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永安与贵阳保卫战--孙启新的blog

史永安，字磐石，淄博市周村区史家塘坞村人，生卒年月不详，约生活在明末。其先世为武定州人，其祖父移居长山县塘坞村（现属周村区）。父亲史朝佐是一位颇具侠肝义胆的大商人，当时家中非常富有。史永安自幼聪颖过人，过目成诵。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中举人，四年后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不久即擢任都察院御史。

史永安一生中最为惊险、最能体现其坚忍不拔意志的是贵阳保卫战。在这场保卫战中，担任巡按御史的史永安领导有方、协调有力、指挥得当，协助巡抚李枟，与全城军民戮力同心，共御强敌，取得了贵阳保卫战的胜利。

一

天启元年（1621年），四川永宁宣抚使奢崇明起兵反明，据重庆，攻合江，破泸州，陷遵义。当奢崇明进围成都、自号“大梁王”的消息传到贵州时，贵州全境戒严。为了趁机实现自己称雄一方的宿愿，贵州水西彝族土同知安邦彦想借机发难。为此，他特别到巡抚官邸拜见李枟，“诡言与奢氏有仇隙，愿发己兵剿永宁以自效”。李枟知其心怀叵测，谢绝了他的请求。安邦彦返回大方后，积极策划反明事宜。

李枟预感到四川的动乱将波及贵州，为了防患于未然，他多次上疏朝廷，请求增加兵员、军饷，然而明王朝急于征辽，无暇它顾，对李枟的请求置之不理。正当这时，李枟被朝臣攻击，于是六次上疏，乞求退休。朝廷议任命王三善担任贵州巡抚，责令李枟在新任巡抚未到任前坚持职守。当时奢崇明已攻陷遵义，贵阳危在眉睫，即将卸任的李枟与史永安一起，勇敢地承担起了保卫贵阳的使命。

此时贵阳城中士兵不足三千，仓库空虚。李枟与史永安会商后，采取了两项对策：一是扩军备战，以应危局。“募兵四千，储米二万石，治战守具”，并向云南、湖广借贷四万余两白银；二是主动出击，御敌境外。为了粉碎奢崇明向贵州的进攻和渗透，派遣总兵张彦芳、都司许成名、黄运清等率兵援川。

天启二年（1622年）二月，有人传言奢崇明已攻占成都，安邦彦对此大受鼓舞，于是挟其侄水西宣慰使安位举兵声援奢崇明，并自称“罗甸王”。在水西四十八支及其他部头目安邦俊、陈其愚等的响应下，在水东土司宋万化及乌撒（治今威宁县城）土司安效良的配合下，安邦彦首先攻占毕节卫城，接着攻破乌撒卫，随后分兵攻破沾益、安顺、平坝。安邦彦自统水西军数万东渡六广河，直趋贵阳，另外派遣大军下瓮安，袭偏桥（治今施秉县城），切断增援之明军。宋万化亦率九股苗、仲（布依族）攻陷龙里。二月初七日，十万水西军兵临城下，将贵阳围了个水泄不通。

二

鉴于当时布政使、按察使和知府等官员赴京述职，总兵张彦芳驻守铜仁，都司黄运清在遵义，城中文武官员大多不在位的严酷现实，李枟、史永安等官员商议，军政要员和军士分守贵阳城的五座城门：提学佥事刘锡元及参议邵应祯、都司刘嘉言、原副总兵刘岳分御四门；李枟自己防守首当其冲的北门——柔远门，另于北门“外镇筸兵三千”，使之“奋刃迎敌”，以鼓舞军民士气；史永安守谯楼，密切注视城外敌人的动向，观察城内街巷的治安状况，以防内外勾结。与此同时，城内的民众也组织动员起来，分片据守，“学官及诸生亦督民兵分堞守卫”。

战役初始阶段，安邦彦认定北门是贵阳城的薄弱环节，如果一举拿下，就可攻破城池。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其所率的前锋部队阵脚还没有立住，突然间城门大开，李枟率领将士杀了出来。若不是逃得快，安邦彦险些成了俘虏。然而安邦彦不肯认输，待其喘过气来时又令部属转攻东门。守将刘锡元借助坚实的城墙和高昂的士气，一次次地粉碎了安邦彦的凶猛进攻。为了迅速攻下贵阳，安邦彦一面派兵不分昼夜轮番进攻，企图以疲劳战来拖垮守军；一面采取了心理战，用鸡鸣狗吠及妇女的哭泣声来瓦解城中军民的斗志。然而城内军民众志成城，严阵以待。

