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培科：别拿“金融危机”当借口

别拿“金融危机”当借口

■苏培科 /文

（雷曼兄弟（日本东京）公司门前）

金融危机，俨然成了时下街谈巷议的热门词汇，就连大家在一起开玩笑都要拿“金融危机”来开涮，甚至有媒体将该词评为２００８年的“流行语”。

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一词也被当作借口在肆意滥用。如果不及时纠正和引导，“影子金融危机”会带来很多隐患。

   滥用“金融危机”不利于弱势群体

    尤其是国内一些企业借“金融危机”拖欠和拒付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压迫劳工，还有一些企业借“金融危机”扣押货款、欠债不还，一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借此利益转 移、掏空上市公司……金融危机逐渐蔓延至中国的实体经济领域，一旦全社会的信用危机爆发，则社会矛盾会更加突出。而在国外，他们的金融危机程度比我们更严重，但是由于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机制相对完善，他们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帮助弱势的劳工维权，有完善的司法体系和破产机制来隔离债务危机，有教堂和“十字架” 来约束他们的道德行为，不守诚信的企业家会无立锥之地，在层层的约束下他们必须负起责任，而不至于让一些穷人的生活丧失底线。而我们恰恰相反，“富人的游戏”正在变成穷人的灾难。

    对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二十国集团金融峰会上强调：“国际社会应‘尽一切可能’减少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贫弱群体的影响，不能听任金融危机变成拒绝履行发展援助承诺的借口。”

   显然，将金融危机当作借口是对弱势群体最大的不公。

   反求诸己时不能找借口

    目前，很多学者和官员将中国企业的倒闭潮、农民工的返乡潮、中国股市的暴跌和中国经济的下滑都统统解释为“受金融危机影响”。对此，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恰恰是中国当下最大的“危机”，如果将中国经济自身的弊端一味地推向美国金融危机这个“外因”，不但会埋下“狼来了”的隐患，而且会误导人们对核心问题的判断。

    当下，不少出口型企业倒闭和农民工的返乡潮看似出口受阻、是受美国市场需求不足的抑制，但实际上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模式过度依赖出口推动，大量的微利加工企业都是以“量”取胜，产业结构严重不匹配，而结构升级不及时，并且对本土消费市场的培育又不足，结果美国消费市场一出现问题，我们的出口和“打工类”企业必然面临窘境。其实，中国沿海的这种“打工经济”特征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已弊端重重，但一直靠着出口退税、OEM等苟活着。之所以会出现大量的出口加工类企业倒闭，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战略有误，与美国绑得太紧，深度介入的结果就是深度被套；其次是对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大气候判断有误，而自己的战略又过于单一，缺乏对全球经济变局的应变机制。那么，不难看出这些问题显然不是单一的宏观调控问题，而是国内在对劳动力的教育和再教育的投入太少，对结构升级和技术升级的准备、研发、投入不足而导致，而美国的金融危机和中国国内的紧缩型货币政策只是一个导火索。所以，在宏观经济层面坚决不能再用借口来替代反求诸己，不然会一错再错，会延误中国经济转型的时机。

    如果继续让“金融危机”的借口蔓延，对中国经济自身的矛盾视而不见，“影子金融危机”就很有可能在中国变成真正的“危机”。

    从金融危机的概念来看，是泛指一个地区或国家的金融市场出现剧烈动荡，货币贬值、银行倒闭或外债过多等因素导致实体经济严重受损。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１９９８年的定义，金融危机分为四种类型：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外债危机、系统性金融危机。如果国人按照这一真实的概念来理解金融危机，知道金融危机时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会大量倒闭，自然会恐慌，假如人们只要进行财产自救，金融机构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一倒下。

   实际上，从目前中国的情形来看，这一假设在目前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国内的经济形势反而比金融问题更严重，因为人们相信银行有国家信用担保，所以很多人不担心银行会倒闭，大家只是将“金融危机”作为一个模糊的“流行语”，他们所说的“金融危机”实际上等于“经济不景气”，幸好不是真正的金融危机，只是一个“影子金融危机”。如果所有人都理解和知道金融危机的本质，见识和感受过真实的金融危机，那么自然就会谨慎和恐惧，而不会像今天这样将“金融危机”当时髦。

    毕竟，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伤痕”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恢复。据ＩＭＦ（１９９８）所做的研究指出，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大约需要将近三年的时间才能使产出成长恢复到原先的水准，累计的产出损失估计平均将达到既有水准的１１．６％。而且任何一次金融危机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由开始到结束，少则一年，多则四五年，且扩张性财政或货币政策很难立即见效，政策的递延效果最少都在半年以上。

   此次金融海啸堪称百年一遇，那么其严重程度可想而知，如果我们将这个概念含糊，让“影子金融危机”大行其道，结果会对真危机产生麻痹和错误的认识。

   别拿借口来搪塞A股核心矛盾

   对于中国股市此轮暴跌的因素，市场争论很多，一直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认为，除了此前的非理性暴涨因素之外，中国平安的巨额再融资、股改后的大小非、全流通发行制造的限售股等隐患也是引起市场恐慌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遗憾的是，Ａ股市场已经暴跌了７３％，仍有官方人士声称中国股市暴跌是受“金融危机”等外因影响，而否定和忽略大小非和限售股这个内因。应该看到，大小非和限售股这座“堰塞湖”是当下中国股市起不来的核心因素，也是阻碍老百姓获得财产性收入和影响中国启动内需的制度毒瘤。

   对此，笔者曾在前段时间发表的《救实体经济也得救股市》一文中建议，除了拯救实体经济，还得通过激活股市的方式来启动国内需求，否则萎靡不振的股市会让 “曲线救市”很难凑效。

在这个问题上，令人欣慰的是，最近刘纪鹏等国内十位高校教授联名建议，希望通过化解股市大小非和限售股等核心问题来及时提振股市信心，以弥补市场的消费不足。虽然他们方案中的一些提议和具体办法有待商榷，但是对中国股市的低迷和内需不足的核心矛盾判断无误，管理层不应该继续忽视。他们认为，扩大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要扩大消费就要增加居民收入，而增加居民收入，不仅要通过工资增加劳动性收入，通过发展第三产业增加经营性收入，通过减税、补贴和完善社保体系、增加财政性收入，更重要的是要把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作为重点，而要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就必须提振资本市场。然而，如今股市总市值已从高位跌去七成以上。２００８年以来，居民收入增长的下滑比ＧＤＰ增幅下滑更快，上半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只有６．３％，约相当于２００７年１２．２％增幅的一半。中国最有消费能力的８０００万到一个亿的新兴中产阶级群体事实上陷于股灾之中。股市暴跌对居民收入及消费的影响很大。股市稳定回升可起到增强信心、扩大消费进而带动内需的重要作用。

   诚如所言，如果老百姓两手空空，没有任何财产性收入，社保体系不完善，人们“口袋”在不断缩水，全社会的消费倾向自然会呈现萎缩，启动内需的举措也很难在短期内凑效。显然，启动内需的关键是要制定富民之策。因为，国之强盛，须以民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