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记者笔下的江青在延安时期的感情与家庭生活

谈到江青的延安时代，很自然地，外国记者想知道她是怎么遇见毛的，又是怎么进入毛的私生活的。对此她没有回答，但是在那张众人熟知的面孔上，显然闪现着浪漫思绪的光彩。还在上海时她就听到过关于红军神奇领袖毛泽东和他的著名搭档朱德的许多传言。零星的新闻报道及穿梭于红区与白区的旅人所描述的毛的形象，既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也是一个用现代军事意识武装起来的人民的保护神。对毛的外貌她只略知一二，对毛的个性，她则是一无所知。同许多其他新来者一样，江青也深深地为领导同志中间个性与地位的差别所吸引，并且她也逐渐地意识到了毛的高踞奥林匹斯山之巅的清冷的光辉，一些人私下里把毛比作了宙斯神。但在她到延安的最初几个月里，她的生活主要是受那些掌管着延安的政治、军事和文化机构的领导人的左右的。
然而在她到延安后不久，毛泽东还是知道了她叫蓝苹，是位女演员。对此她又是如何说的呢？毛找到她，给了她一张他将在马列主义学院举办的讲座的入场券。她吓了一跳，谢绝了，然后又很快地克服了自己的羞赧，接受了这张票，并且前去聆听他的讲座。
他们约会往来的方式对领导层来说是不显眼的，你很难把他们的交往同群众场面区分开来。她不想让事情公开，传统的观念与革命的条规都不允许她公开她与毛恋爱与婚姻的细节。每当谈起思想意识上的纯洁以及在公众面前频繁亮相时，江青会说，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去表现那些体现着“资产阶级谬误”的个人的情感、罗曼蒂克的幻象和颇具诱惑力的性，都将是对非个人的和不讲性别的“无产阶级”理想的歪曲。尽管有些自相矛盾，但还是发现她是一个具有丰富的情感、不同寻常的想象力以及显而易见的女性气质的人。然而她所讲的又不足以让人相信她曾经历过因浪漫的爱情与革命的决定二者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困惑。
那么，江青与毛二人有没有感到他们有什么共同的地方？表面上看来他们二人历史背景上的差别要远比他们相似的东西更令人注意。难道是那种种的差异有什么奇异的吸引力不成？
毛生长在湖南，这是个南方的内陆省份。两千五百多年前湖南曾是楚国的辖地。从宋朝以来湖南曾因绿林土匪的出没而闻名。从19世纪以来湖南更是孕育了无数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革命者。
而江青，如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她来自沿海的省份山东，这里曾是古代的鲁国，孔文化的诞生地。19世纪山东爆发过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并且产生过一支叫作“红灯照”的妇女部队。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列强争相要控制山东半岛，从而激起了民主主义情绪的高涨，并唤醒了江青的政治意识。
毛在满清王朝的末期诞生于一个农民家庭，他受的是儒家典籍的教育。他对家庭为他规定的儒家文化的反叛，开始于他对如下这些古典小说的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
共和初年诞生于一个贫穷的文化家庭的江青，只是对最基本的儒家价值观知道个大概，诸如严格的自律及三纲五常的区分。她要比毛年轻20岁。她只是粗略地浏览过那几部历史小说，这些传统对男孩子和男人们更具吸引力。她的兴趣在现代剧上，那些戏剧为她展示了外国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但她仍然对传统文化很感兴趣，尤其对《红楼梦》和《金瓶梅》这两部书。书中描绘了置身于财富、贵族身份以及权力中的生活。
