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洋:把每个面包都印上‘劳工神圣’四个字

4月5日，清明节。
一个生者对逝者祭奠的日子。
这天，我专程从北京赶到了武汉，为的是要祭奠一位长眠在洪山南麓的旷世英烈，追思怕是已被大多年长者所淡忘，被大多年轻人所陌生的工运先驱———施洋。
早上8点多一下火车，我就打车直奔洪山。
施洋烈士陵园建在武昌郁郁葱葱的洪山南麓，占地28亩，是在1953年建成的。后来经过几次维修扩建，如今成了全国重点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陵园内苍松翠柏，庄严肃穆。陵园大门前的施洋雕像稍被风化，但其眼眸依旧透着刚毅和决然。雕像下定格当年“二七”大罢工的浮雕穿越时空，把82年前的那场悲壮再现人们眼前。
怀着敬仰和久慕，我从陵园山脚拾阶而上。无意中，数了一下脚下的台阶。第一层27阶，第二层27阶，第三层还是27阶。哦，我明白了，这是设计者的匠心，脚下的花岗岩石阶在向人昭示：这是“二七”回顾地，是“二七”惨案中54位烈士之一的施先生安魂处。
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叫《风暴》。那是1959年由金山导演的一部反映“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彩色故事片。正是看了这部影片，我从小就知道施洋的名字。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曾在武汉工作过5年，可从没听谁提起过施洋，更不知道武昌洪山有个施洋墓。
也难怪，那是一个风云诡谲的动乱年代，谁还提及他。
我来到“施洋烈士纪念碑”前时，恰巧碰到华中师范大学的十几位学生也来祭奠施洋。施洋曾在华中师大的前身，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就读过。在这些“师弟师妹”们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生如春花，灿烂无比；死如秋叶，静美异常”。
我记得这是泰戈尔的诗句。以此送施洋，似乎太浪漫了。施洋一生灿烂无比没错，但并非“死如秋叶”。秋叶落地无声，而施洋死后动静就大了。仅在汉口，就有数千人力车夫跪地叩首痛哭，整个武汉三镇“万口齐声哭，哭声直遏八荒外”。这一悲壮场景实乃“烈士之死重于山岳；正气所在炳若日星”。
蹑足拾阶再上，陵园的最高处就是施洋墓。盈盈绿草披满坟冢。墓旁伫立的参天古树在溟濛中肃然挺拔，像是忠厚的守墓人。我将一束鲜花轻轻地摆放在了坟前。
春去岁月淡如云。能不忆先生？
我真正认知施洋是在书中。
对于一个出身于没落中的书香世家孩子来讲，家风好学使施洋从小得益。几经读书后，1915年，已经26岁的他从竹山县麻家渡徒步走了半个多月到武昌求学，并顺利考入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科。施洋开始接触到西方社会的民主与法制思想，并接受了资本主义文化洗礼。面对华夏疮痍，这位从至今还是鄂西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小伙子从此视野大开，懂得了救国救民必先改革政治体制、推行民主法制的道理。
1917年毕业后，他怀揣着写有“甲等第一”评语的本科毕业文凭，试图在武汉大展宏图。两年后，他先是顺利拿下律师证，后又拔得头筹，当上了武汉律师公会副会长，还被聘为湖北法政讲习所兼职教授，专讲深奥的比较宪法。无怪乎一些法学鸿儒发出“此人乃中国法学界跃出的一条强龙”的惊叹。
这位“留着一撇小胡子”的一介书生，在武汉的8年中，曾担任过28个工会的法律顾问。生活虽说不算富裕，但凭体面的职业，也有着“头戴红顶瓜皮帽，身穿缎子马褂，脚穿黑漆皮鞋”，带块怀表的潇洒。他“一年下来至少也能挣得1000多块大洋”，本不需为稻粱虑，一个人的收入足以养活妻子、女儿、弟弟和佣人等五六口人，过着安逸日子。
可这位不安分的知识分子却偏偏愿和穷苦的工人们摽在一起，而且对他们诚笃不二。武汉三镇，不管哪个厂的工人受了欺凌，只要到了“施洋律师事务所”，他们心里就踏实多了。
这位仗义的“劳工律师”也因此汗青留名。国运沉沦之时，方显无畏无惧之勇。
替工人说话办事施洋比什么都上心，成天东奔西忙乐此不疲，甚至贴上自己的大洋。我在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写的回忆录里见到这样一段记述：
1921年11月底，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为反对老板加租，发生同盟罢工运动。为了应对与老板的谈判，工人们找到施洋，希望他能代表劳方与资方谈判。在谈到律师费时，工人们提出是否能打个半价。施洋笑着说，我们这些穷人联合起来，把那些有钱有势的杂种们搞一下，也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不用提费用，这样的事就是贴几个钱，我施洋也不在乎。九天后，在施洋的帮助下，人力车工人罢工取得胜利。老板不但取消加租，而且还不得不增加职工福利，承担罢工期间工人们的经济损失。
