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玲：“善”者俞可平

王世玲：“善”者俞可平

　　每到上午十点，北京商业繁华地西单的一条僻静胡同里，一座6层高的楼下小院内，就会出现数十位伴着广播声做操的身影。当天气明媚时，暖暖的阳光会照在这些“老中青”学者们脸上。

　　对于周围胡同里的“大爷大妈”们来说，并不能准确理解小院门口的牌匾的真正含义。作为成立于1953年的中央直属部级单位，“中央编译局”，这个专业从事马列著作编译和理论研究的部门。离他们的柴米油盐还很远。

　　1988年，当来自浙江诸暨的29岁的政治学博士迈进这个小院时，俞可平或许没有想到他的人生将在这里展开。

　　诸暨是古越文化发源地之一，意即天下诸侯驻留议事之所。增量民主、全球化、治理与善冶、公民社会、公平与正义等等，这些在中国政治学界创新词汇，是数十年后俞可平著述中的关键词。

　　“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非常优秀，非常聪明，那么我提一个小小的建议：你最好去做一名学者。为什么呢？你想想，现在是民主政治，你官再大，再聪明，你的权力也是受到制约的。但是如果你成为一位学者，你的潜力就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在跟浙江大学学生座谈时，俞可平如是说。

　　显然，俞可平心中有更大愿景。

　　善写——主流体系中寻找突破口，与善说——话语分寸精妙拿捏，成就了俞既作为学者的责任理想，又作为官员的政治智慧。

　　俞可平的“民主论”

　　“有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对中国政治未来的分析是决定性。对三个问题的回答，没有人比俞可平更为明晰。”美国汉弥尔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李成这样说。

　　李成教授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分别是“首先，中国领导人寻求政治改革的动力是什么？其次，有哪些因素或障碍阻止他们这样做？第三，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方略才能克服这些障碍？”

　　李成做出如下判断时，俞可平成为“公众人物”已过了2年多——2006年，一篇近似“白话”的1900多字的民主论，引发了国内外学界激烈争论、舆论广泛关注。

　　这篇事后被广为传播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用通俗的语言，回答了植根于许多中国国民心中一个深深的疑虑：为什么民主有益于中国？

　　“对于正在经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和经济转型的中国，俞的文章所引发的关于民主的价值的公共讨论十分必要。如果民主将会导致混乱，甚至国家的解体，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就没有理由去追求它。”李成说。

　　但就是这篇看似点拨“常识”的小品文，引发了学术界激烈讨论。有学者从历史和政治学角度出发，给出了不同意见包括民主局限性、忽视了法治和现实条件等，并提出“民主迷信论”的质疑。

　　该文引发的争议的当时，俞可平并给出应答。在“沉默”半年多后，即2007年3月，俞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采访时，做出了回应。

　　“我是一名政治学研究者，从获得政治学博士至今已近20年。我并不比别人聪明，当然也不觉得比常人愚笨多少。因专业使然，关于民主， 我读过不少书，做过深入思考……对拙文的少数质疑，我在从前的文章多有论及。如我认为法治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要素，中国的民主必然有自己的特色，民主不是单纯的选举等等。至于说我的文章‘没有注意到民主的局限性’， 更无须我多说。只要看了文章就知道，通篇都在比较民主的优点与不足，有近一半的篇幅是讲民主局限性的。”

　　显然，俞只是想表达类似温斯顿·丘吉尔著名的评论：“民主是所有被尝试过的政府形式中最不坏的一种。”也就是说，俞可平承认民主可能引发很多潜在的问题，但坚持认为民主在中国是可行的。

　　相比论证民主共识，对俞和持有相同观点的学者来说，更大的学术挑战是，如何提出一个“适应”于中国的民主概念和民主进程，而使政治和社会成本最小。

　　俞也有了充分的理论准备：称这条道路为“增量民主”。

　　“增量民主”是俞可平提出的一个有关民主的新概念。它有别于渐进民主。“渐进民主”强调的是过程，“增量民主”强调的是目标和后果；“渐进民主”强调过程的渐进性和缓慢性，而“增量民主”则在强调改革进程平稳性的同时，也强调必要时的突破性改革。鼓励“动态稳定”而不是绝对的“静态稳定”。

　　在俞可平看来，“增量民主”意味着要有坚实的经济、政治存量基础；要建立起政治和法律的框架。具体路径上是，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基层民主向高层民主推进、由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人民在政治选择方面的自由程度将逐渐提高）。

　　对于民主运行的理解，俞可平还有一个精妙的比喻，即“民主是一个陀螺：它只有像陀螺那样运转起来才有意义。” “不转动的‘死’陀螺就一点也不好玩。”

　　给政府评奖

　　俞可平不仅通过20多年的研究，尝试搭建起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体系。更试图在实践层面推动“善政”与“善治”。

　　他找到了一个杠杆：以民间非营利性组织的形式给政府评奖。

　　这一奖项由俞可平所在的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和俞在2003年北京大学设立的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以及俞的老朋友王长江教授所在研究机构——中央党校世界政党研究中心联合发起。

　　“在现有体制下，地方创新和试验不容易。”担任过该奖项三届选拔委员会委员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吴青对记者表示，“现在口号多，实际动作少。评奖标准之一是要看政策法规方面的制度建设。”

　　显然，俞和他的研究团队，想通过评奖方式，在操作层面上推动地方政府创新。

　　“促使政府更多地关注民意，是一种导向。”王长江如此理解政府创新奖的作用，“它致力于营造一种氛围，降低了地方政府创新改革的风险。”

　　10年间，地方政府创新奖举办了五届。先后有1500多个省、市、县、乡镇等地方政府参与了申报，范围覆盖了中国大陆的所有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其中有50个项目获得优胜奖，113个项目获得入围奖。

