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派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

张辉:反对派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未来
"左派"（或左翼）、"右派"（或右翼）来自法语。史学界普遍认为"左派"和"右派"这一对词语诞生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 在1791年的制宪会议上辩论时，拥护激进革命的人恰好坐在议会的左边，而主张温和的保守派(立宪派)恰好坐在主持人右边，于是，人们习惯上将革命的一派称为"左派"，反对革命的一派称为"右派"。
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为这个运动一直在运动中，并成为国际政治运动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在这个运动所影响下，左派在世人的心目中一直是倾向社会变革与革命的派别，而右派是指思想落后于实际，不能随变化了的情况前进，企图开历史倒车的思想和行为。在政治上往往表现为或是反动的，投降的或是悲观的、保守的。
苏联和东欧巨变前后，自由民主运动在趋进，共产主义运动在退潮，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这些概念在很多场合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共产极权国家和其他独裁国家里，左派成了顽固坚持独裁的思想派别，右派成了力求自由、民主和宪政的思想派别。这里面就揭示了一个道理：当社会越来越右倾的时候，真理就越来越靠左边了，坚持真理的人就成为了左派；当社会越来越左倾的时候，真理就越来越靠右边了，坚持真理的人就成了右派。
根据后极权方面的理论，后极权时代的特征是：一方面， 统治效力日益下降，统治者在合法性危机中要拼命挣扎，为了维持，抛弃了一切主义的光环，根本没有原则可言；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精神已经具有「犬儒化」特征，没有信仰，言行背离，心口不一。很明显，当局统治下的中国就处于这样一个后极权时代，统治者一会一套理论，尽管三言两语，却想发挥拆东墙补西墙的神奇功效。这些理论既不符合传统的共产主义理论，也不符合现代自由民主的宪政思想，完全是特色极权的特色发挥。那么，中国就出现了和传统不相符合的左派和右派，左派倾向保守，右派倾向激进；那么，中国就出现了不同凡响的自由派，这些自由派通常被人们归为右派。
在公民社会里，自由派一般被称为中间派，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但是在后极权的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被民间称为右派，被当局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那么在大陆当局眼中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那些具有传统的共产思想的人，或者是用新思想伪装起来的共产分子。那么，当局又是什么派呢？当局根本就没有派，你叫它啥派，就算啥派。当局就是独裁者，为了独裁，它没有什么底线。对后极权时代的臣民来说，真理就是淫液，舒服了就是真理；对后极权时代的统治者来说，真理就是屁股，坐稳了，就是真理。
于是，不管你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你影响了龙椅的稳定，一概都是反动派。于是，中共左派领袖邓力群虽然两度差点就做了总书记，但就是因为没做得了，所以想倾家荡产办份杂志都不被允许。于是，民间左派分子周群先生博客搞到那里就被封到那里。于是右派，也就是自由派，因言获罪更成常例。于是，保钓分子爱国也不可得。于是，愤青只能奉旨爱国。于是，当局之外，除了奉旨爱国愤青，全成了反对派。于是，想做一个真正的公民而不可得的人，全成了反对派。
在公民社会与独裁社会的冲突中，统治者的词汇里只有空洞的"人民"和"群众"，你看那些领袖在镜头上吹牛的时候，哪里敢把"公民"一词经常挂在嘴上？不敢啊！统治者不希望人们拥有任何权利，他们需要的是顺从的奴隶，而不是渴望自由的人——现代公民。鲁迅是现代愤青的鼻祖，但鲁迅是反专制的，也是反奴性的，而现代愤青则不然，现代愤青遭受统治者凌辱的同时，与统治者沆瀣一气，喜欢在专制与奴性中分一杯羹。于是，在公民社会与独裁社会的冲突中，反对派与独裁者的冲突成了一种形式，反对派对愤青的挽救和冲突成了另一种形式。
