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管制与危机探讨(六篇)

　　感谢国家经贸委经济研究中心给我们一个近距离认识张五常先生的机会。在该中心举办的“中外名家论坛”上，张五常作了一个关于交易费用的报告。此前，记者拜读过张先生的一些文章和一些相关的报道，很欣赏他做学问的态度。张先生有句话，大意是这样的：经济学的原理其实是很简单的，能解释世界的道理通常都能被普通人理解。只有“二把刀”或者别有用心的文人才把简单的道理搞得十分的复杂。

　　这次，他就解释了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名词：交易费用。在他看来，一个群体一个公司一个政府，都存在交易费用。他举了些例子，看起来跟现实不甚相干的例子，但是我们发现，对照我们的现实，很有用。比方说，我们的许多管制，导致的交易费用是不是太高了呢？

　　演讲后，他回答了许多提问，这些提问比较直白。

　　一定要所有的股份都可以自由转让

　　中国股市，要么政府就要管得像美国那么严，要么就完全不要管，我是赞成完全不要管的

　　关于股份制，股份化没有问题，但是一定要所有的股份都可以自由转让，把它卖出去，不要让政府留有大部分的股权。

　　至于中国股市，要么政府就要管得像美国那么严，要么就完全不要管，我是赞成完全不要管的。全盘开放，政府洗手不管，你们要买股票是你们自己的决定，被人骗是你们自己的事，那么人们就会小心谨慎。但是你现在是政府在管，那么现在股市上有很多无知的人，搞得血本无归，全部都输光了。

　　像香港，这么多年来搞股市，还是有很多现象解释不了的，因为全部是交易费用的问题，即使是美国也有股市监管不行的问题。股票市场想要监管得好，全靠政府是很困难的。完全不管要好得多。

　　中国迟早要出几个大经济学家的

　　(大陆的经济学家里您认为谁的发展方向是您喜欢的？60年代您的同事里有8人得了诺贝尔奖，就在芝加哥大学，其中的奥秘是什么？)

　　不要讲一个，我讲几个吧，因为每个都有每个的专长，我并不完全都认识他们。周其仁的路，与我比较接近。在理论方面，张维迎走的路，跟我的题材比较接近，他师傅是拿诺贝尔奖的，张维迎是有天分的。我认为樊纲是一表人才。林毅夫跟我有很长的渊源，他的师傅曾经提拔过我，他的师傅的师傅也曾经提拔过我。

　　有的已经相交很多年了，但有些他们没有去过外国，自己念书，我跟他们聊聊天，我觉得他们非常好。比如长沙交通学院的朱西庆(音)，你们很少见到，我认为他对经济学很有见地。所以说中国可以说是卧虎藏龙，比如刚才在台上讲的高小勇，他是没念过经济的，他怎么能看出那么多东西呢？我都不明白。

　　所以经济学，归根到底，你想要学得好，都是要讲常识。大部分比较好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普通常识要比外面的来得好，因为他们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天翻地覆。中国人的经验是多元的，所以我常说，中国迟早要出几个大的经济学家的。

　　舒尔茨呢，是林毅夫的师傅

　　是一个伟大的思想经理人

　　关于芝加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是厉害的，弗里德曼，这个人你要亲眼见过才会欣赏他，思想非常快。史德拉，他的思想好快，但是我学不到，在某方面我跟他是格格不入的，有些人很快，但是你就是跟他格格不入。史德拉跟你辩驳的时候，他抢先一步，赢你一点。但弗里德曼不是这样的，他觉得你稍微落后一点，他会暗中帮你一下，他一看到你抢先，就拼命地称赞你，所以跟着他是很荣幸的。科斯呢，大思想家，但是他很顽固的。他一刻不停地想，废寝忘食，他的理想是非常大的。

　　舒尔茨呢，是林毅夫的师傅，他对人蛮怪的，他的分析能力不是那么高，但他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你们知道在学术界，有的是思想方面的，有的是思想的经理人，有这行的，他看到你有思想，他鼓励你，去指导你，他是经理人。舒尔茨就是一个伟大的思想经理人，他是值得拿诺贝尔奖的。我看芝加哥这是成为一种现象了，现在已经都分散了，有的不在了，剩下的都老了，他们那时的60年代经济学是有辉煌的历史的，我在芝加哥两年，那段时间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股权可以转让

　　资产的真正定义是三种权力的合一，是私人使用权，私人的收入享受权，还有转让权。假如用股份制来做的话，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股权可以转让。在法律上所有权是重要的问题，但是你看所有权它是用来作鉴别的，也就是说你签了个名在那儿，盖了个图章：这本书是我的。在牛身上刷一个印子，走到别的地方还是我的。

　　我在1968年给私有产权下三条定义的时候，所有权没有地方可以放下去，我认为它在经济学上没有什么用处，法律上有用处。我和科斯在这方面研讨了好一阵，但最重要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三个方面，私人的使用权、私人收入的享受权、私人的转让权，也就是自由买卖，这三个权利是很重要的。

　　只要取消很多无谓的管制就可以减少贪污

　　(我是国家经贸委的，一直从事国有企业改革，我记得20多年前看到您的《卖橘者言》，谈到了产权制度改革，用通俗的语言对产权作了精辟的见解，让中国很多从事改革的人受到了启蒙。现在中国的改革也在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道路，可以说产权上的改革没有任何理论上的障碍，但是从交易成本上来讲，国有企业单个推进这种改革和整体社会交易成本这种改革是有矛盾的，怎么处理好这样的矛盾？)

　　同样的生产，它的交易费用的百分比，稍稍低一点，国家就会富有，高一点，就会民不聊生。因为所谓的专业生产，然后在市场上的交换，可以带来很大的利益，(这个利益)不只一两百倍，而是几千几万倍。

　　怎样才能从事专业生产，而使专业生产带来利益呢？假如交易费用是0的话，那什么制度都没有分别，国营跟私营完全没有分别，问题是交易费用不是0。中国有些问题是快不来的，比如法制还是有些糊涂，这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有文化的问题存在；商业道德有问题，欺骗在国内是很多的，这些也是快不来的，这也是跟文化有关的。

　　贪污的问题，这是可以快的，只要取消很多无谓的管制就可以减少贪污，那么怎么取消管制呢？是个问题。

　　如果开放金融，当然包括解除外汇管制，上海一带会成为历史上最繁荣的工商业中心

　　我对中国从1981年看好到现在，我觉得中国做得非常之好。我们要比较一下，我们批评是没有用的，事实上二十年前，印度说他们比中国好得多，但是现在去看一下，根本没得比的。跟东欧比，捷克、苏联都没有饭吃的，印度满街都是乞丐。你到上海、北京去看看，很多美国城市都没那么兴旺。我就说我很难不看好中国。

　　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怎么可以没有一个国际性的金融中心？但是你有外汇管制，那是绝对没有可能成为金融中心的。所以我说过很多次，如果开放金融，当然包括解除外汇管制，5年之后，上海一定超过香港，开放金融以后，20年之后——我可能还看得到的，上海一带，会成为历史上最繁荣的工商业中心。