施洋对工人阶级的笃厚和对工运事业的竭诚让那些劳苦大众视若为宝，拿他当“自己的亲兄弟”，以至“劳动界倚之为保姆，视之为明星”。
包惠僧回忆说，1922年5月1日，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一大清早，施洋就来到了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会所。他拿出100块大洋，让人去面包房定制6000份面包，而且叮嘱：“把每个面包都印上‘劳工神圣’四个字，让车夫工友们感受到昔日做牛马，今日做主人欢庆自己节日的喜悦。”100块大洋可不是个小数呀，足够当时一个车夫挣一年的。难怪本该家境殷实的施洋，在临牺牲前写给妻子的信中说自己已是“床头金尽，柜无半斗存粮”。
我在施洋1923年2月10日在狱中写给妻子的信中还看到这样一段话：
你问我：“你一个有名的律师为啥还这么穷？”我说：“挣了一些钱都接济穷苦工人、车马夫们了。”你不仅没有恼怒，而且望着我发出会心的笑：“应该这样。”
眼看中国尚在黑暗专制的地狱中，我无法躲进黑暗的小阁楼谋自己的一己之福利，我无法平静安分地做一个职业律师，我希望借民主、法制的宝剑削平这不平的世道，虽败犹荣，虽死无憾。
铿锵之语，落地有声。
千万别为施洋的所为感到疑惑、不解。1922年6月18日，当项英和许白昊介绍他入党时，这位铮铮铁汉在自己那份3000多字的入党申请书上写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愿为工人运动，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乃至牺牲宝贵的生命”，这就是最好的注解。
1923年2月4日，铁肩担道义的施洋在当时亚洲最大最先进的京汉火车站，参与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2月7日，惨案发生。当晚，施洋被捕入狱。
满口春秋大义的吴佩孚3年前还曾慕名约见过施洋，并亲手送他一部美国《华盛顿法典》，发誓和他“共同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然而，正是这位曾靠给人家算命糊口的“蓬莱秀才”，在施洋被捕的七天后，又亲手给湖北督军肖耀南下发了将其秘杀的急电。
吴佩孚其阴险丑恶由此无所遁形。当年《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一文，将其斥为“工人阶级的敌人”。
施洋34载生命的终结曾在65年前为毛泽东下述观点提供过这样一个佐证：
“施洋同志的牺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是最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
毛泽东下过这样的定论：“施洋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光辉旗帜。”
施洋在中国工运史上可圈可点的并不在于他的业务学识和口若悬河的辩才，而是他树立了把争取工人合法权益的斗争与推翻旧社会最终实现工人阶级利益的革命有机结合、从而把工人自发斗争转变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自觉革命的典范。
施洋恐怕没听说过当今“维权”一词。但他在党的引导下懂得“为劳工伸张正义”。他不为金钱所动，不计较个人得失。当工人们需要他的时候，从来都是“颇尽赞襄之力”，挺身而出。他在为英烟公司女工与资方谈判时，用高超的谈判技巧和准确的语言表达，运用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斗争原则，取得了工人斗争的胜利，打击了中外资本家的嚣张。用今天的话说，他是维权先锋。
其实，这位从山沟走出来的青年原本“木讷寡言，内向孤独”，但当他与工人打成一片后，通过经常到各工人俱乐部讲演，其说理“更加简明，更加透彻，更加精辟，更具有雄辩的冲击力”。他的“磁性讲演”不仅“深深吸引工人们的心”，而且往往搅得听者沸反盈天，甚至“连维持秩序的警察都流下了眼泪”。在武汉，当时不少大学生还将他的讲演辞收录下来，作为自己练习讲演的范本。
时光倏逝，一晃80年过去了。
在武汉，我还特意到汉口寻找那名垂青史的“后花楼街皮业巷五号”。它是施洋在武汉生活工作的惟一栖息地。“五四”运动那年，施洋就是在这儿开张挂牌，办起律师事务所并从此与工人和工会结下不解之缘的。
然而我失望了。这条始建于20世纪初，因周围建筑多有雕花图案而得名的后花楼街，早已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声灰飞烟灭。这条昔日繁华且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老街，如今北面已是一座座高耸气派的商厦；南面则或是断垣残壁的破屋，或是待拆待建的老房。一街之隔，反差之大如巨人与侏儒。
