而出：
“你们来得好快呀！”
    同时同地。驾车买药返回的韩万隆，被公安检察干警捉拿归案。
    1994年10月22日晚。李敏在北京也被“请”上了警车。
    十几天后，他的妻子曲爱群因犯窝赃罪，也被从北京押往南京。
    1995年1月18日晚。 北京。正在高档酒店大摆宴席，与正处级以上干部欢庆春
节“与民同乐”的北京华诚纺织联合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的周涵春，在飘飘然跨进
办公室的门坎一刹那，被戴上了冰冷的手铐。
    1995年3月13日。 北京机场。首都钢铁公司副总经理，被派往香港工作的商界
巨子周北方，步履雄健、气宇轩昂地走下飞机舷梯，来到前来接他的豪华轿车门边
时，却不料被请了警车几处搜查，即惊又险，战果辉煌。这些人久居北京，根底深
厚， 信息灵通， 有的已闻风声，转移了赃款赃物，有的正在紧锣密鼓的行动中。
1994年9月5日晚，执行搜查人员直扑李明家里时，家里已空空荡荡，当干警们将挂
在墙上的李明的妻子的特大的放大照片摘下来时，现出一装过空调的洞，邓斌送给
他的空调已被拆下转移了。而在他的那个堪称超级豪华的里外两间的大办公室里，
到处都塞满了邓斌无微不至的各种贡品，从家里转移来的红木家具堆满一屋子。除
了红木家具外，没有一件是国产货，小到内裤、牙刷统统是进口名牌。
    如果说，追捕案犯的成功，为突破邓斌非法集资一案撕开了一个大口子，那么，
审讯突破案犯，则是下到这场反腐败的大海里捉鳖。
    对邓斌的提审是极其艰苦且极其乏味的。审讯她的方案是缜密详尽的，审讯的
阵容也是强大而精干的，先后有吴汝信、季克谦、魏善群、陆尔铭、黄利民、许卫
东、袁陵、唐小英等十几名检察官。
    邓斌虽然不属于极其狡诈的一类，但她的精神防线却很牢固。她认定有人保她
拒不开口， 整整僵持了7天。省市办案组势如破竹的外部攻势，审讯人员强大的火
力攻势，使她深感法律的威严，只得交代出与北京兴隆公司的关系，并检举李明、
韩万隆、李允若的部分罪行。
    邓斌的“软功”非同一般，而她“哭”的功夫特别地道。每次提审她都要哭好
多次，且都是眼泪花花的，只是不时地透过泪水观察着检察官们的反应。几位检察
官不理睬她的那套把戏， 一口气报出了新兴公司前后3年的主要经济往来，邓斌顿
时傻了眼，只得抹去泪水，老老实实地将集资始末按地域、事件、人头一块一块地
交代清楚。
    邓斌还有一招：避重就轻，说别人头头是道，说自己推诿搪塞。
    为了表白，她特别强调自己于1992年上交了21万元红包的“廉政”之举。几位
检察官抓住这21万元红包紧追不放，集中炮火猛攻。
    由此，几个集资大户和向邓斌行贿的大户便冒了出来，邓斌收受巨额贿赂的事
实被突破。
    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的内幕，就是这样被揭开的，而在这些葡萄串似的案中案
里，最多的一条线索已挖到了第7层。
    谈根发也是在这个提审室里被突破的。
    别看谈根发只是一个村办会龙实业总公司的总经理，却声震无锡地面，上上下
下都玩得转，实实在在是个人物。据侦查，他在1992年至1994年担任会龙实业总公
司总经理期间，贪污45万多元，受贿21万多元，挪用公款39万多元。当他被抓之日，
周围群众放鞭炮以示庆贺。
    查证了解到，在谈根发一手把持的公司里，公司里的钱就等于是他家里的钱，
十几万、几十万、上百万地拿，他写几张白条子签个字，钱就由他任意支配、挥霍、
装入自己的腰包。这些都是他一人说了算，别人不知道也无权干涉。
    他的女会计被传唤来了。几经教育，她交代了一个线索：1993年11月上旬，谈
根发找到钱建公司总经理唐锦清，要他以运输费的名义汇19万元到会龙公司的账上，
并言明今后与钱建公司在工程款中扎账。19万元到账后，谈叫会计如数取出。十几
天后，谈将此款全部拿走，并令会计“一进一出不要做账”，随后分别以老婆、女
儿的名字进行集资，并获利息2.8万元。
    证据到手后，立即提审，谈不认账，出示证据后，他仍抵赖。几次交锋后，他
才后退一步：“我这是公私不分。”直到后来，将他老婆、女儿集资得息的票据全
部摊在他面前时，这个恶棍才不得不承认这19万元被他侵吞了。
    对倪品良的审讯，确如走钢丝。
    倪品良有3大桂冠； 名人：美国休斯敦市荣誉市民；红人：1984年因推行“一
包三改”市成为“全国十大新闻人物”；要人：锡山市原政协副主席、金城湾开发
总公司总经理。
    担任审讯人犯倪品良的检察官——无锡市检察院经检处副处长陈培良与战友们
像医生给病人搭脉一般，对倪的全部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彻底细致的会诊，根据他
抱有幻想，存有顾虑、吃软不吃硬等情况，制定了填密的审讯方案。这个拥有三顶
桂冠红遍半边天的人物终于吐了实情：从1989年至1995年初，他贪污15万多元，受
贿人民币34.2万、美金5500元、港币l万元以及各种实物折价3万余元，挪用公款43
万多元。仅从他的5处住宅中搜查出的钱财就达170万元。
    担任审讯人犯丁浩兴的检察官何素素、孙道林等检察官，在与丁浩兴面对面较
量的同时，把功夫下在了取证上。他的犯罪事实是从一张4万元的集资表上败露的。
这张表上只有取息人而没有集资人，取息者签名为“王利菊”。经多方查证和笔迹
鉴定确认，这是丁大市长的亲笔，“王利菊”就是丁浩兴！
    无本集资，送本又付息是谈根发的又一大发明。丁港兴心领神会，空本生息，
本息滚利，丁浩兴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地拿到4万元。
    而他送给谈根发的厚礼，竟是市政府的“菜蓝子基金”的1550万元！
    谈很发拿到这笔钱后，抽出300万元投入新兴公司，结果血本无归。
    从此，副市长与谈老板成了莫逆之交。
    何素素等检察官将这些证据再次敲实、 验证之时，已与丁浩兴较量了6天。这
期间，丁仍摆出副市长的派头，矢口否认自己的犯罪事实。今年3月9日晚，当检察
官将这些证据摊在他面前时，顿时，他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一扫往日威风，紧张恐
惧，狼狈不堪。13日，他心悦诚服地给省市工作组写了一份“关于假集资空头集资
的认识和教训”的检讨书。
    自以为可以在春节回家过年的李敏，在走进提审室时仍悠然自得。他觉得他的
“三根柱子”极其坚固：一是他曾给北京市的一个领导做过5年多的秘书，后台硬；
二是他反侦查能力强；三是他自以为对自己的问题已做好了手脚，不会败露。
    年龄不大资历不深却经验丰富颇懂审讯要领的徐志森，一眼就看透了李敏的心
思，随即调整了原先的审讯方案：针锋相对，先推倒他的“三根柱子”，让他自己
轰然倒下！他按照这个方案一步步地实施了。李敏的三根柱子终于被推倒了，他交
代了收受周北方20万港币的事实，又交代收受周北方60万港币的经过。这80万港币
是周北方为感谢李敏为他妻子、小孩处理移居香港的“辛苦费”。
    由此，周北方也于3月13日在北京被抓获。
    李敏的口供带来的战果是异乎寻常的。由他带出了周北方、陈建的重大受贿案，
通过对周、陈两人的审讯，进而又追查出了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北京市委书记陈
希同等人的严重问题，举国震惊，激起巨大反响。
    81名案犯的侦查审讯，有着81个激越昂扬催人泪下的故事。这些故事所蕴藏的，
不仅凝聚着决策果断、行动迅速；跟踪追击、深挖案中案；清查中介人、扩大战果；
严格依法办案，把好质量关；重犯异地关押、文明办案的成功经验，而且更凝聚了
检察官们把查处这一案件视为一场艰巨的反腐败斗争的心血。纯洁天空，净化大地，
呼唤春风，笑迎日出，这就是检察官们的心愿所系，拼搏所在，奉献所为。下篇：
廉政风暴历史往往在瞬间铸造辉煌。
    新兴公司案件的查处是“通了天的”。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多头绪、多环节、
多层次、多区域的特大案件，涉及人员多，群案串案多，大案要案多，查处难度极
大；因此案触及到官办公司、领导干部、政法干部等，复杂的背景，权力的魔方，
给查处工作增加了阻力。
    中央最高决策层几次直接听取案情汇报，对查处工作极为关注，明确要求依法
彻查全案。
    中纪委先后8次召开高层协调会，并决定北京兴隆公司下属无锡新兴公司案件，
交由江苏查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直接过问此案，副检察长梁国庆、赵
登举两次到无锡听取汇报，并派员参战；在查案的关键时刻，中纪委及时派调查组
来无锡， 中纪委常委刘丽英亲临办案第一线，时间长达3个多月，并率领27人到无
锡指导参与调查；可以说，查处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的每一步，都凝聚了中央的关
怀和支援。
    江苏省委把查处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作为全省第一大案来抓； 省委先后如开8
次常委会4次书记碰头会，专门研究此案有关问题；查处新兴公司案件历经13个月，
全省先后有13个机关和部门的1000多人投入破案。办案力度之大，行动之迅速，措
施之得力，效果之显着，几乎是空前的。
    风暴之下，战果辉煌：——追回了人民的血汗钱。数百名办案人员组成的30多
个催讨债款小组，奔赴全国13个省市中的18个地市向300个单价的窟窿降低到了1.8
亿左右！
    ——惩治了腐败，赢得了民心。检察机关立案查处8l名案犯，其中县处级干部
9人，厅局级干部6人。邓斌、李敏、丁浩兴、高振家、倪品良、张国赢、李允若等
一批大、要案犯被严惩，干部群众的气顺了，党风社会风气正了。
    弘扬民族精神，促进了经济的腾飞。劫难后的无锡人民并没有消沈，他们乘惩
治腐败的强劲东风，重振旗鼓，再塑形象，推动经济振翅腾飞。今年上半年，全市
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期增长30％以上。这颗在中国经济大舞台上久领风骚的太湖
明珠，风采依然熠熠生辉。
    正可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时间的简单排列和数字的对比列举，令人感到枯燥和沈闷，但它却是记载着这
场腐败的一本历史教科书1在这场廉政风暴的起止之中，有许多故事催人泪下。
    邓斌一伙罪犯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检察官们憎恨无比，痛心疾首。他们
本着“查清问题，减少损失，惩处犯罪，促进发展”的办案的指导思想和总要求，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为了集资者的利益，流失的资金，能追回一笔的，绝不能漏掉
一笔；集资者的损失，能追加回一分的，绝不能少于一厘！
    北京兴隆公司，是邓斌非法集资款流向的“魔洞”。去年深秋，无锡市检察院
经检处副处长王明明率领15名检察官在北京调查取证期间，找人谈话70多人，往返
20多个单位，一笔笔地核对账目，追查资金流向；一个个人的追问得款情况，追缴
清退追回了130多万元。11月中旬，他在率领9人到广州、深圳取证期间，从证人口
中无意间流出的一句话，追回赃款12多万元，随后又从香港追回了30多万元。
    检察官罗经铭在审查邓斌的儿子汪浩一案中， 发现有一笔100万元的资金流入
海南一公司承包人腰包里。 5月10日，他南下海口，拖着病体、啃着方便面，以谈
生意的大老板身份，费尽周折，不仅查到了这笔巨资流向的单位，而且追回部分现
金和扣押了物产，使这笔巨资失而复得。
    红色的五月。张宜福、张布华等检察官在侦查上海电器物资供销公司经理汪曾
祥等6名案犯行贿受贿一案中，先后追回赃款达1000多万元。
    在这场廉政风暴中，检察官们的功勋是卓著的；他们的奉献同样是惊人的。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具有男子汉阳刚之气，年仅44岁的女检察官石争平，是无锡市检察刑检处副处
长，新兴公司非法集资案首犯邓斌的第一公诉人。
    今年5月13日的上午8点锺，石争手在赴省城南京汇报邓斌起诉工作返回无锡的
路上，因意外车祸而殉职。而她一手起草的邓斌、李明、韩万隆的带血的起诉书，
至今仍摆在我的案头！
    出身于革命军人的家庭，从少年时代就以雷锋等英雄人物为榜样的名争平，已
在检察战线上战斗了整整16年春秋。她曾荣立三等功，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
秀党员。 去年她作为公诉人成功地办理了一起虚开增值税发票、价税达3.5亿元的
全国最大的投机倒把案件，受到了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的等四家单位的嘉奖。
    目睹石争平最后3天生命历程的吴汝信副检察长， 心情沈痛噙着泪水对我讲述
起了石争平最后生命的光彩： “5月10日，我与石争平等赶到南京，上午她向省检
察委员会汇报，下午修改起诉书到深夜，11日她与省法院同志交换意见，下午再改
起诉书，晚上起草向省委汇报的专题找告。12日，她再次修改起诉书，一丝不苟，
字斟句酌，晚上12点10分我与她分手时，她仍在工作。历史永远是一部教科书。一
场荒诞闹剧已经收场，罪恶风暴已经平息。1995年11月29日，这起迄今为止我国最
大的非法集资案终于有了审判结果， 邓斌等6名主犯受到严惩。经江苏省无锡市中
级人民法院及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两审科审，作出如下判决：邓斌犯受贿、贪污、
投机倒把、挪用公款、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韩
万隆犯投机倒把、受贿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
年；姚静满犯投机倒把、行贿罪、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横桂芬犯投机倒把、侵占、商业受贿、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
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金惠珍犯投机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
权利三年；戴宝珍犯投机倒把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核准
了邓、 姚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涉及该案的123名党员、干部也受到
了党纪政纪处理。奔腾汹涌的历史大潮不可阻挡，任何暗流漩涡只能留下罪恶的印
记。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只是，这场灾难所提供的反面教材
是厚重的，它所留下的教训却是沈痛的，它所引起的反思却是永远的。中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呼唤政治的昌明，民主的广泛，法制的健全，监督的规范；呼唤经
济的有序，社会的稳定，人心的安定，政府，廉洁；呼唤心灵的明澈，灵魂的纯洁，
人性的伟岸，人间的正义，这正是我们所要警醒，所要崇尚，所要营造的现代社会
的大氛围。每一次风暴，都将拓展一片新的天地。每天的太阳都是新的，让我们去
拥抱明天的太阳！90年代中国惩治腐败大案要案纪实 第四篇
                             权力背后的罪恶
                      ——阎健宏重大经济犯罪案剖析
                             陈维伟 郑宏范
    1995年1月16日， 重大经济犯罪分子、原贵州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
记，贵州省政协常委、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阎健宏（正厅级），在贵阳
市被执行枪决，群众拍手称快。
    枪声，伸张了正义；枪声，反映了党和政府坚决惩治腐败的决心；枪声，也给
人们留下一些严肃的思考。
    触目惊心的钱权交易
    现年61岁的阎健宏，是解放前夕参加革命工作、50年代初期入党的“老党员”。
按着，阎健宏受党教育40多年，身居厅局级领导位置，本该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站
好最好一班岗。然而，她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的
侵蚀下，私欲迅速膨胀，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滥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最终
成为人民的罪人，走上了断头台。
    阎健宏蜕化变质之初，是利用计委掌握平价物资、资金的便利，给儿子批指标，
由其子倒给有关单位，捞取好处。1989年下半年至1992年，阎多次将贵州省计委掌
握的进口化肥、农药、平价外汇指标、计划内的铝锭、煤炭指标，批给她儿子及其
好友联系的单位，她儿子从中索要好处费75万元。
    俗话说，“欲壑难填”。阎健宏尝到“甜头”，变得更加贪婪，道德观念、组
织原则、党纪国法统统置于脑后，钱权交易，受贿索贿，无所不为。
    1992年7月， 阎健定找云南省有关领导要到卷烟批条，交港商到烟厂批到1000
件香烟供应指标，而后转卖他人，港商将其中40万元转交给阎，阎将其据为己有。
    1992年IO月，阎健宏批准给深圳某酒店金某贷款，拆借资金计7000万元。金为
酬谢，送给阎港币1万元及激光影碟机等价值1.7万元人民币的物品。
    刚开始做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时，阎俊宏还有些胆颤心惊，不久后，她便肆无
忌惮了。她认为，在位的日子不多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要大把大把地捞。她
对一些亲信讲：“给公家干没意思。”还曾表示：“党籍、国籍可以不要，以后要
到美国生活。”正是这样，在决退休之前，她利用手中的权力和特殊的地位敛取不
义之财， 达到了疯狂的程度。1992年6月，阎健宏利用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与贵州
桥谊实业公司联合经营钢材之机，向桥谊公司索要40万元，用于归还她为儿子在国
外买房借的私款。
    1993年4月， 阎健宏以别人要借10万元为由，从“小金库”中提取10万现金，
把应属公司所有的公款据为己为。 1993年6月，阎健宏以付车款和到北京开展业务
为名， 从投资贸易部的小金库中领出5万元美金，以其子的名义借给他人使用。阎
健宏任职的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一年，就被查出违纪金额28亿元人民币、1500万
美元、690万港币；私设小金库1300万人民币、15万美元。
    贵州，是我国的老少边穷省份，阎健宏的所作所为对那些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
