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生存环境 [转]

“记者节”里说“记者”
http://biz.163.com　2005-11-08 11:16:41　来源: 红网(长沙)　　网友评论 0 条
临近“记者节”，我想到了关于记者的“1、2、3”。说来，似可勾勒出“记者”的一些眉目。
一个著名的比喻，出自约瑟夫·普利策之口，他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首先是“观察”，这是记者的天职。记者要讲高下优劣，观察能力就是第一道分水岭。“观察”谁都会，但记者要站得比常人高，发现得比别人早，他所以是“船头的瞭望者”。记者不仅要在常人视而不见的地方有所发现，还要在常人可以知而不言的时候“及时发出警报”，用马克思的话说，既是“无处不在的眼睛”，也是“孜孜不倦的揭露者”；否则，记者就不成其为“记者”。更重要的是，记者“观察一切”，“及时发出警报”，为的都是“国家”这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船”。从这点上说，国家的利益，永远是记者的根本利益。
关于“记者节”，60多年前主政《大公报》的新闻前辈张季鸾，上个世纪40年代作过如此的两个解释：一是记者的节日，一是记者的节操。由“记者节”引起所谓的“节操”，看似有几分牵强，出于一个新闻人之口，却具有别样的意义。用张季鸾的话说，“我们同人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因为一个报人若只求卖虚名，得喝彩，有时要犯严重错误，甚至殆害国家。”这是很高的境界，但是张季鸾还说：“报人的职责是在谋人类的共同福利，不正常的自私其国家民族也是罪恶。”这就达到了新闻的最高境界。在如此几个振聋发聩的“不”面前，少数不良记者收红包、拉广告、搞有偿新闻、炮制假新闻，甚至于接受贿赂，就显得毫无节操可言，实在有愧于记者的称号。王韬、邵飘萍、黄远生、史量才、张季鸾、王芸生、储安平、徐铸成、范长江等前辈们树立的风范高标，对记者永远有率先垂范的意义。
作为记者，毕竟是值得骄傲的。从世界的范围看，由于战争与灾害，由于对强势利益集团的冒犯，也由于权利的虚置以及某些法规的缺失，记者已经成为仅次于矿工和警察的第3大危险行业。正如国际记者协会的一份年度报告所说：“如果说今年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可怕主题，那就是，记者们为追寻其他人不愿意讲述的故事真相，而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这是记者的不幸，但也是记者的光荣。职务意义的杰出，取决于职务作用的不凡；职业形象的高大，来自于职业行为的艰险。如果说，历险的记者毕竟是少数；那么，“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猫还晚，干得比驴还累”的记者，却比比皆是。短短几年时间里，仅海南一地，就有5名新闻工作者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龄最小的仅26岁；“新闻人”平均寿命45.7岁的统计，更是记者工作异常辛苦的证据。面对新闻事业空前繁荣的现实，人们有理由说：记者，也是最可爱的人。
从1899年《清议报》第7期上出现“记者”一词，迄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这100多年来，记者的信念，就是为天地立言，为生民请命；肩挑社会道义，笔挟时代风雷；见证历史，变革世界……今天，记者肩负着时代新的使命，理应更好地充当党和人民的喉舌，尤其要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记者节之际，寄望于记者，也希望记者能得到更多的关爱，——因为前行的航船，需要更好的瞭望者。
00记者的出路
http://biz.163.com　2005-11-07 15:28:56　来源: 经济观察报　　网友评论 8 条 　　做官员　　1950年代以来，中国记者告别自由职业时代，成了体制内的“干部”。没有一个准确的数据，堪以说明从政在记者的纷繁出路中，究竟有多么宽广，但由普通记者成长为中共高级官员的个案，50年来从未中断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20年前，就是新华通讯社内蒙古分社农牧组的一名记者。他在内蒙古分社官至党组成员后，被选送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由此别离记者生涯。  　　河南省委书记，刘云山的昔日同事，比他年长三岁的徐光春，不仅是地地道道的记者出身，还是新闻系的科班出身。