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生死性——兼谈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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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论：学科反思与大学教育
作者：余虹  发布时间：2005-4-15 10:45:52 点击数: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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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宪章以“问题意识和历史优先”来概括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特点，可谓一语中的。这些年来，重新编写大学“文学理论”教材的尝试很多，但真有新意者很少。陶东风主编的这本教材试图借助反本质主义的当代思想资源，在历史语境中去呈现“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从而在根本上突破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编写模式，这的确是不可小视的举动。不过，确立新的编写意向是一回事，而真正贯彻该意向又是另一回事。仔细阅读该教材，我感到有些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比如：如何在具体的编写中贯彻和落实反本质主义的意向而谨防本质主义改头换面地溜进来？
其实，本质主义并不天然与历史性和问题性对立，本质主义有自己的“历史性”和“问题性”，即它有自己的历史意识和问题意识。在本质主义者看来，在形形色色变化万端的复数的“小历史”中存在着一个最为基本的、本质不变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这个大写的历史有一个最原始的起源和终极目标，它由一个隐秘的历史意志（本质）所安排与支配，从而导致历史的“万变不离其宗”。换句话说，本质主义的“历史性”是变中有不变，变者为现象而不变者为本质的“历史性”，这是一种永恒延续、本质同一的历史性。而非本质主义的历史意识则不承认有上述大写的单一历史，存在的只是复数的小写的历史，这种历史的起源并不起源于某个本质，而是起源于某些偶然的历史性事件，这种历史并不在某个隐秘的本质的支配下沿着某个既定的轨道发展演变，而是在各种新的历史性因素的介入下变异、断裂和转向，这种历史的终结并不终结于由该本质规定的终极目标，而是终结于某些偶然的历史变故。总而言之，非本质主义的历史意识不认可有什么超历史又支配历史的本质。
从编写意向上看，《文学理论基本问题》是明确反本质主义的，但从全书的基本预设、内容选择以及某些具体论说上看，它又有本质主义的倾向。比如该教材并没有真正摆脱以现代文学观统摄古今中外非文学观的思路，即把前现代的西方“诗学”(poetics)、中国古代“文论”、西方现代“批评理论”(theories of criticism)和“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都看作是“文学理论”(theories of literature)的初级形态、准备形态、发展形态或变异形态，“文学理论”被设定为有关“文学”之思考与论说的最成熟、最标准的形态。这样一种“超级文学理论”是本质主义历史观的结果，它最典型的叙述方式就是到人类最原始的意识中去寻找文学理论的起源，并把人类历史上的一些非文学理论的思想学说整合到文学理论中去，从而形成一种源远流长且会永世长存的文学理论史，因此，最常见的文学理论史总是从神话和最早的文献写起，以展望未来的姿态告终。这种本质主义的文学理论史观造就了无所不包（或美其名曰“开放的”）的超级文学理论模式。
事实上，被同化到“文学理论”史中的西方“诗学”、中国古代“文论”、西方现代“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都是与“文学理论”完全不同的思想话语系统。试以“诗学”与“文学理论”的关系为例。通常我们将诗学看作文学理论的不成熟的形态，将文学理论看作是从诗学中发展演变而来的成熟形态，它们之间有一种连续进化的关系，仿佛同一颗种子（本质）的生长，如此论述的根据往往是诗学中的某个概念或某个命题在事实上对文学理论中的某个概念或某个命题的影响。
其实，上述影响并不能成为它们连续同一的根据，比如文学理论中的“再现”（representation）概念显然受诗学中的“模仿”（mimēsis）概念的影响,但前者绝不能还原为后者；与之相关，文学理论中的“文学再现现实”这一命题也显然受诗学中的“诗模仿自然”的影响，但前者也不能还原为后者。原因其实很简单，生成“诗学”的古代世界消失了。“诗模仿自然”是在一个“崇拜自然”的古代世界中形成的“诗学”命题，在此，“自然”（physis）不是那种在现代世界中被看作可以被人把握、被人支配的对象（即后来被翻译为nature的那种存在者），而是一个神秘的涌现者，它神秘地涌现出万物，诗（艺术）模仿自然不是指人对自然进行描绘，而是指诗人向自然学习，像自然神秘地涌现万物那样生产出诗作。诗是人向自然学习、受自然启示的结果，那个自然是人之外的绝对他者。而“文学再现现实”则是在现代性世界中形成的文学理论命题。在此，“现实”被认为是摆在那里可供人描摹的对象，人相信自己的意识可以再现现实（故representation又译为“表象”），自己的语言可以再现现实（故representation又译为“表征”）。显然，离开了有关“现实”的现代主体论哲学意识和一个“去魅”的现代性世界，就没有“再现现实”的“文学”，就像离开了一个崇拜、敬畏“自然”与“神”的古代世界，就没有“诗”一样。