上的群众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查办此案的工作人员说：“阎健宏简直是个‘吸
血鬼’”。
    阎健宏先是以权谋私，后是权钱交易，走向严重经济犯罪，案发前的1993年上
半年达到犯罪高潮。1至7月，5次5笔贪污上百万元，可谓日进斗金。她的蜕变前后
仅三四年时间，她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员领导干部腐化堕落的一个典型。
    无法无天的“特殊人物”有人或许会想，阎健宏在贵州仅是一个国际信托投资
公司董事长， 她在贵州工作不过4年时间。她为什么能如此胆大妄为，骄横跋扈？
答案是：除了她自己是正厅级干部外，更重要的是，她是原省委主要负责人的妻子，
地位特殊。
    阎健宏凭借特殊身分，在贵州到处发号施令，指手划脚。尤其是对她自己有利
的事，不管是哪个部门和单位，她都要插上一手，无人敢问，无人敢管。阎健宏的
特殊身份、特权思想为她的违法乱纪活动提供了温床。
    1989年， 阎健宏认识的一个港商要她帮助向贵州推销2万吨化肥，她见有利可
图，就让刚下海的儿子来做这笔生意。这批化肥价高量大，不合农时，但由于闯亲
自出面为儿子搞指标，办批件，并向某地区领导发号施令，让他们一定接受化肥，
这个地区把接受这批化肥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强行摊派。结果，农资部门几
年都销不出去， 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而港商赚了几百万，阎的儿子得了几十万。
1993年下半年，中纪委调查此事时，在一些地方亲眼看到这些没卖掉的尿素仍然沈
睡在仓库里。
    1992年，贵州省政府接待处、省外办、省旅游局等单位要在八角岩饭店合建办
公楼，而阎健宏与其子也看上了这块地方，要与外商一道同有关部门建娱乐域。省
里几个部门都不同意，阎健宏这个特殊人物此时又出马了。她找到省里有关领导，
硬是把这块地皮要下来，将已修建中的办公楼改建成贵州丽晶游乐股份有限公司。
不久，很多人都知道省委主要领导的大公子在丽晶公司有股份，而且有其母亲“垂
帘听政”。公司开业仅两个月，在经营亏损的情况下，阎决定退出儿子股份，长值
转卖，并出面找到省里领导批准同意，使其子获利46万元。
    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作为一家非银行的金融企业，规章制度不完备，阎健
宏进行经济犯罪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利用金融秩序混乱，设立账外账、小金库，隐
匿、截留收入，大搞资金的体外循环，逃避监督。
    如今，阎健宏已经伏法，但这个“特殊人物”的所作所为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
们，如果不加强对掌握人、财、物的权力者的监督和约束，难免会给犯罪子提供可
乘之机。
    重重敲响反腐败警钟
    1993年2月以后， 中纪委接到揭发阎健宏的群众举报信。尉健行、侯宗宾、王
德珍等领导同志非常重视，决定派人查处。
    调查组刚到贵州，就有人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为她打保票，说她没有问题。
她本人也到处游说，四处活动，订立攻守同盟。当办案人员找她谈话时，她自恃身
份特殊，根本不把办案人员放在眼里，时而暴跳如雷质问为什么要查她；时而耍耍
赖，拒不在谈话笔录上签字。
    桀骜不驯，无法无天，这就是阎健宏被捕前在贵州的形象。她骄横狂妄，目空
一切，甚至以权凌法，以势藐纪。调查组不负组织重托，七下贵州、数次到广东、
海南、河南、云南等省，从繁华的特区到闭塞的山沟，日夜奔波，在广大干部群众
的支持下，在检察机关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揭开了这起严重经济犯罪案的盖子。
    阎健宏低估了党的力量，低估了人民的力量。尽管她曾仰仗权势，猖獗一时，
但终究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正义的判决。此案的查处再一次证明了我们党坚定不
移反腐败的决心。
    就阎健宏重大经济犯罪案，记者专门走访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侯宗宾。
他说，阎健宏一案的查处再次说明了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
性。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必须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监督，
模范地执行党章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勤
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不在政治上、生活上搞特殊化，要做勤政、廉政的模范。同时
要管好自己的亲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绝不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
谋取私利。
    阎位宏一案再一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今天，全党同志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绝不能当金钱的俘虏，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廉洁自律，勤政为民，经受考验。
   
90年代中国惩治腐败大案要案纪实 第五篇
   一件“窝案”一群“硕鼠”——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等人贪污受贿案
                                  杨光
    胡建学，男，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曾任山东省计委副主任。1996年2月，
被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缓，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孙庆祥， 男，泰安市原市委副书记。1996年2月，被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卢胶青， 男，泰安市原市委秘书长。1996年2月，被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
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孔利民，男，泰安市原副市长。1996年2月，被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徐洪波，男，原山东省石油（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兼泰山石化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1996年2月，被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
    李惠民， 男，泰安市原公安局局长。1996年2月，被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
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这些执泰安党政大权的人，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呢？
    1994年7月， 诈骗犯汪德海被依法逮捕，从而拉开了查处泰安特大“窝案”的
序幕。
    汪德海这个诈骗犯曾在泰安市煤气公司混过事，被除名后，起初在泰安做“生
意” ，后跑到深圳闯天下。在山穷水尽之时，1993年4月下旬，汪见到了来深圳的
泰安市泰山区委副书记、区人大主任杜传歧。汪好似抓住了一根救命草。为讨得社
的欢心及信任，他让社住进深圳帝豪大酒店，白天陪社到处游玩，晚上领杜去歌舞
厅，一切花费全包下来：他巧舌如簧，海阔天空，吹嘘自己在深圳办了什么实业公
司，挣了多少多少钱。一天，汪特意买了一条金项链（12.7克，价值1300元）、一
枚金戒指（5.3克，价值558元），来到社的单人房间，对杜说：“给您买点小东西，
不成敬意，作个见面礼吧！”
    杜说：“这么贵的东西，买这些干什么。”说着就收下了。杜在深圳、广州只
呆了三天，汪就为他花费了近万元。杜很感激汪的招待，对汪说的话深信不疑，当
汪试探着向杜流露出想挂靠泰山人大办实体的想法时，杜当即表示赞成支持。第四
天，汪陪杜一同回到了泰安，就这样，汪德海这个到处招摇撞骗的无业游民，利用
一条金项链、一枚金戒指和廉价的谎言，便把杜传歧紧紧“牵”在了手上。
    汪德海回来后，急忙要求杜兑现曾许下的诺言。他让杜为其办个“海天实业总
公司” 的营业执照，挂靠泰山区人大。二人商定，汪每年向泰山区人大交3万元。
杜传歧既不对汪的为人进行考察，也不对汪的经营实力进行了解，便打电话把区工
商局的同志叫到办公室，安排了虚假的注册资金（50万元）、营业方式、经营范围
等专案。
    在杜的亲自督办下，仅几天的时间营业执照就办成了。区人大一不出人，二不
投资金，三不参与营业，就捡了个“海天实业总公司”。
    汪则由一个无业游民摇身变成了“海天实业总公司”的总经理，为他从事诈骗
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
    汪德海当上“海天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后想到；“光认识一个杜传歧不行，还
应该多结交几个政界的朋友。”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金钱的作用下，他如愿以尝，
很快和泰安市公安局局长李惠民、泰安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支队队长阎克争等人
打得火热。汪有了这些“朋友”，进行诈骗也就感到安全许多。在此后的一年中，
杜、李、阎利用手中的权力多次为汪德海的“公司”提供方便。当然，对于杜、李、
阎的“关照” ，汪也进行了“回报”，仅向杜传歧行贿就先后7次，款物折合人民
币达75万余元。汪德海和杜传歧、李惠民、阎克争等共同上演了一幕幕权钱交易的
丑剧。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
    1994年7月，汪德海的诈骗案发，杜传歧、李惠民、阎竞争也跟他们的“朋友”
倒了霉。
    杜传歧、李惠民、阎克争等人被依法逮捕后，不仅交待了他们与诈骗犯汪德海
的犯罪事实还交待了以下问题：1992年11月至1994年底，杜传歧先后向原泰安市委
副书记孙庆祥行贿2000人民币；孙惠民先送孙庆祥人民币2万元、手表1块，总价值
2万余元； 阎克争先后向孙庆祥行贿人民币1000元、微波炉2台、金项链1条、家具
一套、彩电1台、录相机1台、电冰箱1台、洗衣机1台，总价值23万余元。
    1992年5月至1994年12月，阎克争送给原泰安市委常委、秘书长卢胶青价值300
0元松下牌微波炉1台；李惠民送给卢胶青人民币1万元。
    1991年5月至1994年4月，李惠民送给原泰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孔利民美金2000
元、人民币4000元、泰山石化股票1万股（本金2万）、“CASIO”TV－430微型彩色
电视机1台、松下NN－5250微波炉1台、松下M25彩色电视机1台、夏普VL－C8500E”
摄像机1台。
    杜传歧、李惠民、阎克争等人供出上述问题后，立即引起中央和山东省委的高
度重视。中央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山东省委对案件查处给予了强有力的领导、
支援和帮助。中央纪委副书记王德瑛，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赵登举、赵虹亲自
指导办案。经过几个月紧张而艰苦的工作，终于查清了这群“硕鼠”的违法犯罪事
实。
    1995年1月，孙庆祥、卢胶青被依法逮捕。1995年3月，孔利民被依法逮捕。
    孙庆祥、卢胶青、孔利民被依法逮捕后，泰安的老百姓奔走相告，但人们并不
完全了解他们的犯罪事实。他们到泰安工作，泰安人民接纳了他们，指望着通过他
们的领导，共同发家致富奔小康。可他们为527万泰安老百姓做了些什么呢？
    孙庆详，他在任中共泰安市委副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在职务晋升、
工作调动以及单位安排干部等方面谋取利益，于1992年9月到1995年1月，先后收受杜传歧、李惠民、阎克争等35人贿赂的人民币69万余元、美金600元、彩电1台、电冰箱1台。
    录相机五台、微波炉3台、分体式空调器1台、音响1台、金首饰8件以及手表、
皮衣、 家具等物品。其受贿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达12万余元。孙庆祥于1992年9月
调到泰安市工作， 1995年1月被依法逮捕，其间只有两年零三个月。正如他自己在
庭审时所说：“旧社会的官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我孔庆祥这位‘府
官’ 到泰安还不到3年，就弄了12万多。”鲁索在他的《忏悔录》中说：“处于顺
境的时候，良心的谴责就睡着了；处于逆境的时候，良心的谴责就加剧了。”孙庆
祥后悔了，感到对不起泰安人民，倘若他在敛财的时候能想到泰安人民，那他决不
会是今天这样的下场。
    卢胶青，这位“公子哥”，他当泰安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也只有31个月，公
款报销各种费用就达37万元。他身上穿的、戴的，从里到外全是进口货。给自己的
老婆买内衣部要进口的， 仅一件乳罩就花费800多元。对自己老婆是这样，对自己
的老婆以外的女人，只要他喜欢，更是出手大方。一次，他喜欢的一个女人过生日，
为了让这个女人喝酒， 每喝一杯，他就给她900元钱。加上买礼品，为这个女人过
生日竟花去万元。事后，拿着“白条”找一个单位报销，又拿开着“招待费”的发
票到另一个单位报销了。
    1995年初，胡建学强迫老百姓集资改扩建的泰安岱湖桥建成不久，胡建学就被
依法逮捕，因此，当地老百姓戏称这座桥为“逮胡桥”。它本来是胡建学做表面文
章，显示其工作成绩的。据说，胡建学信迷信，他这样做，也许是想取“岱湖”的
谐音“带胡”，带着自己飞黄腾达，没想到却把他带进了监狱。
    1990年1月，作为山东省计委副主任的胡建学被调到泰安，1991年下半年年仅4
1岁的他就当上了泰安市委书记。 于是他飘飘然，大言不惭地和一些人讲：“到我
们这一级的干部就没人管了。”因此，我行我素，根本不执行民主集中制。“家长”
作风严重，把常委会变成履行手续的机器，稍有不同意见就火冒三丈。’
    当上泰安市委书记不久，胡建学就讲：“泰安市没有城市气氛，只有多建高楼，
才像个城市。”于是，他便不顾财力和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始建高楼，修公园，制
造所谓的城市气氛。
    在用人上，搞江湖义气，不按党性办事，最明显的是重用卢胶青、孔利民这样
的“公子哥”。法庭上，法官问他与卢胶青是什么关系时，他答道：“狼狈为奸。”
他经常采取“组织手段”处理那些他看不顺眼的人，然后安插上自己中意的人。郑
洪昌就是其中一例。郑洪昌原是泰安市郊区范镇党委书记。范镇本是个不太富裕的
镇， 1993年以后，也大办实体、开公司。全镇仅1亿元的家底，经他这么一折腾，
竟欠下了3亿元的债， 群众苦不堪言，甚至说什么“杀了郑洪昌，范镇奔小康”。
就是这样的人，也被胡建学提拔当了郊区党委副书记。他常说“一个干部如果全面，
就没有开拓精神，四平八稳干不了什么事；干部不能稳当，稳当就是保守。”他把
过去搞经济、跑项目的那一套用在了搞党务、搞管理上。他认为“跑不来项目就是
没本事”、“送钱送物也是为了跑出专案”，别人送给他的钱、物、他根本不当回
事。这些观点和做法，使他打开收受别人钱物的大门。
    1993年3月，胡建学在其办公室收受徐洪波通过卢胶青所送泰山石化1万股的股
权证，并用他人的身份证为自己办理了登记、拖管手续。同年12月初，徐洪波拆借
资金在股票上市前交上行贿给胡建学股票本金2万元。 为此，胡建学还和卢胶青发
了脾气，他告诉卢胶青，“以后不要让徐洪波直接找我”。93年12月25日，泰山石
化股票定名“鲁石化”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胡建学同意卢胶青安排泰
山饭店经理周某将股票转让，获款44.2万元。为掩盖犯罪事实，胡建学同意徐洪波
安排周某从中拿出20万元还了泰山石化公司，将所得的其它22万元赃款存放他处。
案发前，为进一步掩盖犯罪，逃避法律制裁，胡建学与卢胶青订立攻守同盟，并于
19 95年元月19日晚将其受贿股票所得赃款转移他处，后被检察机关追缴。
    “受贿的大门一打开，就一发而不可收。”胡建学在接受审判时这样说。他贪
污受贿的丑恶行为说明这话是有道理的。从1990年1月到泰安市工作，到1995年1月被依法逮捕， 在这5年的时间里，胡建学利用职务之便，收受卢胶青、孔利民等42
人贿赂的人民币、美金、港币、意大利币、股票、彩电、影碟机、摄相机、音响、
微波炉、录像机、空调、电冰箱、皮衣以及家具、金首饰等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问61.6万多元。检察机关对其家中搜查时，搜出了缝在被子里的50万元，这些钱谁
送的，连他自己也想不起来了。自认为到了他这样级别的干部没人管了，蔑视党纪
国法的人，党纪国法人当然不会放过他。1995年1月27日，在他到泰安整5个年头的
时候，被依法逮捕，去了他该去的地方。
    英国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得好：“贪婪地追求金钱，不择手段去利已的人，等
于一砖一瓦地给自己造一个地狱。”胡建学等人就是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为自己营
造了“地狱”。
   
90年代中国惩治腐败大案要案纪实 第六篇
    失去监督  沦为罪犯——原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欧阳德受贿案
    欧阳德，男，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曾任东莞市委书记，因犯有受贿罪
受到党纪处分和法律的制裁。
    一