一位在这条街住了53年的老者告诉我：“施洋律师事务所早就拆了，它原来就在那。”我顺他的手指方向看去，一座华丽的影城映入眼帘。
施洋久居的陋室随着钢铁铲车消失了，他那未曾华盖盈门却聚拢人心的旧址随尘而去。施洋律师事务所虽然消失了，但我想，他那“秉承孟子民本思想并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民公仆思想”和“一刻没有脱离过群众，一刻没有忘记过自己使命”的秉性和胸襟永远会留在人们心中。旧迹已悄然作别，但它在中国工运史上却留下黄钟般曼声回响。
施洋简介
施洋(1889～1923年)，原名吉超，号万里，字伯高。湖北省竹山县麻家渡镇双桂村人。
为寻求革命真理，1914年考入湖北警察学校，期满毕业。次年，又考入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本科学习法律，被广大工人称为“劳工律师”。
1921年1月，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时，被聘为法律顾问。这期间他组织领导汉阳钢铁厂、英美烟厂等企业工人罢工并取得胜利。1921年12月1日，汉口车行老板勾结租界当局，随意提高人力车租金，遭到工人的反对。第二天，施洋和林育南根据党的指示，组织“汉口人力车夫同业工会”，指挥数千车夫罢工7天，获得完全胜利。
1922年6月，施洋经许白昊、项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9日，粤汉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岳州站由郭亮领导，武昌徐家棚站由林育南、施洋领导，罢工17天，以反动当局被迫同意工会所提条件而获全胜。9月23日，施洋到上海参加全国司法会议，会议期间，他见到孙中山并与之对政治问题交换看法，赞同孙中山的民主革命。10月10日，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成立，他担任该会的法律顾问，凡工人在法律上的有关事务，他都负责处理。
1923年1月，汉口英国烟厂因无故开除女工而引起工人罢工，施洋挺身为工人说理，向英国资本家作斗争。由于有施洋的正确领导，使前后30多天的罢工斗争以英方资本家同意接受工人所提条件而胜利告终。
在武汉领导工人罢工斗争的同时，施洋同项英、林育南、张浩等积极投入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并率湖北工会代表团出席2月1日在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后，施洋积极参与其组织、领导工作。
2月7日晚，施洋被军阀肖耀南逮捕下狱。
2月15日清晨，在洪山脚下英勇就义。
刑场上，他慷慨激昂，面对刽子手大声疾呼：“我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些起来，把军阀、官僚、资本家和你们这般替他们作走狗的人，一起都食肉寝皮.”我不怕人，不怕事，不怕死，堂堂正正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万个施洋!”
4月5日，清明节。
一个生者对逝者祭奠的日子。
这天，我专程从北京赶到了武汉，为的是要祭奠一位长眠在洪山南麓的旷世英烈，追思怕是已被大多年长者所淡忘，被大多年轻人所陌生的工运先驱———施洋。
早上8点多一下火车，我就打车直奔洪山。
施洋烈士陵园建在武昌郁郁葱葱的洪山南麓，占地28亩，是在1953年建成的。后来经过几次维修扩建，如今成了全国重点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陵园内苍松翠柏，庄严肃穆。陵园大门前的施洋雕像稍被风化，但其眼眸依旧透着刚毅和决然。雕像下定格当年“二七”大罢工的浮雕穿越时空，把82年前的那场悲壮再现人们眼前。
怀着敬仰和久慕，我从陵园山脚拾阶而上。无意中，数了一下脚下的台阶。第一层27阶，第二层27阶，第三层还是27阶。哦，我明白了，这是设计者的匠心，脚下的花岗岩石阶在向人昭示：这是“二七”回顾地，是“二七”惨案中54位烈士之一的施先生安魂处。
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叫《风暴》。那是1959年由金山导演的一部反映“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彩色故事片。正是看了这部影片，我从小就知道施洋的名字。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曾在武汉工作过5年，可从没听谁提起过施洋，更不知道武昌洪山有个施洋墓。