　　获奖项目的内容不仅涉及到依法行政、责任政府、行政效率、公共服务、环境保护、扶贫济困、社会管理等政府公共性改革，而且还广泛地涉及到民主选举、政治参与、政务公开、干部选拔、权力监督、立法改革、司法改革、决策改革等政治体制改革。

　　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空间中，政治创新的标准还未有定论。因而，评奖者的另一个目的是“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为确立科学的政绩观提供智力支持。”

　　此外，俞和他的研究团队更想通过评奖这一平台，深入到具体地方基层，细细缕析当下中国政府创新图景：谁在创新？创新者的心态是什么？创新的动力是什么？阻碍和阻力在哪里？创新是否有区域特点？创新是否和经济水平相关？

　　事实上，只有摸清了目前地方政府创新的生态图，学者们才能开出更符合中国国情、社会和政治成本最小的创新“药方”。

　　“我们把113个获奖项目做了定量研究，想预测未来中国政府创新可能会出现哪些趋势？”与俞共事17年的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也是这个研究团队的核心专家，通过10年的观察和调研，他试图拿出分析文本。

　　按何增科的分析，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可以分为，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四大类。这四大类里分成七个子类，一共是二十八个子类。

　　他给出了一系列“十年”的判断：十年里，政治改革和行政改革类的政府创新数量总体上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而同一个时期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的政府创新则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政治改革类的政府创新中，过去十年间，经历了一个从民主选举类的政府创新向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等后选举创新的转变的趋势。

　　行政改革明显变化是，从强调改善监管，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向依法行政，行政问责，绩效管理转变；

　　在公共服务类创新中，扶贫济困的，特殊人群的保护的公共服务的创新项目经历了一个从高到低的变化过程。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这三类的公共服务的创新项目则经历了逐步递增过程。

　　还有，过去十年间，社区管理，社区组织管理，信访体制改革日益增强。社会治安管理创新成为新的活跃点；在各类政府创新主体中，党政、行政机关、人大是十分活跃的团体，而司法机关和政协在发挥自身的作用方面仍然很弱；政府创新主体的行政区划有逐步上升的趋势，但目前县和地级市仍然是最活跃，最重要的主体。

　　区域分布上，东部沿海地区各类创新都很活跃，保持遥遥领先的地位。

　　1500多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显然是活生生“镜像”。点评“地方政府创新”的十年，也给俞可平所在的团队带来了丰厚的研究成果：共举办九届中国政府创新论坛；出版了五次研究报告；连续两年发布政府创新蓝皮书；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开拓了中国政府创新网站。

　　有了这些案例，俞也让国际社会对中国有了更新认识。作为政府创新国际网络的重要成员，中国政府创新奖评选研究团队共有100多人次参加有关国际论坛和学术交流。获奖项目参加了联合国组织的全球政府创新论坛。

　　中国式智库

　　初看中央编译局，以为是一家翻译出版机构，而最后一字——“局”，彰示着其身份特征。

　　内部架构上，中央编译局除了设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部、中央文献翻译部等翻译部门之外，还有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马列主义文献信息部。

　　从这些名称上可以看出，相比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中央编译局作为智库，主要集中在理论前沿，即提供“立国”和“建国”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基础。

　　“社科院等机构，研究范围广泛，包括经济、法制、社会、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一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专家分析，而中央编译局主要承接“政治”范畴的研究任务。比如，“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

　　另外，该机构的研究范围还会涉及到“政治哲学”前沿领域，比如“幸福”。

　　除理论外，该机构也提供对策研究，当然这些对策仍集中在政治学范畴中。如政治改革、基层治理、公民社会、社会创新、政府创新等。

　　尽管具备中国高层智库身份的研究机构有几家，但中央编译局有着明显的特征。即其拥有一大批高级翻译、研究和编辑人员，能够接触到很多普通学者不能接触到的国外文献，在外语优势基础上，能迅速传递国外理论发展动态。

　　一言以蔽之，“思接千载，视通万里”。

　　如中央编译局曾组织过中美学者对话，对12位美国学者的遴选标准是“影响中国关系”。在闭门对话中，中美学者无所不谈，甚至直言敏感话题。

　　又如，今年年底举行的“政治哲学家高层论坛”，有诸多重量级参会者，包括美国著名政治学专家、兰德公司顾问弗朗西斯·福山。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央编译局尽管在关注的内容上颇有政治形态特征，但学者们眼界并非“锁定”，反而具有放眼世界的眼光。

　　“我们既不是大学，也不是政府机构，介于中间。”俞可平如是理解。

　　1988年，也就是俞可平调入的那一年，中央编译局的马列主义研究室改名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该所承担过中共高层交办的许多研究课题，如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设计、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创新研究、体制转型时期的社会稳定问题等，为高层决策提供了很多的政情信息和理论支持。

　　1994年，俞可平以访问学者身份应邀前往美国杜克大学做学术研究；1995年4月至1996年1月，应邀赴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任客座教授，讲授现代化的进程等课程，在国际学术界赢得盛誉。

　　2002年11月，俞写的《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一书，引起中外学者和中国高层的关注。

　　2007年4月，俞接受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邀请，参加了“中国政治前景变化”研讨会，引起美国主流学者的关注，更成为美国媒体追逐采访的焦点人物。

　　在俞可平逐渐崭露时，不同的评价也随之出现。鉴于俞的身份——“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部分高校政治学学者或学生间，不乏对俞可平保持“一定距离”者。

　　但也有部分宪政学者把俞可平归纳为“体制内改良派”。毕竟，对于政治学专家而言，发掘现实问题不难，难在于如何找准突破口，用最小的社会和政治成本，推动实质性的进步。