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的道德光芒与理性阴影

作者：佚名
中国人对索尔仁尼琴的熟悉，主要来自他对独裁专制的反抗，但对他那巨大的道德勇气完全来自一个虔诚的基督对上帝的信仰这一点，似乎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二战快结束的时候，索尔仁尼琴因 写信批评斯大林被捕，在服役期间被关进他后来称为「古拉格」的苏联集中营。他在传记中写道，被捕的那天，是认识到悔改并走向神的开始；他的第一间牢房，是 他的「情人」，在那里他才开始了解自己的内在生命，倾听灵性的声音，最后找到上帝。在蹲监禁和做苦力的双重煎熬下，祸不单行，他又得了腹腔癌。但真是「祸 兮福所至」，在手术做完的后半夜，他和躺在另一张手术台的一位基督徒囚犯进行了对他一生来说最关键的交谈。据他回忆，虽然在黑暗中看不清对方的脸，但那位 同样反对斯大林专制的基督徒医生，详细讲解了自己的人生，尤其是怎样从犹太教转成基督徒的心路历程。在那个漆黑的夜晚，索尔仁尼琴不仅听清了那洋溢着福音的声音，而且那些话语，像光，照亮了他心中的黑暗；像盐，给了他后来作为作家试图治疗人类心灵腐烂的永恒药方。
大概是上帝的旨意，那位基督徒医生和他讲完话后，第二天清晨就死在手术台上，荣归天国。正是由于索尔仁尼琴的宗教情怀，使他的作品继承了俄国伟大的基督徒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所高扬的道德传统。索尔仁尼琴在 1970年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书面致词中，曾极力赞赏陀斯妥也夫斯基，称他是一个具有「洞见真理能力的作家，一个很奇妙、充满智慧之光的人。」
陀 斯妥也夫斯基之所以能够在十九世纪中叶就预言了二十世纪的血腥暴力，是因为他从欧洲知识分子开始抛弃上帝、走向纯理性和物质主义之中，看到了其背后的恐怖 ﹕「不信神，就什么都信」。随后的历史迅速证明了﹕斯大林们，希特勒们，尼采们，黑格尔们，弗洛伊德们，马克思们，以纯理性改造社会的乌托邦，把世界拖入 无尽的灾难。而索尔仁尼琴，则由于亲身经历了二十世纪人类的深重苦难，他的作品更是以激愤、控诉的色彩，描绘那个挑战上帝的黑暗时代。
美国作家艾力克森（ Edward Ericson）在《索尔仁尼琴道德的形象》一书中说，索尔仁尼琴是「一个燃烧着理想、信仰，具有动人生命史的人。」他在俄国作家中对专制独裁政府最有进攻性、批判性。但他的反抗，和其他东欧异议作家不同的是，他不是政治和文学层面的反抗，更不是从经济角度控诉赤贫，而是在信仰的根基上，进行道德——良知层面的反抗。
索尔仁尼琴认为，是由于无神论，造成了斯大林的乌托邦和暴政。独裁专制世界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世界，没有爱，没有公义，没有信仰；它只要宣传口号，用所谓阶级平等，改变了外在的社会环境，而根本没有改变人的内心，反而使人心的恶更为泛滥。索尔仁尼琴认 为，善和恶的界线并不在于国与国、党与党、阶级与阶级、或种族、地缘、血缘之中，而在于人的内心。革命可以摧毁承载恶的人的肉体，以及其生存的外在环境， 但摧毁不了邪恶本身。因为人的恶（原罪）是与生具来的，是人类始祖偷吃禁果的后果。不管有没有「革命」，邪恶都会存在。但革命会打开潘朵拉的盒子，导致邪 恶更大范围地蔓延。
相信上帝的索尔仁尼琴根本无法接受西方启蒙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对人类进步的解释，因为邪恶不是经济状况的产物，而是滥用了神所赐给人的自由。索尔仁尼琴曾 提出一个重要的概念，认为「时间没有救赎的能力」，反而会带来更大的不幸和悲剧。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人而言，如果没有基督信仰，没有属灵的生活，不论他有 多少「时间」，活多长，经历多复杂，多丰富，其心灵成长、爱的能力都不会随年龄而自然成长。时间本身，寿命长短，并不能自然地带来救赎和人性的提升。不仅 不能，反而还会因为「时间」的延长，也就是经历的丰富，而使人心负面积淀增多，欲望和原罪更蔓延。