这位60岁的绍兴人，自17岁担任《杭州日报》特约记者始，和新闻打了三十年左右的交道，并做过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6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徐，相继在《兵团战士报》、安徽新闻图片社、新华社安徽分社、新华社上海分社、新华社北京分社、光明日报社等媒体，做过记者、组长、副社长、党组副书记、社长、党组书记、副总编辑、总编辑。　　在省市这一层面，由记者而宣传部长者也不乏其人。２００１年１０月，中共辽宁省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焦利为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年近知天命的焦利，过去是辽宁日报集团的一名普通记者，并创办了东北发行量最大的《辽沈晚报》。出色的新闻业务，周备的政治素质，把他一步步擢升为辽宁日报集团社长、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直接由名记者一步步打拼成省委常委，这样的例子，颇为罕见。　　记者能够从政，往往在于它们善主笔政，尽管这并非惟一的原因。1991年的一天，刚刚完成40天入藏采访任务的《人民日报》记者朱维群，奉调中共中央办公厅，慢慢提拔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朱，是文革前最后一批大学生，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生。朱最后一次采访的主题是：“纪念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他在中共中央办公厅的第一个任务是：参与修改中共中央致西藏和平解放四十周年的贺端??电草稿。　　据港报称，62岁的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由于偶然间撰写了一篇少先队员的献辞，感动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从而丢弃了长达10年的英文教鞭，去刚刚筹建的《福建青年》杂志社当记者。１０年后，兼任中国新闻社港澳台部主任的陈佐洱，被调往国务院港澳办秘书处。　　正如英文助益陈佐洱，原外交部副部长王殊，从一个记者成为外交官，也得益于英文。待硝烟散尽，战地记者王姝，以新华社驻外记者的身份，闯入非洲。由于她对欧洲情势的精准把握，受到了当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赏识，一跃为中国驻联邦德国和奥地利等国的外交大使。　　一般而言，“部委办报时代”，记者从政，第一步跨入的多是主管报社人事的部委。司法部办公厅一位副主任两年前，还是法制日报社的副总编辑，和焦利一样，这位有法学博士头衔的名评论员去司法部报到前，从未离开过报社。　　在江苏，一位市委书记曾是《苏州日报》的副总编辑，一位县委副书记，曾是《中国改革报》的主任记者。　　新闻记者调任体制内官员并不奇怪。通讯社、报社、电台、电视台这些新闻机构，都是有行政级别的事业单位。体制内的新闻记者，都是组织人事部长备案的“干部”。副处级以上的记者，可以直接调往党政机关。中国很多党报记者被提拔之前，都会被派到市县乡挂职锻炼，。作为培养后备干部的一种手段，南方一杂志的总编辑，曾被组织人事部门派往美国公费留学。　　记者从政，１９４９年以前也有，陈布雷就是典型代表。记者从政，亦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寰宇之内，已故、卸任以及在任的国家元首中，好几位是新闻记者出身。　　今年春天谢世的黄金辉，新加坡共和国第四任总统，大半生都以新闻记者为业，且为美国合众社效力18年。　　原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森喜朗，1960年从早稻田大学商学院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日本一家大报的记者。　　1997年，凭借做过记者和主持人的非凡才华，玛丽-麦卡利斯夫人成为爱尔兰民选总统。这位做过主持人的国家元首，与人说话就像一个热情温和的女主播。　　60岁的以色列总统摩西·卡察夫，青年时在以色列国防军中当通讯兵，随后去以色列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新消息报》当了一名记者。　　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教授说，在英美国家，记者从政的很稀罕。“二战”前后，一些新闻记者成为英国的大臣和美国的外交官。