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卧底郭汝瑰的入党问题

                                              超级卧底郭汝瑰的入党问题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内涌现了一批暗中为解放军提供情报的谍报人员。其中，以熊向晖（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的机要秘书）、韩练成（国民党46军军长、国民政府参军处成员）、郭汝瑰（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即作战厅中将厅长）三人最为有名，他们皆为潜伏在国民党内而身份很重要的中共情报人员，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军事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按在国民党军内的地位与提供情报质量数量排序，郭汝瑰似应拔得头筹。从1945年5月与中共建立秘密联系始，至1949年12月他领导国民党72军在四川宜宾起义止，他累计向中共提供大小情报一百余次，包括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及孟良崮战役计划、淮海（徐蚌）会战计划及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等文件、长江江防计划、江南作战计划、西南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情况等等。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三人的地位，却有着微妙的差别。
                        熊向晖是1936年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共的，他在整个潜伏生涯中，都始终是秘密在册的共产党员，与党组织一直保持着联系。按照周恩来“布闲棋冷子”的方针，熊向晖从1939年起，就以胡宗南的机要秘书身份，潜伏在胡的身边，关键时才发挥作用。1943年6月，奉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国民党第34集团军欲闪击延安，企图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熊向晖获得了胡宗南进攻陕北地区的战略部署后，立即报告了党组织。中共中央得以及时向外界揭露了这个阴谋，使国民党偷袭延安计划破产。1947年3月胡宗南率国民党军23万人进攻延安，熊向晖从胡宗南处获得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与陕北解放军兵力配置情况，立即设法将情报送到了中共情报机构，使毛泽东与党中央在陕北得以调整部署，从容应对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后来，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解放后，熊向晖作为周恩来的助手，先后出任了外交部、军委情报部、中央统战部、国家安全部等处要职。
郭汝瑰小档案       郭汝瑰（1907～1997），重庆铜梁县人。1926年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1927年春受吴玉章指派回四川，在其堂兄郭汝栋军中任排、连、营 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失去党的联系后赴日留学，日本士官学校肄业。抗战时期，参加淞沪及武汉战役、长沙第三次会战。1945年12月 和1946年3月，两次在重庆密见董必武并接受指示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工作。1947年3月任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参谋长，1948年7月任国防部作战厅 长。1949年12月11日率领国民党72军在四川宜宾起义。其间多次为中共中央提供重要情报。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全国政协委员、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等职。1979年重新入党。主编《中国军事史》、《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著有《郭汝瑰回忆录》。韩练成原在西北军时，虽未来得及加入中共，但受刘志丹影响，曾接受中共领导。故1942年抗战期间，他以国民党十六集团军中将参谋长身份，在重庆秘密会见时为中共代表团团长的周恩来，提出要为中共服务后，周恩来即欣然接纳，并指示其仍潜伏于国民党内。1947年2月，解放军华东野战军进行莱芜战役，时为国民党46军军长的韩练成，奉陈毅指示，命令46军在战役中故意自乱阵脚，导致几个军的国民党军被解放军全歼，为首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也成了俘虏。此后，韩练成又返南京，谎称越狱逃出解放区，成功地获得蒋介石信任，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蒋介石的最高军事智囊机构成员，韩练成便借这个身份，多次不露痕迹地“协助”蒋介石作出错误的军事判断。后来，由于有被解放军团级战俘叛徒指认出卖的危险，1948年10月，韩练成才被迫出逃，进入解放区。
                            1950年，韩练成正式完成了加入中共党组织的手续，出任甘肃省副省长、兰州军区中将副司令员。
而被台湾媒体称为“超级共谍”的郭汝瑰，竟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都被排除在中共党组织之外，只有一个“国民党起义军人”身份，以原国民党国防部中将厅长之地位，长期做军事学院的教员（副处长级）。1979年，在他下放所在的四川巴县武装部党支部内，才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尔后，逐步落实政策，最后到年过七十之后，才以副兵团职级身份离休。
郭汝瑰是1928年就参加了中共的，后因军队转战而失去了联系。一直到1945年5月，他已官至国民党军务署副署长时，偶然遇到在中共时的同志，从此才与中共重新建立联系。他与中共在重庆的代表董必武秘密会面，向董提出了重新回到共产党队伍的请求，甚至请求到延安去。但当时，董必武认为他在国民党内已居高位，潜伏于此，更有利于中共的事业，因此，指示他按潜伏方针办，并指定了专人（任廉儒，中共军事情报处人员）单线与他联络。对于郭汝瑰提出恢复中共党籍的要求，董必武表示，要他接受党的考验后再说。
当时，郭认为只要为中共做事了，自然就能成为共产党员，这只是时间问题。对“考验”一说，他显然也很同意。于是，此后四年间，他与任廉儒秘密会见一百余次，向任送去了大量高级军事情报。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之际，任又向郭传达了上级要郭掌握一支国民党军队，伺机举行起义的指示，郭汝瑰也照办了。他在获任国民党军第72军军长后，举行了宜宾起义，打破了国民党西南防守计划，为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撕开了一个缺口。
新中国成立后，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委员、交通厅长。其间，郭向党组织提出了恢复党籍的请求，时任川南行署主任的李大章对他说：“要进入阶级队伍，谈何容易！”说郭是原国民党中将，入党问题需中央批示，恢复党籍问题更无从谈起。
郭汝瑰被调到南京军事学院后，曾先后向董必武、任廉儒等人写信，董回信说：“入党事应由基层吸收。”任廉儒则仍劝郭：“耐心经受考验，争取早日入党。”
但是，入党一事始终无人出面解决。昔日早期中共党员、堂堂国军中将厅长，只好屈为“起义人员”，做一个军事教员。在1950年代的肃反、反右等运动中，郭汝瑰屡遭厄运，不是被打成“假起义的国民党特务”而遭逮捕，就是差点被打成右派分子进入另册（幸得中央军委批示：“情节轻微，不作右派处理。”），“文革”中更是经常挨斗，后又被当成不可靠的人，下放到四川巴县，一呆就是十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政策后，才移居重庆。
应该说，与其功劳相比，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期内郭汝瑰所受到的待遇，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在加入中共一事上，屡屡拒他于门外，更是不可思议。
如果说，郭汝瑰有什么重大问题，不能让其加入共产党，但董必武、任廉儒却又指示他要经受考验，争取加入。而若没有什么问题，为何又连一个普通工人农民都能有的机会，却偏偏不给作出过重大贡献的郭汝瑰？
其实，党的政策也有灵活的时候，并非全是原则教条而不可逾越；李大章对郭汝瑰所说的“要进入阶级队伍，谈何容易”一语，也未必全是道理。
1940年，国民党中统特务李茂堂，与西安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表示愿为中共工作。李原是中共党员，1935年在上海被捕后自首，做了国民党特务。毛泽东得知此事，指示中共情报机构可以与李茂堂联系，发展其为中共谍报人员。1945年，李茂堂升任国民党中统陕西省负责人（中统室主任），当年11月，他秘密到了延安，向中共情报工作领导人李克农提出重新加入中共的要求。对此，毛泽东当即批准了李克农的报告，同意重新接纳李茂堂入党，并具体由罗青长（时为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汪东兴（中央社会部二室主任）二人做李的入党介绍人，以后遂有“两个主任介绍另一个主任入党”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