也难怪，那是一个风云诡谲的动乱年代，谁还提及他。
我来到“施洋烈士纪念碑”前时，恰巧碰到华中师范大学的十几位学生也来祭奠施洋。施洋曾在华中师大的前身，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就读过。在这些“师弟师妹”们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生如春花，灿烂无比；死如秋叶，静美异常”。
我记得这是泰戈尔的诗句。以此送施洋，似乎太浪漫了。施洋一生灿烂无比没错，但并非“死如秋叶”。秋叶落地无声，而施洋死后动静就大了。仅在汉口，就有数千人力车夫跪地叩首痛哭，整个武汉三镇“万口齐声哭，哭声直遏八荒外”。这一悲壮场景实乃“烈士之死重于山岳；正气所在炳若日星”。
蹑足拾阶再上，陵园的最高处就是施洋墓。盈盈绿草披满坟冢。墓旁伫立的参天古树在溟濛中肃然挺拔，像是忠厚的守墓人。我将一束鲜花轻轻地摆放在了坟前。
春去岁月淡如云。能不忆先生？
我真正认知施洋是在书中。
对于一个出身于没落中的书香世家孩子来讲，家风好学使施洋从小得益。几经读书后，1915年，已经26岁的他从竹山县麻家渡徒步走了半个多月到武昌求学，并顺利考入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科。施洋开始接触到西方社会的民主与法制思想，并接受了资本主义文化洗礼。面对华夏疮痍，这位从至今还是鄂西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小伙子从此视野大开，懂得了救国救民必先改革政治体制、推行民主法制的道理。
1917年毕业后，他怀揣着写有“甲等第一”评语的本科毕业文凭，试图在武汉大展宏图。两年后，他先是顺利拿下律师证，后又拔得头筹，当上了武汉律师公会副会长，还被聘为湖北法政讲习所兼职教授，专讲深奥的比较宪法。无怪乎一些法学鸿儒发出“此人乃中国法学界跃出的一条强龙”的惊叹。
这位“留着一撇小胡子”的一介书生，在武汉的8年中，曾担任过28个工会的法律顾问。生活虽说不算富裕，但凭体面的职业，也有着“头戴红顶瓜皮帽，身穿缎子马褂，脚穿黑漆皮鞋”，带块怀表的潇洒。他“一年下来至少也能挣得1000多块大洋”，本不需为稻粱虑，一个人的收入足以养活妻子、女儿、弟弟和佣人等五六口人，过着安逸日子。
可这位不安分的知识分子却偏偏愿和穷苦的工人们摽在一起，而且对他们诚笃不二。武汉三镇，不管哪个厂的工人受了欺凌，只要到了“施洋律师事务所”，他们心里就踏实多了。
这位仗义的“劳工律师”也因此汗青留名。国运沉沦之时，方显无畏无惧之勇。
替工人说话办事施洋比什么都上心，成天东奔西忙乐此不疲，甚至贴上自己的大洋。我在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写的回忆录里见到这样一段记述：
1921年11月底，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为反对老板加租，发生同盟罢工运动。为了应对与老板的谈判，工人们找到施洋，希望他能代表劳方与资方谈判。在谈到律师费时，工人们提出是否能打个半价。施洋笑着说，我们这些穷人联合起来，把那些有钱有势的杂种们搞一下，也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不用提费用，这样的事就是贴几个钱，我施洋也不在乎。九天后，在施洋的帮助下，人力车工人罢工取得胜利。老板不但取消加租，而且还不得不增加职工福利，承担罢工期间工人们的经济损失。
施洋对工人阶级的笃厚和对工运事业的竭诚让那些劳苦大众视若为宝，拿他当“自己的亲兄弟”，以至“劳动界倚之为保姆，视之为明星”。
包惠僧回忆说，1922年5月1日，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一大清早，施洋就来到了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会所。他拿出100块大洋，让人去面包房定制6000份面包，而且叮嘱：“把每个面包都印上‘劳工神圣’四个字，让车夫工友们感受到昔日做牛马，今日做主人欢庆自己节日的喜悦。”100块大洋可不是个小数呀，足够当时一个车夫挣一年的。难怪本该家境殷实的施洋，在临牺牲前写给妻子的信中说自己已是“床头金尽，柜无半斗存粮”。
我在施洋1923年2月10日在狱中写给妻子的信中还看到这样一段话：
你问我：“你一个有名的律师为啥还这么穷？”我说：“挣了一些钱都接济穷苦工人、车马夫们了。”你不仅没有恼怒，而且望着我发出会心的笑：“应该这样。”
眼看中国尚在黑暗专制的地狱中，我无法躲进黑暗的小阁楼谋自己的一己之福利，我无法平静安分地做一个职业律师，我希望借民主、法制的宝剑削平这不平的世道，虽败犹荣，虽死无憾。
铿锵之语，落地有声。