江青19岁入党，毛泽东28岁入党，这一差别常常令人误解，因为共产党在毛泽东他们倾心建立起之前在中国并不存在，并且江青的党员身份也曾因一度脱党而并非连续的。毛泽东作为一个四处云游的青年，他曾不很认真地考虑过自己的职业，诸如制皂工人、教师、律师和商人。也只是在他的后几十年的生命中，他才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做一个革命领导人上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江青把自己献身于一个职业上几乎达十年之久，当她23岁遇到毛泽东后，她才把自己的精力分散于她的专业与党的工作二者上。
也许可以这么说，他们二人之间的这种反差正好体现了时代的一个主要的辩证法，即农村与城市的对立统一。直到1949年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毛从未曾连续地在一个大城市中生活过。而江青从15岁起，就居住在优美的省会济南，然后是现代港口城市青岛和上海，并且偶尔还到北京去旅游。其实她的整个成年生活的上海，则是她的文化品味上的试金石。在这里，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夕，她采取了一个战略立场来与北京的当权派们相抗衡。
毛在上海的经历则比较动荡不定和琐屑：1921年他出席了共产党成立的秘密大会，1922年冬天又很快地返回，第二年成为党的组织部的负责人，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任职予国民党。他也曾做过很短暂的一段时间的洗衣店的送衣工——这在由外国人控制的上海是人所皆知的卑下的工作。他的都市生活经历的贫乏同时也体现在他的著作中；他没有一篇文章是论述上海的政治史或它的先进的社会及经济结构的。
如同其在政治生活中一样，在婚姻生活中毛也自称自己是一个革命者，毛的第一次婚姻是同一位没有文化的农家姑娘，是按传统的方式由其父母包办的，当然毛从未与该女子完过婚。这无疑是打向毛的父母长辈及族人的一记耳光。他的第一位真正的妻子是杨开慧。她是毛在长沙开明的伦理学老师的同样开明的女儿。作为一位男人以及如此一位不受条规和贞洁观限制的人，毛总是无拘无束地谈论他的伴侣。纵使在两次再婚之后(他的第二位妻子是贺子珍)，在一首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中，他仍然表达了自己对杨开慧的敬爱之情。
“江青同志”。一个新的名字和一个新的形象。她像成千上万名皈依者一样，在共产主义大家庭中为自己起了一个新的名字，从而完全隔绝了自己同李云鹤和蓝苹及其在上海的一切故交的联系。难道像有些人所想的那样，江青这个名字是毛给起的？
其实这是她自己的选择。从字面上讲，是“江河青翠”之意。她解释说，第一个字“江”与她的姓“李”没有关系。但是，“江”反映了她爱悠长和宽广的长江，她在上海看到过长江的入海口。“青”表示她爱青山碧海，而且在中国画中都被表现作青色，这是自然的色彩。中国人认为，青蕴含于蓝色之中。青即是一种特别的蓝，如江青所引用的古诗所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此，江青说人们应该能读明白她的名的含义。
她名字的含义是多重的，很是有意思。江青的“ 青”字可以让人联想到她的旧名蓝苹的“蓝”。而江青的“江”，意味着河水；很能使人联想起“阴”。在传统的中国思想中，阴便是女人。在神话与历史中，女人要为河流泛滥和洪水灾害而受到惩罚。直到现在中国老百姓中仍有这么一种说法，即“女人是祸水”。
她名字中这种明显的“阴”性正好与毛的名字的明显的“阳”性相匹配。在革命的宣传画中，毛被象征为太阳，是宇宙的基本能量，“阳”便是男性之意。在这些图画中，太阳的象征意义总是积极的，是统领一切的，无论是文字的注释还是人们口头所咏唱的，都是“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还在他们结婚的最初的时日里，他们就经常拿他们二人径庭相对的经历背景开玩笑，江青脸上出着怪样地回忆道。主席经常向她指出，在孩提时她学的是“要相信圣贤和读孔子的书”。而后来她便学的是“资产阶级那套东西”，包括对戏剧的沉迷。而以后她要开始学习的是马列主义，这是她学习进程的第三阶段。事实上她很小的时候就对孔夫子的东西不感兴趣。当她逐渐长大时她便学习从思想上支持共产党。即使是现在，她也仍未完全在理论或实践上掌握马列主义。
