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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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东渐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过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西学东渐并不始于清末。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就曾东来,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世界地理知识、域外文明知识以及诸多西洋器物,对于中国知识界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场持续一百多年的西学东渐并未引起中国文化的重大变革。其原因甚为复杂,最重要的是,那时欧洲还是工业革命前夜和工业革命的初期阶段,欧洲各国的殖民扩张虽扩展到了中国周边地区,并对中国东南沿海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但对于幅员辽阔、文明较为发达的中国并未从总体上构成致命的威胁,故西学对于中国社会的冲击仍然有限,中国社会依然在原有的轨道上缓慢运行。
因为对于来自西方的威胁缺乏真实的感觉和预见,学术界虽承认并采纳西人天文、算学的成就,但国人的华夏中心观并未受到冲击,传教士带来的关于域外文明的知识被认为是不足为信的海外奇谈,而西洋器物不过是富贵人家的奢侈品,并未引发人们对于器物背后的文明的关注。从利玛窦东来到清廷禁教,一百多年中,只有西人东来,并不见朝廷派人到西方学习,也没有任何一位精通西方文字的学者,所以当禁教后,传教士东来渐次减少,西学东渐之途径亦渐次中断,而那时正时欧洲突飞猛进的时期。另一方面,那时西学东渐的主体基本是传教士,其目的在传教,介绍西学不过是要显其独得之学,以冲击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从而吸引信徒,但因此引起天主教与儒教、佛教等本土宗教的冲突,这影响了西学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当局对于西学采取的“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实用主义的态度,也影响了知识界对于西学的全面了解,知识界长期认为西学只有天文、算学、天主教和“奇技淫巧”,至于道德教化则远逊中华。
19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学再次东来,传播主体依然是传教士,传播的主要内容是域外史地知识、某些西方科技进展以及宗教等,但他们主要在域外和沿海活动,且有关作品文字不甚雅驯,难入士大夫之眼;同时中国知识界关注的依然是传统学术和事务,对于西方仍缺少关注的动力,故此期的西学于中国知识界主流并未发生多少影响。另一方面,中外贸易虽有一定的进展,但贸易的中介主要是十三行的行商以及通事,他们对于西方以及西方文明甚少了解,不足以承担西学输入的任务。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揭开了新的一幕,西学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大体而言鸦片战争之后的西学东渐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西学输入的主体前后有变化,戊戌维新前,国人虽逐渐关注“洋务”、“西学”,也派遣了留学生和驻外使领,但西学的主要来源还是来华西人,尤其是传教士。戊戌后,国人逐渐取代西人成为西学传播的主体。
第二,对于西学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起初是认识到西人有“船坚炮利”的长技,后来认识到此类长技基于度数、格致之学,然后认识到西人于长技、格致之学外,尚有政教。国人对于西人格致、政教的认识也有逐渐深入的过程。
第三,西学东渐的进程与对外战争失败以及民族危机的加深有紧密关联。对外战争每失败一次,对西学的认识亦深化一次,引进西学的热情亦高一度,引进的内容也深入一层。
引入西学是为挽救民族危机、实现富强,这是近代中国西学输入最突出的特点。正因此,故无论是洋务时期的近代军事技术的引进,还是戊戌维新、预备立宪、辛亥革命对近代政治体制的引进,根本都是把西学看作是“富强”之术,于军事技术背后的近代科学,于民主政治背后的政治理念,均没有及时发现。同时,因为西学与代表西学的列强交混在一起,故一方面对于列强的强横深感痛恨,引发了相当一些人对于西学的排斥;另一方面又因为挽救民族危机的需要,被迫采西方的富强之术,国人先是陷于“仁义”与“富强”的二难选择,后则因“仁义不敌富强”的残酷事实,放弃以“仁义”为“文明”的评判标准,而以“富强”为“文明”。所以近代中国之输入西学,一方面是被迫的,是三心二意的,而不是全心全意的;另一方面又是为挽救民族危机而输入的,故是功利的,相当时期中对于西学缺乏总体的、深入的体认。
近代西学输入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除了体现在近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引进之外,有几点特别重要。一是传统的华夏中心观逐渐崩溃,国人渐知域外有文明;二是传统的重道轻艺的观念受到怀疑、否定,科学技术逐渐获得承认,并由技进而为学;三是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逐渐被抛弃,重商思潮和工商立国观念逐渐确立;四是西方近代政治理念的输入造成中国政治的重大变化,专制体制逐渐受到怀疑,政治民主化逐渐成为有识之士的追求。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2010年0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