    1994年10月28日，广东省东莞市。
    一个妖冶的女人从一座豪华住宅里匆匆走出，只见她来不及朝四处多看几眼快
步奔向停在不远处的一辆红色小轿车。可当她打开车门，正要躬身钻进去时，几名
公安干警犹如从天而降，没等她回过神来，便把凉飕飕的手铐扣在她的双腕上。
    欧阳德案件的关键人物、诈骗犯陈晓敏，在公安机关追捕了一个多月后终于落
网……
    陈晓敏被抓的消息，使调查组的领导顿觉轻松了许多。
    自1993年开始，中央纪委多次接到群众举报，反映广东省人大副主任兼东莞市
委书欧阳德的子女利用权势经商，获取暴利，随后大都去了香港定居，欧阳德本人
也有受贿等严重问题。中央纪委当初曾转给广东省查处，未果。广东省纪委请求中
央纪委直接调查。
    1994年3月，中央纪委调查组进驻东莞市。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调查组很快查清了欧阳德的子女利用其权力和影响定
居香港及经商的事实。
    欧阳德共有五个子女， 三女二男，现有二男二女和大儿媳、孙子、外孙女等8
人定居香港。这些去港定居的子女和亲属，多是经欧阳德同意，通过各种渠道出去
的。
    “大公子”在去港前担任欧阳德领导下的东莞市某区区长，1992年他拉来了一
个港商合作经营住宅小区。该小区占地290亩，首期开发80亩。协议规定港商出钱，
区政府出地，双方各占50％的股份。
    协议签订后，那位港商仅在香港投入了部分开办费、广告费等，而住宅区的建
筑费却分文未投。11月底，“大公子”以区政府名义担保贷款5000万元，用于住宅
小区建设，欧阳德还为这个小区题了词。
    1993年1月，“大公子”在欧阳德的安排下通过非正常渠道去香港定居。
    当这位“公子”时隔两个月再回东亮时，摇身一变成了港商。而区政府竟然将
住宅小区的股份转让给他个人，而所投入的5000万元贷款仍由区政府担保。住宅小
区一期工程共建房9.5万平方米，售价2亿元左右。这位“公子”仅从这个专案上就
赚了数千万元，可所谓一夜暴富。
    “大公子”并没有因赚这样的不义之财而罢休，他的生意越做越大，胆子也越
来越大。在“开发”住宅小区的同时，又与区政府合资开办了一家夜总会，一人占
有70％的股份，投入的资金全部从开发住宅小区时由政府担保贷到的5000万元中支
付。不仅如此，他还在夜总会的“桑疗中心”办起了首家异性按摩服务的场所，雇
用大量“三陪”小姐，以色情勾引、接待来客。市委书记的“大公子”的这一举动，
使东莞市的异性按摩场所一夜间遍地开花。对于此事，身为市委书记的欧阳德不仅
不加以制止，反而大力支持。开业时，欧阳德大驾亲临，并邀集了不少社会名流到
场，场面之宏大、热烈自不必说。据领班说，欧阳德还曾光顾，做过桑拿按摩。与
“大公子”异曲同工，“二公子”也是先去香港定居，然后又以港商的身份回到东
莞大捞其钱的。 1993年1月，刚去香港定居的“二公子”一回到东范，便借用东莞
市万江区第二建筑公司工程队的牌子，在无人员、无技术、无设备的条件下，把本
已确定由市建筑总公司承包的凤岗海关的2000万元推土工程强夺到手。仅此一项，
他就获利约700万元。 他是靠天天在公路上拦截过往的空载泥头车，临时租用，让
他们把土拉走。招了几下手，钱也就赚了。
    当然，与这两位公子相比，身为欧阳德二女婿的陈柱豪捞钱却另有“高招”，
不过他最终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陈柱豪原是东莞市政府车队的司机，与欧阳德的
二女儿结婚后便平步青云。仗着欧阳德权势和影响，他先调到市公安局当了公安干
警，后又被提升为车管科的副科长，独揽汽车照发放大权。几年时间，他竟收受贿
赂28.5万元港币； 通过炒卖地皮获取非法收入150多万元。滑天下之大稽的是，陈
柱豪花了30万元定居香港，成了一名港商后，竟然继续担任车管科的副科长，在东
芜市上演了一幕“港商任政府科长”的丑剧。陈柱豪为他的这些所作所为付出了有
期徒刑13年的代价。当群众听到这个“车霸”被铲除的消息时，无不拍手称快。当
然，这个判决也是在欧阳德案查清之后才做出的。
    当调查组把这些情况汇报给中央纪委领导时，领导同志明确指示：要继续努力，
注意从外围突破。
    然而，线索太少了，几乎无从下手。调查组一筹莫展。正在这时，那个叫陈晓
敏的女人出现了。
    调查组在东范调查欧阳德问题时，不断有群众向调查组反映，说东莞厚街镇有
一个叫陈晓敏的女人，她自称是“中央军委某主要领导的女儿”、“某副部长的儿
媳妇”，胡作非为，且与欧阳德、厚街镇党委领导关系甚密。调查组决定先从陈晓
敏入手，展开调查。正在这时，中央有关部门也接到反映陈晓敏问题的举报信，有
关领导对此高度重视，责令调查组查清。
    调查组迅速搞清了这个女人的来龙去脉：此人40多岁，原是广州市某医院的一
名护土，1977年因诈骗被判刑七年，1981年被改判释放。后来她又因诈骗被拘留过，
出来后到广州某民主党派服务中心当起了业务主任，并被派到东范管理水厂工程。
到东莞后，她觉得替别人干赚得太少，便辞去业务主任的职务，开始自己承揽工程。
    1992年底又办了赴港单程证。这个女人行动诡秘，在东莞市活动都是以港商的
身份出现，且来去无踪。调查组几经努力连她的影子也没有找到。各种迹象表明，
她似乎已经听到了什么风声，隐藏得更深了。
    怎么办？调查组决定布“疑阵”引蛇出洞。他们表面上做出无可奈何、搬师回
京的样子，实际上却在东莞撒下了天罗地网。不料，这一等又是一个多月，就在调
查组感到山穷水尽之时，传来消息：陈晓敏回东莞了！调查组马上与广东省公安厅
取得联系，提请协助，共同组成强有力的办案组赶赴东莱。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
一幕。
    二
    在广州白云机场通往东莞的高速公路上，一辆小轿车飞速地朝东莞驶去。车内
坐着一位中等身材，微胖，头发花白，着装考究，戴眼镜的老头。只见他紧锁眉头，
微眯着双眼，手中夹着一支香烟。缕缕青烟在关紧门窗的车内飘来飘去。这人就是
号称东范“大哥大”的欧阳德。刚从北京列席完全国人民代表大全常务委员会，他
便迫不及待地往家赶。此时的他正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光荣的历史使他有些飘飘
然，可这次在北京了解到的一件重要事情却又使他忐忑不安！
    是啊，这一生，欧阳德走过的路也曾有过坎坷，可也充满辉煌。
    自1949年8月参加革命， 他参加过土改工作队，当过银行职员，“文革”前提
升为东羌县监委副书记；“文革”后，从公社党委书记一步步晋升为东莞县委书记，
一干就是7年。 1981年后历任惠阳地区行署副专员、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1988
年， 东莞改为地级市，组织又将他调回东莞任市委书记。在1994年3月的广东省人
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副主任，步入高级干部的行列。
    随着职务的提升，权力的增大，他日渐霸道起来。刚愎自用，以至班子里的人
也怕见他。群众指着他的脊梁说；“欧阳德心中只有一个人，这就是他自己。”在
私利方面他也开始花费心思。1990年，因以权谋房和以低价多占地皮等问题他受到
省委、省纪委的严肃查处。
    为此他多次做了检查，有一次在于部大会上甚至痛哭流涕！然而，泪水并没有
冲走他日益膨胀的贪婪，相反，他开始利用一切机会捞取大量金钱和私利。纵容子
女经商牟取暴利，暗中送子女去港定居……
    在东莞上演着一幕幕以权捞钱的丑剧。这些所做所为，引起东莞市干部群众的
义愤，1991年东范市委换届选举中，担任多年市委书记的欧阳德得票甚少，几乎连
市委委员都选不上。但这并没有引起他的警醒，在新的市委第一次常委会上，他反
唇相讥地说：“以后不再需要你们选我了，而是我选你们。”其狂妄已到了无以复
加的地步！
    不仅如此，他在管理上开始仇视监督。1993年，身为市委书记的他居然在一次
干部大会上公然宣布要把纪委的牌子从市委大院门口摘下来！
    当欧阳德从沈思中走回来的时候，又想到，中央纪委调查组来东莞已有半年了，
内心不由得抽搐一下。他这次在北京了解到的一件对他至关重要的事情，更成了他
的心病。那个他一直以为是中央领导的女儿，而且他一直在尽力巴结的陈晓敏，竟
然是一个骗子！
    他与陈晓敏交往的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
    1993年8月的一天，欧阳德的老相识、中央某部的老处长张X又一次来到东范，
欧阳德象往常一样热情地在东苑宾馆别墅楼为他接风洗尘。跟以前不同的是，这位
老处长身边多了一位妖冶的女人。
    “欧阳书记，这就是在厚街有名的陈小姐。”张××把那个女人从身后拉出来。
“在东莞，我哪里敢与欧阳书记的大名相比。”还没等欧阳德开口，那位女人就抢
先说话而且一张口就带着一些狂妄与粗野。
    说实在的，欧阳德对那位陈小姐并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虽然后来陈晓敏多次
给欧阳德打电话百般地讨好，可欧阳德在心理上还是与她保持着一段距离。但这一
距离并没有维持多久。
    1993年9月份， 东莞各镇换届前夕，欧阳德考虑到厚街党委班子不团结，便在
常委会上提出将一位主要领导调走，常委会也讨论通过了。正当组织部进一步做工
作的时候，张××从北京打电话给欧阳德。劝说他把那位镇党委领导留在厚街。
    过了几天，那位陈小姐来到了欧阳德的办公室。
    “欧阳书记，我刚从北京张处长那里回来。他托我给您带了封信和一个小纪念
品。”陈开门见山，把手中的一封信和一个玉老虎放到欧阳德面前。
    陈晓敏坐在沙发上看着欧阳德读信的表情：开始是庄重的，后来他不由自主地
把眼光从信纸上抬起来，从老花镜中向她膘几眼，那眼神中开始夹杂着敬意。陈晓
敏深知，这封信起作用了。
    原来，张××在这封信中告诉欧阳德，陈晓敏是中央某领导的女儿、某部副部
长的儿媳，他在北京就很熟。
    “陈小姐，先前有什么照顾不周地方，请多谅解。”欧阳德的语气变得客气起
来。陈晓敏也赶紧客气几句，气氛顿时活跃。陈晓敏也改变了原先对欧阳德的称谓。
    “德叔，张处长可能在电话中已经跟您说过了，厚街那位领导这次能不能不调
走？”陈晓敏抓住了这个时机，开始干预起东莞的干部调动来了。
    “这不太好办，常委会已经通过了。”欧阳德显得很为难。
    “德叔，我的生意都在厚街镇，我又跟他比较熟，他对我也比较了解，有些事
也比较好办。如果他调走了，我在厚街也就没法呆下去了。有您老的一句话，让他
留下还不是小事一桩！”陈晓敏的言语里既有威胁，也有对欧阳德的奉承。
    欧阳德想了一会说：“好吧，我再征求一下其它常委的意见。”欧阳德松口了。
陈晓敏深知事情差不多了，便起身告辞。
    1993年10月，那位镇领导果然继续留在了厚街。
    之后，欧阳德与陈晓敏的交往日益密切。在陈晓敏四十岁生日时，欧阳德欣然
应邀赴宴，两人还特意守着生日蛋糕和红蜡烛合影留念。更让欧阳德感到惊慌的是，
他收受了陈晓敏送的10多万元钱物。
    想到这里，欧阳德不由得出了身冷汗！
    “不行，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他再也抑制不住焦急的心情，对司机说：“开
快点！”
    三
    当欧阳德走进家门时，老伴从他那阴沈的脸上似乎看到了一些不祥之兆。
    “厚街那位陈小姐来过没有？”欧阳德急切地问。
    “没的。怎么啦？”老伴莫名其妙。
    欧阳德已无暇解释。他匆匆地拨通了陈晓敏的电话。电话打通了，可一直没有
人接。再拨…直到到深夜，电话仍无人接。
    “怎么办？”欧阳德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突然，他想起陈晓敏自己有司机，东
西好象都是他给送来的。可司机他又不认识。他又打通了与陈晓敏很熟的阿坤的电
话。可电话同样没有人接。再拨，仍没有人接。
    已是深夜，疲惫的欧阳德无奈地上床躺下来……
    “叮铃铃……”第二天一早，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欧阳德从睡梦中叫醒。他从被
窝中伸手抓起话筒。
    “欧阳书记，厚街那位陈小姐被抓了。”电话中传来了一个欧阳德最不愿听到
的消息。是谁打的他也来不及问了，便匆匆起床，又拨通了阿坤的电话。
    “喂，找谁？”有人接，欧阳德镇定了许多。
    “阿坤，我是欧阳德，请你把陈小姐的司机给我找来！”
    “好吧。”对方一听是欧阳德，有点受宠若惊，赶忙答应。
    “中午我在厚街酒店二楼等你们。”欧阳德迫不及待地说。
    中午。欧阳德心急火燎地来到医街，阿坤和陈晓敏的司机已候在那里，“能不
能把陈小姐送到我家的东西放回到你那里去？”欧阳德顾不上解释，直接了当地对
陈晓敏的司机说，“仅果有人问，你就坚持说没有把东西送到我家里来。”
    “好吧。”那位司机从欧阳德严肃的表情中知道已无法拒绝。
    欧阳德不敢耽搁，又匆匆地赶回家中，让家人把东西运到陈的司机家中。
    然而，欧阳德的这些招法毕竟已经太晚了。
    四
    广州某看守所审讯室。
    调查组同志坐在审讯桌前与陈晓敏对峙着。
    陈晓敏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式，除了东扯西拉，就是沉默。一天、二
天、三天……七天过去了，仍然没有进展。
    “怎么办？”审讯人员深知，面对陈晓敏这样一个“三进宫”的诈骗犯。要让
她开口除了讲究策略外，还必须有韧性。
    到了第八天，陈晓敏终于招架不住强大的攻势，败下阵来。
    随着记录员笔下不停地记录，欧阳德受贿的嘴脸也渐渐勾勒了出来。
    1993年底陈晓敏想在厚街镇建加油站、商住楼。一天晚上，她拿着一份工业用
地70—100亩的申请， 去找欧阳德批一下。欧阳德看了几眼，便提笔批示：“希国
士、城建部门抓紧办理。”并签下了他那飞龙走凤般的大名。后来，正当有关部门
为陈晓敏办理征地的有关手续时，陈晓敏因故又决定不要这块地了。
    时隔不久，陈晓敏又在欧阳德的帮助下，为她的情夫、个体户栾少斌办了一张
多次往返港澳的通行证。在东莞，办这样的通行证。
    只有副镇级的干部才有资格，而且只有市委书记和市长才有签批权。
    为了报答“德叔”，并达到放长线钓大鱼的目的，陈晓敏深知必须有金钱的投
入。
    1993年底的一天，陈晓敏在香港花近万港币买了鱼翅、高丽参、洋酒等物品，
又拿了1万元人民币， 用塑料袋装着，来到欧阳德家，欧阳德“客气”地说：“来
家里玩，拿东西干什么！”“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没什么的。”陈晓敏轻描淡写。
欧阳德便欣然收下。
    出师顺利，陈晓敏开始加大投入。1994年3月的一天她又跑到番禹花了4.2万元
买了一部46英寸的索尼牌大幕彩电，让司机送到了欧阳德家。当天晚上她给欧阳德
打电话，欧阳德说：“我正好要找你，这部电视是不是少拿了一个零件？图像不太
清晰。 ……这种投影的还是不如那种大电视清楚。于是陈晓敏又去番禹花4万多元
买了一部37英寸的彩电和一套健伍音响，送到欧阳德家，当时欧阳德不在，他的老
伴见是陈小姐来送电视，噢了几声，点点头让他们的把东西抬进了屋里。第二天陈
晓敏打电话给欧阳德：“德叔，电视给您送去了。您看怎么样？”
    “知道了，我还没来得及看。另外几个箱子里是什么？”欧阳德说。
    “那是一套音响。”
    “噢，那好，谢谢你了。”
    欧阳德受贿并不都是如此从容。 1994年4月的一天，陈晓敏打电话告诉欧阳德
说要送他一把电动按摩椅。此时的欧阳德已经知道，中纪委调查组在查他的问题，
但他面对诱惑仍不能自拔，为了避人耳目，他叫陈把按摩椅送到人民公园门口，由
其家人悄悄地取回。
    另据陈晓敏交代，欧阳德还多次收受她送的烟酒等物品，其中一次就收了一个
金钱龟和5000元港币。
    五
    陈晓敏的供述使欧阳德案取得了质的突破。经调查组进一步取证后，中央纪委
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欧阳德立案审查、侦查，并向中央写出了报告。中央领导
在对案情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同意立即对欧阳德采取措施。
    1995年3月25日21时30分， 机关算尽的欧阳德用他那只签发过不知多少文件的手，在拘留证上签下了“欧阳德”三个字。
    初战告捷。然而，对于调查组来说，此时并没有轻松下来，因为从已经掌握的
情况来看，欧阳德收受陈晓敏11万多元电器、金钱的事还只能说欧阳德案件中的一
个小部分，用中纪委一位领导的话说，只是欧阳德受贿案的一个“猪尾巴”而已。
多次提审欧阳德，老于世故的他除了对收受陈晓敏钱物的问题不得不承认外，对其
他问题一概不提。尤其是群众反映在老家建造别墅问题，更是闭口不谈。
    调查组马不停蹄地赶到大岭山镇上高田村，施巧计找到了为欧阳德建房子的包
工头欧阳七养。这个人是欧阳德一位老同学的儿子，与欧阳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1978年他从部队退伍时，就是欧阳德帮忙将其农转非进了东荣一家工厂，后来这小
子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开除，便走了靠承包工程赚钱的路子，现在已腰缠万贯。
欧阳七养对给欧阳德建房子的事供认不讳，但又声称，这事是老村长介绍给他做的，
老村长还亲自画好了图纸交给他，建房子的帐也已经结了，要帐看，他说没有。谈
了几次，欧阳七养始终就是这样几句。
    调查组便把老村长找了来。
    老村长是一个精神婴烁的老头，岁月的沧桑在他的额头留下深深的皱纹。
    “村长，听说欧阳德的房子是你交给欧阳七养建的？”
    “没有，我根本不知道此事。”老村长肯定地说。
    再问，还是这样一句。当调查组的人给他讲政策时，老头开始变得非常倔强，
四天四夜毫无结果。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调查组重新分析欧阳七养的讯问笔录，突然发现：欧阳七
养在谈到老村长让他建房子时，居然说是老村长画的图纸，而他们面前的这位老村
长连一天学也没有上过。
    “我们被这家伙骗了！立即把欧阳七养找回来。”调查组马上行动。
    欧阳七养再次被传，一看调查人员那满脸的怒气，马上意识到他那个弥天大谎
已被识破，“扑通”一声跪下了。然后，把为欧阳德建房子的过程一股脑儿和盘托
了出来——1993年初，得知欧阳德要建房子，欧阳七养来到了欧阳德家。
    “德叔，听说您要在老家建房子，就给我建好了。”欧阳七养开门见山的说。
“你出人工，我出材料。”欧阳德半遮半掩。
    “我有工，也有料，这件事由我搞掂（广东方言，办事妥当的意思），以后您
给我介绍点工程做就行了。”欧阳七养听了欧阳德的弦外之音，直截了当地说。
    欧阳德满意地看了一眼欧阳七养，“好吧”。
    一笔交易就这样谈成了……
    10月份，土建部分完工。期间欧阳德亲自来看过两次，有一次他对工程不满意，
还把欧阳七养骂了一顿，欧阳七养便让手下的人按照欧阳德的要求进行了返工。整
个房子建筑面积320平方米，花了18万多元钱，欧阳德一文本付。
    这期间，欧阳七养听说素步镇有一个投资1000多万元的水厂工程，便去找欧阳
德让他帮忙给承接下来。欧阳德便给定步镇党委书记写了个条子，让他关照一下，
把水厂的工程给欧阳七养做。后来，因镇政府缺乏资金，水厂工程没能上马，这个
事就搁浅了。 1993年6月份，欧阳七养的侄子升初中，因考的成绩不太好，按规定