江青与毛结合在一起的时代，两性关系在苏区极度不均衡。参加长征的人们中，只有三十位妇女，而且她们大多都是红军将领们的妻子。几乎所有已婚的士兵都不得不在出发前丢弃他们的妻儿。而由于漫漫路途及不利的战局，几乎很少有家庭能够重新团圆在一起。在红军于西北安定下来的地区，男女比例是18比1。一些人在没有与被丢弃的和失踪的妻子离婚的情况下，就与当地的女子同居或再婚。但是绝大多数人由于太年轻和贫穷而不能结婚，指挥官们要求他们不得把金钱和精力浪费在娼妓身上。他们的全部力量都丈：为着他们的首要职责，即打击敌人。
在红色根据地，结婚与离婚都是按苏维埃共和国的法规来进行的。这些法规最初是在1931年起草的，1934年修订过一次，1939年又再次修订，而江青和毛便是在这一年结的婚。法规的条款是反传统的，主张男女平等——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取代了中国的一夫多妻制(在旧中国通常主要是有钱人这样)，自由选择婚姻伴侣取代了父母包办和媒妁之言的婚姻。简单的结婚程序依据的是苏俄模式，是由王明加以改进引入到中国的。但是一些革命史籍的记载并非只是机械地申明某些社会真实。婚姻可以只是男女双方简单的口头协议，然后由党的结婚通告公布认可。妇女部也负责一些结婚与离婚的事情。
长征的幸存者们是红军队伍的精神核心。他们的观点和意见如同法家的革新一样，为解放区的每一个人树立了行为准则。在过去他们也许曾为讨父母的欢心而结婚，但现在在延安这一进步的生活圈子里，父母的权威和儒家的圣贤们都被摒弃一旁，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结婚，只要这个婚姻与党的利益一致，并且当然不能是同剥削阶级联姻。作为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轻蔑矫情的浪漫、令人不齿的私通及形形色色的对个人情感的沉迷。他们的一切为了革命利益的清教徒般的高尚思想，更是得到了西北地区的文化背景方面的加强。当离婚的情况发生时(很少有)，被休掉的妻子便遭人唾弃。这样的标准对他们的领导人来说，也是适用的。
此外，追随红军而涌入延安的大批的城市学生、艺术家、知识分子，他们的独立不羁的社会行为也打破了那些顽固的农民准则。他们不论男女，都是五四精神的继承者。五四时期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席卷了年轻一代的文化阶层，并激起了中国艺术界狂放不羁的波希米亚风气。他们蔑视一切婚姻的成规，不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他们男女双方共同起草或解除他们的婚约，这一切都表明他们是婚姻行为方面的先锋派。抑或，文化界“上层”的一对男女，他们可以经由某种现代成规便能够同居一起。关于电影明星们动荡易变的私生活方面的流言蜚语，也从沿海的大城市传到了内地的延安，并且将会传得更远。
电影明星们的绯闻也传到了毛泽东的耳边。表面上他已同他的妻子贺子珍这位为他养育了几个孩子的“老长征” 关系破裂，并且已同来自上海的电影明星开始交往。江青所面临的因而不只是打消革命领导人们对她作为蓝苹时的政治背景方面的怀疑，同时还要打消那些农民出身的士兵们对大都市女子名声在外的自由同居、自由恋爱的生活方式的恐惧和轻蔑。
江青同毛的感情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议，但这些争议往往都同一些历史记载混淆于一起。认识江青或是毛的人没有人敢于在报刊上公开讨论那些谣言。抑或这里没有什么可要解释的？譬如：什么人炮制了这样的故事，即中央委员会曾反对他们的婚姻、并做出决议——如果毛的同僚们同意他同这位颇为活跃的女演员结婚，则她必须安于家庭生活而在二十年内不得参政，甚至是终生不得参政？一些观察家注意到，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在时间上距她结婚后有二十余年，似乎又证实了这种谣言。