保卫战期间，李枟、史永安领导贵阳军民采取有效的战术，胜利地粉碎了叛军利用城外高地、“厢楼”和“土笼”等攻城的图谋，大振士气。二月初八日，叛军登上西门外一处石坡，借助高坡向城内投掷石块，城上军民无法防御。史永安紧急坐镇西城楼指挥，用火枪射杀多名叛敌，缓解了严峻的战况。接着借助夜色掩护，在城墙上修筑了“雉楼”，比城外石坡高出一半，居高临下，给叛军以有力的打击，迫使叛军放弃了石坡。二月二十二日，攻打北门的叛军制作了三丈多高的“厢楼”，用以攻打城池。“厢楼”就是云梯。叛军挖掘城外的坟墓，取出尚未腐烂的厚实棺木，包裹上布，制成云梯。云梯内可躲藏几十人，下面安装轮子，一直推到城墙边，借助云梯掩护，与城墙上的守军对打。南门外的叛军也制作了云楼，采取同样办法攻打守军。守军于清晨天未明之时，派遣2名勇士出城，拿着火药和火把，烧毁了云梯，破坏了叛军攻城的“先进武器”，叛军被迫撤退。同样利用火攻，史永安指挥南门处守军攻破了叛军的“土笼”阵。叛军在城外编了几万个竹笼，装满泥土，筑成高台，站在上面射杀城墙上的守军。史永安采用军门旗牌官李良才的计策，拆掉城内永祥寺钟楼，在南门城墙上修建了一座高楼，高于敌军土笼，挡住对方视线，敌军被迫放弃土笼。然后史永安派兵出城，把土笼全部烧毁。

在抵御敌军攻城的同时，贵阳城内采取肃清奸细、捐输金银米粮和启用儒生等措施，全城动员，加强战备。继续对城外展开宣传攻势，既警告来犯之敌，以振军威，又密谕在城外之诸生见机行事，报效国家。二月二十日的《柬张总镇黄都司》宣称：“前初七八日，士民公愤，杀奸细殆尽，且助银米养兵，省城决可万全”。民间乡绅潘朗、陵大参“首为倡义诸绅及士民，争输金钱为赏功赀”，“诸子衿以学道为监军，争脱青青荷兜，怀甲介而驰”，城内的五六百名读书人，每五人编为一组，按时稽查、督导士兵守城备战。

二月间，安邦彦的叛军多次攻打贵阳城，这是围城三百日中战况最为激烈的阶段，但由于措施得力，贵阳城的守军顶住了叛军对北、东、南、南次、西各城门的密集攻势，成功地保卫了贵阳城。

三

为减缓军粮供应压力，确保持久固守，六月初贵阳守军实行限量、减量供给，“每兵粮一仓升，定价一分五厘。日给米五合，兼银七厘五毫，其名曰银米兼支”。在军粮实行银米兼支时，发动诸绅士献纳“事例米”，每输米一石准银三两，并根据所献数量分别予以贡生名号，“得米市斗六百余石，则仓斗千石矣”，“又再缓黔城一月之亡，此开纳事例之力也”。贵阳军政衙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采取多项措施，如《禁城外兵将入城买米示》、《禀两院卖粥救饥》、《收养子女示》，以确保城内粮食供应。还开展社会救济，稳定民心。对于那些“又有娶妾包娼，剥我士民膏血以养娼妾”的“乱军”，黔城军政衙门允许街坊、乡约、保长、邻佑等民间“竟杀横兵”，且“受害人叫唤地方，地方不速救护同杀官兵者，力斩。”

尽管如此，八月二十三日事例米也告罄，“兵食益少，力益疲，惟瞪目以望援兵”。城内人心浮动，内奸乘机作乱，引导叛军攻城，东门、南门告急。当时东门神机楼等处，叛军在内奸的引导下，已经登上城墙，开始拆毁城堞。就在危急之时，史永安巡防至此，迅速组织人员抵抗，击退了叛军的进攻，贵阳城得以保全。

在无粮可食的严峻形势下，贵阳军政衙门在士绅阶层实行“派米”之法，要求各家悉报粮数，并接受检举，得米数“六百石，则又仓斗千石矣”。当时除死、逃和遣入屯寨者，仅剩守军六千人，派米之法可养兵三千；另三千士兵仍寻旧制实行银米兼支。派米养兵之法实际上在七月份先是在部分地方官中推行的，目的在于惩戒，“以释从叛之疑”，“令马御史止出米二百一十六石，养兵一千二百名。张知州、马知州各出米一百八十石，养兵各一千名。以一月为限。”此间继惩戒官员后在士民中大规模派米，已属无奈。

