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戴晴评钱宁的秦相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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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钱宁的《秦相李斯》
2007-8-31 星期五(Friday) 晴 老读者,我很想念你们。多久没见了啊。
如果没有司马迁“察其本”而著《李斯列传》,说不定这名以献计灭六国、废分封、尚“酷刑”,终于从“布衣黔首”而“位极人臣”的人物,会和周、召二公一样,以“极忠”而享誉千古。幸而太史公以相距100年之“近人”资格,条分缕析地讲了他的故事,后世才有了一个作法自毙的“奸相”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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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年过去,咸阳早已失了往日繁华,儒学也历经了焚坑(秦)、独尊(汉)、道统(以下历代)、砸烂(“五四”)、创造性转化(20世纪末)等翻天覆地的命运。到了新世纪的开头,李斯,这位儒家“最后的亲传弟子+儒学杀手”的故事,居然又在一大片“DOS文本”、“网上跟帖”“搜狐”……的嗡嗡声中(从始皇帝到毛泽东看来必是如此),娓娓地+骇骇然地讲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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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生在红旗下”,文化革命的时候尚属幼年。就在王朔、姜文辈于“阳光灿烂的日子”打架泡妞的时候,他感到了什么?从他的序言中,我们知道,到他已届“就学”、于不经意间翻读《史记•李斯列传》时,先是“悚然”,继而“着迷”,“后来多读了几遍,想见其为人,那中间隔着的两千年的时光竟渐渐融解消失了,觉得他好象还活着,在我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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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个可能么?如果有,那么在我们这个有了政治局、互联网和垃圾分类的社会里,究竟有些什么要素令李斯们(外加与其互生的秦皇、赵高、蒙恬们)依旧得以存活且 “种子绵延不绝”呢?而在没有了阉竖、嫔妃、公子和舍人的共和国,李斯们又以什么面目和招法出现于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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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本书著者的诠释,李斯并不是一个生性残忍、一意在暴戾恣睢中找乐子的人;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继而为王者师的思想家。他出身微贱,野心也不很大,开头不过想随大流弄张文凭、混个处级待遇,平调“回上蔡郡府为官一任”。但权势这东西在任何时代都太具有对人——特别是打算“上进”的人——的魔力了。李斯也未能免俗。他从挑水扫地替老师抄书开始,接着审时度势,抛却悖晦的、没有含金量的学业而转向霸业。他接近权力中心的方式不足为外人道:吕不韦的眼线、阉人的引荐……。抓住每一个机遇(不计其屈辱下作),不过是李斯得以成为李斯的开始,真正让他露头角的,一是对权势人物的揣摩与迎合,二是笔头子上的工夫——为霸主已经做下的事情制造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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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第一个象样的职务是廷尉(掌管公检法和秘密警察),第一件大事是借暴君之喜怒无常灭了才华高过自己的哥们儿(韩非)。而真正的建功立业,则是在“分封”还是“一统”这一重大理论上的建树——秦王从此成了始皇帝,大一统的中央帝国延续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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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丞相,固然日日觳觫于 “伴君不易”之中,但借用君王之手可以报私仇,更何况报仇对象又是“抨击社会制度、非议现行政策”、老是“和自己过不去的讨厌的儒生”。于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了 “焚书坑儒”。有趣的是,对于这宗让士大夫切齿了一千多年的暴政,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并不把它当回事。他在建政的一开头就说:“秦始皇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镇压了120万反革命。” 而到文革后期(1973年8月),在写给郭沫若的那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劈头一句就是“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之事要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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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干下的最后一件大事,是为自己相位的巩固而矫遗诏,把一个烂皇上秦二世扶上台,此后不过一年,不但以自个儿宰相的金贵肉身经历自己创建的酷刑,最后还死在“五刑加腰斩”中。那起因么,依旧是遭了告密之暗算,只不过笔杆子再阴,也敌不过皇上身边日夜伺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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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行文流畅,在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敲打读者的感受。笔者以为,太史公最初让他感到的着迷与悚然,并没有100%传递出来。不是他在史实的叙述中有什么重大疏漏,而是这类感觉总是为读者接连不断的忍俊不禁所打断。比如说到皇上的学识能力,“虽不能举一反三,但举三反一不成问题”;说到始皇之母得到缪(女偏旁)毒服务之后,“蓦然生出‘做女人真好’的感觉”;而对于先下种后(向王)进献女人的勾当,李斯的见解是,“从讲政治的高度来看,只要能长治久安,何必管是谁家的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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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觉得他(李斯)好象还活着,活在我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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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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