人类整体和世界的发展也是这样，如 果没有了神，那么人类不论繁衍几千年，世界不论有多么久的历史，最后社会不仅不会真正进步，反而会爆发更多的灾难，二十世纪就是典型的例子。因为失去上帝 之「光」，世界只能更多阴影，丢掉了耶稣的道德之「盐」，人类会加快腐败。说到底，没有上帝，就没有了绝对的道德标准，人类就会为所欲为。因此索尔仁尼琴一生都在其作品中传播基督信仰，主张作家要做的，是帮助人明辨是非、善恶；并强调，基督教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治疗人心灵的源头活水。「而只有在灵性和道德的基础上，公义和人性的制度才可能建立。」
索尔仁尼琴对文学创作的定义是，小说必须能够符合那些主宰一般人生活的道德准则才行。因为人同时具有行善和做恶的两种能力，而人这两种能力的表现，在《圣经》里被表现的淋漓尽致，所以应是艺术家的永恒主题。
因此从索尔仁尼琴最 早期的作品，就渗透着对这些永恒价值的探究。在他初期的剧本《风中之烛》中，就探讨了这种主题。该剧本的原名是《你的心内之光》，就是引用路加福音中的 话，比喻人的良心好比是烛火，而二十世纪启蒙运动后的人生观像是外来的强风，它以人类自由意志的名义将人心中良知的烛火吹灭。剧本的主角叫「亚力」，和亚 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同名；经历也相似，很像是索尔仁尼琴的精神自传。亚力经常说，「上帝祝福你，监狱！」他认为，「苦难是灵魂成长的杠杆」。
该剧否定了两种价值观﹕一是科学乌托邦主义——世上所有问题都有理性的解决之道。二是倡导感官享受，及时行乐，毕竟人生苦短，而且只有一次。索尔仁尼琴认为，这两种观点殊途同归，最后都是肯定现世，而不是信仰的境界。在哲学上都是物质主义，而不是服从上帝、遵从耶稣的灵性世界。这个剧本是所有索尔仁尼琴的文学作品中唯一没有以苏联为背景的，但却是最早以上帝和信仰为探究中心的作品。
索尔仁尼琴的成名作是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伊凡。丹尼索维奇生命中的一天》，并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艺术性并不十分强、描写苏联劳改营生活的短篇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重视，主要在于索尔仁尼琴在 这里提出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并不是斯大林对人不人道，而是人对人的不人道；斯大林并不是历史上人性进步过程中的某个失常状态，人类心灵中的邪恶是一个永 恒的世界性主题。小说的主人公伊凡这个形象的闪亮之处，是他那种忍辱负重、坚守最起码的人性尊严底线的努力，他展示，无论专制的残暴把人贬低到何等地步， 都无法把人性彻底泯灭。人虽在原罪驱使下堕落，但上帝的影像依在；本来属灵的人心可以被邪恶败坏，同样也可以借上帝的恩典而得到救赎；「良心比生命本身更 重要，更有价值。」
后来索尔仁尼琴写的《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等作品也是这样，提出「人为什么活着」，也是人类生存的终极问题。在这些作品中，索尔仁尼琴对苏联的专制制度的谴责和批判，不是注重其政治上的罪恶，而是它的道德性的罪恶。索尔仁尼琴认为﹕人类只有通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才能找回灵性，建立道德的根基，因为「道德植根于灵性」；人类只有经由它，心灵才可能更新，才会有爱、怜悯、公义、宽恕等神性；只有对上帝的信仰，才能作为人性道德的基础。所以索尔仁尼琴在领取诺贝尔奖的书面演讲词中清晰而坚定地表示﹕我绝不相信这个时代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义和良善的价值观，它们不仅有，而且不是朝令夕改、流动无常的，它们是稳定而永恒的。而这个价值观，就是基督信仰，就是《圣经》中的绝对道德标准。