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尽管我们可以找到某个现代文学理论家的“再现”论受古代诗学“模仿”说的影响，但在这两个概念之间是没有连续和本质同一的关系的，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话语系统和不同的世界，因此，不能通过“影响”来有意无意地建立两者之间的“连续”，而要注意它们在“系统归属性上”的“断裂”；此外，尽管这两个系统和世界有一种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但这种“自然时间的延续”也不是两个系统和世界“连续”的依据，准确地说是自然时间的延续掩盖着“话语空间上”的“断裂”。
就此而言，勘定文学理论的历史性就不在于依据上述“影响”和“自然时间的延续”来确立它与别的系统之间的连续性和同一性，而是要确定它相对的系统封闭性和与别的系统在空间上的差异性，由此标画它生与死的历史性时间，并在这一时间中来看它的王国。
如果这样来看“文学理论”的话，它就是一个“现代现象”，它诞生于文艺复兴以来以世俗化为标志的人文主义运动、现代社会分工运动、主体论哲学和美学运动以及现代政治运动，它也正在死于人文主义的危机、现代社会分工的危机、主体论哲学和美学的危机以及现代政治的危机。现代汉语中的“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尽管采用了一个汉语“能指”（书写样式与读音样式），但其“所指”（概念）却是对作为“现代现象”的“literature”和“theory of literature”的移译。换句话说，现代汉语中“文学”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是指审美性的虚构、想象、抒情与叙事的语言艺术，它的外延即所谓的诗歌、小说、戏剧与审美散文，所谓“文学理论”乃是有关“文学”概念的逻辑论述体系。就此而言，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汉语中的“文学”概念，也没有基于这一概念的“文学理论”。现代汉语中的“文学”概念和“文学理论”诞生于西学东渐的19世纪末，形成于20世纪，与其所移译的西方“literature”和“theory of literature”一样，它正面临死亡的危机。
文学理论的生死性就是它的历史性所在，正如西方古代“诗学”以及中国古代“文论”的生死一样。如果将“文学理论”设想为不死不生的恒在，无论是以“发展”、“扩容”、“开放”的名义，还是以“自我更新”的名义，都取消了文学理论真正的历史性。
如果文学理论的生死性标画了它的历史性，找到它的生死界线，在此界线之内来寻找它的基本问题就是有历史根据的。只有这样，才不会将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混同于诗学的基本问题或文论的基本问题，比如“文学性”是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却不是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而“身份认同”是文化研究的基本问题而不是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模仿”是诗学的基本问题而不是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而“再现”是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而不是诗学的基本问题。又比如诗与神的关系和诗与自然（神秘者）的关系是西方古代诗学最为基本的问题，其他问题是由此而派生的问题；文与道的关系和文与经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文论最为基本的问题，其他问题是由此派生而来的问题；文学与人的关系才是文学理论最为基本的问题，其他问题也是由此派生而来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即使在自然时间上的20世纪有人关心文学与神的关系，或关心文学与道的关系，那也是以诗学和文论的方式在谈文学，它不属于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是地地道道的“人学”，正如，古希腊“诗”学是“神”学和“自然“之学，中国古代“文”论是“道”论和“经”论一样。因此，我说文学理论是地地道道的“人学”并不是人的一种自诩，而是要强调它的限度。换句话说，在20世纪可能有诗学、文论和文学理论的对话和争吵，但这绝不意味着诗学和文论会变成文学理论（或实现什么现代转换），当然也不意味着文学理论会变成诗学和文论，唯一的可能是：在此对话与争吵中会促成一种新的既非文论、诗学也非文学理论的东西出现。它是什么呢？现在还不知道。
我认为《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导论部分与主体部分之所以有一种分离，可能在于后者没有真正有效地贯彻导论提出的历史性和地方性原则，而具体表现就在于它没有将历史性和地方性原则落实为文学理论与诗学、批评理论、文化研究以及中国文论的系统差异性意识，更没有意识到这种差异性的不可通约性。
我认为，今天之所以有必要重新编写有关“文学理论”的教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我们在一种当然的现代性处境中将“文学理论”设想为统摄“诗学”、“文论”与“文化研究”等话语系统的“超级话语系统”，在此基础上，寻找或人为地设立贯穿“文学理论”、“诗学”、“文论”与“文化研究”等话语系统的“超级基本问题”，这种“超级性”就是“非历史性”。正是这种“非历史性的超级性”使多年来的大学文学理论教学制造了知识和思想上的混乱，而不是通过知识谱系的历史性梳理来传授知识和激发新的思想。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努力提醒我们超越本质主义是困难的，但不是不可能的，它需要我们做更细更有思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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