　　我看得很准的

　　但是猜不到中国会改得这么快

　　我看得很准的，我的这种推断，从来没有错过，我在1981年白纸黑字——你去看看我出的一本书，我记得很清楚，说中国是会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的；在1986年发表一篇文章，我说日本已经大势已去；1988年加拿大打电话来访问我，问我加拿大什么时候经济会复苏，我跟他们说，最早都要等到下一个世纪。

　　中国的问题，你(如果)看过我出版的英文版，我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去除政府垄断的问题。但是我很坦白地说，我当时不管怎样乐观，我还是看不到中国改革会有这么快，我看不到。世界上的时间好像走得越来越快，你看到欧洲的历史，封建制度的改革动不动就要花上几百年的时间，你看看中国的改革只花了二十年的工夫。你们记不记得以前十字军东征，他们打起仗来要十几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只花了几年，现在打仗只需要两个月左右。

　　我当年写文章的时候，我真的是猜不到中国会改得这么快，你要批评是很容易的，你要批评任何领导人都可以的，但是我老师艾智仁(音)说得很清楚，一个人的成功，不要光听他怎么说，不要听他的意图，不要看他的热情，而要看他的效果。中国这二十年，人们的收入上升了应该说不止二十倍。我很清楚在1979年的时候中国是什么样的，在广州连白米饭也买不到，不可能买到一只鸡蛋，那是非常可怜的。你看看现在，大鱼大肉，你们比较一下就知道了。(中国经济时报)

中国离金融危机有多远

　　2001年底，阿根廷受经济衰退及财政形势恶化的影响，金融市场出现恐慌，发生资本外逃和银行挤兑事件。政府随即发布了限制居民提款和限制资金外流的政策。但却进一步加剧了恐慌，引爆了蓄势已久的社会矛盾，导致全国各地发生大规模骚乱、游行示威和流血事件。阿根廷十数天内更换了三位总统，整个社会陷入经济恶化、政治混乱和动荡不安。

　　往前追溯，1998年，俄罗斯拖欠债务引发金融震荡，影响波及到遥远的巴西；1997年，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亚洲国家爆发了金融危机；1994年至1995年，金融危机的狂飙席卷了委内瑞拉、巴西和墨西哥。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战争、洪水、疾病等传统灾害正受到更多的控制，而金融危机却仍然威胁着我们的生活。

　　现代传媒把金融危机的灾难活生生地展现在中国人面前：在墨西哥，中产阶级储户为了提取他们一生的积蓄，徒劳地敲打着银行的大门；在印尼，店主们在雅加达街头的暴乱中苦苦挽救自己的生意；在韩国和日本，兢兢业业的员工被失业的威胁压弯了腰，关于自杀的新闻报道不绝于耳；在阿根廷，饥饿的市民被迫以抛尸街头的死马为食．．．．

　　所有这些，似乎离中国人很远，又似乎很近。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出乎经济学家的意料。与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类似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在1997年危机发生前，一直因为经济高速增长而享有“亚洲奇迹”的赞誉。反观中国，虽然近年来经济增长也被称为一枝独秀，但多年来沉淀的银行不良贷款已是广为人知。此时此刻，回顾其他国家遭遇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检视自身遭遇危机的可能与风险，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

　　在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中，金融危机被定义为“迫使银行体系遭受重大损失甚至消除的金融事件”。纵观所有的金融危机，几乎都包括两方面的显著特征：一是存款人和投资人信心丧失，同时要求从银行提款，造成银行偿付能力和资金流动的困难；二是由于银行资金紧缩，对其他行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连锁反应，导致实体经济的衰退与下滑。

　　“挤兑”是金融危机的核心环节和主要特征。在现代经济中，银行通行的是部分准备金制—即银行吸收存款后，大部分贷出，只留小部分供储户提取。这一机制为企业大规模投资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也为金融恐慌的自我实现创造了条件。从理论上说，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存款人同时提款，银行就一定会倒闭。

　　但挤兑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一般情况下，储户不可能同时向银行提款，这也是部分准备金制得以实行的原因。在特殊情况下，储户担心自己的存款安全得不到保障，在某些重大事件或消息的刺激下，产生恐慌，竞相到银行提款，就会造成金融危机。所以，我们要考察，在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中，是哪些因素潜在地增加了储户挤提存款的可能，哪些因素降低了银行抵御挤兑的能力。

　　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几次主要金融危机的回顾，可以发现，几乎每一次危机的爆发都有其各自的特征和原因，在其错综复杂的因素中也包含着诸多共同之处。但显然，我们更关心的是，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哪些与中国目前的情况有相似之处？

资本市场不发达，风险向银行集中

　　上世纪8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向海外投资者打开大门，吸引外资，90年代达到高潮。但在这些国家的金融系统中，占支配地位的是银行，而不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在美国，银行只向私人部门提供其所需外部资金的25%，其余则由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提供。而在亚洲、东欧、非洲以及南美的市场中，这一比例通常是颠倒过来的。资本市场在这些国家的缺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来看，银行具有内在风险性。前面说过，在现代经济中，银行通行的是部分准备金制—即银行吸收存款后，大部分贷出，只留小部分供储户提取。这一机制为金融恐慌的自我实现创造了条件。从理论上说，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存款人同时提款，银行就一定会倒闭。1931年，在美国经济大萧条中，几乎一半的美国银行破产—其中大部分是经营状况良好的银行—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的股票市场，在设立之初就存在功能偏差和制度性缺陷，由此导致上市公司质量低下和股市规模发展缓慢。例如2003年，我国银行系统新增贷款规模约为3万亿元，占融资总量的85％，而同期股票、国债、企业债券等直接融资的新增规模为5340亿元，占融资总量的15％，其中通过股票和企业债形式的融资不到5%。可见，我国金融市场的融资结构严重失衡，风险大部分集中在银行。这一点与发生金融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非常相似，甚至更为突出。

银行体制扭曲，产生大量坏帐

　　银行状况在金融危机形成和对实质经济的影响上首当其冲。政府对银行的干预，往往导致银行盲目贷款，以及银行与公司的过度噬合，以至银行和公司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降低。这在韩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表现得最为典型。

　　上世纪90年代，韩国金泳三政府大力推行产业政策，政府主导金融机构，与财阀、银行紧密结合，利用各种手段扶植大企业集团，导致企业和银行的双重扭曲。
韩国政府规定：私人和私人机构不得单独拥有一家银行4％以上的股份；所有银行的行长、经理都必须由政府任命；银行的财权和人事权都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官员和财阀在幕后决定贷款的去向。政府不仅控制信贷的流向和利率，也控制贷款的期限和种类。银行成为政府下属的一个财务部门，基本上没有独立审查贷款风险的能力和权限。

　　这种指令性贷款为坏帐大量产生创造了条件。由于韩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大企业和银行实现优惠的保护措施，金融监理机构没有发挥作用，审查不严格，导致企业过度借债。例如1996年，韩国上市公司负债金额比1995年增加20.3％，总体资产负债率达到84.1％。与此同时，大部分韩国企业资本效率低下。在发生危机的前十五年，只有四年企业能够负担税前债务成本，整个国民经济中只有电子和钢铁两个行业在创造价值。由此，银行产生大量呆坏帐，11家主要银行的坏帐率占放款额度的14.3％，其中以大企业的坏帐居多。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如果企业不能及时归还贷款，出现财政危机，银行会很快获知信息，并及时处理。但在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把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掩盖起来。由于大企业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命脉和基础，一旦破产势必引起社会震荡。再加上企业、银行和政府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使得韩国政府对银行坏帐的真相拼命掩盖，能拖就拖。

