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与发展

作者：杜智涛   分类：科技与社会研究     浏览：380次   回复：0次  
发表时间：2009-09-29 11:11:00

杜智涛        

摘  要：中国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地质学的发展也孕育其中。本文以“器物（技术）层、思想层、制度层”这一西学东渐发展进程为脉络，论述了中国近代地质学从矿考技术的需要发端，到与中国近代民主、科学思潮交融而共同推进社会革命的发展，再到学科体制化的建立这一历史过程。

关键词：西学东渐；中国地质学

        中国近代地质学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孕育和发展，在风云变换的社会变革中，与科学、民主思想水乳交融，共同发展，顺利完成了引进、传播、发展与深化等一系列过程。了解我国地质学在这一时期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背景对于地质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特征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在西学东渐中产生与发展，从16世纪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一批西方传教士载着三棱镜、自鸣钟、望远镜等西洋器物、肩负着传播《圣经》福音的重任陆续踏上天朝国土，到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叩响天朝国门；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肇始，到维新变法和改良主义思潮的兴起；从辛亥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推进，到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广泛传播；从留洋运动与新学教育体制的发展，到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的初创，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在充满坎坷的斗争中步履蹒跚地走完了近代化的历程。西学东渐的过程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1）科学技术发展的特殊性。按照当代学者的观点，现代科学技术至少包含三个层次：一是思想层，即科学活动得以产生和发展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因素等；二是器物（技术）层，即作为既定知识或作为物化的科学成果；三是制度层，即产生上述成果的一整套科学建制，它牵涉到一些相关的社会支持系统。近代欧洲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从思想层的变革而引发起器物（技术）层及制度层的变革，比如近代欧洲由牛顿、康德、黑格尔等引起了哲学思想的大变革，进而产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科学发现，形成了一系列的科学成果，最终推动了科学的体制化建设，奠定了现代科学发展的基础。然而中国的近代科学的发展是沿着器物（技术）层的需要开始发育，由此触及思想层和制度层的变革。（2）科学技术交流的特殊性。一是由被动接受到主动求知，近代西学东渐是在西方列强推行其殖民政策下进行的，因此中国人最先对西学的接受是被动的；此后，一批有识之士为争取民族生存，方才开始主动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二是中学与西学产生了明显的势差，西方文明以资本主义文明为先导，总体上处于一种较高的势能。三是中西文化的交流在不断斗争中融合与发展。由对西学的强硬排斥，过渡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学互补的态势，其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兴起，中学与西学进一步交融。中国近代地质学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发育，沿着“器物（技术）层—思想层—制度层”这一西学东渐的脉落发展，从矿产考察的需要从西方引入，然后与科学、民主革命思想水乳交融，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变革中完善了自身学科的发展，最终初步形成体制化。二、矿考技术催生中国近代地质事业中国近代的地质学是伴随着现代矿业在我国的建立而兴起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出于矿产资源掠夺的需要，在中国开发矿山、修筑铁路、设立工厂、办理航运，随着这些实业的开展，对矿产资源的考察与勘探首当其冲，由此引发了中国地质学的开端。这一时期，许多外国人在中国做了地质调查工作，特别是德国人李希霍芬两次来华考察，归著《中国》一书并附地文、地质图集，于1877年开始在德国分卷出版，一时震动海外，书中描述中国矿产资源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金球用千年有余等，引起西方列强垂涎觊觎。1895年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开始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他国援用，开始名正言顺的掠夺中国的矿产。^（1）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考察与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求富”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康有为疾呼：“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十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2）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3）。因此，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求富主要活动这一。矿业的发展需要相应的科技理论知识，这一时期相关理论知识的传播主要是靠译书，官方与民间成立了许多的翻译机构，如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出现了华蘅芳、徐寿、李善兰等一批翻译学者；译著颇丰，其中最著名的是华蘅芳分别于1872、1873年翻译的两本地质学书：《金石识别》和《地学浅说》，由此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同时，著书立说也是传播西方科学科技理论的途径，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是英国人慕维廉于1853年写的《地理全志》，这实际上是一本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在这本书中第一使使用了“地质”这一概念。中国人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质《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书 名 译、编、著者 出版机构 出版年 地理全志 [英]慕维廉 墨海书馆 1853 金石识别 [美]J.D.丹纳著； [美]玛高温口述；华蘅芳笔录 江南制造总局 1872 地浅浅释 [英]赖尔著；[美]玛高温口述；华蘅芳笔录 江南制造总局 1873 求矿指南 [英]安德逊著； [英]付兰雅口述；潘松笔录 江南制造总局 1899 新式矿物学 留日学生译 教科书译辑社（日本） 1902 矿物学（一册） 杜亚泉编 商务印书馆 1902 相地探金石法 [英]噶尔勃特中喀格司著； 王汝马冉  译 江南制造总局 1903 金石略辨 [英]付兰雅著 益智书会 1903 矿物学问题 [日]富山房著；范迪吉译 会文学社[日本] 1903 矿物学新书 [日]富山房著；范迪吉译 会文学社[日本] 1903 中国地质略论 周树人著 浙江潮[J]第8期 1903