索尔仁尼琴和 那些著名的东欧异议作家最大的不同，是他不仅看透了苏联的邪恶，也看清了尼采们以「上帝已死」为口号的启蒙主义所带来的灾难性；同时以巨大的道德勇气，只 身挑战庞大的斯大林政权和整个独裁帝国，因为他坚信﹕「极权主义社会绝非永久和不可动摇的」，「减弱它们稳定性的因素，就是宗教意识的复苏，它是极权主义 要求全面控制人类精神制度的天敌。」美国作家斯卡梅尔（ Michael Scammell）曾说，苏联解体后的克格勃秘密档案揭示的索尔仁尼琴，是「个人与巨石搏斗」的英雄传奇，展示了一个知识分子独力抗争专制暴政的智慧与勇气。苏联解体后，索尔仁尼琴写 的第一本回忆录，书名就是《牛犊顶橡树》，由这个书名可以想像到，一个倔强的老人，一肩抗着人类的道德旗帜，一肩背负着俄罗斯的苦难，韧性地跋涉，绝不回 头，绝不妥协；像一只牛犊，执拗地顶着坚硬的橡树，在历史长河的背景下，定格出永恒的抵抗形象。他之所以坚守在道德层面而不是政治层面的反抗，就因为他的 准则是﹕永恒的比暂时的伟大，天国的比人间的伟大，灵性的比政治的伟大。
1983 年，索尔仁尼琴接 受邓普顿奖（Templeton）演讲时说：「超过半世纪以前，我年纪还小的时候，已听过很多老人家解释俄罗斯遭遇大灾难的原因：「人们忘记神，所以会这 样。」从此以后，我花了差不多整整五十年时间研究我们的革命历史，在这过程中，我读了很多书，收集了很多人的见证，而且自己著书八册，就是为了整理动乱后 破碎的世界。但在今天，若是要我精简地说出是什么主要原因造成那场灾难性的革命，吞噬了六千万同胞的生命，我认为没有什么比重覆这句话更为准确：「人们忘 记了神，所以会这样。」」
索尔仁尼琴的理性阴影
索尔仁尼琴挑战独裁专制的智慧和勇气，使他不仅在西方世界，而且在俄国民众中都享有巨大的声望。苏联帝国垮台后，很多俄罗斯民众盼望索尔仁尼琴回国出任政治领袖，当年的一项民调显示，48%的俄国人支持索尔仁尼琴出任俄罗斯总统。
但索尔仁尼琴在 回国之际向《纽约时报》记者说：「我回国后不会谋求任何官方职务。但是，对于使俄罗斯人民从过去沉重的状况中解脱出来，恢复健康的精神生活，我将发挥影响 力。」这位崇尚精神价值的作家回到俄罗斯，就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俄罗斯现实提出很多批评。他大声谴责社会上诸种见利弃义，贪污舞弊，和「大款」的挥霍奢 侈，「新贵」的撒谎欺骗，始终保持做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承担监督权力者、针贬社会腐败的角色。即使被邀请到俄罗斯国会演讲，他仍然率直地批评政府官僚机 构的膨胀和腐化，指着议员们尖刻地说，「很多专制官僚只是在身上刷了一层民主油漆，就摇身一变成了民主派。」
索尔仁尼琴在 结束二十年的流亡生活后，不是从美国直飞莫斯科，而是经由阿拉斯加飞到西伯利亚，飞到当年曾关押他的劳改营总部所在地。当他经过四千多公里的旅程，从飞机 走下来，面对欢迎的人群，他第一个举动是俯身用双手抚摸西伯利亚的土地，一字一句沉痛地说：「我到这里向这块土地哀思，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当年在这儿被杀 害，并埋葬在这里。在今天俄罗斯迅速政治变革的时代，人们太容易遗忘过去的几百万受害者。」索尔仁尼琴在 演讲中强调要调查当年专制政府的罪恶，要追究迫害者的罪责。他主张，像德国追究当年纳粹罪行一样，俄罗斯人要追究专制党徒的罪恶。面对一些俄罗斯人提出要 忘掉过去，向前看，寻求「全民和解」和「民族和睦」，他反驳说：「离开精神净化，不会有真正的民族和睦。」「当年的杀人者、迫害者必须承认错误并忏悔。」 他说，对他个人来说，他不仇恨任何人。但「我将永远不会原谅那些在西伯利亚迫害和残杀了几百万同胞的人。」索尔仁尼琴认为，只有追究了过去的罪责，「过去」才不会重演。一位对此同感的俄罗斯海军军官说：「索尔仁尼琴回来了，古拉格就不会回来。」