１９７０年代初，随尼克松总统开始中美破冰之旅的国务次卿，是个做过四年记者的职业外交家。　　美国记者直接从政的不多，常见的是著名记者以政治家高级幕僚的身份，参与政务。尼克松和基辛格秘密访华期间，首位到延安访问的西方记者斯诺，两度获得普立兹新闻奖的政治评论家雷斯顿等，都参与其中。　　做生意人　　美国以及泛泛而论的西方国家，记者从什么时候开始成建制地下海经商，不得而知。在中国，却是１９８０年代以来的新生事物。　　１９８９年底，一些新闻单位的记者，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下海经商。此前，新闻机构往往是“八旗子弟”才能问津的贵族职业，一旦躬身其中，鲜有人主动退出。１９８９年非政治原因离开《中国科学报》的张树新，是一个另类。三年以后，希望借记者这个职业熟悉了解社会的张树新，创立了ＩＴ界耳熟能详的“瀛海威”。　　记者下海经商，有时候出于对自己借传媒造势的自信。“农夫山泉”董事长钟睒睒，以《浙江日报》记者的名义考察过5年商业，而后下海。先是“农夫山泉有点甜”，再是“水战”，继而是“一分钱奥运”，钟的炒作宣示“记者下海后节约广告费”的笑话，起码在个案面前是严肃的。　　所以，笃信“企业不炒作，不如木乃伊”的家电、保健品、汽车等偏重市场炒作的行业，较喜欢延揽新闻记者充任公关经理，他们相信记者是经理人团队中最善于借传媒东风的族群。２００２年，３５岁的《经济参考报》汽车周刊主编孙勇，空降到安徽的奇瑞集团，夺取销售总经理一职。　　尽管8个月后败走菲亚特，孙勇的例子还是说明了记者为什么有下海的胆量和身价。凭借新华社的金子招牌，自己的自信、勤勉和悟性，作为一个不怀偏见的记者，孙勇博众家所长，八年磨一剑，大抵摸透了汽车生产销售的流程，各汽车厂家的定位当家人的脾性，乃至整个行业的趋向和症结。　　同理，中小私营企业繁茂的江苏浙江，跑经济口的记者跳入私营企业，如家常便饭。2002年，写作《浙商制造》的浙江日报记者杨轶清，加盟中国最大的私营旅游投资开发集团，杭州宋城集团，任董事长助理。　　1990年代，记者下海经商，名气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原新华社名记者王志纲。1994年，王搬出新华社广东分社，步履蹒跚地摸索进顾问咨询业，凭着一个政经记者对中国国情和宏观走势的深刻把握，及其对企业和市场近乎刻骨铭心的熟悉与感悟，他整合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打造了中国实力最大名字最小的“王志纲工作室”。　　在英美国家，记者下海为商人的事不多，采访过邓小平与中国有不解之缘的柯达全球副总裁叶莺，就是这样的稀罕物。早在纯真的大学时代，叶莺就在台湾地区和日本的电台和电视台当过记者，１９７０年代末期，又在新加坡海峡时报和纽约全国广播公司继续追求一个新闻人的梦想。 　　做作家　　100多年来的美国文学史，总是与美国新闻史纠缠在一起。马克·吐温，海明威，埃德加·斯洛，李普曼——一个多世纪以后，新闻记者的名字，次第登临《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随着时间的由远及近，非虚构作品，几乎成为新闻记者专属的作品类别。  　　抛却一度中断的三四十年，就起点和终点而言，中国新闻史与文学史的关联，类同于美利坚。中国记者的出路，也因此多出了畅销书作家这一条。　　从梁启超开文人论政风尚，到《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2002年出版风靡两岸的《变化》，像小说一样生动的政论，予记录时代的记者以政论作家的荣耀。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范长江在延安窑洞与毛泽东的彻夜畅谈，助他采写了一时洛阳纸贵的《中国的西北角》，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洛的《红星照耀中国》，交相辉映。　　1950年代以后，新闻记者的政论作品中断了将近40年，尽管党报系统中时有新闻作品集问世，较之近百年前王滔出版的中国第一本新闻作品集，大多数著作的价值，莫过于评职称或证明自己当过记者。　　1998年，《人民日报》评论员马立诚和凌志军联袂推出的《交锋》，加上盗版在内，超过100万册的发行量，惊呆了小说家。最近三年，原《南风窗》总编辑秦朔催生了他的《大变局》，原新华社记者胡宏伟写出了《温州悬念》，尽管发行量不能与《交锋》等量齐观，被作家遗忘许多年的新闻人，再度和畅销书打成结。　　“让新闻成为历史，又能让历史像散文一样美丽”，凌志军写作政论的心愿，激发了跃跃欲试的记者中的新青年。曾经立志“做中国的李普曼”的王志纲下海了，比他晚一辈的许知远，依旧吐露出一样的心愿。没等时间的河流将稍纵即逝的细枝末节淘汰尽净，不甘心做历史学家仆人的记者们，急匆匆跳出前台，向读者比划中国和世界可能的变化。　　