千万别为施洋的所为感到疑惑、不解。1922年6月18日，当项英和许白昊介绍他入党时，这位铮铮铁汉在自己那份3000多字的入党申请书上写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愿为工人运动，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乃至牺牲宝贵的生命”，这就是最好的注解。
1923年2月4日，铁肩担道义的施洋在当时亚洲最大最先进的京汉火车站，参与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2月7日，惨案发生。当晚，施洋被捕入狱。
满口春秋大义的吴佩孚3年前还曾慕名约见过施洋，并亲手送他一部美国《华盛顿法典》，发誓和他“共同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然而，正是这位曾靠给人家算命糊口的“蓬莱秀才”，在施洋被捕的七天后，又亲手给湖北督军肖耀南下发了将其秘杀的急电。
吴佩孚其阴险丑恶由此无所遁形。当年《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一文，将其斥为“工人阶级的敌人”。
施洋34载生命的终结曾在65年前为毛泽东下述观点提供过这样一个佐证：
“施洋同志的牺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是最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
毛泽东下过这样的定论：“施洋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光辉旗帜。”
施洋在中国工运史上可圈可点的并不在于他的业务学识和口若悬河的辩才，而是他树立了把争取工人合法权益的斗争与推翻旧社会最终实现工人阶级利益的革命有机结合、从而把工人自发斗争转变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自觉革命的典范。
施洋恐怕没听说过当今“维权”一词。但他在党的引导下懂得“为劳工伸张正义”。他不为金钱所动，不计较个人得失。当工人们需要他的时候，从来都是“颇尽赞襄之力”，挺身而出。他在为英烟公司女工与资方谈判时，用高超的谈判技巧和准确的语言表达，运用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斗争原则，取得了工人斗争的胜利，打击了中外资本家的嚣张。用今天的话说，他是维权先锋。
其实，这位从山沟走出来的青年原本“木讷寡言，内向孤独”，但当他与工人打成一片后，通过经常到各工人俱乐部讲演，其说理“更加简明，更加透彻，更加精辟，更具有雄辩的冲击力”。他的“磁性讲演”不仅“深深吸引工人们的心”，而且往往搅得听者沸反盈天，甚至“连维持秩序的警察都流下了眼泪”。在武汉，当时不少大学生还将他的讲演辞收录下来，作为自己练习讲演的范本。
时光倏逝，一晃80年过去了。
在武汉，我还特意到汉口寻找那名垂青史的“后花楼街皮业巷五号”。它是施洋在武汉生活工作的惟一栖息地。“五四”运动那年，施洋就是在这儿开张挂牌，办起律师事务所并从此与工人和工会结下不解之缘的。
然而我失望了。这条始建于20世纪初，因周围建筑多有雕花图案而得名的后花楼街，早已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声灰飞烟灭。这条昔日繁华且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老街，如今北面已是一座座高耸气派的商厦；南面则或是断垣残壁的破屋，或是待拆待建的老房。一街之隔，反差之大如巨人与侏儒。
一位在这条街住了53年的老者告诉我：“施洋律师事务所早就拆了，它原来就在那。”我顺他的手指方向看去，一座华丽的影城映入眼帘。
施洋久居的陋室随着钢铁铲车消失了，他那未曾华盖盈门却聚拢人心的旧址随尘而去。施洋律师事务所虽然消失了，但我想，他那“秉承孟子民本思想并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民公仆思想”和“一刻没有脱离过群众，一刻没有忘记过自己使命”的秉性和胸襟永远会留在人们心中。旧迹已悄然作别，但它在中国工运史上却留下黄钟般曼声回响。
施洋简介
施洋(1889～1923年)，原名吉超，号万里，字伯高。湖北省竹山县麻家渡镇双桂村人。
为寻求革命真理，1914年考入湖北警察学校，期满毕业。次年，又考入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本科学习法律，被广大工人称为“劳工律师”。
1921年1月，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时，被聘为法律顾问。这期间他组织领导汉阳钢铁厂、英美烟厂等企业工人罢工并取得胜利。1921年12月1日，汉口车行老板勾结租界当局，随意提高人力车租金，遭到工人的反对。第二天，施洋和林育南根据党的指示，组织“汉口人力车夫同业工会”，指挥数千车夫罢工7天，获得完全胜利。