进不了东弟中学（是省重点学校）。后来在欧阳德的帮助下，居然顺利进去了。
    1994年12月份的一天，欧阳德为了掩盖其受贿罪行，把欧阳七养找到自己的家
里，对他说：“如果有人问起你建房子的事，你就说是我儿子让你做的，不要讲是
我。”欧阳七养爽快地答应，并说：“如果有人问，我会讲已经收到10万块钱，还
有一点余款没付。”
    转眼已是7月了， 在囚室中呆了几个月的欧阳德，展转反侧之时，又想到了他
老家的那所房子，虽然说欧阳七养建得不怎么样，可古某他们给装修得还是不错的，
大理石的地面，人影可鉴，不锈钢的楼梯扶手熠熠生辉，典雅脱俗的天花板，古朴
的家具，整个建筑既气派不凡，又有自然的风格，足以显出他市委书记的气派。尤
其是那间“写字屋”，不仅布局合理，而区修饰得既大方舒展又透着文人的高雅。
整个房子后依青山，前临一湾清澈见底的池塘，用前人的话说，这是一个风水极好
的地方，在此颐养晚年，该是一个多么好的去处啊！然而……
    想到这些，欧阳德的眉头皱得更紧了。远远袭来的疼痛令他不由自主地从床边
站起来，在囚室里踱来踱去……
    但愿欧阳七养会把调查组胡弄过去，儿了也能在那几张假发票上自圆其说。欧
阳德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那些昔日的随从身上。然而，令他想不到是，调查组木仅
从欧阳七养口中搞清楚了他建房子问题上受贿的全部事实，也找到了为他装修房子
的东美市建筑公司总经理古某。
    经过几番较量，古某已经完全明白，再为欧阳德说谎已无济于事，只能使自己
更加被动。因此，他不得不交代出组织人员为欧阳德装修离子的来龙去脉。
    那是1993年10月，楼房主体工程完工后，欧阳德亲自打电治给古某，说自己在
老家建了栋房子，让古某亲自负责给装修一下，随后欧阳德又让其儿子找古落实此
事。过了几天欧阳德与古某等人一起去看房子，为装修做准备。在看房子的过程中，
欧阳德亲自提出了装修的布局、材料等具体要求。然后，欧阳德和在场的人员一起
吃了午饭。星期天又在东弟宾馆请他们一起来品尝“路易十三”酒。
    这些人虽然知道书记大人打的什么算盘，但表面上还得毕恭毕敬，言听计从。
领了“军令状”的古某，立即安排市建筑公司下属的一家公司负责装修事宜。装修
完工后，欧阳德又看了一次，对整个装修表示满意，至于装修费却只字未提。
    过了一段时间，欧阳德的儿子出面请古某等人吃饭，他说：“房子装修好，我
老头子没时间来，让我代表他来感谢你们。”饭前还给每人发了一个装有2000元港
币的红包。
    1994年4月上旬， 老好巨滑的欧阳德指使儿子到古某那里要装修费的发票。古
某找到负责装修的那个公司的经理， 让他给“搞掂”，可事情直拖到1995年4月仍
未办妥。这时古某得知欧阳德被抓的消息，马上找到那位经理，说：“欧阳德出事
了，上面定会查的，要尽快办妥。”当晚那位经理就找到具体施工的包工头开发票。
包工头因为出了钱没有捞到好处， 一肚子意见， 不想给他开。这位经理告诉他：
“有人要查欧阳德， 发票是拿去应付差事的。”包工头便按预算数开了5张、共计
28万元（实际花费23万元）的收据，由那位经理通过古某转交给了欧阳德的儿子。
    狱中的欧阳德仍在做着最后的顽抗。当调查组人员让他解释建房装修住房的有
关问题时，他果然把问题全都推到了他的儿子身上。
    然而，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人，面对铁的证据，欧阳德最终不得不低下
了头……
    至此，欧阳德收受贿赂53万多元的重大案件已水落石出。
    七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一个人无
论党龄有多长，资格有多老，也无论其做出过多大成绩，一旦人生观、价值观扭曲，
思想防线松懈，必然腐败蜕变。在改革开放环境中尤其如此。欧阳德就是这样一个
反面典型。历史地看，欧阳德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是注意廉洁，比较谨慎的，也曾将
送礼、“进贡”者拒之门外。然而随着环境、地位的变化，欧阳德的人生观、价值
观也发生了改变，他的灵魂被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蛀蚀。想党的事业少
了，琢磨位子、票子、车子、房子、孩子多了；想为民谋利少了，追求钱财、贪图
享受多了。欧阳德并不缺钱，却想方设法一而再、再而三地收受他人钱物；欧阳德
并不缺房，却凭仗职权，在老家营造别墅；欧阳德的用车并不逊色，却一换再换，
成为全省领导干部中坐奔驰600高级轿车的第一人； 欧阳德明知有令禁止，却屡次
做桑拿按摩，接受色情服务，陶醉于灯红酒绿之中。就是在中央纪委调查组进驻东
美后，他还收受贿赂，贪欲的膨胀到了无所顾忌的地步。
    欧阳德违法犯罪行为集中发生在他从市委书记岗位退下来前后三年间，究其原
因。除了贪钱的思想动因外，在对待离退换岗问题上的错误思想是加剧他腐败蜕变
的催化剂。他当选为省人大副主任后，有位代表问他“年纪大了何不休息”时他回
答说：“这是副省级。地位高，有专车……”当调查组问他家中有钱有物为什么还
要大肆受贿时，他回答说：“总觉得从市委书记岗位上退下来，群众和组织不会再
监督着我了，毋需再左顾右盼。”行百里者里者半九十，欧阳德为党的事业艰苦奋
斗了大半辈子，本应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却因晚节不保，前功尽弃，沦为罪犯，
实在令人惋惜、痛心。“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欧阳德违
法犯罪事实再次证明了这一定理。
   
90年代中国惩治腐败大案要案纪实 第七篇
    按：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是建立健全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搞好这一改
革需要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因此，金融系统反腐败工作是关系到金融体制
改革成功的重要条件和保证。
    这一组金融系统案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利用职务之便，搞权钱交易。他们或公
然挪用，或私下受贿，或大肆贪污，不仅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也严重干扰了
改革的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必须严肃查处金融系统的违法违纪案件，同时，要在
掌握人、财、物权力的岗位上建立有效防范措施，对以权谋私和行业不正之风建立
良好的约束机制。
                          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案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
    1993年9月27日上午。 海口市浮陵水刑场。几声正义的枪声响过，建国以来全
国最大的贪污案中的5名主犯薛根和、 陈贻全、熊道光、赵东方、杨绍琼，几乎同
时应声倒地，结束了他们罪恶的生命。
    案发“10.17” 1992年IO月15日海口市工商银行东风办事处主任陈名龙接一自
称香港女士打来的电话，查询由东风办书处开出巨额汇票的情况。根据该女士提供
汇票的号码，陈主任查询后确认议号码的汇票是从本处开出，但无汇票底联登记，
便引起警惕。 此间，被告人薛根和闻知，感到事情即将败露，于当日下午3时许携
带空头汇票底联离开办事处、同时，东风办事处经审查发现内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
之便，自行签发空头银行汇票17笔，到外地解付，共计金额2594万元。遂于1992年
10月17日由海口市工商银行向海口市公安局报案， 故称为“10.17”案件。接到报
案后，海口市公安局认为此案属于贪污性质，1O月19日由海口市政法委同海南省公
安厅联席会议决定将案件移送海口检察院受理。10月20日海口市检察院反贪局决定
立案侦查，成立了项目领导小组，并分别组成追赃组分赴全国15个省、市，35个县
（市）进行追赃取证，同时还组织追捕组全面展开侦查，对逃往全国各地及境外的
主要案犯进行追捕。
    艰难的审理
    1993年10月此案侦破后，社会各界惊愕、愤怒、哗然，人们热切盼望法律对这
群特大蛀虫以严正惩处。
    海南省省委、海口市市委的有关领导多次指示司法机关依法从重、从快惩治犯
罪分子，尽量挽回国家损失。
    中央政法委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忠本
几度询问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对法院的审理工作付出重要指示。
    作为第一审的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更是极为重视，由吴邦海院长亲自挂
帅，全盘指挥。主管刑事审判工作的副院长王前生具体安排部署。为了使案件尽快
得到审理，海口中院刑事审判庭曾于3月中旬、4月中旬和5月中、下旬4次派人提前
介入，了解案情案件起诉过来的当天晚上，吴院长立即主持召开审判委员会会议，
分析案情， 制定方案、方针和工作计划。决定从刑庭中抽调3名经验丰富的审判员
组成合议庭审理此案，同时从政治处、研究室抽调有关人员协助合议庭工作。
    6月2日上午，吴邦海主持召开了战前动员会。当天下午，在院领导的直接指挥
下，审判长张建良、审判员刁黎颖、李忠义、书记员刘东开始了艰苦的阅卷工作。
由于案情极为复杂， 涉及8名被告，19张汇票，仅案卷就有26本，加起来足有半人
多高。
    合议庭成员忍受着酷暑，每天挥汗如雨，加班加点至夜深。停电，买来应急灯；
饿了，啃一块面包；渴了，喝一口白开水；困了，趴在桌子上打个盹。由于连轴转，
合议庭成员先后病倒了两个，但他们不轻易离开岗位，随身携带着药品，咬紧牙关
坚持。在艰苦的努力下，他们仅用10天时间就详细审阅了全案案卷，作阅卷笔录达
300多页而近10万字， 还根据每张汇票的走向和案卷中的证据材料分门别类绘制厂
14张犯罪一览表，这为案件的审理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通过阅卷，合议庭发现，一是案件中的部分事实不清，有些款项的走向不明，
尤其是汇往广东省东莞市霄边商行的400万元和汇往贵州金龙企业经贸总公司的500
万元，虽有部分书证，但无法认定。二是起诉书的有些认定缺乏必要的证据；三是
有些赃款赃物可以追缴而未追缴。
    如果退回检察院补充侦查，然后再重新起诉势必拖延案件的审理时间。为使罪
犯早一天受到惩处，早一天为国家挽回损失，院领导当机立断，决定自行调查，兵
分四路，奔赴天津、唐山市、广东省东范市、增城县、南海市、中山市等地调查有
关事实和追缴赃款赃物。
    6月17日上午， 秀英看守所。合议庭开始提审各被告人，可能是意识到自己罪
孽深重，两名主犯薛根和和陈贻全对自己的犯罪的事实供认不讳。
    薛根和伙同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张德全等人，利用他在银行担
任会计职务之便，采以内外勾结，盗取银行空白汇票，擅自打盖密押，开具空头汇
票不上帐，到外地银行解付，销毁底联与回单等手段，大肆进行贪污银行公款的犯
罪活动。从1992年元月至10月期间，共开具银行汇票19张，计贪污人民币33444710
元（其中600万元贪污未遂） 。此外，薛根和还利用职务之便，采取涂改同城票据
（代付）凭证的代收单位，编造假进账单挪用海口市橡胶三厂等企业单位结算资金
共六笔计162458.03元，薛根和本人实际占用人民币6124650元，主要用于购买私房、
装修房屋、购买小汽车，归还私人欠款和个人挥霍。
    陈贻全勾结薛根和并伙同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盗取银行汇票10张，参与共
同贪污人民币12354710元， 陈贻全实际占用175万元，主要用于归还个人欠款和挥
霍。
    薛、陈两名主犯的供认，使得合议庭成员对办好这起案件的信心大增。
    因薛根和仅负责往外打款，至于款打出后怎样使用，他不清楚，而陈贻全也仅
知道其中的一部分。于是合议庭紧接着提审第三主犯熊道先。
    熊道先曾于1977年因诈骗罪被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
1987年8月至10月因诈骗被广州市越秀区公安分局收容审查， 对于应付司法机关的
审讯已经是很有经验了。对这一点，合议庭早有预料。果然当合议庭的审讯涉及到
实质问题时，熊道先要么兜圈子，不正面回答，要么就避实就虚，闪烁其词。他矢
口否认知道汇票的来源，并且坚持就说所有参与的款项全部用于公司的山羊绒业务，
自己没有中饱私囊。看来要使他低头认罪，必须抓住要害发问。
    在审判长一连串的发问后，熊道先张口结舌，豆粒大的汗珠直样下滴，最后不
得不交代了其犯罪事实。
    1992年6月至10月， 熊道先以办理山羊绒出口业务急需资金、购买房屋、解付
美元信用证等为由，先后伙同薛根和、陈贻全、赵东方、杨绍琼等人开具7张汇票，
贪污银行资金达2050万元（其中600万元贪污未遂），熊道先个人实际占用公款749
万元，主要用于还个人欠款，办理出国护照，购买两幢楼房和高档音响设备、办理
美元信用证和修改美元信用证条款及个人挥霍。
    当天下午，合议庭再次分别提审薛根和、陈贻全、熊道先，讯问关于汇往贵州
的500万元和汇往广东东亮的400万元的具体情况。据他们供认，汇往这两地的汇票
是当着赵东方的面填写，并由赵东方提供收款单位和账号，在填写第一张汇票以前，
薛根和还明确告知赵，汇票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从银行偷出来的，让他尽快还回来。
汇票填好后由赵直接交给或指使他人交给杨绍琼，并告诉了杨绍琼汇票的来源，杨
绍琼明知汇票的来源不正常，仍然指使他人解付。
    至于汇票解付后的具体使用情况，合议庭决定等外出调查的情况回来后，再提
审赵、杨两案犯。
    由于时间紧迫，会议庭接着提审张德全、熊元龙、戴开业，他们二人对自己所
犯罪行均供认不讳。
    1992年8月， 张德全勾结薛根和、熊道先盗取银行汇票一张，共计参与贪污人
民币40O万元。
    熊元龙、戴开业明知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属重大犯罪嫌疑村家，为厂使他
们逃避法律制裁，由熊元龙开车护送，戴开业找向导并自兼翻译，积极帮助他们逃
往境外。
    山于赵东厂和场绍琼拒不认罪， 6月18日海口市中院副院长王前生带领审判长
张建良、研究室人员徐振华，冒着倾盆大雨前往市检察院。请求他们立即派人赶赴
洪州调查金龙公司的经济性质及汇往贵州的50O斤元汇票的使用情况。
    6月25日赴天津市、 唐山市调查的小组返回海口。据调查，1992年10月赵东方
从贵州汇了一笔15万元的款项到天津市天北房产有限公司账户上，作为天津金龙企
业开发公司租用该公司房屋的费用（天津金龙公司法人代表是杨绍琼），具体由天
津金龙公司负责人王某负责办理。天北房产有限公司应王庆友的请求，将其中8.75
万元转到了其个人的长城卡户头上，余款交付了房租。因王是唐山人，天津金龙公
司倒闭后回老家唐山去了，调查组当天晚上又赶赴唐山，在当地司法机关的大力配
合下，找到王某，了解有关情况，王除证实了这15万元的使用情况之外，还证实了
赵东方在1992年5月份委托他在唐山市给他购买私房， 供其妻子和儿女居住。王通
过关系为赵购买了唐山市佳运汽车配件公司的一栋两层楼房，由赵东方分三次从贵
州汇了12万元给唐山佳运讫车配件公司作为购房款。这笔款已由调查组全部追回。
    在唐山市调查过程中，听王某讲，赵东方原名赵子良，有诈骗前科。调查组立
即前往唐山市路北区法院，查询档案，没有发现，考虑可能被免于起诉，又赶到检
察院，在堆积如山的档案材料中终于找到赵子良（赵东方）于1984年因诈骗罪被唐
山市路北区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
    6月26日， 赴广东省中山市、东莞市、增城县、南海市调查的两个小组陆续返
回。 据调查，东莞市霄边商行称曾于1992年6月30日收到解付人香港恒基公司名叫
蔡得基的两张汇票共400万元， 汇票是从海口市工商银行东风办事处开出的。霄边
商行收到汇票的第二天就将这400万元分为五个地方转款392。4646万元至中山市、
增城县、南海市，套取现金，后由霄边商行将现金兑换成港币汇往香港。
    这次调查历时15天，行程近两万公里，调查500余人次，取得证据材料60余份，
追回赃款39万元，追缴赃物折价犯28.85万元，查封财产折价27万元。
    6月26日，市检察院前往贵州调查的小组将调查材料用特快专递寄到了合议庭，
调查证实，贵州金龙公司是在1992年10月12日登记注册（本案案发是1992年10月15日） ，公司性质：集体。该公司注册资金110万元全部是赵东方、杨绍琼伙同薛根
和等人贪污的公款，在公司成立以前是筹备组，并先后挂靠到贵州省对外经济协作
办公室和贵州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汇往贵州的500万元除110万元用于注册资金
外， 杨绍琼用100万无偿还其个人欠款，9万元汇回海口远洋公司账号，140万元汇
回海口益通公司账号，12万元用于赵东方在唐山市购买私房，余款被赵东方、杨绍
琼等人挥霍使用。
    根据上述调查情况，合议庭再次提审赵东方、杨绍琼，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他
们二人不得不低下了头。
    由于案情复杂，涉及8名被告，19张汇票，26本案卷，面对这浩瀚的案卷材料，
办案人员合理分工，密切配合，分析案情，制定方案和工作计划，连续奋斗了73个
日日夜夜， 调查取证行程近2万公里，调查500余人次，开成了长达900多份的证据
材料， 为了查证和追赃，跑了全国20多个城市，为了查清一笔400万元的款项，还
派员赴香港调查。这些不是简单的数量问题，而是审判人员的心血汗水辛勤劳动、
高度负责的结晶，它使人感到沈甸甸的份量。
    至此，院审判委员会认为本案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决定6月2
8日、29日开庭审理。
    严正的判决
    1993年6月28日上午，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大庭庄严、肃穆、座无虚席。
海南省海口市中极人民法院在这里公开审判一件使人们震惊的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
“天字号”贪污案。中央电视台和驻琼10多家新闻机构前来采访。法院合议庭成员、书记员、国家公诉人、辩护律师，—一入座。这是海口市历史上值得一书的正义审判。
    8时30分，轰动全国的特大贪污案“10.17”案件公开审判。
    “把被告人押上来” 。审判长洪亮的声音在法庭回荡。薛根和等8名案犯被押
上了审判台。
    8名案犯耷拉着脑袋，神情沮丧，昔日的那种威风、潇洒的劲头，荡然无存。
    法庭在审判长宣布开庭后，便依法有条不紊地进行法庭调查。
    针对起诉书的指控，审判人员详细审问了各被告人，向被告人出示案件中涉及