1999年，秦朔的同学，原新华社名记者吴晓波，以一本发行量30万册的《大败局》，刺激了中国商业财经记者做财经商业作家的梦想。2000年从瑞士拿到MBA学位的新闻学硕士胡泳，以《海尔中国造》、《张瑞敏如是说》开启了严肃商业写作的大门，提升了商业作家的专业化水准。　　西方商业写作火红的过去，把沉浸文学或者报告文学写作中的记者，与时俱进地拉回商业史的写作。以《大国寡民》闻名的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赶上了《新东方马车》，从《我与金庸的战争》中退出的迟宇宙，搅进了《联想局》。　　当下，一拨从一线隐退的中年记者依旧蜗居在杂乱的新闻编辑室，内心却多了一份做作家做历史记录者的冷静。他们知道，像萧乾那样被后人同时写进新闻史和文学史的机会微乎其微，像金庸那样由于小说家的光芒，让人忽略他就是报人查良镛，似乎也不太可能。他们只是隐隐觉得，当一个非虚构作家，未尝不是得不到普利策奖的聊以自慰的心理补偿。　　做教授，做学者　　日本的大学从来没有开设过新闻院系的偏执固然令人沮丧，美国的新闻学院没当过记者不能做教授的传闻，加之中国300余新闻专业师资匮乏的现实，令疲惫于新闻事务的中国记者，看到了一条备受尊重的出路。　　2005年春夏之交，原中国新闻社记者高钢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7年前，高的同事，原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徐弘，先行走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嗣后以博导的身份，前往北京大学筹办新闻传播学院。　　展江欣赏他们俩在教学上的成就。给学生做一次报告，与给学生教授一门专业课，是难度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展江惊讶地发现只有本科学历的徐弘做的很好。　　从记者到教授的路，展江走的比较早。1980年代，转业回老家扬州的展，分配至《扬州日报》，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促使审美疲劳的展，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硕士研究生。戴上博士帽后，觉得自己过了年岁的他，不太情愿地迈进了“当时男人都不太看得上”的象牙塔。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他把《美国新闻史》以及西方新闻记者的作品，译介到中国，开拓了一代新闻人的视野。　　同样由军人而记者而教授的，还有《唐山大地震》的作者钱刚。2000年从《南方周末》撤出之后，钱落脚于上海大学。《解放军报》的名记者，《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办者，《南方周末》辉煌时代的主事者，香港大学的访问学者，最终将钱钢铸造成一名学者。　　中国大学的新闻院系，记者出身的教授并不罕见。清华大学的李希光，武汉大学的罗以澄，都得过官方的新闻奖。中国文凭高消费浪潮中，野草般疯长的新闻院系，频频向新闻界的资深人士发出英雄帖。　　在美国，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普利策特稿奖获奖记者中，《凯丽太太的妖怪》的作者乔恩·弗兰克林去了俄勒冈大学做创造课教授，《策普的最后一站》的作者马德琳·布莱斯去了马萨诸塞大学做新闻学教授。　　可以预见，将有为数不少的中国记者，会在未来进入大学新闻院系，尤其是胡泳那样攻读博士学位的记者。　　不是所有在新闻研究上有所成就的记者，都去新闻学院做学者。２００５年秋天，原《南风窗》编辑张念，就应上海交通大学之邀，任教于该校人文学院哲学系。年逾而立的张，自中山大学毕业后，一边做记者，一边创作小说，一边撰写文学人类学评论，终于在自觉“老得跑不动”的时候，搬进大学的公寓。　　由记者而商人而作家的王志纲，表示日后不仅要作学者作教授，还在构思办一所岳麓书院那样的私人学院，不依附于任何大学，做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　　出身于记者，出名于学者，并不局限于新闻学领域。自命为民间智囊的经济学者仲大军，是从新华社大院走出来的。创建乡村建设学院的著名哲学家，蒋介石的座上宾梁漱溟，也在当年的京华干过采集传播新闻的记者。　　其实，从记者到学者的门槛并非不可跨越。仅就方法论而言，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自以为首创的访问法，费孝通在江南乡村的田野调查，与新闻记者的采访有什么手段和本质的区别吗？
职业化之痛