王明，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他曾经是著名的《八一宣言》的执笔人，在中共内讧中被边缘化以后，他依然可以存在。不仅他如此，中共右派也有合法存在的先例。尤其是苏共左派和右派甚至曾经有过长期并存的历史，其他共产党历史更是如此。但是，后极权时代的现在就不一样了，除了独裁者，谁也不能做为派别合法地存在，一切妨害独裁的派别都是异端，都在监视与处置之列。于是，在经历了苦痛以后的左派和右派，他们都说：我也看不惯那种用一个思想，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来剥夺人民自由，禁锢人民思想的做法，他们都赞同"和谐社会是建立在公平公正与民主法治的基础上的，不是建立在少数权贵为所欲为和多数百姓遭压制的基础上"的说法。于是，左派和右派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反对派。于是，两种反对派都在崛起之中，都是未来公民社会主要的政治基础。
有时候左派分子攻击右派分子，认为对方一旦上台，就会形成另一种独裁，同样，右派分子也这样攻击左派分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局和愤青乐乐然昭告：你们谁上台都会比现在更糟糕，你们谁上台社会都会更乱。于是，人们就以为，象中国这样的传统专制国家注定走不出独裁的怪圈，很难迈向宪政国家与公民社会。在这里，很多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世界潮流，就是以自由、民主和宪政为特征的公民社会正在全世界形成的这样一个潮流。在这样一个潮流下，独裁政权只要出现变局，任何一种政治势力都不可能抛开公民力量所形成的反对派而形成新的独裁。政治变局的结局只有一个：以中国的方式走向公民社会。
中国走向公民社会，不能指望统治者良心发现，也不能指望"稳定"前行，必须依靠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其中反对派的振作是最重要的和最关键的。中国的变局有一种可能是政变，有一种可能是街头运动中反对派取得政权，还有一种可能是反对派振作以后与当局形成妥协，从而开辟走向公民社会的道路。说一千，道一万，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反对派通过某种方式振作，这个太重要了。在反对派振作起来之前，大陆政局很难有大的变动的。苏东巨变，里面就有成熟的反对派成熟在先。中国的反对派还需要振作才行，离开这个，谈宪政，谈公民社会，都太困难了。如果利益集团内部发生较量，也会开启宪政，只要出现变局，没有一种力量能独立地站住脚，要想站住脚就要和各种力量妥协对话。只要妥协对话的机制一出来，宪政和公民社会就算是来了，可是这里还是一个反对派振作的问题，你自己不振作，没人会找你对话，这就是政治。
1979年中共党内和民间都有人存有幻想，或者叫错觉，以为当局能自行推广民主。1989年还有人在为民主运动据理力争。现在是大不一样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位一体的权贵阶层已经形成，当局内部也已有共识，利益是大家的，民主了则什么特殊利益都没有了。有良心和有才干的人都在提拔时被过滤了，上层，其实没政治能人，也没经济能人和文化能人，都是在那里瞎凑合，靠惯性。当局现行的体制改革，表面上还在宣扬，其实已经很多年没有实质的进展。体制本身，已经成了一个硬邦邦的乌龟壳子。越僵化的体制，越容易出现不可预测的变局，越独裁的政权，越难以琢磨其后果。乌龟壳子捂得越紧，缺口有时候也越容易出现，现在的体制只要打开一点缺口，它就完蛋了，这个很多明智人士都能看得出来。
独裁者的利益只在独裁，独裁者的利益也在全球化里面，这是全球化强加个独裁者的。全球化，这个东西要深入思考。独裁加全球化，独裁就会改变一些方式，有时候就会有一些伪装。但是独裁本身是全球化的敌人，这样一来，全球化的经济和文化都会成为反对派的同盟军。反过来，也只有反对派的强大，才有可能使当局认识清楚全球化的大趋势。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要全球化，人类的文明和价值也要全球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就是大趋势。
独裁在坚持，反对也应该坚持，这里面就凸显了反对派的责任。独裁坚持到一定程度，随着危机的逐步降临，它总有一天顶不住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甚至自然灾害带来的危机，它们都有可能顶不住。既然独裁当局随时都有可能顶不住压力，所以目前应该做的是压力的积累，以使反对派更加成熟。在后极权时代，反对派表面上是少数派，其实随时都有可能转化成多数派，现代愤青一类人，不管谁能占领主流言论渠道，他们都觉得有道理。所以反对派没什么理亏的，应该挺起腰板，振作起来，通过自我的振作和强大促使公民觉悟逐渐启蒙和公民力量的逐渐崛起，时刻准备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2008.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