1922年6月，施洋经许白昊、项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9日，粤汉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岳州站由郭亮领导，武昌徐家棚站由林育南、施洋领导，罢工17天，以反动当局被迫同意工会所提条件而获全胜。9月23日，施洋到上海参加全国司法会议，会议期间，他见到孙中山并与之对政治问题交换看法，赞同孙中山的民主革命。10月10日，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成立，他担任该会的法律顾问，凡工人在法律上的有关事务，他都负责处理。
1923年1月，汉口英国烟厂因无故开除女工而引起工人罢工，施洋挺身为工人说理，向英国资本家作斗争。由于有施洋的正确领导，使前后30多天的罢工斗争以英方资本家同意接受工人所提条件而胜利告终。
在武汉领导工人罢工斗争的同时，施洋同项英、林育南、张浩等积极投入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并率湖北工会代表团出席2月1日在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后，施洋积极参与其组织、领导工作。
2月7日晚，施洋被军阀肖耀南逮捕下狱。
2月15日清晨，在洪山脚下英勇就义。
刑场上，他慷慨激昂，面对刽子手大声疾呼：“我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些起来，把军阀、官僚、资本家和你们这般替他们作走狗的人，一起都食肉寝皮.”我不怕人，不怕事，不怕死，堂堂正正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万个施洋!”4月5日，清明节。
一个生者对逝者祭奠的日子。
这天，我专程从北京赶到了武汉，为的是要祭奠一位长眠在洪山南麓的旷世英烈，追思怕是已被大多年长者所淡忘，被大多年轻人所陌生的工运先驱———施洋。
早上8点多一下火车，我就打车直奔洪山。
施洋烈士陵园建在武昌郁郁葱葱的洪山南麓，占地28亩，是在1953年建成的。后来经过几次维修扩建，如今成了全国重点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陵园内苍松翠柏，庄严肃穆。陵园大门前的施洋雕像稍被风化，但其眼眸依旧透着刚毅和决然。雕像下定格当年“二七”大罢工的浮雕穿越时空，把82年前的那场悲壮再现人们眼前。
怀着敬仰和久慕，我从陵园山脚拾阶而上。无意中，数了一下脚下的台阶。第一层27阶，第二层27阶，第三层还是27阶。哦，我明白了，这是设计者的匠心，脚下的花岗岩石阶在向人昭示：这是“二七”回顾地，是“二七”惨案中54位烈士之一的施先生安魂处。
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叫《风暴》。那是1959年由金山导演的一部反映“二七”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彩色故事片。正是看了这部影片，我从小就知道施洋的名字。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曾在武汉工作过5年，可从没听谁提起过施洋，更不知道武昌洪山有个施洋墓。
也难怪，那是一个风云诡谲的动乱年代，谁还提及他。
我来到“施洋烈士纪念碑”前时，恰巧碰到华中师范大学的十几位学生也来祭奠施洋。施洋曾在华中师大的前身，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就读过。在这些“师弟师妹”们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生如春花，灿烂无比；死如秋叶，静美异常”。
我记得这是泰戈尔的诗句。以此送施洋，似乎太浪漫了。施洋一生灿烂无比没错，但并非“死如秋叶”。秋叶落地无声，而施洋死后动静就大了。仅在汉口，就有数千人力车夫跪地叩首痛哭，整个武汉三镇“万口齐声哭，哭声直遏八荒外”。这一悲壮场景实乃“烈士之死重于山岳；正气所在炳若日星”。
蹑足拾阶再上，陵园的最高处就是施洋墓。盈盈绿草披满坟冢。墓旁伫立的参天古树在溟濛中肃然挺拔，像是忠厚的守墓人。我将一束鲜花轻轻地摆放在了坟前。
春去岁月淡如云。能不忆先生？
我真正认知施洋是在书中。
对于一个出身于没落中的书香世家孩子来讲，家风好学使施洋从小得益。几经读书后，1915年，已经26岁的他从竹山县麻家渡徒步走了半个多月到武昌求学，并顺利考入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科。施洋开始接触到西方社会的民主与法制思想，并接受了资本主义文化洗礼。面对华夏疮痍，这位从至今还是鄂西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小伙子从此视野大开，懂得了救国救民必先改革政治体制、推行民主法制的道理。