　　韩国的大企业为了扭转困境，进一步投资于那些收益高但风险也大的项目。银行明明知道这些项目风险很大，但如果不支持这些项目，企业就永远不可能归还贷款。于是银行只好被企业牵着鼻子走，银行系统的坏帐窟窿也越来越大。这种产业政策指导下的企业与银行的双重扭曲，为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

　　中国金融系统中银行坏帐的产生与韩国如出一辙。坏帐产生后，政府对坏帐的处理也让人不甚了了。在1999年中国金融部门独创“剥离”坏帐的处理方式之后，国有银行的坏帐率已经大大降低。但是，剥离出去的坏帐能收回多少？不能收回的坏帐怎么办？今后产生的坏帐是否还要通过剥离的方式消除？都是大大的疑问。

政府开支过大，内外债务缠身

　　在过去发生的数次金融危机中，巨额的外债负担是一个共同特征。各国危机爆发之前，都有一个持续的、数额巨大的外债形成过程。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以美元计算的1年期以内的国外银行债务，占泰国GDP的45%、印度尼西亚GDP的35%以及韩国GDP的25%。

　　拉美国家更是以债务问题闻名于世。以阿根廷为例，自1983年结束军人专制、恢复民主政治后，曾多次推动私有化和经济改革，但政府开支过大的问题一直未能解决。

　　阿根廷的问题在，政治选举中，各政党为赢得选票纷纷许诺，诸如提高社会福利、提高公务员工资、增加工作机会，等等。但提高社会福利需要钱，增加工作机会就意味着政府增加雇员—1991至1999年，仅首都布伊诺斯艾利丝，政府工作人员从28万增加到40万—结果政府开支及财政赤字直线上升。1999年，阿根廷政府开支达到GDP的28.2％，2001年估计达到GDP的1/3。

　　1991年之前，阿根廷政府对付财政赤字的办法是对内“曲线借债”，即通过印钞票填补财政空缺，结果导致恶性通货膨胀，通膨率最高时达到每年5000％。1991年，阿根廷进行货币改革，将本币与美元挂钩，防止政府滥印钞票。在这以后，为弥补财政赤字，政府只能向国外借债。但由于担心阿根廷的偿还能力，国外金融机构在借出大量贷款后，不愿继续贷款。2001年12月，阿根廷政府山穷水尽，宣布停止偿还本息，金融危机随即爆发。

　　对于中国来说，外债负担和财政赤字尚未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但是，政府开支扩大、公务员工资不断上涨的趋势正在加剧。特别是中央财政状况一片大好，掩盖了地方政府债务和隐性政府债务（如社会保障基金缺口）问题，应该引起警惕。一旦政府债务问题集中爆发，除了开动印钞机，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赖帐”，别无它法。

对外开放不慎，改革次序颠倒

　　在总结新兴市场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教训时，几乎所有人都把金融市场自由化和资本帐户开放列为重要原因。直观地看，确实如此。例如，1996年，后来发生金融危机的5个亚洲国家共接受了478亿美元的外国银行贷款，而1997年危机发生后，这一资金流入变成了299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一进一出相差约780亿美元，对金融系统的冲击可想而知。

　　但进一步看，笼统地把金融危机归咎于资本自由流动是没有意义的。正如银行必须保障储户的提款自由，但所有人同时提款就会导致银行倒闭一样；当发生银行挤兑时，我们应该去寻找发生挤兑的原因，而不是把银行倒闭作为质疑提款自由的依据。
通常，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向金融市场化迈进的过程面临三个问题：一是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和监管；二是资本帐户对外资开放；三是货币价格（汇率）的自由浮动。这三方面的改革如果次序不当，就会增加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

　　泰国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泰国的金融改革始于上世纪80年代。至1991年，泰国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加速，基本实现资本帐户开放。但在那时，泰国金融市场的“裙带资本主义”问题并未得到解决，政治关系在创立金融企业和安排银行贷款时影响至深。这使得金融资源的使用往往脱离合理的审查与监督。

　　另一方面，在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同时，泰国并没有放开汇率管制。它实行一种政府干预下的市场固定汇率制，即央行通过买卖外汇，调节外汇供求，保持汇率不变。这种制度为经济泡沫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当时，大量外资流入泰国，为了维持汇率不变，泰国政府增加泰铢的供应，用泰铢买入日元或美元等外汇。其结果，增加的泰铢通过银行体系，流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1993年至1996年，泰国的外汇储备从250亿美元增加到400亿美元；住房贷款总额从4700亿泰铢增加到7900亿泰铢；房地产价格上涨了近400％，正是这种状况的反映。

　　泰国经济当局曾经试图阻止泡沫膨胀。他们在买入外汇的时候，增加泰铢供应，然后通过出售债券买回等量的泰铢，即所谓的“对冲”政策。但这种政策拉高了当地的利率，对海外资金产生了更大吸引力。结果，更多的外资涌入，经济泡沫继续膨胀，直到最后迸裂，引发金融危机。

　　现在来看泰国的教训，它应该在金融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的建设与监管；至少应该在资本帐户对外开放的同时，放弃固定汇率。但这一教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直到今天，中国的金融改革仍然在走首先对外开放市场，同时放松资本帐户流动，但坚守汇率不变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前景已经写在泰国金融危机的故事中。

　　审视中国经济，房地产泡沫和政策调控困境已经隐约可见。能否避免金融危机的到来，正是对中国经济学者和经济管理者的严峻考验。

中国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

　　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并不陌生，不仅因“银荒”、“铜荒”等实物货币危机曾给中国社会带来冲击，而且在宋朝中国发明纸币之后，各朝代都曾因为滥印纸钞而导致一次次金融危机，以致于以各种名字命名的纸币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当然，也正因为除货币之外中国过去没有更广义的证券票据发展，并且直到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前也没有现代意义的银行，所以，在晚清之前中国的金融危机还只停留在货币的层面上，形式相对简单。

　　唯一的例外可能要算长期存在于民间的钱庄和盛行于19世纪的山西票号。特别是票号，虽然它们算不上现代意义的银行，但到19世纪后半叶它们的分号已扩展到北京、上海、广州、汉口等城市。因此，从票号的覆盖面看，它们已达到可以产生影响众多人民生活的金融危机的水平。只是就金融规模而言，由于票号以异地汇票为主业，不是吸收存款并同时放贷，所以它们导致金融危机的潜力有限。钱庄则更是互不联网，彼此独立地发源于各地并服务于当地经济，即使有些地方的钱庄发生问题，也不至于星火燎原，导致全社会的危机。当整个中国社会处于自然经济状态、金融化程度极低的时候，金融危机的种子确实不多。

现代金融改变了金融危机的潜在规模

　　在金融理论中，我们通常把货币看成一种最简单的证券，其作用是储存价值、帮助价值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之间的转换，所以它能产生的金融危机也最为简单。但是，随着现代银行、股票、债券、期货、期权等更为复杂的证券市场来到现代社会，潜在金融危机的规模和广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

