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的为什么要改革

谈起改革，老百姓一定是非常熟悉了。这些年来，各个领域的改革——什么农村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国企改革、医改、教改、林改等等，不断影响老百姓的思想，彻底改变了老百姓的生活，仿佛什么事只要一改革就能锦上添花，谁对些有异议，那谁就将会被扣上一顶反对改革者帽子。渐渐地，老百姓已经习惯了改革，因为改革也就是要革除阻碍或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使广大的人民群众物资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提高。一言蔽之，改革就是去除不好的东西，取而代之的是有利于老百姓的事物。那也就是说，在某领域进行改革，首先要这个领域现行的体制非常的不好，严重地影响了这个领域的发展，让老百姓非常的不满意，引起老百姓的普遍反对,对社会的长足发展造成了隐患。
首先我们把众多改革中的医疗改革做为一只麻雀解剖一下，仔细分析一下医改的前因后果，看看这医改是把好的改成了坏的，还是把坏的改成了好的。
一谈起医改，大家自然而然就想起来九十年代初的医改——医疗市场化改革，其实这只是中国医疗改革的重要攻坚战而已。但事实是，早在我国改革开放正式实施的第一年，也就是１９７９年，医改就已经初露端倪。这一年，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大胆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不久，卫生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开展了对医院的“五定一奖”(即定任务、定床位、定编制、定业务技术指标、定经济补助、完成任务奖励)工作，并开始尝试对医院实行“定额补助、经济核算、考核奖惩”的改革方案。
１９８０年，国务院又批转了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医生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打破了国营公立医院在医疗卫生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
１９８５年被称为中国医改元年，因为，就在这一年，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由此，中国的全面医改正式启动。但是弊病马上就显现出来：一是政府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严重不足；二是农村医疗卫生防疫网加速破败；三是卫生医疗部门的行业作风开始变坏（大家要注意了，九十年代的医疗市场化改革宣称的医疗单位效率低下，人浮于事、在其位不谋其政等等需要改革的弊病其实是从1979年就开始的医疗改革所产生的，是原先不存在的）。看看吧“由于过分强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医疗机构开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卫生医疗部门的行业作风开始变坏，名医生走穴、药方里开出电饭煲等一系列医疗乱象随即出现……”①
接下去才是大家熟悉的医疗市场化改革。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医疗改革朝着市场化方向迈进。从此，什么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新事物，像雨后春笋般在医疗系统涌现。这次改革对大家的影响太大了，大家是刻骨铭心呀。其实这次医改还是照着原来的“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的思路不变，但这次的确是攻坚战，露骨地就是逼着医院走向市场去敛财。是不是这样说呢？我们来看一下众所周知的“胡卫民事件”。事件发生在湖南省娄底市中心医院，这个事件的另一主角杨志毅凭着施政纲领中提出“经济效益当先”，与此时医改方向“医疗市场化”的总方针不谋而合，于2001年11月，在娄底市委组织部组织的招聘中胜出，就任娄底市中心医院院长。自然而然扬志毅的改革大家就可想而知了，招招冲着钱去，大力提倡“开单提成，加大力度，鼓励病人住院”。譬如，医生介绍一个病人住院，提成20元，所在科室得5元，个人得15元。以此刺激效益。并且还以医院文件的形式公开下行政命令，大家看看，点名会诊费奖励35%，光子刀每次150元、支架置入每次300元、磁共振每单20元、住院证每单20元……细则还规定：临床科室的西药、成药下命令开单提成，个人2%，科室4%；中草药提成，个人5%，科室5%…… 后来光子刀每次开单提成由150元提高到500元。在这样的改革引导之下，医生们疯狂了：能用国产药治好的病用进口药；能用普通药治好的病用新特药；能用一两种药治好的病用三四种药，不用仪器设备检查的也说要检查……全院病人住院费用连年上升,每个住院病人平均床日收费从2001年的265.89元,涨至2002年的318.35元,2004年又跃至398.57元，创造了令人咋舌的业绩：“医院收入从2002年的8021万；到2003年的9042万；2004年高达1个多亿。”②简直是火箭式上升！就这样的腐败分子竟然还有领导公开说是“人才”，如此猖獗的违法违纪，竟然被视为有政绩？直到今天这样的情况还在延续着，并且愈演愈烈，猖狂地挑战人民的心理承受底线。看看“在杨志毅执政期间，娄底中心医院住院病人平均每天的花费是400元，而现在，病人平均每天的花费高达600多元，医院的毛收入现在已经近两亿元了。”大家再来看看2008年8月14日，胡卫民与院党委书记的谈话。
“你留下来，情况只会越来越好。”
“在这里，我毫无希望。医院没有正气，我决定离开！”
“全国哪个医院没有开单提成、医疗回扣？”
“别人这么运作也许没问题，但是我要做的话，就是一个罪状，别人就可以无限上纲，我是胡卫民！”
“一个人的力量和全国医院作对，你不觉得自己的力量太渺小了？你改变不了！”③