 洋务派西学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是选派留洋学生。1847年，洋务派官员容闳创议派留学生出国。1870年，清政府正式设“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至1876年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学采矿的有25人，鲁迅是其中之一；学地质的有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他们以后都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却奠定了中国近代化的基础，特别是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的运动，为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和物质基础。三、地质学精神与科学思潮地质学所体现的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对中国的科学思想的革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一传入中国，就与科学、民主、爱国的品质相依存。首先，地质学精神冲击了中国传统封建思想，为近代科学思潮的兴起扫清了道路。中国传统思想追求天、地、人三者和谐，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往往与天地等自然现象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敬天法祖成为封建伦理纲常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观念成为中国近代变革和民族进步的巨大阻力。地质学的精神是一种科学的精神，其调查的实证主义精神、唯物的自然观、辩证而系统的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不变，道亦不变”等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地质学以其揭示天、地、生的变化，向人们阐明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月日蚀地震，雷鸣星变，皆天地自然之功用，其中有一定之法，初无所谓妖异也。”^（4）这种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使人们开始怀疑过去一成不变的旧礼教，用一种唯物的自然观去审视世界，使人们久被压抑和禁锢的思想得到了启蒙。其次，地质学给中国的变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武器，它让正在寻找真理救国的维新志士得到了新的武装。甲午战争以后，社会的全面变革已提到了议事日程，而地质学说成为人们倡言变法的有力根据。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在接触到近代地质学知识时，自觉耳目一新，内心大受震动，近代地质学成为他的重要“新识”之一。他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向学生讲授地球及其远古动植物的演化，指出自然界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规律。他在给学生所列的西学必读书目中,《地学浅释》成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康有为在一系列的上皇帝书中,也多次引用地质学知识，以论证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梁启超用地质学知识来说明中国进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896年8月9日，他发表《变法通议》，其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引用了地质学的知识：“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 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 ^（5）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派名士的思想也深受近代地质学的影响。谭嗣同深为感慨地说:“今有所谓地学者,考察僵石,得其生物,因知洪荒以上寒暑燥湿之异候,山海水陆之改形,百昌万汇,亲上亲下,飞蠕动之殊状,冰期火期之变,石刀铜刀之奇,可得而据者,仅乃地面之四十里深,则已不胜,其时代之渺远,而罄竹千亩,不足书纪矣。即其所及知,以究天地生物之序,盖莫先螺蛤之属,而鱼属次之,蛇龟之属又次之,鸟兽又次之,而人其最后焉者也。”^（6）。唐才常认为:“自兽类以下之石层,绝无人迹,惟有兽类迹而上,及于地面之浮沙土石中,始有人迹可考。则知人在万物中,其生最后,而其性又最灵,地学家谓世界生人。”^{（7）,他大声疾呼:“大地之运,先起者蹶,后起者胜,错综参伍,莫知其由,又安能以千万年皇王之国,四百兆轩辕之种,庞然自大,以为言种者奚为挈徒犬羊之族类相等伦耶?”（8）在他看来,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沿革,犹如地层上的生物之变化,后胜于先。