　　在中国，股票市场出现在现代银行之前，早在1860年代，洋行股票开始在上海问世。之后，在中国洋务运动的驱动下，第一只华商股票—轮船招商局—于1872年底开始交易。接下来，江南制造局、开平煤矿等现代工业企业、矿业企业相继发行股票，交易越来越火。到1882年，正如当年9月2日的《申报》所评论的：“今华人之购股票者，则不问该公司之美恶，及可以获利与否，但有一公司新创、纠集股份，则无论如何，竞往附股。”人们不管这个公司、那个公司是做什么的，只要是股票就去买，不问公司的经营状况，不分“美恶”。

　　到1883年，上海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危机，股市崩盘，股民血本无归。由于给股民放款太多，众多钱庄相继倒闭，接下来产业企业的资金供给严重不足，给中国经济带来动荡。

　　1918年中国第一个正式的股票交易所在北平成立。1919年9月成立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1920年再将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改组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到1921年底，仅上海开设的交易所就有140家之多，信托公司也有12家。设立交易所的浪潮也波及全国各地，在汉口、天津、广州、南京、苏州等城市也设立了52家交易所。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现代证券泡沫。当年，银钱业为资金安全计，开始收缩资金，抽紧银根，这不仅导致股价下跌，而且迫使许多投机者大量抛售股票，促使股价进一步狂跌，致使许多钱庄倒闭，交易所关门，信托公司大量破产，这就是所谓的“信交风潮”，也是中国的第二次现代金融危机。风潮之后，全国仅剩十多家交易所，一两家信托公司。

　　到1921年“信交风潮”之时，实际上中国的公债市场已具备基本的规模。在1912—1926年间，北京政府先后发行公债27种，共6.12多亿元。另外，还有各类短期库券1.08亿元以及各类地方公债。于是，在“信交风潮”之后，投资者的注意力全面转向债券市场，为新的炒作提供了条件。小的金融危机包括1924年8月发生在京、沪两地的“二四公债风波”和1926年12月的“二六公债风波”。

　　南京政府成立后，一方面继续北洋政府的手法，通过发行外债为军事开支融资，另一方面通过由政府参股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手段建立起四行二局的国家金融垄断体系，由政府直接控制当时的金融核心。这当然为政府更大规模地发行公债、筹措资金提供了便利。根据《证券市场导报》2001年第5期中张春廷先生的估算，1927?1936年间，南京政府共发行公债26亿元。1927年公债成交量为2.4亿元，到1929年增到14亿元，1931年更是高达39亿元，为全部公债发行额的3倍以上，炒“债”风显然不低。这给南京政府的信用膨胀提供了关键的支持，同时已潜伏着深刻的信用危机。1932年和1936年，南京政府先后对公债进行整理，标志政府债信的破产，制造两次包括了银行、证券以及货币市场在内的全面性现代金融危机，从根本上瓦解了中国社会对证券、对现代银行、对纸币的信心，把老百姓重新赶回只依赖银铜钱和实物交易的传统经济。

金融危机为什么

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这么容易发生？

　　晚清中国涉足股票之后的头100年里，为什么金融危机频频发生？是什么使中国的“金融洋务运动”这么艰难？当时导致金融危机的要素在今天的中国是否还存在？为找到这些答案，我们还得看清金融证券交易的本质。不管是银行，还是证券，其交易的内容是具有充分流动性、甚至是匿名非定向发行的金融契约，它们的契约性质从本质上决定了对法治、对信息环境等制度架构的高度依赖性，使金融交易比任何实物商品市场更依赖法治。实物商品的有形、有色、有味本身可帮助大大减少其交易风险，而金融契约交易又恰恰不具备这些天然特征，这使金融交易市场往往蕴含着巨大的经济风险。

　　具体讲，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金融安全所需要的制度保障。第一，必须要有可靠的契约执行架构，特别是独立、公正的司法，以保证交易双方都能对其应有的契约权益放心。如果没有独立于政治权力的法治，金融契约的交易安全就没有保障，金融市场就难以深化。第二，正因为金融交易的内容是一纸契约，买方就处于极端的信息劣势，一方面这意味着金融市场是最有利于投机炒作的市场，交易对象的价值的不确定性成为泡沫的最佳滋生土壤；另一方面，如果新闻媒体和其他信息机制又不自由，存户对银行的真实状况、投资者对证券发行方的价值就更加一无所知，让本来可以根除的金融问题酝酿成金融危机。第三，正因为银行资产、金融证券的高度流动性，银行、券商、保险公司、基金等金融机构必须独立于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和政治权力，否则这些金融机构所控制的高流动性金融资产就成为当权者最方便的提款机，或者成为权力机构为形象工程、出于非经济目的随意调配金融资源的工具。这当然蕴含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由金融交易市场所引发的这三方面的制度要求，不管是独立公正的契约执行架构即司法，还是自由的新闻媒体，还是对行政权力的约束，让他们不能随意染指金融资源，这些都直接回归到宪政架构的问题，涉及到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司法独立、立法中立的问题。在缺乏宪政的社会里，遍及全国的现代银行体系、现代证券市场只会为当权者个人和有权力关系的机构方便地提供近似无限的金融资源，最后酝酿成危害全社会的金融危机。我们必须看到，现代金融监管起源于14、15世纪的意大利和荷兰，但规模性银行以及证券市场的发展是更近代的事，主要在16世纪之后，而且是伴随着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换句话说，如果当年没有宪政制度的可靠发展，要么现代金融在那时难以深化，要么每次多发展一点就带来新的金融危机，就像当年权力不受制约、司法不独立的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最终在1997年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一样。现代金融发展于宪政民主制度的发源地—西欧，而不是在其它国家，这本身不是偶然的，有它的必然性，原因就在于现代金融需要上述三方面的制度架构。

　　那么，这些分析对理解我们上面讲到的中国“金融洋务运动”的经历有什么帮助呢？首先，我们看到在1872年开始引进现代股份有限公司并让其股票公开交易的时候，那时的清朝政府体系谈不上有什么制约行政权力的宪政，也没有独立于行政和皇权的司法，更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非人格化的独立第三方契约执行机制，像“股份”所代表的金融契约、“有限责任”等这些西方法律概念在以“人治”为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不仅是极为陌生的，而且是在执行的层面上无法得到支持的，也自然不能被赋予太多实际经济价值。更何况，作为中国第一份华文日报的《申报》在1872年才创办，大众传媒给刚刚在那个时期起步，因此，还没有帮助股民们了解上市交易的股份公司的经营与财务状况的新闻媒体。所以，在当时的“无法治”又无信息媒体的情况下，所交易的股票几乎完全与其发行公司无任何实质性关系，而是完全独立的投机券。于是，1882年的股票泡沫和接下来发生在1883年的金融危机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当然，在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虽然在立法、司法与行政的架构设计上具备了应有的框架，但在执行上由于军阀割据和内战的原因，其实际效果则大打折扣。因此，1921年的“信交风潮”金融危机的起因原则上跟1883年的金融危机没有本质差别，到那时候中国照样不具备有利于减小金融危机的制度架构，证券市场仍然是炒作投机的场所，滋生泡沫和相伴的危机。