的所有票据，并对证人证言、书证等证据—一进行了质证。
    经过历时一天半时间的法庭调查后，6月29日开始法庭辩论。
    在辩论过程中，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的辩护人分别提出，被告人
的行为是分别代表益通公司、远洋公司和金龙公司实施的，是法人行为，而非个人
行为。而法律上没有法人构成贪污罪的规定，故上述各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此外，赵东方和杨绍琼的辩护人还称熊道先以远洋公司有1000万元银行进账单为诱
饵，骗取了赵、杨的信任，所以赵、杨才与远洋公司建立合作山羊绒出口业务。汇
往广东省东范市霄边商行的400万元是受熊道先的委托转交给香港恒基公司的蔡德
基，且在这以前熊与蔡之间签订了有包装袋购销合同，蔡将汇票解付后如何使用，
赵东方、杨绍琼不清楚。
    赵东方、杨绍琼的辩护人当庭还出示了由海南顺风贸易公司开给远洋公司的10
00万元进账单。
    由于被告人及他们的辩护人提出新的事实和证据，当庭又无法查清，合议庭决
定宣布休庭，延期审理。
    经院审委会讨论决定后，立即派人调查有关事实。
    7月1日，助审员徐国华和记者员闰俊奎前往增县调查1000万元进账单一事。
    调查结果表明。 此进账单与本案无关，同时也不能足以说明熊道光在1992年6
月份有1000万元资金从事经营活动。
    关于是否法人犯罪问题，经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数次派人去有关工商行政部门
调查查明事实，合议庭认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所实施的行为是个
人行为而非法人行为。
    海口市中院于7月27日派员会同省高院刑庭庭长黄卫国赴香港调查汇往广东东
莞市霄花边商行400万元一事。查明了汇往香港的400万元的使用情况及事情的整个
过程，并提供了部分书证。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他们不得个承认了与薛根和等人合
谋贪污这笔款项的犯罪事实。
    被告人薛根和利用职务之便，伙同被告人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
张德全共同贪污人民币33444710元（其中600万元贪污未遂） 。薛根和本人实际占
有人民币6124650元； 被告人陈贻全勾结薛根和，伙同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参
与共同贪污人民币1235万元，陈贻全实际占用175万元；被告人熊道先勾结薛根和、
伙同陈贻全、 赵东方、杨绍琼参与共同贪污人民币2050万元（其中600万元贪污未
遂） ，熊道先实际占用749万元；被告人赵东方伙同薛根和、陈贻全、熊道先、杨
绍琼参与共同贪污人民币900万元，赵东方与杨绍琼实际占用311万元；被告人杨绍
琼通过赵东方勾结薛根和并伙同陈贻全、 熊道先参与共同贪污人民币900万元，杨
绍琼本人挥霍和赵东方实际共同占用339万元； 被告人张德全受薛根和指派，与熊
道先一起参与了解付400万元汇票的犯罪活动；被告人熊元龙明知薛根和、设道行、
张德全属重大犯罪嫌疑对象，为了使他们逃避法律制裁，而积极帮助他们偷越国境，
窝藏犯罪分子；被告人放开业明知薛根和、熊道先、张德全属重大犯罪嫌疑对象，
为了使他们逃避法律制裁。而积极帮助他们偷越国境。
    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薛根和等8名被告人不得不认罪。
    1993年8月13日，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薛根和等人的犯罪事实，依法认定
被告人薛根和犯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偷越国境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陈贻全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熊道先犯贪污罪、偷越国境罪，
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赵东方、杨绍琼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张德全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犯偷越国境罪，
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熊元龙犯窝藏罪，
判处有期徒刑6年。戴开业犯窝藏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本案共追回赃款5050549元；追回外币及存折金额为人民币14831元、港币2100
元、越币2000元；已被冻结但尚未划拨回的款共计人民币683946元、港币58元；追
回赃物折价1704813元； 此外还扣押手表1块、三洋女式摩托车1辆、赃款所买私人
住宅2栋、以及滨海花园小区七号楼与3号楼2单元。本案实际损失1392万元。
    一审判决后，陈贻全、熊道先、赵东方、杨绍琼、熊元龙、戴开业不服，提出
上诉。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审理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犯罪事实
清楚，证据确凿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陈贻全等六上诉人的
上述理由无客观事实根据，均不能成立。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刑事裁定。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并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认为，罪犯薛根和、陈贻全、熊道
先、赵东方、杨绍琼罪大恶极，法不容留，依法核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
下达了执行死刑的命令。
    严肃的反思
    一群特大蛀虫毁灭了。
    但人们不禁要问：犯罪分子为什么能如此纵横自如，贪污巨款为何如此顺利？
在薛根和实施犯罪长达10个月时间内，有关单位竟毫无察觉？
    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有的金融系统内部管理上存在的漏洞为其作案提供了极为便
利的条件。银行签发汇票是一项技术性要求极高的工作，按规定必须由三人共同完
成，其中一人分管印章和数码机、一人分管空白汇票、一人分管编制密押，缺一不
可，而东风办事处多年形成了一个惯例，为了方便顾客，汇票可以由一个人全部办
理完毕。印章、空白汇票的保管人的钥匙就放在抽屉里，加上没有严格实行上下班
制度，工作人员经常不按时到岗或上班时间出去喝茶而擅自离岗。薛根和正是钻了
这些管理上的漏洞，大肆实施犯罪行为。
    汇票开出解付后，解付行将报单和解讫通知单划回东风办事处，由负责编制密
押的薛根和制作联行来往帐报告表，报往省工商银行，这时他从中大做手脚，瞒天
过海。另外全国联行对帐每年仅在年终进行一次，这就使得薛根和作案起来不容易
被发觉。
    因此，银行开具汇票、支票及其它有价证券，必须由多人流水作业，绝不能以
业务繁忙、方便顾客等为由，由一人代办。要形成一套各负其责，互相配合，互相
监督的程序，上级主管单位对各个办事处的业务要实行有效的管理并形成一套严密
的监督机制。对于联行帐目应以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核查，每次核查间
隔的时间不能太长。另外，金融系统在提高工作人员业务素质的同时，必须加强政
治素质和法律意识的教育，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
    本案涉及的远洋公司和益通公司，是两个名为全民所有制实为个体的企业，陈
贻全、熊道先等人正是打着全民所有制法人的招牌，勾结国家工作人员大肆侵吞国
家资财。因现行法律没有关于法人构成贪污罪的规定，使得法院审理起来极为棘手。
因此有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核准企业注册登记时，应切实严格把关，对其经济性
质作实事求是的认定。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本案5名主犯中有3名有诈骗前科或劣迹。
    陈贻全曾因诈骗两度被公安机关收容审查；熊道先曾因诈骗罪被四川省成都市
金牛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 刑满释放后在广州因诈骗被越秀区公安分局收
容审查；赵东方因诈骗被唐山市路北区人民检察院免予起诉。且在赵东方担任中国
老区促进会资源开发中心主任期间，以签订购销合同的名义，骗取江西省南昌市农
贸公司、山东平度石油公司等数十家单位款项达900余万元，迄今尚有400多万元尚
未归还。
    这个案子已经落下帷幕，通过这个案子，人们应该得到诸多的启示。
    第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给我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带来了空前繁荣，
但也刺激了一些人难以抑制的拜金狂热。于是行贿受贿、侵吞公款、权钱交易等等
腐败现象不断滋生甚至在某些方面呈蔓延的趋势。这就提醒我们越是发展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越要加强廉政建设，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防微杜渐，警钟长鸣，
通过长期的反贪倡廉，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二，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但在新旧两种体制交替时期，常常留下许多空
档，使一些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特别是在特区和沿海一带，由于经济生活的日益
繁荣复杂，法制建设、各种监督、约束机制还没有安全同步和配套，一些不法分子
正是钻了这个空子，大行贪污受贿、敲诈勒索、侵吞国家资财的勾当。这就要求我
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形成严密有效的监督机制，
堵塞各种漏洞，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愿这起案件给人们留下更多的警示。
   
90年代中国惩治腐败大案要案纪实 第八篇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河南巩义市
                      支行原行长王永平受贿106万元案
                                 刘孟连
    一
    人生紧要处，往往决定于几步，一失足成千古恨！
    王永平正是这句话绝好的注脚。一个29岁的青年，一个事业如日中天的巩义市
建设银行行长， 从时代骄子沦落为河南省建国后罕见的受贿106万元的特大罪犯，
这一蜕变过程前后仅仅历时18个月！
    “钱是祸根……我亲手毁了自己的前程，是罪有应得啊”。套上钱欲铸就的沈
重枷锁，王永平给世人留下了这简短而又意味深长的一句话。
    二
    王永平太年轻了，年轻得让每一个见过他的人都为之惋惜；王永平太幸运了，
翻开履历表，他曾经留下过一长串闪光的印记——1981年，17岁高中毕业，一步便
迈入了开封地区建设银行的大门；1986年，22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23岁取
得大专证书——经3年业余苦读，他以优异成赛结束了中国人民大学函授班的学习；
1988年，24岁被评上经济师职称，并被委以郑州市经济开发区建设银行副行长重任；
1991年，27岁被任命为郑州市建设银行办公室主任；10年，那是进取的10年，王永
平的能干、 争气有目共睹。勤奋加上机遇，他一次次地被提拔重用。1992年2月，
28岁的王永平奉命前往中原城——巩义市挂职锻炼，一跃坐上了该市建设银行第一
把交椅。
    不料，这竟成了致命一跃。
    三
    巩义市突然出了个“财神爷”，求贷者蜂拥而至。人上一百，形形色色。鱼目
混珠， 告贷者中间不乏别面用心之徒——1994年4月的一天晚上，王永平刚刚下班
回到家，一辆闪光的小轿车便尾随而来，一老者钻出来蹑足上楼。他是该市某镇一
个村办企业厂长，此着晚饭未进便找上门来不期造访。自然有所用心。果然，图穷
匕首现，不长的交谈给束后，他在告辞前把手中的提包往王永平客厅一放，两手做
一个数钞票的动作：“老弟，这点小意思算个见面礼，你可不要瞧不起哟！”
    王永平打开提包一看， 厂长的“小意思”竟是6万元巨款。如此贵重的见面礼
他有生以来还从未见过。但在拉锯式的思想斗争中，理智还是促使他马上拎包撵下
楼去。
    “欲要取之，必先予之。”这是引人上钩者的惯伎，泼出去的水哪肯再收回，
那厂长将钱兜又送上楼去。面纱既已撕破，这次便是赤裸裸的教唆了，他鼓起三寸
不烂之舌，尽讲些“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之类的话。一个老于世故，一个贪心蠕动，
终于，王永平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向罪恶迈出了第一步。
    这一步走得耐人寻味先推后收。推，证明王永平的脑壳里尚有组织观念，不是
不知道“纪律”二字；而收呢？说明纪律在他那里也仅仅是个概念，是些条款，还
未真正成为必须遵守的行动规则。生活中不乏王永平这样的人，纪律在他们那里只
是个理论问题，而不是个实践问题，一经诱惑便探头探脑，私欲蠢蠢欲动……
    四
    钱欲关闭了理智的门窗，王永平已成了一块枕木——这头是他手中的权力，那
头紧连着他热望的金钱。初尝甜头，王永平“聪明”地悟出了权力与金钱的特殊关
系。
    3个月后， 还是那位厂长，还是同样的地点，还是钱兜的“意思”、”王永平
大笔一挥，520万元贷给了这位厂长。
    1993年春节的一天，一个数次审贷而未成的企业领导突然得到王永平的秘密，
于是， 他这天一早便揣着3万元现金来了，“快过年了，也不知你需要啥，你自己
看着买吧。”不出一个月，这个厂就获得了100多万元的贷款。
    秘密不胫而走，几成公开；王永平收钱自如，早没了开始时的那份顾忌。在严
肃的行长办公室，在温馨的小家庭，王永平鲸口大开，贿来不拒，贿金少则万元，
多则10几万…欲壑难填，几试身手，王永平便由秘密受贿走向了变相索贿的道路。
一天，一个贷款者找上门来审贷。王永平见他两手空空，心里很不乐意，但他并未
马上就下逐客令，而是故意兜出一个“同学出差办事，急需用钱，自己无法解决”
的话题，索来现金4万元。
    在明收暗索下，不义之财如开闸的洪水滚滚流来。自1992年4月至1993年9月，
王永平在巩义市建行任职一年多，共收受29个贷款单位的贿赂48次，现金及赃物折
款累计达106.7万元。
    王永平充分利用了手中的权力，据查，王永平任职期间，前后39次经手审贷发
放了累计1.2亿元的资金，只有3次是经过行委会研究的，其发放的贷款几乎每一笔
都与受贿相关。
    在王永平那里，权力的“妙用”还远不止于此。随着赃款的急剧疯涨，如何存
放竟成了问题。王永平很快找出了一条既能安全转移赃款而又不易被发现的万全之
策：乘有的企业向其告贷之时，他以本行资金紧张为其另筹款为名，将大部分赃款
以高息或入股形式借给了有关企业。
    既生息又保险，既养鸡又下蛋，王永平彻底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了金钱！
    五
    以贪欲始以牢狱终。王永平畏惧过而最后一再置于不顾的那张法网悄然启动了。
    1993年10月初，巩义市检察院从一起经济犯罪案中发现了王永平的问题，至同
月18日，经秘密侦查，王永平的一些具体而重大的受贿线索被掌握。郑州市委惊动
了，省人民检察院惊动了……正义之剑迅雷不及掩耳般出鞘——经前后73个夜与昼
的拼搏，省、市。
    县三级检察官连手，一举揭开了王永平疯狂追逐金钱的真面目。
    钱欲最终成了王永平颈上的枷锁。1994年元月14日，王永平特大受贿案被依法
提起公诉，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厉惩处。
   
90年代中国惩治腐败大案要案纪实 第九篇
       违纪炒股　谋取私利——湖北省原副省长陈水文违纪炒股案
                                  莫邪
    陈水文，男，1965年12月入党，1967年9月参加工作。1989年8月至1993年5月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党组书记。1993年任湖北省委委员、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副省长。因无视党的纪律，不能自觉地自查自纠，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一
    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时刻心中装着人民，私心太重就必然要犯错
误。1992年，我国一度“股票热”升温，许多地方和单位纷纷进行股份制试点，一
些别有用心的人便想利用这个机会大捞一把。陈水文也被这场“股票热”所吸引。
1992年7月下旬，湖北省财政厅副厅长刘××了解到省证券公司有“蜀都”法人股。
8月初， 刘××两次动员当时任省财政厅厅长的陈水文购买“蜀都”法人股，以求
一本万利， 刘××建议陈水文出股本1万元进行股票投资。陈水文同意参与，拿出
了5000元国库分，却让刘××再为他筹措5000元购买股票。刘××将陈水文的5000
元国库券卖了5500元人民币，又让人到省财政厅预算会计研究会（陈水文件该会会
长， 刘××任副会长）借了5000元，给陈水文凑了10500元炒股本金，加上自己与
财政厅其它5人出的股本金共82000元，以省计委下属的楚星计算机服务部法人的名义，
到省证券公司买到了22000股“蜀都” 法人股。并委托该公司的工作人员田×、马
×帮助就地炒股。
    陈水文当时身为省财政厅厅长，理应知道购买法人股票必须具有法人身份，而
他却假借法人名义购买法人股票为自己牟利，明知故犯，违背了国务院有关股票发
行的规定。
    二
    心怀叵测的人，总是善于看风使舵，投某些人之所好，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
的。而有的人往往就吃这一套。当前“串案”、“窝案严重，关系网、说情风严重，