离开上海后很久，江青气愤地忆道，她都不能不去想她在上海时那些交恶的人，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又都出现在了延安。为了能在延安得到“公正”的对待，江青向政治局的那些高级领导人解释了她在上海受“迫害”的政治背景，以便他们能清楚地了解她的过去。然而，在她成为主席的妻子后，她发现自己仍然不能从事她想做的工作，她担心人们对自己个人历史的误解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由于没有一个人保护(很显然甚至毛也没有保护她)，于是她又一次专门去找了党组织，她想要那些外表上似乎讲求公正的人们对她在上海的不幸有个深刻的印象。
“我们清楚你的历史，”他们答道。
他们的话令人确信，但光是这些并不够。江青引用了戏剧导演及当时上海地下党员负责人张庚的话，她问道：“他为什么说我是托派，并且让其他人也都相信这件事？”
“张庚不是那个意思，”他们含含糊糊地答道。
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江青认为，只是因为他们都是周扬的手下，他们声称张庚及其他人“并不了解她”。其实张庚对她知道得很清楚。直到她在延安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她才逐渐意识到原来张庚及其同党实际上是“敌特”(即国民党特务，然而何以特务在红军大本营中不曾暴露过)。她从不曾忘怀是他们把她的上海生活搞得一团糟。甚至在她成为主席妻子之后，她有权力去消灭他们，然而她控制住了自己。在延安时张庚被批准担任鲁艺戏剧系的负责人。对这一安排，江青或许可以加以阻挠，因为这不符合她自身的利益。解放后，张庚又是戏剧研究院的指定导演。
党组织对她不断的抚慰并不能驱散她心中的疑团，她认为一些现任的领导人反对她，并且要冷落她，不让大家知道她，承认她的地位，并且把她接纳到他们的圈子中。
基于这一想法，她又一次找到党组织的首脑人物们，向他们提供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及她如何成为其牺牲品的更进一步的细节情况。以她作为主席夫人的身份，她想要他们明白，她是不会报复那些曾经亏待过她并且目前还在继续与她作难的人的。他们应当明白她是愿意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的。只要他们承认他们的过错，她就会原谅他们。然而没有人坦白。
多年后，她怀疑周扬应当为她与上海党组织失去联系和关于她的令人不快的谣言的四下传播，以及在延安时她同大家的隔绝状况负主要责任，因为从30年代中期以来，周扬一直是一手控制着党的文化事务工作的。但在时机成熟之前，她一直保持沉默。
多年来她一直疑心周扬、田汉、阳翰笙、张庚及其他一些左翼戏剧联盟的成员是切断她与上海党组织联系、散步谣言以及隔离她与延安群众联系的罪魁祸首。但是直到 “文化大革命”爆发之际，她才抓住机会最终来到周扬面前，直截了当地质问他：“你知道当时我在上海以及我在寻找什么吗？”
“我知道，”他谨慎地答道。
“我努力在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他低下了头。江青用低沉的、郑重其事的语气说道。
江青知道国际上流传的关于她同毛结婚时的情形的流言蜚语，也知道那些出现在伦敦《中国季刊杂志》上的种种臆测。周总理很关心她的事，不论是周还是其妻邓颖超，都知道江青不想谈论围绕着她同毛的婚姻而引发的争论。因而，对此她有些事情要说。
在共产党抵达延安时，毛主席和他的第三位妻子贺子珍已分居一年有余。而江青本人则是1937年夏末从上海经西安到的延安。这时，贺已经离开了西北，并已在苏联疗养。尽管她从未见过贺，但她从毛的家庭成员那里，以及偶尔从毛本人那里(他很少提起贺子珍)所得到的情况，已足以对贺子珍有个“认识”。江青认为，贺子珍是一个极固执的女人，她“从不曾理解毛主席的政治世界”。这一点同她的家庭背景不无联系——她出生在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从小她就习惯了富绰的生活。每当红军在长征路上攻下一个城镇时，她都会宣布自己不想走了。因为她习惯于居住在城市里。她小的时候被宠坏了，她从没有克服掉自己对体力劳动的蔑视心理。她拒绝替主席剪报及其它简单的她份内的工作。