　　南京政府成立后，当时的宪政架构有了实质性进展，司法也相对更独立，在契约的执行上也越来越公正可靠。但是，政府从那时开始大举持股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并创办中央银行，追求并实现了国家对银行体系和其它金融市场的垄断支配权，让南京政府利用这些垄断金融资源为当时的军工与民用国有企业服务，为国家的军政开支服务。具体而言，一方面银行变成了政府的提钱机，另一方面政府控制的债券销售体系为国家提供了大量低息债券融资，使政府的负债大大超出其支付能力。因此，1932与1936年的金融危机跟1883和1921年的金融危机有着本质差别，头两次应该说是在支持证券交易的制度架构不到位的情况下证券市场本身必然会产生泡沫，也会出现泡沫破裂危机。但是，1932和1936年的危机更多是发生在政府公债、银行和货币信用上，是由于国家作为股东控制金融体系并利用这种控制权给自己做大量低息贷款所致。

　　国家以金融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身份出现在金融体系之后，其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既然国家是银行的股东和经营者，那么法院和市场监管机构就无法独立，会从根本上削弱宪政的运作，使司法不得不受到行政和政党权力的影响。也就是说，即使国家让其控制的银行牺牲储户的利益、牺牲其他股东的利益，他们也无法对国家股东作诉讼，因为诉讼也不一定有用；在这种权力与权利不对称的情况下，银行和政府控制的其它金融机构会不顾金融风险地向国家以及国有企业作贷款，使呆坏账不受约束地扩张，导致金融危机。第二，既然政府权力控制金融特别是银行，那么跟权力有关系的个人和企业就得天独厚，这是在国家垄断金融的体系下金融风险的另一个主要来源。第三，由于政府的负债最后是由国家来承担的，而国家又掌握货币政策和发行货币的权力，那么一旦由于政府引发债务危机，在这种危机很快就变成货币危机，使金融危机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第四，通过国家垄断金融使银行等机构遍及全国，这样让银行控制的金融资源规模达到最大，这当然使不受制约的权力所可能带来的道德风险达到最高，每次滥贷的金额也会被放大。也就是说，国家直接垄断金融的结果不仅从根本上使金融交易中的民间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削弱宪政的运行空间，而且在权力的压力下金融危机的风险会被无限地扩大。在1930年代明国时期中国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亚洲国家的经历也如此。

中国还会发生金融危机吗？

　　跟民国时期相比，今天的中国仍然缺乏对权力的实质性制约，签约执行、金融交易者的权益保护以及司法独立也都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又需要宪政改革。尽管权力缺乏实质性制约，中国经济又以国有企业为主，金融体系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由国家垄断，而且绝大多数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是国家的。特别是，在更加发达的交通网络和信息流通网络的支持下，银行体系所控制的金融资源达到39万多亿，保险业控制的金融资源为1万6千多亿。在政府控制的金融资源规模上升到如此之高的同时，权力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道德风险被放到最大。在这种背景下，金融危机的潜在破坏性相对于1930年代的中国不但没被缩小，反而被扩大。人们只能期待制止呆坏账产生的制度架构。

　　除了推进制约行政权力、保障司法独立的宪政改革外，当下至少可从另外两方面着手，以降低金融危机的出现概率。第一是将国有银行以及其他国有金融民营化，至少是鼓励民间金融的发展。根据上面所说，这样做至少能缩小不受制约的权力所能产生的呆坏账规模，降低金融危机的程度，同时让司法和市场监督机构更能独立地运作。

　　其次是进一步放开新闻媒体对金融机构的监督报道。新闻媒体的自由追踪报道可以把问题在发生的初期就曝光，迫使当事人立即解决，化解潜在的危机。相反，如果不允许媒体自由报道，使当初细小的问题也能发展积累成金融危机。以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当年新闻最不自由的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的金融危机最严重，事后发现的呆坏账比例最高，其经济和社会受到危机的冲击也最大。相比之下，新闻历来更自由的菲律宾、新加坡、台湾则基本没发生危机，基本没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太多的冲击。因此，自由的新闻媒体能降低金融危机的概率。

[高端阅读]导言:在现今的中国,各类言说纷繁芜杂,针对各类社会现象的经济学剖析也异彩纷呈;然而其中不乏情绪类观点,既缺乏足够的事实支撑,也缺乏严密的逻辑论证.此类文章的后果往往是混淆视听误导网民.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具有学术视野与理论深度的文章观点就尤为可贵.[高端阅读]频道试图建立这样一种视野,即提供一个真正具有深度理性的阅读环境.以便读者在长期的阅读体验中进入高端思考者的视野,以他们的视角和思维去观察和分析周围的经济现象,得到客观独立的分析结论.

专家建议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迫使银行更为稳健经营

北京大学特聘教授陈志武最近提出，如果前提性的宏观决定因素没有较大的改进，目前银行业的改革，将注定至多只能影响国有银行的表层结构。

陈志武说，在制约国有银行改革的诸多因素中，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命题，就是长期存在的“国家信用”问题，也就是政府对于国有银行的隐性担保以及这种担保能否退出、如何退出的问题。他认为，毫无疑问，从内地国有银行产生的那一天起，“国家信用”就是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大和最重要的资源，它的作用已经渗透到国有银行的血液中，成为决定国有银行所有基本运行规律的最关键因素。事实表明，即使在近来所突出强调的市场化改革中，每次国有银行的增资和不良资产处理上，仍然也都是国家财政在买单。他认为，国有银行改革目前陷入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国有银行的股权不管如何设计，国家保持绝对控股地位是一个不会改变的前提，国家信用与国家资本的血脉联系是无法切断的。他说，这种情况下引进资本只能在一个国家预先圈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最多在内部管理和市场运作上优化既有的体制。

陈志武说，探询国家信用在内地商业活动中的作用空间，一个基本规律是：国家控制愈强的企业类型，国家的支援和担保也愈强。而国有银行作为控制整个经济活动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控制强度最强的群体之一，国家的资源支持和信用担保也是最明显的。这种正相关关系带来的结果则是：经营环境愈扭曲，产生的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损失愈大，国家提供更优惠的政策倾斜和更丰富的资源支持则更多。由此可见，强大的国家信用实际构成了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的最大障碍。

同时，在内地一贯采用的渐进式的改革路径下，陈志武担心，即使政府下定决心最终退出国家信用，实现市场条件下银行以自身信用为经营根本，在这个信用转换的过渡过程中，市场信用和国家信用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难度之大、障碍之多、时间之长，都不容乐观。陈志武强调，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信用在退出到一个合理的程度前，一旦因各种原因停滞下来的话，既有的改革措施将会效果尽失。

为解决国家信用的退出问题，很多相关专家学者和官员提出的建议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以市场的压力迫使银行更为稳健经营。但陈志武的看法是，存款保险制度作用有限。他的分析是：目前中国内地银行业的格局是：四大国有银行占据了整个市场的八成以上，每一家都有超过万亿的总资产，如何破产？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承担一个占有本国市场主体的银行倒闭。