原因出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某些人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拉大旗，作虎皮，不惜
代价地为一些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办事、寻找实权派做其后台、保护伞；另一方面，
一些干部经不起物欲的诱惑，在各种“糖弹”的进攻面前，思想上发生蜕变，投之
以挑，报之以李。省财政厅综合处长兼经济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吕定仁为了趋炎附势，
便把进攻的目标对准了身居要职的陈水文。1992年10月上旬，吕定仁代表省预算会
计研究会同海口新发机电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联营开发房地产合同。合同签订后，
该公司法人代表余××的丈夫明××私下给吕定仁5万元人民币， 作为吕办理这件
事的报酬。 10月16日，吕将其中的1.5万元送到陈水文的办公室，谎称是“炒股票
赚的钱”，陈水文毫不犹豫地收下了。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尝到“甜头”的陈水文怎能因此而善罢罢休。
    1992年12月，吕定仁到陈水丈的办公章向其汇报工作。临走时，陈水文拿出50
00元人民币让吕“去转动转动”。因当时股市行情不好，吕定位将钱放在家中未动。
1993军3月， 吕与省四财政厅综合处副处长兼国债服务部负责人郭善球商定，从国
债服务部的“小金库”中拿出5000元送给陈水文。之后，吕在退还陈水文5000元本
金的同时，将这5000元以“转动赚来的”名义交给陈水文。
    陈水文又心安理得地将钱收下。
    1992年6月， 郭善球与陈水文商量，要将陈水文的5000元国库券用于在上海炒
股票。 陈水文表示同意，但一直未将5000元国库券交给郭善球。1993年1月，郭善
球为了讨好陈水文，将自己的2000元人民币送给了陈水文。
    1993年8月， 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在北京召开，要求县处级以上党政干部廉洁自
律，对买股票等五个方面的问题进行自查自纠。但陈水文执迷不悟，对自己参与炒
卖“蜀都” 法人股，接受吕定仁以炒股名义送的2万元和郭善球送的2000元问题，
一直未向组织交待。1993年10月，吕定仁因经济犯罪被检察机关依法逮捕后，陈水
文担心问题败露， 于1993年11月，将15000元的存款单、5000元现金和自己写的一
纸说明一并交给郭善球，要郭帮其度过难关。说明中称：“因我没有直接参与买和
炒，怕来路不当，故先把钱送给你们，将来若有问题交公，若没有问题，我也将大
部分收入支持家乡学校建设。”陈还故意将时间倒签为1993年6月8日。1994年5月，中央纪委调查组找陈水文、郭善球谈话时，二人仍未作彻底交待。
    1994年7月1日，陈水文在出国考察前，给郭善球打电话称：“这件事怎么样？
你还顶不顶得住？”“要是顶不住了，就跟我讲，我好有个准备。”直到检察机关
对郭善球立案侦察和中央纪委、监察部决定对陈水文立案调查后，陈水文才被迫交
待了自己的问题。
    廉洁自律应是领导干部坚持党的宗旨、密切党群关系的自觉行为。作为领导干
部本人，应当把廉洁自律、自查自纠看作是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一次机会，自觉
珍惜这种机会，带头搞好廉洁自律。
    有了问题并不可怕，只要在党的生活会上自查自纠了，组织上可以从轻处理，
但对既违反规定又不自查自纠的，则必须从严处理。陈水文本来有几次机会向党组
织讲清自己的问题，接受组织的审查，求得组织的从轻处理。但他却存有侥幸心理，
有意避而不谈，一次又一次地丧失了改正的机会。更为严重的是，中央纪委二次全
会以后，他怕问题败露，又大做手脚，采取弄虚作假的手段，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
企图蒙混过关，最终受到党纪政纪的严厉惩罚。
    党的纪律是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党的纪
律之上；党的高级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组织实施者，更应该无条件地遵守党
的纪律，否则就必须受到党规党法的严厉惩罚。原湖北省副省长陈水文因违反中央
关于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有问题拒不自查自纠而被撤销职务就是典型例
证。
    陈水文的错误告诉我们，领导干部必须廉洁自律，有了问题必须自查自纠，不
要存有侥幸心理，自查与不自查、自律与不自律大不一样。
   
90年代中国惩治腐败大案要案纪实 第十篇
       魔鬼缠身自身不保——新疆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托呼提.沙比尔腐化堕落案
    托呼提. 沙比尔，男，新疆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因生活腐化堕落受到党纪政
纪处分。
    一
    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托呼提. 沙比尔，是一个由工人提拔起来
的少数民族高级干部。想当年，他也曾为新疆的建设做出过贡献；他也曾面对鲜花
和掌声，立志再上新阶梯。然而，在泥沙泛起的大潮面前。他却昏昏然了，因而步
入了罪恶的陷坑，不能自拔的沼泽地。
    托呼提. 沙比尔认识一位神通广大且又颇有姿色的女人。她在乌鲁木齐市本来
一无正式户口，二无正当职业。但她凭着一个女人的卑劣伎俩，极尽拉拢腐蚀之能
事，使得这位堂堂的副主席竟运转其掌股之中。
    托呼提. 沙比不凭借职权先后5次批条子，2次打电话，为这位女人解决了住房
问题，并为其提供了机械保温车皮和哈密瓜、化肥、棉纱等货源，使这位女人在乌
鲁木齐市不但有了非法活动的场所，而且得以非法开展经营活动。仅倒卖化肥，火
车皮和哈密瓜，她就牟取暴利69万元。
    托呼提.沙比尔还认识一位北京的女化妆师，化妆师来到新疆，托呼提.沙比尔
两次为她批条子，从新疆铝厂给她解决价格优惠的200吨铝锭。在托呼提.沙比尔的
帮助下， 女化妆师很快购得120吨铝锭，然后加价倒卖给北京内燃机总厂，转手之
间，女化妆师牟取暴利82万元。
    那么，托呼提. 沙比尔在这两位女人身上得到了什么呢？当然，暴利收获者决
不会忘记提供人的“荫德”。前一位女士先后送给托呼提. 沙比尔“利勃海尔”电
冰箱1台，纯毛毯1条，金戒指1枚，现金1500元。这些东西加起来约6342元，不足69万元的百分之一。
    而另一位女士，即北京的化妆师，为了答谢托呼提.沙比尔，送给他1万元人民
币。比起她牟取暴利的数额，这位女士还显大方一些。
    几个条子，几个电话，托呼提.沙比尔从中共受贿16342元。
    当然这仅仅是钱物上的回报，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神通广大女士的肉体的奉
献。
    从女士获利之后，托呼提. 沙比尔就与这位有夫之妇长期发生不正当的两性关
系，班下、班上、假日、节日，他们纠缠不休，成了高于一切工作之上的头等大事。
    这位神通广大的女土，深悟“权色交易”之道，为了牢牢地控制住托呼提. 沙
比尔，从中不断地捞取实惠，她还将一名不足托呼提. 沙比尔年龄一半儿的待业女
青年引荐给他。
    这位女青年年轻俏丽，风流放荡，与这位女士可说是一丘之貉。
    当时，她正急于在乌鲁木齐市找工作，攀上这个自治区的副主席，女青年觉得，
无疑是一件幸事。因此，不出几个回合，两个形同父女的老男少女便拍板成交，勾
搭成好。托呼提. 沙比尔同这位女士发生关系后，轻飘飘地大笔一挥，感到心安理
得。他先后给乌市民航局和自治区劳动人事厅的领导写了批条，要他们给这位女青
年安排工作。
    就这样，托呼提. 沙比尔在金钱和女色面前彻底昏了头，他忘记了自己是个党
的高级干部，什么党纪、本职工作，统统抛在了一边，他经常和神通广大的女士及
女青年一块吃饭、跳舞、鬼混。以至于春节除夕，乌鲁木齐市发生停电事故，他忘
记了值班，还在女青年的家里快乐销魂。
    托呼提. 沙比尔经不住女色、金钱的引诱，被生生地拉下了水，走上了邪恶的
道路。他被开除了党籍，撤销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的职务。这个时候，他后悔了，
醒悟了，然而，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了。
    二
    56岁的托呼提. 沙比尔就这样走完了自己值得骄傲的光荣民程。他1952年参加
工作1953年入党，在党的培养下，他先后当过工人、车间党支部书记、厂党委宣传
部长、厂党委副书记、新疆自治区机械局局长等职。后来，他又被提拔为自治区政
府副主席。可以说，他这30多年的道路有成长、有奉献、有辛苦、有辉煌遗憾的是，
在可恶的贪欲面前，转瞬之间，从顶峰跌向低谷，一切都已经黯淡，接着而来的将
是晚年那无尽的忏海、窘迫的羞辱与痛心的懊丧。
    在痛悔之中，托呼提.沙比尔写下了题名为《魔鬼》一诗：
    魔鬼戴上了假面。 成了仙女。笼罩住我的双眼；
    我还以为是一个好梦，以为自己在天堂里，
    从高高的岩石上坠入深渊，我才醒来。
    人们啊，擦亮你的眼睛， 不要被魔鬼缠住。
    ……
    这是托呼提.沙比尔心灵的呼喊，良知的骤现，颇有真意。
    有人问：“你诗里的魔鬼指谁？”
    托呼提.沙比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就是那样的女人。”
    是的，对于托呼提. 沙比尔来说，那样的女人是魔鬼，金钱是魔鬼，一切邪恶
的贪欲都是魔鬼。
    托呼提.沙比尔就是一个被魔鬼吞吃掉的人。90年代中国惩治腐败大案要案纪实 第十一篇
    穷奢极欲　玩火自焚——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原行长高森祥腐败案
    高森祥，男，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原行长。因腐化堕落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
院判处死刑。
    一
    羊年春夜，我们在深圳国贸大厦周围倘佯。只见五光十色的霓虹灯装点着美仑
美奂的楼宇，辉映着门前接踵摩肩的人群和大街上的车水马龙。
    这一带，无疑是深圳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巨大成果的一个缩影，是特区人引以自
豪的“深圳速度”的真实写照。的确，在短短的10年里，深圳从一个边题小镇一跃
而成为举世瞩目的新兴城市，首先应归于改革开放。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
叠起，贪污贿赂等腐败风气，也随之而起。在深圳，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
对共产党员的侵蚀，较之内地也更为严重。是廉洁奉公、无私奉献，还是“红着进
来，黑着出去”，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都要面临这种严峻的考验。一
些人正是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下败下阵来，以至于坠入犯罪深渊
的。 设在国贸大厦A区圆厅三楼的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以下简称深圳分行），
原行长高森祥，就是一个腐败的典型，他在担任行长的两年时间里，先后多次收受
贿赂（含物品折价），计港币148万元，人民币63万元。
    人们也许要问，高森祥是怎样走向腐败的？翻阅高案厚厚的案卷，可以追寻到
这个特大受贿犯的人生轨迹。
    以挣大把钱、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为奋斗目标——这是他早年的精神支柱。
    1941年秋，广东梅县某乡的一户人家，婴儿的第一声啼哭，给这个山区的农民
家庭添了几分欢乐。只字不识的户主没过多的奢望，只盼这个取名森祥的宝贝儿子
快快长大。1949年，当新中国诞生的礼炮响彻九州岛岛的时候，他已是该读书的懂事少
年了。由于家庭的窘迫和作为高家三代单传独子，他过多过早地尝到了贫困的滋味
和世态的冷暖。开始上小学，母亲给他缝了一条粗布蓝裤，放学回家，母亲怕把裤
子弄脏弄破， 硬要他脱下来，光着屁股去放牛。读中学时，因家里穷，连每月3元
钱的膳食费也交不起，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的脑海里萌发了这样一个念头，要
好好读书，挣大把的钱，改变穷苦的命运，光宗耀祖。正是凭着这种精神支柱，他
刻苦读书，于195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厦门大学经济系。
    作为一个普通学生，高森祥的这种想法，在当年并不是奇怪的。
    问题在于，当他从厦大毕业，分配到国家测汇总局任科员，1975年申请入党，
接着被批准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之后， 他的思想自深处， 并没有放弃他早年的这些
“抱负”和夙愿。
    高森祥是一个能说会道的人。他希望在工作上干出一番事业，希望与此同时，
也使自己的家庭生活得到改观。他肩负着赡养老小的责任，过着清贫又淡泊的日子。
他认为在测汇局工作施展不了自己的才能， 实现不了自己的“宏图大愿” ，便在
1979年跳槽进了中国银行综合局计划处。
    韶华易逝，转眼已近不惑之年。眼前的现实与少年时的期望值反差太大了。他
私下抱怨自己的才能得不到发挥，他的视线投到了深圳。
    1983年， 对高森祥来说是一个吉祥年。这年1月，他告别了京城，也告别了平
淡的生活，来到了百业待兴的深圳特区，在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任办公室副主任。或
许，命运之神从此对他开始特别的垂青。一天，分行负责人把高森祥找来，请他撰
写一篇关于金融体制改革方面的论文，不几天《关于中行体制改革的报告》便放在
了这位负责人的案头。客观地讲，“报告”只是浅尝辄止，但仍不失为一篇对深圳
金融体制改革模式作了初步探讨的好文章。
    春风得意马蹄疾。随着高森祥对工作表现出的积极与热情，信任与“官运”便
接履而来：1984年6月，升任办公室主任；1986年4月，调中国农业银行分行当副行
长；翌年6月，评上高级经济师职称；1988年5月，筹备全国六大专业银行之一的中
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10月，正式出任分行行长（副厅级）。
    短短6年，4次高升，他从一个普通科员，会计师，平步青云，升到了副厅级干
部，高级经济师。
    一般说来，技术职称的升级和行政职务的招升，表明其人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德
才的长进。但高森祥是个例外。当他当办公室主任时就开始目中无人，并出现过抬
高自己打击别人的情况；还因帮助别人的调动工作而收受大量礼物。当上农行深圳
分行副行长时， 他以权谋私，为其儿子所在的一家无资信企业贷出了150万元“人
情款”。
    这表明，随着职务的提高，高森祥的私心也随之增重。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
的蛋，高森祥日后堕落成特大受贿犯，并不是偶然的。
    金钱，美色开始启动他那贪婪的阀门，糖衣炮弹摧毁了他十分脆弱的防线。
    二
    中信实业银行是中信公司所属经营国内外业务的综合性银行深圳分行是中信实
业银行按照经济区域设立的分支机构，为中外客户提供金融服务，与港澳及国内外
多家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分行对内实行后、经理负责制，行长也就是总经理，
不设副职，职员一律聘用。
    高森祥担任分行行长，本来为他在事业上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了良好的舞台，
本来他应当为国家多作贡献。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飘飘然，昏昏然起来，
逐渐把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看成了实现早年夙愿——挣大把钱，改变苦命相，光宗
耀祖的手段。事实上，他发迹后要做的也正是这些。清明时节，回家扫墓，就组织
厂由5部轿车组成的车队， 前面是银行的押钞警车开道，后面是专门的行李车，一
副十足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派头。
    生活中的大量事实表明，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主要是对准有职有权的领导干部。
就在高森祥将出任深圳分行行长的消息传出的第一天起，各种形式的糖衣炮弹就开
始向他瞄准了。
    首先向他发射糖衣炮弹的是港商李某。李某是梅县人，1982年离开家乡到香港
“捞世界”。1987年才与高森祥相识，在获悉高森祥筹备中信深圳分行后，马上就
进行了“感情投资。”
    1988年仲夏的一天，李某来到广州市某工商行储蓄所，拿出5000元人民币交给
储蓄员小姐，存单户主姓名一栏，却端端正正地写着“高森祥”的字样。
    两天以后，深圳酒店某咖啡厅，李某笑脸迎来了高森祥。一阵寒暄，一阵感叹
之后，李便将存折递了过来。
    几经推让，高森祥最后还是收下了。此次”找资”，数额虽小，但“礼轻情意
重”，以至后来高森祥将李某视为知己，稍后还把受贿得来的钱交他保管。港商李
某自然也不会吃亏，就这“小礼物”馈赠不久，他就以国内某公司的名义向深圳分
行贷款100万元人民巾步港商李某后尘的港商陈某是高森祥的老乡， 1978年申请到
香港定居，任某公司董事长。1987年经人介绍认识了高森祥，一来二往，彼此关系
甚好。当他获知高森祥出任深圳分行行长后，他来到高的办公室，对高说：“我知
道你经济不宽裕， 这点钱算是我支援你的。”说着掏出一迭厚厚的港币，计1.1万
元。
    望着这笔钱，高森祥猛地颤抖了一下。是啊！此刻他还真需要钱，因为他已开
始拈花问柳，正与“女朋友”孙某酝酿着姘居，而这一切都要钱！他顾不得许多了。
    自然，陈某的钱自然也不会是白给的。虽说他在国内并没投资办任何企业，但
他却凭着与高的关系，在深圳分行开业的当天，就介绍了同他直接生意往来的内地
某经销部，向分行贷款1150万元人民币。
    在国内，最先向高森祥施放“炮弹”的是30岁出头的陈某。他高中毕业后到江
苏省江阴市做了城建局职工，户口迄今也仍在当地。
    后来他辞职南下， 凭着三寸不烂之舌， 于1988年担任深圳泛信化工有限公司
（属北京正信集团有限公司）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12月，泛信化工有限公司意与