近代地质科学的发展,地层时代的划分和古生物的研究成果,成为达尔文进化论确立的重要依据。严复译的《天演论》——这部与地质学有着密切关系的著作，使进化论得以较为全面地传播于中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振聋发聩，使中国民风为之一变。《天演论》一出版便风行全国，使众多知识分子深受启发。}据此第三，地质学精神为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兴起提供了动力。20世纪初赴日、法留洋的学生中涌现出了不少杰出的革命家，他们把革命、爱国、科学、民主精神结合起来，推动了中国近代革命的进程，其中学地质的有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他们都接受了孙中山的民主主义思想，将地质学的精神与社会革命相结合，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形成了以地质学精神为支撑的科学与民主运动的主力军。20世纪20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科学与民主成为革命主题，地质学中蕴涵的科学精神成为这场思想革命的有力武器。1923年，民主政体主义者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人生观”演讲，指出，科学在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上无能为力，由此引发了“科学人生观”的大讨论。地质学家丁文江作为反对派中的舵手，坚决予以反击，指出科学不但能够应用于人生观，而且坚信中国的出路在于以科学理性的方法来研究中国问题。这场关于科学的争论渐渐变成了一场哲学的论战，并且由此引起了人们对“唯物史观”——这一指导中国迈向新纪元的理论的关注。四、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体制化科学的体制化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交流、有效的控制、系统的培训和丰富的资源,使科学研究的效率大大提高。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体制化有三个方面：地质学会的兴起、地质学机构的建立、地质学教育的发展。按照科学体制化的“自立性、适应性和广泛性”这三个标准^（9），这一时期，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体制化。一是地质学会的兴起。中国最早的地学团体是“中国地学会”，由张相文于1909年在天津创办。该会主要学术活动是出版《地学杂志》，从1910年至1937年间，共出181期，发表1600多篇文章。虽然该会的研究重点侧重于地理学，兼及地质学，但在1912年以前是宣传地质学的一个主要阵地。此外还有一个外国人办的学术团体：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Society（英国亚洲文会华北分会），它于1859年成立于上海，同时出版会志，发表中国古生物与地层论文。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这是中国地质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学会成立时有会员26人，其中3人为外国会员，分别是安特生（瑞典）、葛利普（美）、麦纳尔（美，女）；中国会员中14人是地质研究所与北大的毕业生，即中国自己培养的毕业生。创立初年即出版《中国地质学会会志》（英文），重点报导中国地质界的研究成果；1936年起，《会志》面向国际学术交流，另外出版《地质论评》（中文），面向国内读者。学会的一项重要建设是筹集基金、建立图书馆。同时，学会设立了科学奖：如1925个设立的葛利普奖章；1930年设立的赵亚普研究补助；1936年设立的丁文江纪念奖；1940年设立的学生奖学金；1945年设立的许德佑纪念资金；1945年设立的陈康奖学金；1945年设立的马以思奖学金。学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国际学术交流，至新中国成立前共参加国际地质大会6次，共提交论26篇。^（10）地质学会的建立为中国地质学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1949年前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教育机构   名 称 成立时间 地点 地质调查研究机构 中央地质调查所 1913 北京 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 1928 上海 河南地质调查所于 1923 开封 湖南地质调查所 1927 长沙 两广地质调查所 1927 广州 江西地质调查所 1928 南昌 贵州地质调查所 1935 贵阳 四川地质调查所 1937 重庆 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1932 四川北碚 地质教育机构 地质研究所 1913 北京 北京大学地质系 1918 北京 清华大学地质系 1927 北京 南京大学地质系 1927 南京 中山大学地质系 1924 广州 西北大学地质地理系 1939 西安 台湾大学地质系 1945 台北 重庆大学地质系 1936 重庆 山东大学矿物系 1946   北洋大学地质系 1947 天津