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国有银行的改革和国家信用的退出只能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在整体智慧下的多维变革思路，需要内地整体经济环境的市场化变迁，需要行业本身的一个充分的发展。（刘黄）

我作报告一向是没有准备或是没有题目的，我作报告前的2-5分钟，只要告诉我想听什么就行。但是这次南开大学要求我先给题目， 还要签一个合约说我一定会来。我看到中国青年非常优秀，我认为这个题目是比较好的，就定了这个题目。

鸦片进口引起货币制度失效

你们知道本位制是历史上常用到的货币制度。虽然现在许多国家都没有本位制度，但是许多经济学家还是支持本位制。蒙戴尔是赞成本位制的，弗里德曼他不反对本位制，他认为如果要作得好会麻烦一点，但吸取以前的做法，是可以做好的。所谓本位制就是说每张钞票可以兑换成银子或金子，但事实上支票也可以的，但是这个制度有相当大的困难，中国的例子就很明显。
　　在清朝的时候，中国以银子为本位制，但是中国不出产银子，是要靠进口的。中国在几百年前，出口丝和茶叶，引进了许多银币，这些银币是从墨西哥经过西班牙进入中国的，而当时英国立法是不允许银子出口的，他们也以银子作本位的。以银子为本位的话，只要银子不够的话，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本来是中国进口了很多银子，到了1780年左右，西班牙不够银子供应。英国商人要来中国买丝绸茶叶，他们没有足够的银子给中国商人，他们把鸦片卖给中国。把鸦片卖给中国后，鸦片很好卖，自此之后中国的银子开始流失，进口的银子就少了。林则徐后来分析，中国人抽鸦片导致中国贫穷，这个理论是不对的。比较合理的理论是银子出口，货币流通量减少，引起收缩。太平天国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是从鸦片进口开始，而引起货币制度失效。如果当时换一种货币制度，太平天国的悲剧应该是可以避免的。
　　弗里德曼是20世纪最伟大货币理论专家，他对各国的货币理论都有很深的研究。去年12月我和他在旧金山见面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定律，他说通货膨胀每年2%-5%是很理想的，但是只要低于2%的话就会有问题，如果通缩的话，也就是价格负增长的话，就更加苦不堪言。
为什么会有这一现象出现呢？后来我和哈波格（音译）再谈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通缩的问题呢？他告诉我说：大致上说价格有固定趋向。什么是固定性呢？价格是自由的保障，你加工资大家都高兴，你如果挑头调高价格加工资，价格的跌下去是比较顽固的，价格跌下去比升起来要快。胡得全（音译）当年意识到这一点，所以93年写了通论出来。但是通论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假如价格上升比价格下将困难，就有这个问题了。通缩的时候，价格跌得不够快就会产生失业的问题。正如弗里德曼所说的苦不堪言。这个本位制度的问题就是，货币供应量的多少要看金子或银子的多少而定，只要金银不够或消失的话，就会产生通缩的问题。另一方面，金银本位制度，对于出产金子、银子的国家是比较合算的，对没有的国家是比较头痛的。但是以金银为本位的制度已经有很多年了，欧洲是用了很多年了，严格说这个制度在1971年才被完全取消的。

凡是期货市场能够称为期货的产品都可以做本位

　　而现在这个世界，本位制不是非要用金银的，严格来说任何物品都可以拿来做本位的，只是比较麻烦。你说用什么来做本位呢？到时候争论价格是比较麻烦的，有人说以房子做本位，但是你的房子是什么样的房子，但时候还要争论。我认为凡是期货市场能够称为期货的产品都可以做本位。用木材、花生米、铜、鸡蛋等，只要是期货市场的都可以，期货市场的价格是很特别的和精确的。因为期货市场管制非常严格，比如鸡蛋，要说明什么鸡蛋，清清楚楚的，蛋黄多大，在什么地方交货，鸡蛋做本位是可以做得到的。你要想不只是以鸡蛋这一样东西做本位，你可以对期货市场上的东西各取一点，放在篮子里面，有的是木材、有的是鸡蛋、有的是铜、有的是花生等，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价值1000元，就可以变成本位了。有什么事情的话，我这个本位制，我没有理由拿回家去，但是假如有行窃的情形，那就拿1000元来，我就把这些东西拿回家，或者我可以逼你交货，但是通常没有人交货，但是我知道有钱拿，我有信心。所以在期货市场可以做到。因为在期货市场的价格的确是售价，这个价格是最明确的，现在既然有电脑的处理，那一篮子的货物值多少钱，每天的行情是多少钱，每天怎么变动，值多少钱，这个篮子有多少木材、鸡蛋、花生等很容易的，用电脑就可以了。你随时可以知道任何时候这一篮子东西价值多少钱，你随时可以出1000元买这些东西，换算到国际货币是多少钱。我不知道这种篮子的方法为什么不采用，那时候可能麻烦一点，10多年前的电脑没有今天这么发达的话真是麻烦，但是今天也没有采用。我的意思是说用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本位，问题是你用不用而已。
　　东南亚货币都跌了，只有港币一支独秀，被美金捆住了。香港凭什么这么值钱呢？
现在香港的货币是联系汇率，它是本位制的，它是港币以美金为本位。并不是所有的香港货币都是以美金为本位的，只是钞票而已。香港政府担保1美元=7.8港币，你拿780港币可以换100元美金，私人之间可以按这个比率换，到银行也按这个比率换，这是有保障的。这个所谓的联系汇率大概是1891年英国人发明的，在英国的殖民地用过很多次了。但它的主要原则是，政府完全不去控制汇率，让它完全自动调节。假如人家对这个货币看不好的话，比如港币，港币是自动收缩的，看好港币的时候，港币是自动增加的。联系汇率是一个本位制度，是香港的钞票以美元做本位，但是任何本位制度，如果你不够努力，不努力凑够银子，（就会出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你用本位别人不用，就会产生很特别的困难，就是香港目前的问题。香港挂钩1美元=7.8港币，已经挂钩了，但是其它国家并不一定挂钩，比如东南亚价钱跌了，人民币在1993年大幅度贬值（我看到以前的数字才知道）。人民币以前很值钱的，以前人民币2毛多钱换1元港币，现在1.1元多人民币换1元港币，从国际上说东南亚货币都跌了，只有港币一支独秀，被美金捆住了。香港凭什么这么值钱呢？
　　你们学政治经济经学时，应该学过比较优势定律。这个定律被弗里德曼认为是经济学上最重要的定律，也就是指甲国家生产一个产品有成本上的优势，其他国家一定有其他方面的相对优势。人们都这样说，一个国家不可能一点优势没有的。这是比较出来的。我说这个理论是错的。一有汇率的考虑就是错的了。香港突然之间港币这么值钱，因为比较优势定律，是指物品交换来做的。照这个原则，香港汇率不跌，物价会跌的，工资会跌的，现在公务员不肯减薪水，整个物价都贵。其他的物价向下调整，要花很长一段时间的。假如汇率调整的快，2个小时之内跌50%，很多人会破产，但香港金融中心还是会存在。现在依靠通缩去调整，每年通缩3%，那岂不是要花上十几年才弄妥。这就是香港的问题。同一本位制大部分会有这个问题的，你用了别人不用，别人的汇率全跑了，你还是曲高和寡，就变成在一时之间你的所有竞争优势都失去了。这是金融风暴之前，1996年底我就说香港不行了。因为香港的主要竞争对象是中国大陆，是中国大陆的青年，现在中国大陆青年求学这么快，香港青年怎么和他们竞争呢？这是迟早要到的事。