这些性情上的问题同她不幸的命运又纠缠在一起，江青继续说，长征期间她几次负伤，这些经历毁掉了她身心的平衡。1935年晚期红军到达西北时，她的健康状况使她无法适应当时的政治局势，无法照顾她的孩子们，也无法与其他人正常相处。很自然地，主席觉得她的行为无法忍受。当党中央到达中央苏区时，贺抛下主席，发誓永不在延安定居。她自作主张去了西安。周恩来和邓颖超非常关心她同主席的关系，试图劝说她回延安，但她拒绝了。没有人能说服和左右她。她总是拿两个孩子出气，发狠地打他们。甚至在他们成年后他们都解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形。
大约是在1939年贺及两个孩子(女儿当时还很小)被送到了莫斯科。在那里她得到的治疗是很粗略的，那些试图控制她的专家们使她的情形更糟。出于对与世隔绝情形的绝望，她又开始打起了孩子。最后她放弃了对孩子们进行抚养的努力。孩子们被送进了孤儿院，而她则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四十年代后期(此时斯大林对越来越抱幻想)她被送回了上海。年迈的她原来住在上海一家精神病院里。她定期接受电疗。
对贺的处境有什么解释吗？我问。
对于严酷生活的忧郁反映，江青平静地说。
无疑，毛同贺这位忠诚的妻子、多子女的母亲、长征老战士关系的破裂，其间的故事要远比江青的陈述的总和还要多。难道她从贺子珍的悲惨命运中悟出些什么来？
贺子珍的命运，江青的命运，以及其他毛所倾心过的女子，都不可避免地同革命、同他的个性及其个人权力联系在一起。当时的一些观察家们对此曾留下一些记录。同许多对政治罗曼史感兴趣的外国记者一样，尼姆•威尔斯(Nym Wales)有幸接触“延安的神秘世界”。她称毛是“中国的亚瑟王，……延安圆桌会议的首席。他的男人们便是他的骑士，他的女人们则是真正的夫人，高贵、骄傲，并有意识地为中国的这偏僻一隅树立着行为标准。”尽管尼姆•威尔斯从不曾见过毛的最后一位妻子，但江青符合尼姆•威尔斯作为一个美国人的直觉理解，这种直觉能够捕捉到毛泽东欣赏女性的什么方面。
她写道：“毛是那种特别喜欢女人，而且是不寻常的女人的男人。他喜欢一个富有女人味的女人能为他营造出一种家庭气氛，他喜欢漂亮、聪颖、不但忠于他本人同时也忠于他的思想的女人。他不怕具有独立见解的人，他也不反对口红与烫发。”
在1968年再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中，埃德加•斯诺曾提到过吴莉莉这个人。她是位女演员，曾令毛迷醉过，并且无疑是后来的江青的前奏。30年代后期吴莉莉作为阿格尼斯•史沫特莱的译员来到延安。后者是一位记者，并且是中共领导人的朋友。吴莉莉是位招人眼的女子，风姿绰约，并很有天份，也很有自己的见解。在当时都留运动短发、不抹脂粉的延安，她一如既往地留着披肩烫发，涂浓艳的口红(她从上海带来的)。1937年5月毛随便拜访史沫特莱，恰逢还有吴莉莉、斯诺夫人(即尼姆•威尔斯)也都在座用晚餐。同许多在延安的年轻的政治狂热分子一样，吴莉莉崇拜毛。当他们都酒酣兴浓时，她大胆地要毛握住了她的手。
贺子珍听说了这件绯闻——而传言是否要比斯诺夫人看到的要多，人们就不得而知了一一她正式指控吴莉莉使她丈夫移情别恋。毛否认了这一指控。据斯诺的说法，离婚因而是由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特别法庭裁定的，其结果便是吴和贺都被流放出延安，而后者我们知道，去了俄国。
难道被放逐的吴莉莉真的是江青的先锋官不成？尽管江青没有专门指明她与毛交往的时间，但毛的对手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却从侧面告诉了我们这一点。1938年早春杨从上海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她被安排和贺子珍一个房间。一脸病容的贺向她介绍说她是毛泽东的妻子。杨子烈问她为什么不在延安和她的丈夫及同志在一起。贺说她想去莫斯科看病，不想回延安。“泽东对我不好”，她解释说。“我们总是吵架。他摔板凳我就摔椅子！我知道我们完了。”