10年前，王志纲说过，记者是走向其他任何理想职业的最佳通道。向每个受访的有成就的人物学习一句有用的话，就能成为人精的新闻记者，正成为10%毕业生期盼的职业，尽管凌志军认为，在中国，记者的名声已大不如从前了。
越来越多的报刊，到处都在挖人的新闻媒体，却没有出现明显的职业化倾向。上个月，本报总编辑率10位青年记者去美国大报访问，见到一位50年没有跳过槽70多岁还忙于采编的美国同行，本报记者蓝姝，直喊“惭愧”。
中国记者职业化的议题，本世纪初一度被提出。但新闻业的门槛没有像先贤们预期的那样变高，反而与克朗凯特嘲弄美国80年前“认字就能当记者”的情势异常接近。王志纲说，这么浮躁的新闻业，怎么职业化？
考虑到新闻记者的开阔视野，纵横人脉，一些年轻的记者甚至以此作为侧身企业、政府的敲门砖。这样的念想无所谓好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撰稿人班底中，有一个持哈佛文凭的华人女孩，干过一年记者后，为第一夫人撰写了５年的演讲稿。她相信白宫履历，对她的从政生涯将助益多多。
从政，经商，治学，写作，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人的自由选择。一定意义上，记者出路的广博，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也是记者这个职业的魅力所在。然而，从政和经商的记者多于教授和作家，却是中国新闻记者职业化进程中一个并不美丽的投影。深入探究，中国记者职业化的水平，与新闻管理体制，不成熟的传媒市场，息息相关。前年以来，传统媒体的新闻人，陆续被劝导进了百度、网易等广义上的传媒业，关键之一就在于后者是完全商业化的公司，薪酬待遇和股权设计都不似传统媒体那么僵化。
无论如何，中国教授和政论作家的起步，已喻示中国新闻记者职业化的锚起帆扬，尽管它刚刚迈出的一小步，还无法满足我们的期待。（本报首席记者章敬平/文）
000我们是记者。我们以采掘新闻为天职。我们传播新闻，让住在小村庄小市镇里的平民像国王一样，享受知道的权利。我们的前辈，用马匹，用驿站，用邮差，用电报电话，我们用传真机，用可视电话，用手机，用伊妹儿。采集传播新闻的手段始终在变，不变的是我们作为记者的职责——自由而负责任地传递新闻，让公开、充足、未受污染的信息，驱散密室的阴霾，填平不对称的信息鸿沟，福佑公众。尽管真相永远在他处，我们虽不能至，但我们心向往之。
我们是记者。尽管我们会因所在媒体的广告的上涨下跌，而拥有完全不同的福利，但这不是从事我们这个职业的理由。体现价值的薪酬，完备的合同，的确是我们走向职业化的前提，可不是我们出售公众知情权的借口。
我们是记者。选择以记者为职业，就得听命于我们与无数受众从未签署过的契约。公众才是新闻的购买者，尽可能客观、公正、翔实地向公众报告新闻，是我们作为一个生产者的义务，如果我们把新闻当作商品的话。买家转瞬即逝的兴趣，注定会使易碎的新闻产品了无踪迹，但我们不能因之轻慢它在那一天的意义，无论它们多么琐屑细微，都是我们记录的那个日子的永远记忆。
我们是记者。但这并不排斥我们所效力的媒体，向商人兜售版面和时段，与其他媒体竞争。我们参与竞争，鼓励我们所在的媒体战胜对手，是因为我们相信自由竞争，能够消弭平衡公共舆论的威胁，更为接近事实真相，更能实现公共利益，也能予我们更为方便的福利。
我们是记者。我们信奉自由、民主、法治这些人类迄今发现的最美好的价值观。但我们是记者，这决定了我们是新闻的记录者，不是新闻的制造者。作为公民的我们崇尚并相信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宪政可以增加全体中国人的福祉，当然，这是我们的信仰和职业手段，而非政治活动。尽管我们有自己的主张，但我们反对利用记者的权力，将我们自以为是的主张，粗暴地强加给读者、观众和听众。蛊惑、煽动、打倒、改良，不是我们的事情，我们忠实于记录和报道。当然，任何一个记者，都难以做出没有倾向的报道，我们可以承诺的是，我们将竭尽所能地限制和约束自己的倾向。
我们是记者。我们是公众利益的守夜者，我们的使命是发现。备受关注的话题首先应该是真实世界的真问题。记者的职业定位，决定了我们的首要职责是发现问题。转轨时期的中国，有向上的痛，也有向下的痛。我们的职责在于发现痛处，而不是哗众取宠，用伪问题骗取公众的眼球。
新闻学是一门学科，新闻业是一个行业，记者是一个职业，有学科就有学术规范，有行业就有行业标准，有职业就有职业技术。为什么要在报道中写上“据悉”？如何在报道中把握公众人物和普通人名誉权的分寸？怎样看待反倾销中的民族主义和贸易规则？可用“等等”无限罗列的技术问题，是否真的已被我们掌握？
看看我们过去的报道吧，想想我们究竟有没有用意识形态的偏见，替代新闻业的技术准则？我们再也不能一遇地方官员和私营企业主的争执，就先验地假定政府在打压；不能一见大火矿难，就确定存在腐败。我们曾经失望于前辈同行“社会主义好，资本主义糟”的简单武断的新闻价值判断，现在，我们要小心自己落入“市场经济好，计划经济糟”的窠臼。