到了十月，全城粮食已尽。但在十三日清理县仓时，幸得以往余粮百石，可合仓斗一百零九石。抚台李枟下令，此惟一粮源重点供应北门守军。虽然由于“各兵日多逃死，县余百石乃得延至十一月初十日”。

贵阳城自从九月以来，在各种可食之物都吃尽的情况下，便零星地出现了吃人肉事件。此后随着形势恶化，此类事件逐渐增多，“先煨死尸，遂烹活人”。此种情况，当时还只是秘密地进行，影响并不大。但最为可恨的是，四月初七凌晨撤回贵阳城的张彦芳和黄运清部卒军纪很坏，对出逃的难民不但勒索钱财，还杀人食肉。“敕横兵杀食其肉，而勒各兵日输人肉有差，以供都闲仆妾常膳。”出现军士杀食百姓，无疑对市民更具恐慌性和危害性，影响极坏。据史载，张彦芳和黄运清部卒“公屠人市肆，斤易银一两”。然而此时贵州军政衙门对这种混乱状况无力管束，局面完全失控，城中“亲属相啖”，甚至于时任参政、后任云南布政且屡有政绩的潘润民之一女也被人吃掉，致使贵阳城内人迹少见，烹食人肉之火四处蔓延。诗云：“孤城苦守岁云徂，望断援师泪欲枯。烽火连天云黯惨，僵尸满地血模糊。”

在安邦彦围城十个月后，贵阳成了一座鬼城：粮食匮尽，军民将城内的“糠、核、草、木、败革”吃完后，便吃死人之肉；当死人吃完后，转向吃活人。令人惨不忍睹的是，有的人为了生存，或易子而食，或吃自己的亲人。

四

此时辽东战事紧张，朝廷无暇顾及西南平叛之事。川贵总督张我续、新任巡抚五三善畏葸不前，拥兵不救，导致“声援俱绝，贵阳围益困”。李枟、史永安连连上疏告急。在天启帝的严厉催促下，到了十一月，王三善怕贵阳城破，难逃干系，决定以死一战。他集合将士，说：失去了城池，我们将死于法，进攻敌人，我们有可能死于敌，同样是死，何不与敌拼死呢！见部属斗志高昂，王三善便于十二月初分兵三路：右路由副使何天麟等统率，由清水江进；左路由佥事杨世赏等统辖，由都匀进；中路由自己统帅二万精兵，进击敌方主力前锋。王三善率领的中路军到了新安，正好与水西军相遇。副总兵刘超率士兵张良俊勇往直前，斩敌悍将阿成，致使敌军披靡。大军全部到达，王三善趁势夺取龙里城。这时诸将都想在龙里静观待变，王三善力排众议，一马当先，追击敌军。安邦彦见官军来势凶猛，怀疑对方有数十万之众，便慌忙离军而逃。水西军失掉主帅，余众退往屯龙洞驻守。官军乘胜收复了七里冲，进兵毕节铺。十二月七日，官军进抵贵阳城下，为时十个月的贵阳保卫战终于结束了。

五

天启二年贵阳遭围十月之久，倍受煎熬，40万军民或死或逃仅剩200多人（一说1千户），贵阳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真是惨绝人寰！然而，作为一座省会、重镇，其历时之久、祸害之惨且能保持城市不陷，这在我国古代城市战争史上并不多见，尤其是在明末朝廷兵事重心置于辽东，深陷叛军包围而救援长期不至的情形下，尤为不易。

在贵阳保卫战中，御史史永安和巡抚李枟、提学刘锡玄等官员，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与贵阳军民同患难、共命运，身先士卒，坚守城池，誓死不与叛军苟合而弃城出逃。作为御史的史永安在这场保卫战中，不但积极履行自身的职责，还带兵有方，指挥得当，屡次化解危难，显示出难得的组织能力和军事才能，为保卫贵阳作出了重要贡献。虽说到后期他们不能完全控制局面，但对驻防军队督导还是比较严厉，不满于张彦芳、黄运清等无援之实。《明史》列传对三人给予了高度评价，“孤城卒定，皆枟及永安、锡元功。熹宗用都御史邹元标言，进枟兵部右侍郎，永安太仆少卿，锡元右参政”。三人的功劳“时议与朱燮元之守成都并称焉”。

史永安后来转战南北，屡建奇功，陆续担任兵部右侍郎、左侍郎，死后赠兵部尚书衔。可以说，贵阳保卫战对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磨练了他的坚强意志，强化了他的组织能力，锻炼了他的军事才能。

参阅资料：杨伟兵的《三百日战祸与明代贵阳城市应对》、庞思纯的《李枟与贵阳保卫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