但索尔仁尼琴回国后的言行，也暴露了两个致命弱点：否定西方文化价值和宣扬民族沙文主义。索尔仁尼琴在 演讲或接受记者采访中，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抨击。他认为西方文化是堕落的，他把西方流行音乐视为「铁幕下渗进去的污水」，并痛斥西方社会的摇滚乐、色情、犯 罪和枪杀等。他的结论是，「俄罗斯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我们的生命、精神等，必须植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环境。」索尔仁尼琴还批评「俄罗斯人不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不以身为俄国人为荣」。他还特别忧虑他信奉的东正教正逐渐被进入俄国社会的其他西方教派所取代。
索尔仁尼琴的 这些言论，显示着他对西方文化价值的错误理解，因为西方文化并非就是摇滚乐、色情和暴力等，它的主要价值是「古典自由主义」，或者说是以基督信仰为核心的 文明。它制度性地、尽最大可能地保障个人自由，视人的自由为最高价值，政府和一切法律的建立都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而不是以国家强大为目的。西方文化是人 类现有文化中最符合人性的「人的文化」，体现着目前人类最进步的精神文明；也正因为这种文化是最符合人性的文化，它才能穿越独裁者、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 封锁和对抗，被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实际上，这种接受，就是亿万人内心深处人性需求的呼唤，用认同西方文化的方式得到了表达和印证。
在某种意义上说，实际上有两个西方，一个是重视传统价值，强调基督信仰的保守派（conservative）的西方；另一个是强调无神论，以自由的名义鼓励放纵的左派（liberal）的西方。一左一右，一直在西方激烈地争夺思想和话语权力。索尔仁尼琴虽 在西方生活了多年，但他一直隐居写作，全是写有关苏联的事情，没有认真学习和把握西方文化价值的精髓。而且他拒绝学习英文，放弃了直接接触美国社会和文化 的重要媒介。这都导致他没有能力区分「两个西方」的根本不同，而是把西方看作一个整体加以否定。其实无论哪国的知识分子，人来到西方，绝不等于了解了西 方，更谈不上把握了西方文明。如果不是有意识地学习西方文明，即使在西方呆一辈子，也会像索尔仁尼琴一样，根本不了解西方文明的价值。索尔仁尼琴抨击西方文化价值的言谈，并不受俄国人的欢迎。莫斯科一家独立的日报说，索尔仁尼琴现在「既不懂西方，也不懂俄罗斯。」
索尔仁尼琴的 另一个弱点是他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结。他回国后，多次表示对前苏联分成现在的十五个共和国不满。他认为，在俄罗斯以外的其他共和国中，俄罗斯人属于少数，那 是旧苏维埃「企图压倒俄罗斯民族的阴谋」。他不忿：「俄罗斯民族为什么非要受制于少数民族不可？」他在俄罗斯国会演讲，不断重申他的「大俄罗斯」历史观： 恢复俄国的大版图，兼并乌克兰和哈萨克，或至少是「统一」原苏联领土北部的一半，因为那里居住着很多俄罗斯人。
正因为索尔仁尼琴持 这样的民族观，当俄罗斯军队攻打要求独立的「车臣」，造成当地很多平民伤亡时，这位以尖锐批评著称的异议作家没有发出任何谴责的声音。而同样曾是不同政见 者的俄罗斯生物学家科沃耶夫（Sergei Kovalyov），则公开强烈谴责政府军的暴行。这位人权捍卫者还专程从莫斯科奔赴车臣首都，住在那里几个星期，观察并收集当地平民的伤亡情况，以及人 权被侵犯的记录。
索尔仁尼琴在国家、种族与人的自由发生冲突时，维护国家利益、强调种族至上的思想，从根本上说，是源于他没有将个人自由视为最高价值，仍把国家版图之类的东西看得大于人的尊严。索尔仁尼琴虽 然勇敢坚定地反抗斯大林的独裁专制，但是他没有思考清楚的是，这罪恶的核心是剥夺人的选择权利。一个合理的社会，首先要保障人民的选择自由，这是西方自由 主义的核心价值。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主要标准，不是它的版图大小，也不是哪个民族占统治地位，而是那里的人民活得有没有自由和尊严，人们有没有选择生 活方式的权利。索尔仁尼琴一 方面坚定地反对践踏人的专制，一方面又主张恢复「大俄国」，剥夺其他民族的选择权利，表现出在他内心深处仍然没有真正懂得自由的崇高价值，或者也可以说， 他还没有真正读懂《圣经》，没有理解明白上帝的话语。因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会看重现世地域的大小，而是心灵天国的辉煌。
