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永安：人间的上帝死了

人间的上帝死了
——“伟大领袖”为何痛恨张中晓？
作者　夏永安
“伟大领袖”对张中晓为什么那么恨？我向我的朋友、研究胡风问题的专家胡铸请教。他在电话里笑着说：“他把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比作是‘图腾’，毛泽东当然对他恨了。”噢！原来如此，是张中晓触犯了“伟大领袖”绝对权威的神经，以致“龙颜大怒”，忘掉了曾经说过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名言，而针对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小青年在私人通信中的一段话写下了如下一大段评语：
“还是这个张中晓，他的反革命感觉是很灵的　较之我们革命队伍里的好些人，包括一部分共产党员在内，阶级觉悟的高低，政治嗅觉的灵钝，是大相悬殊的。在这个对比上，我们的好些人，比起胡风集团里的人来，是大大不如的。我们的人必须学习，必须提高阶级警觉性，政治嗅觉必须放灵些。如果说胡风集团能给我们一些什么积极的东西，那就是借着这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大大地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１６７页）
张中晓能得到“伟大领袖”这么高的评价，真是荣幸得很！现在５０多年已经过去，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张中晓，还真不简单，他比赫鲁晓夫还要早了将近一年就看出了“个人迷信”这个妖孽，尽管还只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具体的小册子而言的。
在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之后，他并没有屈服，而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努力读书思考、探求真理，写下了字字珠玑的《无梦楼随笔》，从哲学的高度，留下了数百条可以使人反复体味的警句。
他说：“书中越是说得绝对、完美、伟大……，大吹大擂，则越应当怀疑那种神圣的东西。因为伟大、神圣之类东西在人间根本不存在。欺骗性与冒险性狼狈为奸。”
他说：“在中世纪，权威最有力。在近代，事实最雄辩。”
他说：“锻炼一个坚强的意志来统治无数软弱的意志，是中土哲学的中心，也是政治学的基础。”
他说：“在颠倒的世界和混乱的时代中，人们的言语和行为的道德违反人性，是当然的现象。他们是牺牲者，道德上的失败者。”
他说：“倒是那些生活的独断主义者，他们以顺逆作为是非的标准，顺我者是，逆我者非，是我非彼，均出一心。”
他说：“中国人的所谓心术，是一整套没有心肝的统治手段，残酷地进行欺诈和暴力行为。”
他说：“对待异端，宗教裁判所的方法是消灭它，而现代的方法是证明其系异端。宗教裁判所对待异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现代只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讲出违反他本心的话。”
他说：“一切美好的东西必须体现在个人身上。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对于国家的尊重，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在历史上曾存在过无数显赫的帝国，但它却藏着无数的罪恶，它的人民为了皇帝的文治武功而牺牲生命，受尽苦难，这是对过去的历史所必须注重的一个方面。”
他说：“一个伟人无论如何自命为高尚神圣，如果解除了他的思想武器（理性、公义等等），便是一个沉溺于情欲的大坏蛋。”
他说：“孤独是人生向神和兽的十字路口，是天国与地狱的分界线。人在这里经历着最严酷的锤炼，上升与毁灭。这里有千百种蛊惑与恐怖，无数软弱者沉没了，只有坚强者才能泅过孤独的大海。孤独属于坚强者，是他一显身手的地方；而软弱者，只能在孤独中默默地灭亡。孤独属于智慧者，哲人在孤独中沉思了人类的力量和软弱，但无知的庸人在孤独中只是一副死相和挣扎。”
他说：“统治者既可以想象为上帝，也可以想象为魔鬼，一切以想象者的爱恶为转移。”
他说：“权力的灾难，一方面是明显的残暴行为；另一方面是一切通过强烈的心理上的影响（灌输教育、愚民政策、神经战），对个人自由的干预。”