深圳某商业发展公司供销经营部联合经营彩电生意。此时，仅以一纸聘书做资本的
陈某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从何处才能找到钱。
    经人介绍，陈某认识了高森祥。几经接触，高森祥对这位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年
轻经理产生了好感。经过派人了解，确定该公司确有彩电生意后，便同意在正信集
团担保， 由商业发展公司向深圳分行贷款200万美元。几天后，在深圳房地产大厦
川楼办公的陈某，支出办公室其它人员，抓起了话筒，拨通了高森祥的电话，颇为
神秘地说：“老总吗，请你过来一下，有点事。”
    豪华皇冠车缓缓从国贸大厦停车场开出，其遗憾，车刚启动就熄火，停在仅百
米距离的房地产大厦楼前。
    “老总，过年了表示个意思。”陈某随即递上一个“红包”。
    高森祥自然明白这个“意思，微微一笑，接过沈甸甸的大“红包”，说：“既
然是‘红包’我就收下了，但以后别这样了。”停了一会儿，高森祥又问：“这要
不要办什么手续？”“不用”，陈某答。“你们如何出帐？”高森祥仍不放心地追
问一句，当被告知将采取开发票或以工人奖金形式冲帐后，高森祥心里坦然了。这
是一迭50元面额一张的人民币， 共8000元。“8”则“发”，取个吉利。高森祥喜
上眉梢，日后对陈某更加器重，这是后话。
    有道是“小洞不补，大洞尺五”。高森祥在被最初发来的几枚外层裹着“人情
“或“红包”的“糖衣弹”击中后，心里的天平已大为倾斜。金钱已启开他那贪婪
的闸门。从此，钱，成了高森祥“最感兴趣的东西”。他有一次曾十分露骨地对陈
某说：“在北京穷怕了，现在不管它什么，就是要钱。”
他成了拜金主义的忠实信徒，对钱的追求已经达到不顾一切，近乎疯狂的程度。
    值得玩味的是，高森祥在收受上述人的“馈赠”或“红包”的时候，正是全省
在开展以廉洁为主要内容的纪律教育。党中央在《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
的通知》中，要求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正确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来为人民办事，
切实做到：“严守法纪，不贪赃枉法；秉公尽责，不以权谋私；艰苦奋斗，不奢侈
浪费。”
    然而，这些对高森祥却未有丝毫触动。也许，对中央的这个规定，他压根就没
看过。事实上，在他担任深圳分行行长后，已放松了对政治学习。对有关文件，他
懒得翻上一翻，常是拿起笔不加思索地在上面签上“已阅，高森祥”几个字，他极
少参加党组织生活，不得已参加，也是以领导的身份发点指示，就借故走开，甚至
连市里召开的本应由他参加的领导干部会、党的工作会议，他也指定别人代替参加。
他不参加普法学习，普法考试试卷也是手下人替他做的。对法的愚昧与无知，使他
更加胆大妄为。
    犯罪心理学有这样一个命题，人的贪婪欲总是由小到大，由贪少到贪多。如果
此间没有被有效地制止，便会更加大胆，以至近乎疯狂。
    高森祥正是这种人！
    1989年2月， 为了进一步扩大彩电生意，泛信化工有限公司拟向香港某投资公
司借款320万美元，   但对方要求必须有国内银行向国际商业信贷银行香港某分行
（该公司的开户行）提供可撤销的银行担保，总经理陈某再次想到了高森祥。
    3月初的一天下午，深圳新都酒店5楼咖啡厅，陈某迎接如约前来商谈担保事宜
的高森祥。如果深圳分行不予担保，陈某就无法措到这笔外汇，对此，双方都十分
明了。所以，此次约见已近乎一场面对面的“谈判”。
    “老总，彩电生意进展顺利，就是还缺乏点资金，只要你能支持，我会报答你
的。”
    “能给多少？”
    “50—100万港币。”
    “必须在香港支付。”
    “我会搞掂（妥贴）的。”
    一场交易就这么快速达成了，连传者送来的咖啡还在袅袅冒烟。
    3月6日，高森祥让人分别用中英文打印出深圳分行致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某分行
的《不可撤销的银行担保书》，并且笔走龙蛇，留下了据说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
轻快洒脱的签名，不久，陈某顺利得到了这笔货款。
    陈某也马上履行自己的谎言，  于4月6日便从泛信化工有限公司的账户上假冒
“空调机款” 的名义，汇出30万美元给公司的股东之一港商A，并吩咐他将美元兑
换，把其中100万港元在香港支付给高森祥。同时，陈又叮嘱高森祥到香港找A取钱。
尔后不久，高持港澳通行证多次往返去香港找A。A带高到恒生银行自己账户上先取
出20万港币。 高又叫A帮忙将此款存入银行，于是两人一起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
银行规定， 存款必须有香港身分证或护照，而此时的高两者皆无，只好用A的身份
证存入，但在银行的开户底单上，却由高森祥签下了这位港商的名字。这其中自有
奥妙，因为日后必有高所签A的名字才能取到此款。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
    8月初的一天下午，陈某在办公室接到高森祥亲情的电话，约他5分钟后楼下见
一面，这位亲信就对陈说：“请马上准备10万元人民币急用，这事老总知道的。”
下班前，高森祥又亲自来到陈的办公室，对陈讲他确实急需一笔钱用，请帮助解决。
陈某回答说：“只有港币。”
    高说：“本来是要10万元人民币，港币也可以，就给11万吧。”陈点头同意。
第二天下午5时左右，陈某用报纸将11万港币包好，送给正坐在轿车里的高森祥。
    一年后，关在监狱里的陈某曾这样向检察官陈述当时的心情：“那时正是我向
高森祥要求贷款，既然他主动提出要钱，肯定是要给的……真是孝敬都来不及呢。”
    就是这样一个陈某，在向高森祥“投资”了港币42万元，人民币8000元，美金
5000元之后， 先后从高森祥那里贷得人民币2790万元，美金760万元，担保贷款美
金944万元。
    高森祥与陈某在新都酒店的咖啡厅“谈判”后因病住进了医院，一住就一个多
月。来看他的人自然很多，其中一位广东某公司外联部经理兼宝安县沙井镇某实业
股份公司董事长梁某。此人与高森祥交情甚厚，但在梁某第一次为公司从深圳分行
贷款200万元人民币后， 此时的高森祥也毫不客气的要梁某给点“好处”。梁也自
然求之不得这样做，因为这就意味着以后可以源源不断地从高手中贷到巨款。这次
他得知高森祥住院，就和一位同事带上水果补品匆匆赶来“探望”。途中，他沈思
着该再给高送点其它什么。 当他得知同事身上有一本5万元人民币的活期存折时，
坦然放心了。探望过后，这本存折混在礼物中留在了高的病榻之上。高对此举大为
欣赏，礼物也收下，藏在其中的“秘密”也没“外露”。
    8月， 高森祥再次住院半个多月。其间，梁某又两次到病房探望，带的礼物已
是现金，第一次2万元，第二次3万元。
    高森祥出院后不久，与情妇孙某闹翻。孙某索要60万元的“青春损失费”。并
扬言，若不同意便要告发高森祥。高亲自找到梁某要他“帮忙”。梁某深知这“帮
忙”意味着什么。经过梁的一番讨价还价，孙某同意向高索要的钱可降到了30万元。
为了能继续得到只有高森祥方能批准的深圳分行贷款，梁某向一个朋友一次借23万
元， 亲手送到孙某的住宅。几天后，高找到孙某，从她手中又要回2万元，作为交
换条件，高答应让一港商作经济担保帮助孙某去澳大利亚学习。
    古语云： 来而不往非礼也。高森祥从这个梁某身上明收暗索港币33。5万元，
人民币51。 93万元。作为回报，经高批准，梁某从1989年1月至1990年6月，先后8次向深圳分行贷到人民币3100万元。
    这是怎样的肮脏交易！
    随着高森祥钱包的急速膨胀，其索要手段也随之越发肆无忌惮。
    按银行信贷规则，贷款要遵循“贷前三查，贷后监督”的程序。由信贷员对要
求贷款的单位或个人进行“资信”调查，然后将结果上报信贷部领导，最后一道程
序才是由行长签字批贷。高森祥并不是不明白这些，而且深圳分行里的一些制度还
都是经他之手制订的。然而，为了自己权钱交易方便，他就一手遮天。谁与他好，
谁能给他钱，他就直接向信贷员发出指示：某某是我的朋友，请给他贷款。以后凡
是要找他高森祥贷款的，无一例外，要先交“钱”，后发“贷。”
    1990年夏， 深圳某公司决定向深圳分行贷款100万元。该公司经理找到了高森
祥。
    “有无好处？”高单刀直入。
    “5万元人民币怎么样？”
    “就这么办吧。”
    该公司一手交钱一手取贷，出手顺利，让人难以置信。
    相隔不到月余， 仍是这家公司，想再次贷款400万元时，高要20万元的“好处
费”。公司忍痛应承。然而事隔数日，公司并未见任何款项划入，经查询，方知高
森祥是个不见兔子不撤鹰的老手。
    对于高森祥的这套贷款“政策”，若说完全没有例外那也不全对，也有例外的
时候，那要看贷款对象是谁了。
    深圳某单位为了得到高森祥的贷款，可谓别出心裁，选了个美女杨某作为贷款
员。年方25岁的杨某1990年3月才刚从武汉来到特区，在该单位打临时工。
    5月的一天， 杨某奉命到深圳分行找高森祥贷款，一经洽谈，高已是对她有些
着迷了。在她办理了手续正要走出大门时，一位银行工作人员拦住了她；“老总想
请你吃饭。”似乎是盛情难却，杨某钻进了高的轿车。一顿丰盛晚宴之后，高从口
袋里掏出一条金项链递给杨某；“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这怎么好意思呢? ”杨某话虽这么说，可两只纤手已经伸过去接了，并立即
挂在脖子上，又顺势撒娇说：“我们单位的贷款能不能快点批？”
    以后高对杨某百般尽心，杨某自然心里明白。不久，杨某便投进了这位足可以
做她父亲的男人的怀抱，进而成为高的情妇。
    以贷，可以捞到大把的钱，以贷，还可以谋到色。高森祥如愿了。
    据不完全统计，从1988年6月开始到1990年7月案发为止，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高先后收受10多人的巨额贿赂，而经高批准，深圳分行这几年间的贷款数却是：人民币8580万元，港币700万元，美元1750万元，担保贷款944万美金。其中到期未还的， 据初步估计折合人民币高达l亿元之多。穷奢极欲，荒淫无耻。在这个腐败分子身上，还有一丝一毫放牛娃的影子吗！
    三
    高森祥“发”了，他实现了有大把钱的夙愿。然而可悲的是，他同时却把共产
党员的党性原则彻底抛弃了，把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涉外活动中起码
的人格和尊严也丢弃了。他成了社会主义大厦里的蚊虫，干部队伍中的败类。
    过去。他曾经光着屁股放牛。现在，光是2000多元一套的高档西服就有10套之
多；高级皮鞋多达8双，其中有一双价值4000元以上。他的一只钻戒就值3万多港币。
甚至连手表，也都显出他“暴富”者的气派。一块劳力士价格5万元。
    过去， 他曾经连每月3元的膳食费也交不起。现在，却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山
珍海味，他都吃不出滋味。他每次的餐费开销都多达百元, 乃至千元以上，有次竟
达1万元之多。
    鬼才知道他吃了些什么！？后来高森祥曾这么仟悔自己：“一桌酒席所花费的
钱，就等于吃掉了四年大学时的助学金，就等于吃掉在北京时我一、二年的工资呀！”
    有了钱，高森祥就进一步寻找刺激。尽管他已包养了3名情妇，但仍嫌不足。
    一天，在香港的高森祥笑眯眯地来到某港商家。
    “老友，去开开眼界怎么样，湾仔有间‘无上装’酒吧，女服务员是……”
    港商一听，很是惊奇，久居香港的他竟是如此孤陋寡闻，这位内地的银行行长
对香港的娱乐行业竟了如指掌。
    两人循址找去。然而酒吧保安员却以没有“无上装”协会会员证拒绝他们入内。
    打听清楚之后， 高森祥毫不犹豫， 立即申请加入“无上装”协会，要求成为
“无上装”协会一员。
    香港一流夜总会大富豪酒家，通常是港澳或国外一些公子哥儿们消遣娱乐的地
方。它的收费不同，是以每刻锺计费的。高森祥却是这里的常客。
    一次，高来到了大富豪酒家。已与他面熟的“妈咪”（鸨母之类）赶忙叫来几
个靓妹作陪。一贯见腥就沾的他，此次却个个不中意。“妈咪”又拿来一册“美女
照”：“请老板随便挑一个吧。”高没有翻它，而是用手向舞台一指说：“我就要
她。”
    这是一位来自台湾的歌女。
    一曲作罢，歌女果然随妈咪来到高的面前。高将她带到自己下榻的酒店。一杯
酒下肚，高便直接了当地要求共享云雨之欢。
    然而歌女身价很高，不肯轻易“委身”。高森祥无奈，只得出了3000元港币送
走了她。第二天天刚暗下来，高又来到这家夜总会。此次是天随人愿，不知高花了
多大代价，竟将歌女带到“朋友”某港商的住宅，在卧室里鬼混了半个小时，送走
歌女时，高又送她3000元港币。
    澳门葡京大赌场。这真是一个无钱莫过来的地方，高森祥在几个“保镖”前呼
后拥之下前来寻求刺激。没多大工夫，犹如肉包子打狗，几万港元便有去无回。然
而，高森祥却极为开心，没有半点痛惜。并且相许，下次再来。
    四
    就是这样一个腐败透顶的高森祥，在这期间——1989年至1990年，竟连续两年
被深圳分行的党组织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这真是一个无比辛辣的讽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情况呢？在深圳分行里，高森祥大搞任人唯亲，分行和
各支行干部职工中，他的老乡占了三分之一，而且每个部门特别是核心部门负责人
都是绝对服从他的亲信。分行内部风气很差，许多中层干部和职工经常接受贷款户
邀请到外面吃喝、按摩。在25名中层干部中，有12人有贪污受贿违法乱纪行为，其
中3人被检察机关逮捕，2人取保候审。这自然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深圳分
行与上级主管部门关系没有理顺。名义上，深圳分行上有总行领导，但怎奈“山高
皇帝远”；业务上，也曾明确由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负责协调与稽查；党组织关系归
属驻深工委。然而，多头管理却造出了多家不管的空白地带。事实再次证明了这样
一个真理；权力没有监督就必然走向腐败。
    高森祥偷偷办了一本多米尼加护照。 他想到了退路， 然而，对他来说，已是
“美梦醒来已是黑夜了”。
    高森祥贪婪所得之财，大量用于吃、喝、嫖、赌，挥霍无度，连了解其中内情
的港商也不顺眼，尤其是他在嫖女人方面的种种丑态，太有失身分，因而劝高要有
所收敛。
    “老总啊，你老这样做未免太不象话吧，你有没有后怕？”
    “没事，没有什么可怕，我检察院有人，市委也有人。”
    “如果真出了事，不管谁出面也保不了你呀”这是一段十分精彩的交谈。尽管
此时的高森祥嘴里仍十分强硬，但内心着实有点虚。
    他想到了退路。这退路，当然不是去投案自首，而是外逃。
    要外逃，首先要解决的是弄张护照。他盘算着应让谁去办。挑来挑去，最后，
他选中了港商陈某。 这陈某在深圳分行正式开张之前的1988年9月就曾“关照”过
高1.1万港元，以后几乎每月都有最少l万港币的进贡。当然，从此以后，虽然陈某
在内地并未办企业，但他介绍别人向高贷款次次都能批准，并且高还经常指令代款
的单位要转借部分款给陈某使用。
    1990年5月上旬，高森祥开门见山向陈某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没过几天，陈某通过另一港商B花费14万元港币给高办理了一个多米尼加护照。
当高在香港接过护照时，他着实美滋滋地高兴了好一阵子。回到深圳，作为回报，
他在批给深圳某公司的450万美元贷款中附加了一个条件，即这家公司从中转借150
万美元给港商陈某使用。这家公司照办了。
    高森祥一阵忙乎之后， 觉得该是清点一下自己到底有多少钱的时候了。5月23
日，在香港逗留的高森祥拜访自己的“管家”李某。
    从1989年8月23日高森祥首次将赃款16万元港币交给李某保管之后， 李某便成了高的“管家”。以后高森祥每次交予他的钱物，李某都详细的记在一个红色记事
本里，连每次支出情况也同记在一起。
    当李某知道高的来愈之后，便拿出记事本，高森祥也顺便拿出一张便笺，在朦
胧的光线下，两人做起了简单的加减运算。结果算出：高交给李某保管的计有港币
100万元，人民币14万元。高森祥将这两笔数写在便笺的后面，李某接着写上了“9
0.5.23， 的字样。100多万元，应该说这已是一个很大的数目，然而高森祥却仍嫌
不足。他加紧了贪婪的索取。港商李某的那本记事簿上，又留下了一串数字：6月4
日，入港币3粒（李某将“万”写作“粒”，下同）；6月27日，入港币3粒；6月3O
日， 入港币4粒，人民币13粒；7月5日，入港币5粒；7月16日，入港币6粒；7月22日，入港币1.2粒，人民币1粒。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时隔不久，这红色记事本和5月23日的那张便笺，竟成了
记载高森祥受贿可耻历史的最有力罪证。
    护照有了， 钱也大把了。高森祥决定先用这本护照“演习”一下。7月初，他
在深圳向上文提及的港商陈某提出要买机票到国外旅游，陈某当即拿出5000元港币。
几天后，高来到香港，持护照准备与那位帮忙办理护照的港商B夫妇一同前往泰国、
新加坡现光游览。临走前，在陈某家里，陈再次拿出8万元港币做此次游玩的费用。
7月15日， 高森祥一趟风光之后回到香港。16日，又拜访了港商陈某，并对他说：
“虽然多米尼加护照已办好，但要有居住权，仍。需要一笔款。”意思相当清楚，
向陈某要钱。陈又拿出20万港元并和高一起到恒生银行某分行。高用自己的护照将
这20万港币存入。
    接着又打电话给“管家”李某，要他到陈某家来，将护照交给李某保管。
    7月23日， 陈某因经济犯罪检察机关逮捕。24日高森祥从香港回到深圳，闻讯
害怕自己受贿之事由此败露，便急忙将陈某干1990年1月下旬送他1万元“红包”上
缴到银行办公室， 并吩咐经手人将收到的缴款时间写成2月，以造成他一收到陈某
的“红包”贿赂便立即上缴的假像。与此同时，他也预感到自己末日的来临，便迅
速通过港商李某购买了8月2日从广州到前往某国的飞机票。 8月1日下午5时，东躲西藏的高森祥在广州东山宾馆落入了法网。
    五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高森祥走完了从共产党员到腐败分子，从副厅级行长到
死囚的可悲而又可耻的历程。反差太强烈了，蜕变太疾速了！然而，这都是事实。
人们常说，共产党员要经得起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经得起和平演变的考验。高
森祥是经不住这些考验的一个突出的反面典型。
    从这个犯罪分子在历史的耻辱柱前留下的歪斜身影中，人们自然联想到很多…
…
    “这一年来，我变了。这固然有许多客观因素，但根本的一条，就是自己的官
做大了，没有人监督了；因而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想钱多了，认为现在有钱有势，
应该好好的享受一下了。就这样，资产阶级思想乘虚而入，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
阶级感情逐渐淡泊，最后被资产阶级俘虏了。”