1917年毕业后，他怀揣着写有“甲等第一”评语的本科毕业文凭，试图在武汉大展宏图。两年后，他先是顺利拿下律师证，后又拔得头筹，当上了武汉律师公会副会长，还被聘为湖北法政讲习所兼职教授，专讲深奥的比较宪法。无怪乎一些法学鸿儒发出“此人乃中国法学界跃出的一条强龙”的惊叹。
这位“留着一撇小胡子”的一介书生，在武汉的8年中，曾担任过28个工会的法律顾问。生活虽说不算富裕，但凭体面的职业，也有着“头戴红顶瓜皮帽，身穿缎子马褂，脚穿黑漆皮鞋”，带块怀表的潇洒。他“一年下来至少也能挣得1000多块大洋”，本不需为稻粱虑，一个人的收入足以养活妻子、女儿、弟弟和佣人等五六口人，过着安逸日子。
可这位不安分的知识分子却偏偏愿和穷苦的工人们摽在一起，而且对他们诚笃不二。武汉三镇，不管哪个厂的工人受了欺凌，只要到了“施洋律师事务所”，他们心里就踏实多了。
这位仗义的“劳工律师”也因此汗青留名。国运沉沦之时，方显无畏无惧之勇。
替工人说话办事施洋比什么都上心，成天东奔西忙乐此不疲，甚至贴上自己的大洋。我在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写的回忆录里见到这样一段记述：
1921年11月底，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为反对老板加租，发生同盟罢工运动。为了应对与老板的谈判，工人们找到施洋，希望他能代表劳方与资方谈判。在谈到律师费时，工人们提出是否能打个半价。施洋笑着说，我们这些穷人联合起来，把那些有钱有势的杂种们搞一下，也是一个大快人心的事。不用提费用，这样的事就是贴几个钱，我施洋也不在乎。九天后，在施洋的帮助下，人力车工人罢工取得胜利。老板不但取消加租，而且还不得不增加职工福利，承担罢工期间工人们的经济损失。
施洋对工人阶级的笃厚和对工运事业的竭诚让那些劳苦大众视若为宝，拿他当“自己的亲兄弟”，以至“劳动界倚之为保姆，视之为明星”。
包惠僧回忆说，1922年5月1日，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一大清早，施洋就来到了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会所。他拿出100块大洋，让人去面包房定制6000份面包，而且叮嘱：“把每个面包都印上‘劳工神圣’四个字，让车夫工友们感受到昔日做牛马，今日做主人欢庆自己节日的喜悦。”100块大洋可不是个小数呀，足够当时一个车夫挣一年的。难怪本该家境殷实的施洋，在临牺牲前写给妻子的信中说自己已是“床头金尽，柜无半斗存粮”。
我在施洋1923年2月10日在狱中写给妻子的信中还看到这样一段话：
你问我：“你一个有名的律师为啥还这么穷？”我说：“挣了一些钱都接济穷苦工人、车马夫们了。”你不仅没有恼怒，而且望着我发出会心的笑：“应该这样。”
眼看中国尚在黑暗专制的地狱中，我无法躲进黑暗的小阁楼谋自己的一己之福利，我无法平静安分地做一个职业律师，我希望借民主、法制的宝剑削平这不平的世道，虽败犹荣，虽死无憾。
铿锵之语，落地有声。
千万别为施洋的所为感到疑惑、不解。1922年6月18日，当项英和许白昊介绍他入党时，这位铮铮铁汉在自己那份3000多字的入党申请书上写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愿为工人运动，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一切乃至牺牲宝贵的生命”，这就是最好的注解。
1923年2月4日，铁肩担道义的施洋在当时亚洲最大最先进的京汉火车站，参与和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2月7日，惨案发生。当晚，施洋被捕入狱。
满口春秋大义的吴佩孚3年前还曾慕名约见过施洋，并亲手送他一部美国《华盛顿法典》，发誓和他“共同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然而，正是这位曾靠给人家算命糊口的“蓬莱秀才”，在施洋被捕的七天后，又亲手给湖北督军肖耀南下发了将其秘杀的急电。
吴佩孚其阴险丑恶由此无所遁形。当年《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一文，将其斥为“工人阶级的敌人”。
施洋34载生命的终结曾在65年前为毛泽东下述观点提供过这样一个佐证：
“施洋同志的牺牲，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是最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
毛泽东下过这样的定论：“施洋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光辉旗帜。”