11月8日是记者节，一个属于我们，更属于公众的节日。让我们返回我们的原点，遵守记者必须遵循的原则，并探究实现这些原则的方法，以免陷入意识形态和商业利润的泥沼，既不因为怜悯而偏向穷人，也不因为畏惧而巴结富人。
000邵培仁：重新认识中国媒体的身份
http://biz.163.com　2005-07-22 11:24:02　来源: 新华网　　　网友评论 1 条 　　当前中国媒体存在角色错位和身份危机，现在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既接通不了传播全球化的网络，也追赶不上国家现代化的步伐；既同传统身份渐行渐远，也与现代身份若即若离。大众传播中的媒体认同飘忽与失语症、焦虑、“弱智”与功能性运作，以及角色冲突、整合失败和身份混乱，导致了媒体公信力的弱化和社会声望的下降，甚至严重到了要被公众摒弃的地步。现在甚至不看电视，甚至也不看报纸，好多的收视率调查反映的实际上是中下层的情况。最近我们在浙江搞了两次大的调查，富人社区门口停着轿车人是进不去的，只有普通老百姓敞开大门让你调查。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中国媒体的属性和身份，从媒体核心价值的建构、各种他者力量的吸纳、加强媒介教育和批评等方面，主动设计和重新定位中国媒体正向、健康、和谐、统一的以及能够适应社会变化和时代趋势的身份特征。　　媒体在身份当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是说当他认同政治的时候往往会成为政客，当他过分强调市场的时候他又成为商人，当他强调文化的时候他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在五四的时候拒绝排斥中国文化，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批判，前一段时间是反思，现在是什么？进入了一个选择和不确定的时期，或者说它是不坚定的文化传播者。所以我赞成喻国明教授的讲课，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一系列的决策和身份价值整合，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和谐和完整的身份整体。　　在1998年的时候我承担了教育部的人文社科课题，这个课题叫做知识经济时代大众传媒角色与公众问题，里面探讨了角色问题。这篇论文里身份实际上是换一种说法，是针对目前媒介当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新的媒体身份应该坚持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放在首位，然后再全球认同、市场认同。也就是说，要是国家和民族的代言人，是社会正义和社会公正的维护者，是优秀文化的引导者和创造者，同时充分整合和吸收全球化的要求、市场化的要求，从而构建一个更加和谐、丰满、科学和合理的身份整体。　　第一，当代中国媒体身份的角色构成　　整篇论文实际上回答三个字，就是“我是谁”。我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今天我们没弄清楚我们是谁，我们现在是谁大家认识上面有误差，我们应该是谁，把这个问题回答了，中国媒体的身份、地位才会更清楚。以往我们知道中国媒体最重要的身份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中国媒体的一项中心使命就是充当党和政府的“喉舌”。“喉舌”不仅是党和政府长期以来对新闻媒体的明确要求，实际上也得到了新闻界和学术界的认同和肯定，并且也落实在具体的传播行为中。当前，“喉舌”角色定位存不存在？我们说它依然继续存在，它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力量维持存在的呢？有三种，第一是历史记忆的力量，也就是它有一种惯性；第二是现实控制的力量；第三是媒体利益的考量，我这样做是有好处的。　　经营主体。事业单位、企业经营，它现在是一个经营的主体，要有市场机会，市场经济要有中国媒体，既要追求社会效益，也要追求经济效益，既是传播的主体，也是经营的主体，既是事业单位，也是企业机构，作为经营主体，实际上它既是生产者，又是营销者，既是信使，又是商人，这种角色的出现和身份的转换是至关重要的，现在许多的媒体实际上已经变得越来越商业化了，唯利是图，已经和资本家差不多了。　　全球媒介。现在经济全球化，传播要不要全球化？当然要全球化，但问题在哪里？我们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应该如何确立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现在我们看到许多报纸实际上已经不知不觉的成了外国媒介在中国的翻版，外国媒体怎么改我们这儿也怎么改，不去思考。