结婚的同志不应当这样，杨这么认为，并提出到延安要去见毛，劝他给她写信。贺谢绝了。
后来另一位叫刘春嫻的同志告诉杨子烈：“蓝苹很漂亮，她能演戏。她一到延安老毛就迷上她了。他使劲为她的演出鼓掌。”
几天后杨子烈到了延安，她向毛讲了贺子珍的情况，并曾建议带她回来，但贺拒绝了。“这全是你的错”，她气愤地对毛说，“你应当马上给她去信。”
毛只是笑而不语。几天后她再见到毛时，毛告诉她，“我已写了封信给贺子珍，但她是不会回来的。”这封信写没写，杨无法确定。所能明确的只是贺子珍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她不得不去莫斯科。人们都还记得贺子珍是多么的固执——她很是有一股湖南人一样的犟脾气。
显然，蓝苹一到延安，毛泽东就看上了她。
总的来说，江青很少谈自己的亲属和家人，但对毛的家人她却谈得很多。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国的传统导致的。中国人认为，女子一旦嫁人，便永远地离开了自己的家庭而成为夫家的人。其结果便是她自己的家庭就此永远退隐于后，丈夫的家庭成为她的生活中心。毛的家庭生活模式，同大多数漂游四方的革命者一样是反传统的，即丈夫和妻子同是家庭生活的核心。此外，丈夫的父母亲传统上应是一家之主，但毛在很早以前便已背弃了父母。甚至是在七十几岁时，毛仍然公开地批评他的父亲。但是毛自己作为一个父亲时，他尽自己可能地把他的几位妻子所生养孩子聚笼在自己身边。对这一点，江青很是有番切身感受。
毛的家庭悲剧在他那一代革命奠基者中是很典型的。长征的幸存者们到达西北时，由于内战而牺牲的人数已猛增到数百万。在革命队伍中复仇的情绪是很强烈的。然而，尽管有许多的个人苦难，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却是革命的战略家，而没有陷入个人的感伤。单靠讨还血债的激情是不能造就历史的。最终，他们把个人的复仇情绪导向了意识形态上的认识。
与此矛盾的是，革命的戏剧家们却更多的是关心大众的情感而不是政治意识。一次在观看京剧《红灯记》时，江青开始谈论起毛泽东的家人。从这出剧江青联想到了那些令人心痛的故事：毛的孩子们、妻子们和其他牺牲的亲人们。该剧有一幕是李奶奶讲述李家的悲壮的家史，这期间江青讲到了毛的六位“为革命牺牲”的亲人，她不由得落下了眼泪。wengewang.org按江青所叙述的顺序，他们是“毛的妻子杨开慧、他的二弟毛泽覃，他牺牲于苏区；他的大弟毛泽民，他牺牲在新疆；他的儿子毛岸英，他牺牲在朝鲜；他的侄子毛楚雄，他牺牲于部队撤退之时；还有他的堂妹毛泽建；此外。他的另一个儿子的神经系统也受到了严重的摧毁。她气愤地补充说，国民党仍在恶毒地散布谣言，说他的神经失常是“我们造成的”。
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江青又谈到了杨开慧一一毛的第二位妻子，实际上的第一位妻子。他们的三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都生于他们婚姻的早年。后来毛离开她去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什么毛不把她一同带上以保护她，这一点不论是江青还是毛都不曾解释过)。杨开慧理解他的抱负的严肃性，她全力支持他，后来她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被作为要挟毛的革命活动的人质。由于她拒绝声明反对她的丈夫和共产党，1930年她在长沙被湖南军阀何健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毛的堂妹。