货币没有直接的本位话，间接的本位一定要有

　　假如脱离任何本位制度，就只能是中央银行管制货币。1968我在芝加哥大学,旁听阿尔奇讲货币的课，他拿出一块美金，这个美金有什么本位呢？其实美金也有本位的，哪个时候他说没有，没有本位的话叫做FIAD，就是法定货币。政府说一块钱就是一块钱。要怎么知道它值一块钱呢？我念给你们听：“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onedollar”（美国，1美元）我们怎么支持它呢？你们听着“In God wetrust”（我们相信上帝），这张钞票是不是没有本位呢？但是事实上，是不是真没有本位呢？对那些交realmoney的那些人，就像国民党时印钞票。国民党时候很幽默的，她们有所谓的“官金”，500块钱，他们就用500个gold unit,10块钱就是10个goldunit.十个金单位。他们用英文写，欺负老百姓不会英文。但他没有说一unit的金是多少金子。后来贬值贬到50块钱等于50万的goldunit。这是明显的欺骗行为。这样印下去的话，一点真实性都没有了。这就是In God we trust我没有骗你的，The unitedstates of America, In God we trust one dollar。
　　是不是真的没有本位呢，我是不同意弗里德曼的说法。只要钱值钱，你拿到美国的华尔街都能买到东西的。就这么简单，它不是直接的本位，但间接的本位一定要有。由政府控制货币的发行量，然后你这个国家有经济实力的话，你的钞票就值钱了。国民党的时候，1948年，买一瓶可口可乐，是要花几十亿元的。那时所谓金元券、银元券，有干柴和湿柴之分，干柴是十亿元一张，湿柴几万元一张就没有人要了。一瓶可乐的钱要用麻袋装。假如能控制发行量，就可以用这个钱买到东西，这就是货币的本位。所以这个FAID他们叫作法定货币，为了支持国家的经济，美国是不需要外汇储备的。任何做得好的国家都不需要外汇储备的。需要它干什么？不需要，你要买回来可以，你就拿美金自己买就是了。你只要能节制你美金的供应量。你们听说过美国为了保护什么而需要外汇储备的呢？
　　英国、巴西用外汇储备来维护汇率，结果一夜之间全盘输光。台湾需要，香港需要，因为他们是小地方，有政治动荡。

没有任何一种货币能比知识青年作本位的货币来得更为强劲

　　中国国家这么大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呢？因为我觉得近些年，中国的青年，知识的增长、求知欲的增长是前所未见的。这么好的学术气氛，我见过的是5、60年代的美国。60年代开始就没有了。因为越战开始了。
人类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知识。近几年中国青年知识的增长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回顾中国历史，在清代以前“学而优则仕”。读书读得好的都去做官的，苏轼是做官的，郑板桥也是作判案的，识字做官，农民工匠商人都不需要识字，因为中国是伦理治国，不过伦理治国有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庞大的司法费用，没有司法费用，这是唯一的好处。不用花很多钱打官司，但它的缺点是缺乏弹性，公私的规定是没有弹性的。大儿子的权利一定比二儿子的高，大老婆的权益比小老婆的权益高。这中间没有弹性。西方有法律。罗马帝国2000年前就已经有法律学院了。因为法律方面需要专门人才，就有求学的。就有了单单用知识挣钱的空间。如果你要用伦理治国，你就要懂很多儒家学说，论君子说小人，念完书以后，就是做官的。所以中国总说没有科学传统，就是没有单单靠知识能够谋生的职业。举什么例子都没有用。
　　前几天我在长沙岳麓书院讲学，朱熹的问题是他不喜欢做官，喜欢做学问，是理学，研究宇宙中抽象的法理，自己出来教书，不论历史上如何评价他，当年他是惨淡经营的。他快70岁死的。我今年66岁，他66岁的时候，有两个学生，官也不让做了，所以是惨淡经营。作为学者，我当然不如朱熹。但我如果在岳麓书院设馆，我要500个学生就有500个，要1000个就有1000个。
　　你们知道八国联军后，庚子赔款，有少数人去美国念书，是非常少数的。我1957年去的时候，我的英国护照号码，是5000多号，也就是说在鸦片战争南京条约之后，1842-1957之间我是第5000多个人拿到护照出国的。而很多人不是拿护照出去念书的，出去念书的，大不了是两三千个。非常的少，后来当然是多了。现在台湾有很多人去发展，现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人出去留学，像新东方，发了达了，挣了很多留学生的钱。但大多数学生还是要在国内的。这几年来我认为，因为中国的青年看到有学问就有饭吃，你们就求知若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这个缘故，中国知识的普及开始发生了。大概从1995年开始，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我说，知识是人类历史上最值钱的资产，所以说这几年来，中国的财富增长得非常的快。可以这么说假如现在中国是开放货币的话，以人民币做货币，政府控制人民币的增长率，在15%到20%一年。只是控制纸币，不要管支票，假如通涨率低于2%的话，增加一点，多于5%的话，减少一点。人民币在21世界会非常强劲。为什么呢？因为是以中国的青年作本位。不管你们怎么想，想不出任何一种货币能比知识青年作本位的货币来得更为强劲的。