施洋在中国工运史上可圈可点的并不在于他的业务学识和口若悬河的辩才，而是他树立了把争取工人合法权益的斗争与推翻旧社会最终实现工人阶级利益的革命有机结合、从而把工人自发斗争转变为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自觉革命的典范。
施洋恐怕没听说过当今“维权”一词。但他在党的引导下懂得“为劳工伸张正义”。他不为金钱所动，不计较个人得失。当工人们需要他的时候，从来都是“颇尽赞襄之力”，挺身而出。他在为英烟公司女工与资方谈判时，用高超的谈判技巧和准确的语言表达，运用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斗争原则，取得了工人斗争的胜利，打击了中外资本家的嚣张。用今天的话说，他是维权先锋。
其实，这位从山沟走出来的青年原本“木讷寡言，内向孤独”，但当他与工人打成一片后，通过经常到各工人俱乐部讲演，其说理“更加简明，更加透彻，更加精辟，更具有雄辩的冲击力”。他的“磁性讲演”不仅“深深吸引工人们的心”，而且往往搅得听者沸反盈天，甚至“连维持秩序的警察都流下了眼泪”。在武汉，当时不少大学生还将他的讲演辞收录下来，作为自己练习讲演的范本。
时光倏逝，一晃80年过去了。
在武汉，我还特意到汉口寻找那名垂青史的“后花楼街皮业巷五号”。它是施洋在武汉生活工作的惟一栖息地。“五四”运动那年，施洋就是在这儿开张挂牌，办起律师事务所并从此与工人和工会结下不解之缘的。
然而我失望了。这条始建于20世纪初，因周围建筑多有雕花图案而得名的后花楼街，早已随着推土机的轰鸣声灰飞烟灭。这条昔日繁华且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老街，如今北面已是一座座高耸气派的商厦；南面则或是断垣残壁的破屋，或是待拆待建的老房。一街之隔，反差之大如巨人与侏儒。
一位在这条街住了53年的老者告诉我：“施洋律师事务所早就拆了，它原来就在那。”我顺他的手指方向看去，一座华丽的影城映入眼帘。
施洋久居的陋室随着钢铁铲车消失了，他那未曾华盖盈门却聚拢人心的旧址随尘而去。施洋律师事务所虽然消失了，但我想，他那“秉承孟子民本思想并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民公仆思想”和“一刻没有脱离过群众，一刻没有忘记过自己使命”的秉性和胸襟永远会留在人们心中。旧迹已悄然作别，但它在中国工运史上却留下黄钟般曼声回响。
施洋简介
施洋(1889～1923年)，原名吉超，号万里，字伯高。湖北省竹山县麻家渡镇双桂村人。
为寻求革命真理，1914年考入湖北警察学校，期满毕业。次年，又考入湖北私立法政专门学校本科学习法律，被广大工人称为“劳工律师”。
1921年1月，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成立时，被聘为法律顾问。这期间他组织领导汉阳钢铁厂、英美烟厂等企业工人罢工并取得胜利。1921年12月1日，汉口车行老板勾结租界当局，随意提高人力车租金，遭到工人的反对。第二天，施洋和林育南根据党的指示，组织“汉口人力车夫同业工会”，指挥数千车夫罢工7天，获得完全胜利。
1922年6月，施洋经许白昊、项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9日，粤汉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岳州站由郭亮领导，武昌徐家棚站由林育南、施洋领导，罢工17天，以反动当局被迫同意工会所提条件而获全胜。9月23日，施洋到上海参加全国司法会议，会议期间，他见到孙中山并与之对政治问题交换看法，赞同孙中山的民主革命。10月10日，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成立，他担任该会的法律顾问，凡工人在法律上的有关事务，他都负责处理。
1923年1月，汉口英国烟厂因无故开除女工而引起工人罢工，施洋挺身为工人说理，向英国资本家作斗争。由于有施洋的正确领导，使前后30多天的罢工斗争以英方资本家同意接受工人所提条件而胜利告终。
在武汉领导工人罢工斗争的同时，施洋同项英、林育南、张浩等积极投入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并率湖北工会代表团出席2月1日在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后，施洋积极参与其组织、领导工作。
2月7日晚，施洋被军阀肖耀南逮捕下狱。
2月15日清晨，在洪山脚下英勇就义。
刑场上，他慷慨激昂，面对刽子手大声疾呼：“我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些起来，把军阀、官僚、资本家和你们这般替他们作走狗的人，一起都食肉寝皮.”我不怕人，不怕事，不怕死，堂堂正正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万个施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