二是地质机构的建立。机构实体的出现结束了自由式的科学研究方式，从体制上保证了地质学者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的条件。新中国成立前，全国性的地质机构有两 个：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是中国科学界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科研机构之一。它的建制过程不但是中国近代地质学建制化的一个缩影，而且是中国近代科学建制化的代表之一。^（11）1912 年在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设立的地质科，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以“地质”命名的机构实体，章鸿钊任科长。1912 年4 月实业部分为工商部和农林部。矿务司地质科隶属于工商部，并改由丁文江任科长。第二年，地质科正式改名为“工商部地质调查所”。中国的第一个近代地质研究机构，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政治体制的频繁更迭使这一机构几易其名。1914 年工商部与农林部合并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改隶农商部，更名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16 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改名为“地质调查局”。同年10 月地质调查局又改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0 年地质调查所由农商部矿政司划归农商部直辖。1930 年农矿部与工商部合并为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又称为“实业部地质调查所”。1938 年实业部与相关机构合并改组为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又定名为“经济部地质调查所”。1941 年地质调查所更名为“中央地质调查所”。该机构出版《中国古生物志》（四种）、《中国矿产志略》、《中国矿业纪要》、《地质汇报》、《地质专报》（三种）、《地震汇报》、《土壤专报》等书刊。其中“北京人”的发现及一百多册《中国古生物志》受到国际地质界的重视。1928年，李四光于上海组织建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该所是一支学有专长的科研力量，对区测填图、资源调查做的较少，但对地质理论研究颇丰，出版有中、西文集刊、甲、乙种期刊。与此同时，各地方调查所也纷纷成立，为地质工作做了大量贡献.三是地质学教育的发展。中国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总之1912年前，地质教育虽有萌芽，但成绩寥寥。地质学教育的真正起步是地质研究所的创立。1913年，丁文江在章鸿钊的支持下创立了地质研究所这个专科学校，由从比利时归国的翁文灏专职任教，兼职教员11人。招收中学毕业生和同等学历学生，学制三年，共招收学生30名，结业22人，其中14人充实到地质调查所工作。这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地质人材，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地质学发展中的中坚。结业时，学校将学员实习报告综合成册出版，题名《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北修业记》，这是中国人自己调查的区域地质专著。与时同时，各大学的地质教育也纷纷展开。总体来说，1912年至1949年这37年中，地质教育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地域分布也趋于平衡，东、西、南、北大致都有了地质教育活动的中心，并培养了一批地质人材，但由于旧中国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地质教育极不稳定，困难重重，这一时期的学科建设也极为不完善，但这毕竟为以后新中国的地质学建设起到了“知识积累”作用^（12），这是学科发展中非常必要的。这期间培养出的地质专业学生约400多人，从事地质工作的也不过200余人，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地质教育得到了飞速发展。      总之，西学东渐时期是中国迈向近代化过程的重要时期，其发展是按照器物（技术）层、思想层、制度层这个过程推进的。中国地质学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完善发展起来，起于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矿产掠夺的物质利益需要，以唯物的自然观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进民主、科学思想的发展，又以体制化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地质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它的发展带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并一直根植于社会发展的洪流中。 参 考 文 献 1.    陶世龙.中国地质事业之开端. 地质学史论丛(二). 地质出版社，北京：1989年11月第1版，第5页2.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 据《康有为诗文选》第1版，427—42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3.    李鸿章，李文忠公文集. 第24卷，第20页4.    王子贤，王恒礼. 简明地质学史. 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第一版，第206页5.    梁启超. 变法通议. 自序，据《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一版，第3页6.    谭嗣同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第131页7.    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第103页8.    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第103—104页9.    刘爱玲.科学社会学导论.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武汉：2002年8月第1 版，第66页10. 王子贤，王恒礼. 简明地质学史. 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第一版，第233页11. 张九辰.中国近代地质学学术建制研究.科学学研究[J].2003年12月，第21卷，第6期，第596页12. 王方正等. 创新:学科建设的灵魂.科技进步与对策[J]，2000年第17卷，第7 期，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