至于毛的前妻贺子珍，江青从不清楚她到底生了几个孩子，毛从不谈这个问题(另外一些报道说在长征前贺生过一个或两个孩子，他们被送给农民暂时或永久性抚养)。有个儿子他们叫他“毛毛”，主席特别喜欢他，但40年代后期在陕北的战争中间孩子丢失了(显然是在从延安撤退期间)。
江青同毛刚结婚时，她曾照顾过毛的另一个孩子(显然是贺子珍的孩子)。这个小男孩最后被送往了莫斯科，后来又回到上海(可能是在1944年，江青在此没有讲明时间，) 被安置在一个牧师家里。这个牧师有两个妻子，非常狠毒。他们打孩子很凶，以致使他的平衡感永远损坏了。江青仍能清晰地记得当时他的小小的身躯如何大幅度地左摇右摆，甚至几年后他仍是这么左摇右晃，经常突然地跌倒在地。
江青逐渐爱上了这个孩子，一直到50年代初期，她都在一直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抚养。后来她患了癌症进行放疗，很自然这种强化治疗使她难于照顾他了。“其他人”(没有指名)决定她不再能抚养他了。“他们”不顾她的请求，硬是把孩子从她身边带走了，并且不告诉她孩子被安置在哪里，(如果监护权是江青的，那么甚至在解放后，要否决这一监护权又怎么可能是在身为父亲的国家领导人的毛的决定权之外呢？)这个孩子的失去很是让江青痛心，因为他非常聪明可爱，在他3岁时他就能把《国际歌》从头唱到尾。她一直不知道那些人把孩子弄到了哪里，毛也不知道。
主席从不对她多谈贺子珍，江青说。她对贺子珍的了解多数是从毛岸英那里知道的。在毛同贺离婚时，岸英已是十好几岁了，他陪同贺子珍及她的小女儿一同去了苏联。在他回来时(大约是1944年)江青和他成为很好的朋友，因为她实际上只比他年长几岁。他们二人之间的这种微小的年龄差别与她同贺子珍的女儿之间的差别，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后者，她显然在年龄上足以担当得起母亲。
从岸英那里她对毛的这一代亲人有了近一步的了解。贺子珍的女儿还是一个婴儿时就临时托管在一个农民家。在苏联，当贺子珍被送到收容所后，她便被送到了一家国立幼儿园全托，在那里她受到了典型的苏俄式教育。后来，当母亲被送往上海一家精神病院时，她被送到了江青身边。江青为她起名李敏，并把她同自己的女儿李讷一同带大，两个孩子在年龄上很接近。
一些国外的报导称她有过两个女儿或许还有一个儿子。江青不容质疑地答道，她只生过一个孩子，而主席便是孩子的父亲。在几次谈话中她都曾提到她的女儿李讷，李讷是学历史的，并且喜欢文学，曾被送到农村锻炼过，这对她有好处，江青眼中洋溢着光彩说。
她把李敏、李讷一同抚养大的事实也反映在她为她们起的名字上。她把自己的姓“李”给了她们，然后又给她们起了在古汉语意义上相对的名字。她们的名字源于“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的古语。这种名字上的对比在现实生活中并未完全体现出。她自己的孩子李讷在学校总是得五分，但是却因为死读书而变得有点“笨”。但李讷实际上并不“讷于言”，因而很多时候她都需要端正思想认识。至于李敏，她也并非是“敏于行”，对此江青未作进一步解释。
主席的大弟弟毛泽民牺牲之后(1943年被国民党追随者杀害于新疆)，他的儿子毛远新请求到毛泽东的家来。很自然地他们欢迎他的加入，并很快融洽起来。尽管他应当称江青“ 伯母”，但他却喜欢叫她“母亲”。这位有天赋的孩子后来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必须同大家一起去接收锻炼。
江青自己的女儿李讷从孩提时起就埋头于历史，成为一个眼界狭窄的知识分子。当60年代社教运动开展起来时，江青把她送到了农村，因为农村人多，只在那里她才能拓宽自己对人类客观世界的认识。于是李讷加入了成千上万的城市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行列，来到了农村。从农村返回北京时，她结婚了，并且生了一个孩子。“这使我当上了外祖母！”江青自豪地说。她的继女李敏，她补充说，是学自然科学的，结了婚，有两个孩子。
摘自：罗克珊•维特克《江青同志》一书第六章《毛泽东的延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