索尔仁尼琴回 国后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崩溃的俄国》（Russia in Collapse），更是发出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声音﹕「俄国正在知识精英和西方，尤其是美国面前下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是向俄国施压的西方阴 谋」，「俄国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奴隶」，「俄国社会将毁灭……再过一个世纪，字典里「俄国」这个字眼，就可能惨遭删除……」《纽约时报》报导说，该书 第一版印刷了五千册。这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全球知名作家的新书头版竟只印了五千册，对此莫斯科的年轻批评家阿迈林（Grigory Amelin）尖刻地指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没有人看他的书。」而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1989年首次在莫斯科出版时，发行了一百万册。他刚回国后在全国电视上主持的「交谈节目」也因收视率太低而取消，他到各地旅行讲话也没有媒体关注。
一位反抗专制暴政的英雄，享誉世界的作家，曾被视为俄罗斯良心的巨人，怎么今天却被他的同胞离弃？索尔仁尼琴回国后开口闭口都是教导人们「要爱国」，强调「只有爱国主义才能凝聚起俄国人民。」（这种语言很像当年苏联《真理报》上的话。）他在美国起程回国时，曾刻意展示他是一个「爱国者」，在机场向记者们炫耀他的「苏联护照」（除索尔仁尼琴外， 他的家庭所有成员包括妻子和三个儿子都加入了美国籍），他举着「苏联」发给他的那本护照对记者们说，「虽然不幸的是这上面印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 国」，但不管怎样，它毕竟是一本苏联护照。」五分之一世纪的流亡岁月，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自由人」的生活，而是仍然保持了他是「俄国人」的身份。
这种「俄罗斯国家情结」使索尔仁尼琴不能满怀欣喜地去欣赏大苏联解体后人民获得的自由和尊严；而是高声抱怨，并为失去的大国疆土而悲叹。在他眼里，重要的是俄罗斯这个国家，而不是那块土地上生活的人民的选择权，包括他们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发财致富的权利。索尔仁尼琴也 像托尔斯泰一样，激烈地反对私有制，反对市场经济，反对私有财产。他忽视了，或者从来没有明白过，拥有私有财产正是人的最基本的天赋权利之一。只有保障人 们私有财产的权利，充分实行自由交换「私产」的市场经济，人民才可能富有，社会才能繁荣。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贫富差别，出现「不平等」。在自由（竞 争）和（财富不能）平等之间，西方思想家向来主张自由第一。他们强调的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财富的平等。在自由竞争、优胜劣败的社会，不可能有财富的 平等。那种一味强调「财富平等」的社会，最后一定是既没有自由，更无平等。而那些专制就是这样，在「均贫富」的「乌托邦」中，没收了私有财产，剥夺了个人 自由，结果独裁者成了拥有一切特权的「新阶级」，使社会更没有平等和公义可言。