    这是高森祥被捕后不久的铁窗下说的一席话。从前面勾勒的他的蜕变过程来看，
这段忏悔虽不深刻，可还是比较客观。遗憾的是，对于自己，这种认识是太晚了。
但古语云：“前车覆，后车戒。”它对于人们特别是领导干部，仍不失为一种警示。
    高森祥利用手中权力， 在他担任行长的两年中，共受贿148万港元和人民币63
万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法律将他送上了断头台，他是去了应去的地
方，但给人们留下了几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高森祥为什么变得那么快，固然有外界的因素，掌握贷款权，有从四面八方瞄
准他的“糖衣炮弹”，加之没有对权力的监督。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内在因素，他始
终想挣大钱，改变命运，光宗耀祖。一旦有了外界条件，自然去实现“宏图大志”
了。
    高森祥为什么在两年内就能受贿那么多钱呢？好像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是高
森祥私人银行一样，任意贿受贿无人过问，明目张胆地先收“好处费”，后贷款，
看不到监督单位和监督的力量，他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要
怎么干就怎么干，导致他步入可悲的下场。
    高森祥为什么在当上行长后，就去吃喝嫖赌呢？那是因为手中有了权，用权换
得钱，“富贵思淫欲”。如果说，高森祥只是中了“美人计”，那未免有些偏颇，
许多是他找上门去寻花问柳，这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典型的腐败分子，是一个“五
毒俱全”的蛀虫。他的确是死有余辜。
   
90年代中国惩治腐败大案要案纪实 第十二篇
     知法犯法　顶风作案——铁道部原副部长张辛泰受贿案
    张辛泰，男，铁道部原副部长。因受贿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一
    1989年，在席卷中华大地的倡廉肃贪风暴中，曾爆出一则特大新闻：铁道部原
副部长罗云光因以权谋私， 收受贿赂，被撤职查办；此案涉及到郑州铁路局的5名
局级和处级领导干部，他们亦在同时被革职查处。
    当时，为协助中央有关部门迅速查清案情，作出处理决定，铁道部专门派出了
分管纪检、公安和行政监察的副部长张辛泰奔赴郑州。谁知就在那段时间内，张辛
泰竟然知法犯法，顶风作案。
    时间：1991年4月6日。
    地点：北京，铁道部招待所。
    张辛泰哭了，还哭得很伤心，在他对面坐着的是由中纪委、监察部和最高人民
检察院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成员。这已是双方进行的第三次交锋，这次交锋已整整
持续了三天两夜。
    一个掌堂的副部级干部，如此地伤心落泪，足以让不知情的局外人生出无尽的
恻隐之心。“当时，我爱人不要，我回北京知道此事后，又找不到人，所以东西没
退回去。为此，我曾多次对我爱人和孩子进行了严厉批评……”张辛泰说得极为诚
恳，他的神情与其说是痛悔还不如说从容不迫更准确。
    在此之前，张辛泰已与他的爱人、秘书、司机和行贿者李某订立了攻守同盟，
一口咬定1989年9月至11月间， 李某（女，33岁，解放军某部一煤矿副矿长）把价
值28145元的7件家用电器和2箱“五粮液” 送到他家时，他没在北京，而是代表铁
道部去郑州铁路局查处案件、整顿领导班子了。张辛泰之所以编造如此谎言是为了
对自己的问题避重就轻、推卸责任，从而使他的受贿罪名不能成立。
    然而，在联合调查组经过几个月严密细致地内查外调之后，早已掌握了张辛泰
收受贿赂的全部证据。不仅如此，联合调查组在清扫外围时，还获悉张辛泰攻守同
盟的细节。因此，面对张辛泰故作诚恳、痛恨的表演，调查组成员直感到恶心和愤
怒。他们再次发起强有力的攻心战。
    “张辛泰，我们现在不是向你调查问题，而是要你表态——对于你的问题。你
是交待还是不交待？是现在交待还是以后交待？希望你就这个问题作出明确回答，
其余的你都不必再说了！”
    张辛泰微微颤抖了一下，又一下。作为一名有着一定政治经验的高级干部，张
辛泰知道这句话的份量。在经过无声的激烈较量之后，他终于败下阵来，精神防线
彻底崩溃了。他闭上眼睛，也许在作最后的挣扎，也许在作最后的选择。良久，他
咬咬牙，用极沉重极沮丧的语调吐出3个字：“我一交一待！”
    至此，又一个贪官的嘴脸开始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1991年4月8日上午时，张辛泰来到联合调查组驻地，彻底交待了自己的受贿事
实，并主动交出了赃物：一台夏普EC—821型吸尘器，价值520元；一台松下NR－217TRH型210立升电冰箱， 价值3900元；一台索尼KV—2182DC型ZI英寸直角平面遥控彩电， 价值4675元； 一台夏、 R－5880型微波炉， 价值1750元；一台日立CPT—215SF－DU型21英寸直角平面遥控彩电，价值4200元；一台夏普VC一779E型录像机，价值56 00元； 一台松下NK一C25H型250立升电冰箱，价值4300元；2箱“五粮液”共40瓶；价值3200元。
    其后，张辛泰又经过17个日夜的思想斗争，于1991年且月25日来到最高人民检
察院贪污贿赂厅投案自首，并声泪俱下地表示愿意认罪服法……
    二
    翻开张辛泰的个人履历，人们将看到他曾经有过一段多么辉煌的历史。
    1937年10月，张辛泰生在河北某县一个小小村庄里，他的父亲是一名勇敢的八
路军战士，为把中华民族从日寇的铁蹄下解放出来而浴血奋战。直到全国解放，12
岁的张辛泰和母亲一起被父亲接到军营。从此，张辛泰根植于这片鲜血浸染的沃土，
在绿色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1955年， 18岁的张辛泰被保送到唐山某学院上大学。1959年9月，张辛泰完成
了求学生涯，由于他品学兼优、政治可靠，被破格留校任教，不久，他被提升为工
程基础教研室主任，并光荣地参加了南京长江大桥的设计工作。
    1963年3月， 为解决两地分居，张丰泰调到他爱人所在单位一铁道部大桥局任
技术员。1964年他被派到四川大渡河桥工程任设计组组长。两年后，即1966年，抗
美援越战争正酣，由于美国出动B52飞机大面积轰炸河内和海防，许多桥梁被炸毁。
这年初，张辛泰作为桥梁专家被派往越南。在纷飞的战火中，他组织抢修了河内至
科阜的许多桥梁，为抗美援越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为此，越南的最高指挥
部授予他一枚“抗美援越勋章。”
    1970年7月至1972年底， 张辛泰被派往非洲某国参加一项援外工程，由于技术
精、工作认真。他得到了一致好评。载誉回国不久，即1973年，他被提升为铁道部
大桥局副局长。
    战火的洗礼，“文化大革命”的考验，教学、科研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实践，
使张辛泰被誉为“根红苗壮技术精” 的好干部。凭着这资历，1982年1月，他从铁
道部大桥局副局长一跃而成为铁道部副部长。 同年9月，他又补选为十二大中央候
补委员。这年，张辛泰仅45岁。
    至此，张辛泰的政治生命跃上了一个光辉夺目的高度。
    三
    客观地说，张辛泰在当上副部长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政绩是突出的，生
活和工作上也能严格要求自己。在当时的铁道部领导班子里，他以“四最”居优，
即年龄最轻、文化最高、业务最强、荣誉最多。每次出差，他都坚决不搞特殊化，
严格按“四菜一汤”标准就餐，不喝酒。
    张辛泰的蜕变发生在1987年。他说：“我看到，在改革开放中，党的政策鼓励
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但在富裕起来的人当中，很多人不是靠勤劳致富，而是靠投
机取巧、 坑蒙拐骗发财。当时我想，我一个副部长，每月才200多块钱，我不去偷
也不去抢，但今后能占到的便宜就一定要占！”
    受了这样的占便宜思想的支配，可以想象，其结果必然是坠向深渊。
    1987年7月， 张辛泰参加铁道部工业总公司在石家庄某车辆厂召开的会议，会
议期间，他以“父亲有病，天气很热”为由找到该厂厂长姜某，提出要借用一台空
调机，姜某素有投领导所好的习惯，现在听到副部长亲口说借，他巴结讨好都来不
及呢。会后，姜某立即派人从厂招待所拆卸了一台价值4020元的全新三菱牌窗式空
调机，并派了两名电工携带电线等材料赴京，按张辛泰的要求，将该机安装在他父
亲的家里。事后，张辛泰通过秘书向姜某转交一张限期为1至2年的借条。
    1988年10月底，张辛泰大病初愈，组织上安排他到上海铁路局太湖疗养院疗养。
疗养期间，他喝的是西洋参、生晒参、牛奶，吃的是甲鱼、螃蟹、珍珠粉，注射的
是人血丙种球蛋白，他享用的这些高级补品，国家早有明文规定，须自费购买，而
他却分文未花。不仅如此，他还将个人购买的许多物品统统在疗养院实报实销了。
据查，张辛泰在太湖疗养院期间，共占了国家便宜2300元。
    1989年4月10日， 张辛泰的身体基本恢复，他以做“适应性工作”为由，在上
海铁路局办公室接待科科长杨某的陪同下到达南京。
    4月12日， 张辛泰又携带在南京某医学院学习的女儿，加上南京铁路分局领导
和工作人员一行11人，浩浩荡荡地前往著名风景地黄山。据查，此次费用共计2083
元，全部由南京铁路分局报销。
    黄山之游， 意犹未尽。1989年4月27日，张辛泰又携带秘书、医生、护士、司
机等7人， 从上海乘车到达杭州。杭州铁路分局将他们安排进该分局柏芦招待所。
张辛泰独住一间，随行人员每二人住一间。这一夜，张辛泰总觉得缺少点什么，寂
寞像夜色一样无边无际地笼罩着他……
    两天之后， 即4月29日，30多岁、打扮入时的李女士应张辛泰之邀特地从北京
飞到了杭州，她是来陪张辛泰的。5月1日，他们由杭州抵达宁波游玩。5月3日，他
们又一同到达普陀山，严然夫妇般地同居一室。5月7日，张辛泰亲自将李女士送到
杭州机场。在引擎的轰鸣声中，这位神秘的女士旋风般离杭回京，圆满地完成了她
此行的使命。
    据查，张辛泰一行在杭州、宁波、普陀山观光游览，共挥霍公款6300余元！
    一次又一次寻欢作乐，张辛泰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了权力的商品价值。
    1989年8月15日， 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搞一个临时大政策”的指示，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
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
    然而， 就是在通告期间，即1989年9月至11月，张辛泰一面冠冕堂皇地代表铁
道部在郑州铁路分局协助查处贪污贿赂案，一面顶风作案，先后3次秘密回到北京，
接受李某的贿赂。
    一天晚饭后，解放军某部司机王某到老乡李某家玩。李对王说：“走，带你串
个门去。”两人即来到张辛泰家。李见多识广，又与张辛泰同住一个大院，是张辛
泰家的常客，因此聊起天来无拘无束。
    “部长，听说您从郑州回来了，我来看看您。”她又指一下旁边的司机：“这
是小王，我的老乡。”
    “坐吧，坐吧。”张辛泰以首长的口吻示意他俩坐下，然后双方一阵寒暄。
    “部长， 您这台4—26太旧了。”李某指着张辛泰家的录像机，将话锋转到实
质性的问题上。“这次我给您换个779吧（即夏普VC一779E型录像机）。”
    “唉，小李，现在正是风头上，以后再说吧。”
    “您放心，没问题，有发票！”李某神秘地眨了眨动人的眼睛。张辛泰心里踏
实了许多，想，有发票就好办，万一出问题，发票就足以证明这东西是自己掏钱买
的。
    “小王，麻烦你跑一趟，把我家床底下的那只纸箱提过来。”李某猜透了张辛
泰的心理，即吩咐司机回家取货。
    就这样，一台价值5600元的夏普VC一779E型录像机归到了张辛泰名下。此后，
李某依法炮制，将一件又一件最新潮的现代家用电器送到了张辛泰家。
    1989年9月至11月短短的3个月间，李某通过张辛泰的司机周某等人，共向张辛
泰行贿家用电器7件，“五粮液”2箱，价值28145元。
    李某如此地不惜血本、自然有不可告人的用意。
    一天，李某跑来请张辛泰为她办理一列50个车皮的计划外运煤审批手续。货是
山西太原发往湖北的，属不合理的运煤流向。但张辛泰竟特别照顾，把她的申请表
交给运输局办了审批手续，又让秘书到北京铁路局加盖了公章，随后在自己家里把
计划表交给了李某。
    权利与金钱的交易就这样你来我往，最终发展到来者不拒，肆无忌惮的程度。
有道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已奠为。”
    1988年7月至1990年9月，一封封举报张辛泰以权谋私的信件雪片般地飞到中纪
委、监察部等巾央有关部门。中纪委等部门对群众来信非常重视，立即决定对群众
举报的问题进行调查。
    1990年8月25日， 中共中央组织部在铁道部机关宣布了一项决定：经中组部几
年考核，张辛泰在廉政方面存在问题，已不适宜继续任职，因此，中央决定免去张
辛泰铁道部副部长的职务。免职后仍享受副部级待遇。
    这个决定对张辛泰来说，其震撼力无疑是巨大的。然而，更大的震撼还在后面。
    1990年5月， 李某因涉嫌严重经济问题被收容审查，不久依法逮捕。在看守所
里，她挤牙膏似地交待了一些经济犯罪问题。“有几件家用电器放在了铁道部张副
部长家里，他还没有给我钱。”
    获悉这一重大线索，正在调查张辛泰问题的中纪委和监察部立即会同最高人民
检察院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张的受贿问题正式立案调查。
    李某的被捕使张辛泰惶惶不可终日，他凭借多年主管公安、监审、纪检工作的
经验，串通妻子、孩子、司机、秘书等搞攻守同盟，企图负隅顽抗。他打电话到铁
道部副部长办公室，说要找部长“谈问题”。部长因工作忙，遂委托常务副部长找
他谈。张辛泰说：“1989年9月，我到郑州局整顿期间，李某送到我家3件家用电器，
当时我妻子不要，我回到北京知道此事后又找不到人，因此东西没退回。最近感到
此事要向组织说明。”2月23日，张辛泰再次向常务副部长表示：李某送到家的3件
家用电器听从组织处理，并协助组织搞清问题，越快越好。
    张辛泰的这一招确实“高明” 。第一，从时间上看，1989年9月至11月间，他
确实到郑州局整顿班子去了，这说明李某送的家用电器不是他亲自接收的，因此，
这件事他没有直接的责任。第二，从态度上看，他主动向组织说明了问题，并表示
愿意协助组织尽快查清。
    有了这两条，张辛泰的受贿问题似乎就不能成立了。为此，联合调查组进行了
认真的分析研究，并开展了广泛的调查。
    很快， 来自郑州的调查结果表明：张辛泰在郑州铁路局整顿班子期间，共3次
回京，呆了一个多月！
    这是一个重要细节，联合调查组决定从此入手，撕开这个口子！
    铁道部招待所里，办案人员传讯李案的涉及者一张辛泰的司机周某和铁道部另
一名司机陈某。这两人不仅拒不交待问题，反而像是受了莫大的冤枉，高声哭嚷，
把头往暖气片上猛撞。
    办案受阻。
    1991年4月3日下午2时。 从北京市检察院内开出两辆警车，响着警笛直奔铁道
部机关大院，周某和陈某被捕了。
    这是调查组为推动办案而采取的又一个措施。为了给张辛泰更大的心理压力，
调查组决定立即将周某和陈某被捕的消息通知他。很快，张家的电话响了。铁道部
机关车队队长在电话里告诉他：“您的司机周某和车队司机陈某刚才被检察院抓走
了，说是有经济问题。以后您要用车就直接打电话找我好啦。”这下，张辛泰方寸
大乱。正当他惊魂未定时，家里的电话铃响了。
    “张辛泰同志吗？我们是联合调查组，请你立即到部招待所来谈你的问题。”
这样便有了本文开头时的那一幕，连续进行了三天两夜的交锋“我经不起改革开放
的考验，经不起金钱物质的诱惑，我被李的糖衣炮弹击中了！”张辛泰不无悔恨地
说。
    可为时已晚，根据联合调查组的调查结果，1991年6月1日，国务院决定撤销张
辛泰的副部级待遇；并移送司法机关进一步立案侦查。
    案件评点：象张辛泰这样具有相当高级别的领导干部，凭借手中执掌的权力进
行权钱交易，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他犯罪的危害
性也特别大。这不仅是由于他们非法侵吞了数额巨大的公私财产，直接破坏了国家
正常的经济秩序，更是由于他们的行为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了改革开放的
声誉，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种危害是无法用数字衡量的。
    依法严惩这些头戴乌纱帽的犯罪分子，对于保证我们党和国家政权的纯洁性，
维护社会安定，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都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大快人
心之举，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和“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的严肃性，也显示了我们党惩治腐败的决心。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通过
一系列大案要案的查处，必将极大地震慑那些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增
强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反腐败斗争的信心。
    应当指出，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绝大多数是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
走上犯罪道路的只是极少数人。这些人都曾受到党多年的培养教育。并得到重用和
提拔。毋庸讳言，他们曾为人民做过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
金钱的诱惑面前没有经受住考验，把党和人民赋予的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变成为个人
谋取私利、大发横财的工具，一步步堕入犯罪的深渊。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
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干部，都应当从中汲取沈痛的教训，珍惜党和人民的信任，珍
惜个人的历史和荣誉，坚持一辈子为人民做好事，不做坏事，作一名既经得起枪林
弹雨和艰难困苦的考验，也经得起灯红酒绿和金钱物质考验的先锋战士。
　　　　　　　　　　　　　（摘自《特案追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