在这种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媒体如果没有自己的身份，没有自己的主体性是很可怕的。　　社会公器。媒体应该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出现，有哪几方面决定这样的身份定位呢？首先是媒体具有一种物质基础的力量，如果报纸没有人看，广播电视没人听就失去了起码的物质基础，所以这是一种物质基础的力量。其次是社会观念体系的力量。媒体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公器，是大众的精神产品，但是现在媒体作为受众代言人的身份和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我看传播学的数字就知道，当一个人在播报新闻的时候，调查问你，你在播报新闻的时候想到了什么？好多人想到了自己的朋友，想到了自己的家人，想到了领导，想到了周围的同事，唯独没想到的是大众，尽管许多媒体口口声声声称以读者为本位，消费者是上帝，但实际的做法并不是。　　传播角色。报道新闻人们称它是“社会哨兵”，传递知识的时候人们称它为“人民教师”，它揭露腐败、鞭打丑恶的时候人们说它是“社会医生”，丰富生活、愉悦身心又被人们称为是“娱乐工厂”。　　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节目这样声称，我们的目标是生产快乐。现在的新闻记者说我们已经不是新闻记者了，我们是新闻民工，电视记者说我们是电视的打工者，在传播角色的认同上现在不是把自己看作是越来越高了，而是贬低自己。实际上今天的新闻记者和电视记者是什么样的传播角色呢？我觉得确实不像过去那样，他们真的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焦虑不小心就被炒鱿鱼了，现在我们好多的毕业生不是正式进去，这样的在媒体的一半以上，因此他们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一种焦虑感和不确定性，他就像民工一样，必须好好的干活才能保住这个饭碗。哪样东西生产的快就生产什么，什么东西容易生产就生产什么，至于为什么要生产不做更多的思考，就是我为挣工分而奋斗。　　二、中国媒体的角色冲突　　1.政府代言人角色和市场主体之间发生冲突。左右为难的中国媒体正在丧失原有尊贵职业的身份，而变得与“卖东西的”没多大区别。　　2.政府喉舌角色与公众代表角色之间的冲突。一旦政府和公众处于某种矛盾状态，知情权和政府的控制权直接发生冲突的时候媒体就面临选择，当倾向于媒体知情权的时候政府发怒，当更多的倾向于政府的时候公众不满意，为什么？你侵犯了我的知情权，所以这两者之间如何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我觉得在考验今天中国媒体的智慧。　　3.公众代表和市场角色冲突，广告商和公众之间也面临冲突。　　4.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冲突，这个比较好理解。　　总的来说现在把中国的媒体推入了一个巨大的角色冲突场，在错综复杂的力量对抗中，中国媒体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引发了其自我认同和身份的危机。　　三、中国媒体的认同紊乱和身份危机　　本来长期以来是不存在身份问题的，现在为什么会成为问题？现在已经由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的环境和背景转变了，所以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框框。　　1.新的认同定位。这么多的东西需要进行选择，媒体确实想改变自己，它一方面追求传播的国际性，一方面追求商业性，同时还要照顾到特殊的国情，媒体处在一系列的困惑当中。　　2.身份整合失败。在整合的时候怎么样？我认为整合失败了，就像我前面讲的新的身份整合现在过于失败。　　当媒体紧紧盯住富人钱包的时候往往引起现实大众的不满和反抗，当媒体关注上流社会的价值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小资情调的时候，实际上低层的人不满，所以一系列的问题摆在今天媒体的面前。与全球化同步的同时现在民族主义又升温，民族主义升温实际上是满足了今天中国媒体市场的一种需求，当经济发展的时候民族主义会上升，现在中国人有钱了，谁也不怕了，小钱我都看不起了。民族主义升温的话吸引了受众的眼球和注意力，能引起共鸣，实际上也会导致反全球化的效果。　　3.身份危机。