索尔仁尼琴这 种「俄罗斯至上」和「反对私有制」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对西方持抵触的态度。他甚至呼吁，「不要尝试把西方的经验强迫地嫁接到俄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 精神，必须产生于我们自己的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氛围。」在索氏的这种呼吁中，经常见到的是「我们，我们」，而几乎没有「他们」和「世界价值」 （Universal Value）。更没有了他曾最强调的人类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是天国的儿女，这种最根本性的普世价值。
索尔仁尼琴的教训是，人们反对独裁专制，不能仅仅是反对它给世人带来的苦难，更重要的是要反对造成苦难的那套价值观念。它的核心就是国家民族至上，消灭私有财产，均贫富，要平等。这种希望均贫富，人人平等的思想在俄罗斯作家中是有传统的。当年远比今天的索尔仁尼琴更有影响力的大作家托尔斯泰就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奋力疾呼取消私有财产，均贫富，要平等。这种思想在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深入人心，所以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席卷苏联。首先风靡俄国专制政体并不是偶然的，它与俄罗斯作家们广泛地传播了取消私有财产的观点是有直接关系的。
索尔仁尼琴现 象在专制国家的异议者中并不是孤立的。今天，不少其他国家流亡者虽然在反对专制上慷慨激昂，嫉恶如仇，但涉及领土独立问题时，他们则和所反对的专制统治者 几乎一个逻辑和思维，都是把国家、土地看得比人的自由、尊严更重要，更有人像独裁者那样，主张对要求独立者使用武力镇压。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曾在小说 《为了告别的聚会》中说，在专制国家，「我很容易想像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两种角色调换一下的场面。」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两方的深层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只不过 所处的地位与角色不同。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索尔仁尼琴反抗专制暴政、追求道德理想的光芒，由于他的局限和错误，正越来越被他自己的阴影遮蚀，或者说，正在证实着他自己的名言﹕「时间没有救赎的能力」。从索尔仁尼琴回 到俄国的言行来看，他可能犯了和托尔斯泰同样的毛病，也是过于热衷扮演一个「替天行道」的角色，总是试图代表全人类讲话。就像英国诗人雪莱所追求的，作家 是一位「非正式的世界立法者」。而在这个「立法」的过程中，他自我膨胀，骄傲地把自己视为上帝的信使和代言人，或者像托尔斯泰那样，把自己当作「上帝的兄 弟」，而失去了谦卑和自省。
但丁在《神曲》中早就总结过，人类有七大原罪，其中「骄傲」为首，后面依序是「嫉妒，愤怒，懒惰，贪财，贪吃，贪色」。而人类始祖的最初堕落，就是因为骄傲，自以为吃了禁果，就会有智慧和上帝平起平坐，或超过神。托尔斯泰和索尔仁尼琴的教训是，虽然他们信靠了上帝，找到了真正的「天堂之路」，但只要不深刻理解基督精神，仍每时每刻都有被原罪吞噬的可能。就像每个基督徒，并不会因为受洗、进教堂，就自然成为道德圣人，重要的是去用心去品味《圣经》，去领会上帝的指教。
但无论索尔仁尼琴（还有托尔斯泰）有千错万错，有多少惨痛的教训，我们都不能否定他们追随上帝之光的正确性。因为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已经清清楚楚地证明﹕人只要割断连接上帝的缆绳，就立刻失去生命的方向；除了走向上帝，我们无路可走！
就像托尔斯泰晚年所真诚地写道的﹕「你可以攻击我，但请不要攻击我所追随的道路。如果我知道回家的路……不能因为我在行进的道路上跌跌撞撞，颠簸而行，就说这不是一条正确的回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