看到了吗，改革来改革去，越改越腐败，腐败就像越韭菜一样，越割越壮，越割越旺盛，越割越富有公开的生命力。真不知道是改革滋生了腐败，还是腐败促进了改革，造成了今天谁不腐败，谁敢反腐败谁就得被这个社会残酷打击，面临这个社会的淘汰。看看胡卫民的妻离子散，几乎成为全国医生行业的公敌，看看下面这串名字吧：肖启伟、陈晓兰、王玲、吴彬、王雪原……改来改去，改得老百姓是看不起病，改出个看病难，看病贵，老百姓有病能挨就挨，能扛就扛，实在扛不住就视死如归地走进那号称“人民医院”的屠宰场，再不就跳楼自我了结（如2008年3月28日，在娄底市中心医院11病室住院的颜建国，因为支付不起高额的医药费，最终选择跳楼自杀。）
纵观三十年的医改之路，我们可以看出医疗改革的手段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给政策不给钱”。国家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只占到医院支出7%，93%的支出需要医院自己去赚。而国际上，医疗卫生的投入统计，中国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是世界排名的倒数第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却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国。为了实现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目标，允许私立医疗机构的存在，并放纵其腐败，凭借虚假广告来与实力雄厚的公办医疗机构竞争，它让你陷进去，破了财，误了治疗，有的甚至送了命。这也难怪，在以“经济效率”为背景的改革大环境下，患者对于医生来说，那就是“衣食父母”，为了生存医生就要千方百计地让患者掏出手中的钱，从而人为地改出了一座新的大山，让老百姓背负着沉重的包袱，生活步履为艰，不顾老百姓的死活，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想方设法地搜刮民脂民膏搞形象工程，造成国家非常富裕正在大踏步发展前进的繁荣假象。
说到这，大家常忽视了一个问题，当初医疗机构为什么要改革呢？是不是改革前医疗机构的问题就已经相当的严重，让老百姓看不起病，引起老百姓的异常不满，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那1979年改革前的医疗制度到底是怎样的呢？1979年以前，那不用说应该就是毛泽东时代了。毛泽东时代医疗界当然也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其根本宗旨，“救死扶伤，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医务工作者的天职，光看到这，大家就不由得精神一振：这样的指导思想太伟大了！那才是真正替老百姓着想。在这样伟大的思想指导之下，能发生病人没钱就不给他治疗让他活活痛死的惨剧吗？我们还是先听一下当时的医务工作者自己的声音吧：“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就业率很高，基本消灭了失业；广大农村经‘土改’农民分到了土地，不久又走上了农业合作化与集体化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城市里的国家干部和职工中，便实行了公费医疗制，他（她）们生病不论门诊或住院，都不要个人缴费；其家属和未成年子女享受半公费医疗（也就是办个公费医疗证），生病无论门诊或住院，不再交费。60年代前期，毛主席发觉当时我国的医疗卫生工作‘重城市’和‘轻农村’，便严厉批评国家卫生部是‘城市卫生部’、‘城市老爷卫生部’，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就是当年家喻户晓的‘6.26’指示。在‘6.26指示’的号召和鼓励下，军内外医务人员掀起了分批分期下农村的热潮；与此同时，农村大办合作医疗（1969年底统计，95%的农民都参加了合作医疗），大力培训赤脚医生（几乎全国每个村庄，都有两、三名边治病、边参加农业劳动的赤脚医生）。从而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医疗问题。世界联合国卫生组织，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并在全世界范围宣传推广。”④那时候，医疗成就辉煌，：灭鼠疫、除霍乱、亡天花、去疟疾、斗血吸虫、防性病、战结核病……迅速消灭或控制了解放前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流行病与传染病。毛主席还亲自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人民的体质明显增强，从此彻底甩掉了“东亚病夫” 的帽子。广大医务工作者忘我工作，学习白求恩“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热忱”和“对技术精益求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亲如一家，并且在行动上主动对疾病进攻，大搞“预防为主”，力争让老百姓少生病，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让老百姓确确实实地受惠。
看到这，大家也许会精神振奋，这样好的医疗制度，这样的好的医疗局面，只要我们这三十年来不断地加以发展，加以完善，随着时代的前进至今日，那中国人民将拥有何等强的健康体质，将享有何等高的医疗服务。我不禁心里犯嘀咕：好好的，为什么要改革？
参考书目：
①《中国医改30年》         摘自《中国商界》杂志 文/刘娜
②《‘为民医生’大胆揭开医院黑幕——屡遭恐吓报复愤而辞职   娄底市委书记出面挽留》      摘自《潇湘晨报》 文/欧阳洪亮
③《医疗黑幕，一层纸的后面是铜墙铁壁》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 文/陈安庆
④《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辉煌年代》           文/于泮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