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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报老总的幽暗情怀*
张耀杰，文载《中国改革》。
对于青岛日报总编辑蔡晓滨先生的为人与为文，笔者几年前已经在相关报刊中有所了解。《幽暗的航行》的出版，为笔者全面理解这位党报老总的幽暗情怀，提供了一个经典版本。该书由14篇传记随笔组合而成，“幽暗”一词出自其中的《张灏：人最大的敌人是人自己》一文。
张灏的“幽暗意识”，直接来源于他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时的授课教师、著名宗教思想家尼布尔及其危机神学或辩证神学。尼布尔在人类思想史上的重大贡献，就是以危机神学的人性论为出发点，对西方自由主义以及整个现代文明提出质疑与批判。他认为要认识现代世界，必须记住人的罪恶性。最能表现人之罪恶的就是对于权力的无限贪欲。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尼布尔留下一句传世名言：“人行正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本能使得民主成为必要。”
在标题为《曲折的历程》的“代跋”中，蔡晓滨从人类社会更加纵深宽广也更加幽暗曲折的宪政民主进程中，进一步升华出了他自己对于公共权力的幽暗罪性的深刻思考：加尔文教派在十六、十七世纪的英国发展成为所谓的清教徒教会。清教徒的教义含有极其强烈的幽暗意识，它的整个教义围绕着人神对比的观念展开。神是至善，人是罪恶。人既然沉沦罪海，生命最大的目的便是企求神恕，超脱罪海，获得永生。这种思想应用到民主政治上，演变为清教徒的互约论。十九世纪末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甚至认为：地位越高的人，罪恶性也越大。“大人物几乎都是坏人！”在这样一个思想背景下，阿克顿勋爵写下千古不朽的警句：“权力容易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败。”
作为一名既要面对幽暗历史又要面向广大读者的资深记者，蔡晓滨的主要兴趣不在于建构一种理论框架，而在于通过对致力于制度创新与精神探索的一系列宪政自由主义人文学者的文字塑造，来勾勒描绘足以照亮人类历史的一系列精神脸谱。呈现在他笔下的人物，既有西方的伯林、哈耶克、雷蒙·阿隆、汉娜·阿伦特、萨义德、杰斐逊、托克维尔、尼布尔；也有中国本土的傅斯年、罗家伦、王芸生、陈铭德、邓季惺、殷海光、林毓生、张灏。除了曾经担任两届美国总统的杰斐逊，书中的其他人物大都以较为纯粹的人文学者或“知识分子”的身份闻名于世。即便是杰斐逊，在总统任期内也没有足够多的政治业绩值得炫耀，作者的着力点也不是杰斐逊相对短暂的执政业绩，而是这位“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的制定者和弗吉尼亚大学之父”身上所体现的影响深远的“美国精神”。
作为一名民国历史的研究者，笔者在《幽暗的航行》一书中阅读到的最为熟悉也最为亲切的历史人物，自然是在《新青年》、《新潮》及“五四”运动时代异军突起的北大学子傅斯年与罗家伦。应该说，中国宪政自由主义人文学者从蔡元培、梁启超、丁文江、胡适、蒋梦麟到傅斯年、罗家伦、殷海光再到张灏、林毓生等人，已经初步形成一个薪火相传的人文谱系。但是，这种人文谱系的代际传承，更多的时候并不是一帆风顺，反而常常是较为罕见的偶然巧合。这一点在《罗家伦：遥远的玫瑰色甜梦》一文中表现得最为传奇。
据作者介绍，1917年秋季，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的罗家伦，未经北大预科班而直接参加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也算是罗家伦吉人天相，这次招生是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的第一次，也是胡适留美七年之后回国服务于北京大学的第一次。在招生会议上，参加阅卷的胡适兴奋地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学校能录取这位有才华的考生。”主持会议的校长蔡元培当即表示同意。当考试委员们翻阅这位考生的成绩单时，却发现他的数学考了零分，其他各科成绩也并不出众。蔡元培、胡适坚持不拘一格选人才，就这样，20岁的罗家伦幸运地进入了北京大学的外语系。
11年后的1928年8月，担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秘书的31岁的罗家伦，以少将军衔被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第二年招生考试时，一名考生语文和英语考得非常好，只是数学成绩不及格。爱才心切的罗家伦亲自把这名考生叫到校长室谈话，面试之后特准入学。这个学生就是钱钟书。这几乎是罗家伦当年考取北京大学的情景再现，没有罗家伦的“特准入学”，就不会有日后闻名于世的文史大家钱钟书。
“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49年之后留在中国大陆的钱钟书、王芸生、陈铭德、邓季惺等一代人文学者及“知识分子”，几乎全部放弃了曾经坚持的人文立场。中国大陆宪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的逐步回归，是二十世纪最后十多年的事情。
（蔡晓滨著《幽暗的航行》，中国海洋大学出版，200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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