有知识的人口越多越好

　　现在中国知识青年越来越多，求知的人越来越多，考托福差不多人人都可以考600分，连我都考不到。有了这个发展，中国没有什么理由不解除外汇管制，没有理由不取消进出口关税，因为一天有外汇管制的存在，一日有进出口关税的存在，你们就没有办法、无用武之地。当你们开放金融制度，可以这么说，那些外国人在买人民币的时候（当然政府不能像以前那样乱印钞票），因为人民币可以买到东西。你猜他们用人民币会买到什么？电器？衣服？什么货物？为什么他们这么有信心会买到东西，因为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青年。如果要发挥数以百万计的青年的优势，一定要解除外汇管制、取消关税。我到今天还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大家都看低自己，很多很聪敏的人念完大学以后，本科生毕业，英文中文电脑都可以应付，只两三千块钱，就是如此。你们担心什么？把门户打开，我把我全部身家赌下去，买中国人。
很多外国人都这么说，有一个人写了一本很厚的书，有很大争议性的，他说，世界很多人种里面，天分各个不同，中国第一，其他次于。我觉得犹太人也不差。我知道中国人的天生智力一向是不差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担心？担心什么呢？我跟他们说，我年纪太大。要不然，我找几个美女帮我生几个孩子，在美国放在街上买，我相信价钱一定可以买得很高。
　　现在中国的问题并不是只有金融管制、进出口管制，说来说去，说到加入世贸组织，听起来头就痛，为什么不让中国的青年自己去发挥呢？为什么把中国青年都当成找不到饭吃似的。现在还在提倡1+1，你们有兄弟姐妹的，再迟一点的话，连叔伯姑婶都没有了。全部是举目无亲的。政府花很多钱去建老人院、孤儿院。这个问题不是开玩笑。中国的问题不是人口多，而是知识低。有知识的人口越多越好。很简单的，就让他们多生点子女吧，生得多就将钱交给教育基金会，将来可以将供子女念书。当然不要让贪官把钱都用掉。
　　金融的开放、进出口的开放是可以表现中国青年的生产能力的。现在的生产能力是由知识资产支持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只要能控制人民币的增长率，人民币在国际汇市上会在21世纪是很强的。你有外汇管制，人们就不敢把资金投入，那么人民币怎么会强劲呢？如果今年香港政府宣布，下个月开始香港实行管制，你说资金会是离开香港还是会进来呢？当然资金都走光了嘛。那么港币交易是会向上还是向下呢？当然港币是会跌价的。开放了外汇管制，很多资金都会进来的，为什么资金会进来呢？因为有中国的青年在。
　　有很多人说，开放了外汇管制，资金什么的都流出去了。我告诉你们，中国可没有那么多蠢人的，你流出去干什么？除非你是非法的钱，拿出去藏起来，否则你投资什么地方，投资香港吗？人家高官在香港动不动就是几十万元一个月，你到了香港可能会血本无归，投资香港做什么。现在在中国不是这样子的，2-3000元就能雇到一个很能干的人，为什么不投资中国呢？投资在香港，为什么不投资在上海而去香港呢？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货币管制。
　　所以我个人认为，只有中国大幅度开放金融，取消外汇管制，鼓励外国银行在中国做生意，所有的银行都在中国自由地做生意。我自己认为在5年之内，不是15年，上海会超过香港，这要从开放金融之后算起，20年之后，上海一带会为成人类历史上最繁荣的工商业中心，原因很简单，中国的钞票以中国青年做本位。谢谢各位！

　　陈志武/南方报业

　　国有银行改革目前所采取的思路，陷入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是—国有银行的股权不管如何设计，国家保持绝对控股地位是一个不会改变的前提，国家信用与国家资本的血脉联系是无法切断的。这种情况下引进资本只能在一个国家预先圈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最多在内部管理和市场运作上优化既有的体制。

　　在最终的控制权没有彻底变化的格局下，任何试图改变国有银行基本社会形象的设想都注定是臆想。

笔者一直对于其改革的有效性持十分怀疑态度，其中一个基本的观点是内地银行体制内生于整体经济环境及政治社会环境。如果这些前提性的宏观决定因素没有较大的改进，目前局限于银行业内部改革和有关资本层面的改革措施，将注定只能影响国有银行的表层结构；在制约国有银行改革的诸多因素中，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命题，就是长期存在“国家信用”问题，也就是对于国有银行的隐性担保及其能否退出，以及如何退出的问题。

　　毫无疑问，从内地国有银行产生的那一天起，“国家信用”是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大和最重要的资源，它的作用已经渗透到国有银行的血液中，成为决定国有银行所有基本运行规律的最关键因素。

　　隐性担保或多或少

　　事实上，即使在近来所突出强调的市场化改革中，每次国有银行的增资和不良资产处理上，也都是国家财政在买单。由国家信用所衍生的国有银行的整体经营思路、组织设计、绩效考核等各个方面，更是无不闪耀国家意志的光芒。

如果进一步探询国家信用在内地商业活动中的作用空间，可以发现不仅仅在国有银行，实际上在内地所有的国有企业的经营中，国家信用的隐性担保都多多少少地存在。一个基本规律是国家控制力度和国家信用的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国家控制愈强的企业类型，国家的支援和担保也愈强。国有银行作为控制整个经济活动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控制欲望和控制强度最强的群体之一，国家的资源支持和信用担保也就是最明显的。这种正相关关系也符合更为基本的经济规律—受国家控制愈强，则经营环境愈扭曲，产生的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损失愈大，其结果必然是国家提供更优惠的政策倾斜和更丰富的资源支持。

强大的国家信用实际存在也就构成了国有银行市场化改革的最大障碍。在内地一贯采用的渐进式的改革路径下，即使政府下定决心最终退出国家信用，实现市场条件下银行以自身信用为经营根本，其所需的时间也将较长。问题是，在这个信用转换的过渡过程中，市场信用和国家信用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难度之大和障碍之多，只要对内地有所了解的话，都是可以想象出来的。一旦国家信用在退出到一个合理的程度前，因各种原因而停滞下来的话，既有的改革措施也将效果尽失，最终只是旧有模式更换为一个更为现代的包装而已。

　　一个更为致命的障碍是，国家信用在内地银行业中实际的作用决不仅限于国有银行，而是普遍存在于几乎所有类型银行中—包括四大国有银行以外的其他以国有资本为主体的全国性银行、地方区域性银行，以至为数不多的几个以私有资本为主体的银行。这种局面的形成有复杂的历史原因：首先，内地银行业最初只有四大国有银行，给一般民众的理解，银行都是国家的，后来产生的其他全国性银行为抢夺客户和树立信誉，也纷纷强调自己的国有资本本质，也更为强化了银行等同于国有银行的意识；其次，在已经发生的个别银行支付困难以至关闭中，实际上也是由国家承担了所有的损失弥补责任。凡此种种，就造成了现在只有专业人士才对不同银行的股东构成、股权分布有所了解，在社会大众心目中，银行要代表国家的，要接受国家控制的，总之国家信用对所有银行提供了实际担保作用。社会意识具有很强的惯性和惰性，很难在短期内改变。

　　探究内地国有银行启动自身改革的基本动因，可以发现内地直到近二年才大张旗鼓改革国有银行，一则是因为银行改革是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和重大的一个领域，需要在充分摸索改革经验和积累支持资源的前提下才能进行；二则是因为国有银行在长期落后于其他领域改革的情况下，其内部问题已经累积到了必须正视的时候，不得不进行改革。从这一点来说，国有银行改革如同以前的其他国有企业改革一样，都是国家在不堪重负的情况下的一个无奈的选择，而迫于无奈之下的制度设计，存在整体性欠缺是必然的。

　　改革思路调整中

回顾内地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走过的过程，任何一项改革动议和措施在推出之初，基本都是一片叫好之声，至少官方不会就正在推进的改革措施本身明确进行不利分析。一般要到负面作用暴露无遗、难以掩饰的时候，才会出现反思之声。由此，也可以想见国有银行改革的过程决不会像现在官方宣传的那样成效显着，仅靠国家的强力推动，注定是无法顺利实现整个体制变迁的。内地国企改革摸索了20年，从来都是在不断更改思路和调整政策中蹒跚前进，此轮国有银行的改革恐怕也难逃这一规律，这本来就是所有制度变迁的必然路径，简单的思维决不会有积极的效果。

　　就国有银行改革目前所采取的思路来看，一个无法回避的悖论是—国有银行的股权不管如何设计，国家保持绝对控股地位是一个不会改变的前提，国家信用与国家资本的血脉联系是无法切断的。这种情况下引进的资本只能在一个国家预先圈定的范围内发挥作用，最多在内部管理和市场运作上优化既有的体制。在最终的控制权没有彻底变化的格局下，任何试图改变国有银行基本社会形象的设想都注定是臆想。

　　存款保险制度作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