他说：“统治者的妙法，对于于己不利者，最好剥夺他一切力量，使他仅仅成为奴隶，即除了卖力之外，一无所能。欲达到此目的，首先必须剥夺人的人格（自尊心）。盖无自尊心，说话不算数，毫无信用，则无信赖，也就没有组织力量（影响）了。于是，人无耻地苟活（做苦工），天下太平。”
他说：“政治家之言论，为稳定人心鼓舞人心而作，因此，必然会有欺诈成分。”
他说：“从奴隶到人的变化，应不等于从跪拜到握手的变化，而是从畏惧到无畏的变化。”
他说：“中土之思想革命，关键在于打破对经典的信任心理。盖此信任态度产生于对大家长的依赖、信赖和服从上面，乃人类童年时期所特有者也。”
就是这个张中晓，在他被打成“反革命”之后，依然不放弃对这个世界的关心和思考，依然保持了健全的理性和完整的人格，更加深入地对现实进行了批判。摩罗在《面对黑暗的几种方式——从鲁迅到张中晓》一文中，把张中晓和鲁迅、顾准相提并论。他认为：“文革时代中国人对于自身命运的思考，现在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我认为最出色的就是顾准的文字和张中晓的文字。”“最让我感动的就是他在人格方面所达到的坚强和高贵。”“我觉得张中晓就是耶稣，他就是像耶稣一样承受苦难，担当苦难。”“从个体人格整体而言，我不认为顾准和张中晓已经超越了鲁迅，但他们在某一方面确实对鲁迅有所发展。”
这就是张中晓，就是让“伟大领袖”痛恨的那个张中晓。有人把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比作尼采的《苏鲁支语录》。尼采留下了“上帝死了”的名言，而张中晓的言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人间的上帝死了”。“伟大领袖”也是很敏感的，发现这个张中晓不同凡响，就把他打成反革命；可是反革命的帽子并没有把张中晓压垮，《无梦楼随笔》这株“大毒草”还是长出来了，是悲还是喜？
［附］　胡风事件中几组令人叹息不止的数字
1954年7月，胡风向党中央提出“三十万言书”。1955年2月，对胡风思想大规模的批判在全国展开。两者之间仅相距7个月。同年4月，将胡风等人定性为“反党集团”。同年5月16日，胡风被捕。5月31日，《人民日报》出现通栏标题《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从1955年2月12日到5月31日，更准确地说到5月16日胡风被捕之日，两者之间相隔108天，或93天，胡风问题便从人民内部矛盾一下子升格为“反革命分子”了。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胡风反革命集团案”。1986年1月，党中央公开撤销了强加于胡风的政治历史问题方面的不实之词。1988年6月，中央为胡风的文艺问题与文艺活动问题平了反，撤销加在胡风身上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宗派主义等罪名。从1980年9月到1988年6月，为胡风三次平反，历时整整7年9个月。如果从1955年胡风被捕到1988年胡风彻底平反，历时共33年！
这组数字中的时间跨度和上述为“胡风集团”定性的时间相比，何其长也！108天或93天同7年9个月相比，其长度的差别一目了然。
且看另一组数字。
根据《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复查报告》（1980年7月21日）中有关内容：“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共触及了2100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后来，经过复查，这23个骨干分子中，只有1人当过汉奸，其他人都不能定为特务、反动党团骨干等。
假设一个正式涉及此案的人的家庭以每家3人计算，则共触及6300人，其实，受株连的远远超过上述数字。据有关材料揭露，和胡风或其他胡风分子素昧平生，只因为他们之间有过一次平平常常的通信；曾表示过对某一胡风分子作品的喜爱；为了一首小诗曾获胡风推荐而发表过；为了听过胡风主讲的一个专题；为了是胡风的妻妹；为了是某胡风分子的内弟……以上这些都是曾经受株连的罪名。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件事是当年在胡风家乡，即湖北蕲春县，曾把全县的所有语文教师都停职反省一年，要他们交代和胡风的关系，实际上，除了胡风的侄儿张恩，胡风对他们无一相识。（《炎黄春秋》2003年第8期）
《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