我觉得有几点，（1）认同飘忽和失语症，（2）焦虑，（3）“弱智”和“功能性飞行”，（4）危害。当前中国媒体身份的认同偏差和认同危机状态使中国媒体自己陷入了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的深谷，进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　　四、我们需要重建中国媒体身份平衡的状态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身份的重建、身份的变化是客观规律，为什么？因为身份本身不是孤立的，它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的，变化是应该的。在变化过程当中，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应该对它进行定位，否则在具体的传播过程当中就会处于混乱，所以要准确定位。就中国媒体来说，要想建立中国媒体完整和谐统一身份的特征，就必须确定中国媒体身份的自我认同中心，自我认同中心是什么？　　我认为就是要回归到民族国家，也就是回到中国的主导立场上来，我是中国的媒体，你不是美国的，也不是日本的，也不是其他的国家，所以应该回到“中国”这两个字上来，就是要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这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政治认同，只要中国媒体坚持将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放在首位，然后再全球认同、市场认同，那么我们就能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潮流中保持特色，立于不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坚持这种定位有几个好处，同时也要注意融合“他”和“我”，总体上来说就是整合，要把一系列的身份整合成一个完整的、和谐的、科学的、合理的整体非常重要，否则单独的强调某个角色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整合非常重要。同时在整合过程当中要保持一种平衡，一旦失去平衡就会出现问题，所以要保持一种平衡的状态，同时加强媒介教育批评。上次我在复旦发表一篇论文，我学术研究有三种取向，一种是赞扬，一种是批评，还有一种是一分为二，既说好也说不好，我在批评的时候是不说好话的，所以今天是批评，不说好话，这是一种取向，如果说每一篇都既说好又说不好，就像我们吃的菜一样，没有辣味就没有多大意思。我现在觉得中国媒体现在的好话听的太多了，现在需要批评，批评才能警醒，才能促使他反思，看看自己的行为是否端正，所以要批评，客观合理的媒介批判对公众也起一种警醒的作用。　　总之重新认识和定位中国媒体的属性和身份，中国媒体才能化解危机，走出迷宫，活出愿景，重振雄风。（作者：邵培仁/这是作者在2005中国传播论坛上的发言，本文文字为新华网根据人民网文字直播实录整理）　　注：2005中国传播论坛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每年举办一次的高层学术论坛，今年的主题是“中国媒介：转型与趋势”，主要包括“和谐社会与大众传播”、“国际化语境中的中国媒介改革”、“体制改革与媒介创新”、“全球化时代的媒介经营管理”、“中国媒介研究”等议题。　　人物素描：　　邵培仁，1953年11月出生，江苏淮安人。先后任杭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新闻研究室主任、系副主任。1994年6月被批准为硕士生导师，1996年晋升为教授，2001年1月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92年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晋升为教授，2001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现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浙江省传播学会会长，浙江省社联理事，《中国传媒报告》杂志主编，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教育部科研基地）学术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审专家，教育部新闻传播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